第4章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是就社会革命而言的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各国同时胜利论”，人们经常引以为据的，是下面的几段话。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

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在回答第19个问题即“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2]

要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各国同时发生”的提法，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他们在这些地方所说的“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的含义。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上文引用的那段话的后面说：“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在回答第18个问题即“这个革命的进程将是怎样的”问题时，从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一直谈到消灭私有制。他们在以《共产主义原理》为基础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同时，马克思在《论波兰问题》的演说中说：“共产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阶级的差别。”[4]可见，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包括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且包括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而他们认为的包括共产主义经济变革在内的社会革命，是实现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生产，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逐渐消亡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

要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各国同时发生”的提法，其次需要搞清楚的是，他们在这些地方所说的“同时发生”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建立起来，资本主义越过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形成了世界体系，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事变的影响，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了依存关系；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世界性的至少是所有文明国家内的两大对抗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斗争。这种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性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共同性，决定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国际性。正如恩格斯于1847年11月指出的：“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5]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各先进国家的共产主义变革将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内“发生”。尽管无产阶级革命在各国的发动有早有迟，在各国的发展有快有慢，但革命最终必然是“同时胜利”。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实现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变革；共产主义的变革只有在至少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掌握政权以后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至少是各主要国家的变革都完成以后才能得到保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各国“同时发生”的提法，依笔者看来，不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各国“同时发动”的意思，而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各国“同时胜利”的意思。

马克思、恩格斯是以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为出发点，来论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这一问题的。他们认为，要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即全人类的解放，必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胜利的世界性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性。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6]1850年，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只有在“欧洲的舞台”上，“才能够实现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7]1893年，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一封信中也指出：“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8]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依靠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只有欧洲各国的革命，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要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必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这就不仅需要欧洲各国工人的联合行动，而且需要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能是全球性的胜利。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即完成共产主义的各项变革；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即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从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意义上讲，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在全世界的“同时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也必须是在各国“同时胜利”，各国无产阶级必须同时掌握政权。恰恰相反，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特别是欧洲革命爆发以后，虽然他们也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强调各国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再也没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各国“同时发生”之类的提法。他们更加重视的是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重视的是各国争取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这就是说，他们主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各国同时胜利”，但并不否认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一国首先胜利”。

即使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将在各国“同时发生”的观点时，他们也并未否认一国无产阶级能够首先夺取政权。就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共产主义革命将在英、美、法、德“同时发生”这句话的后面，紧接着说：“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指出：“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在解放自己，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并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9]这就是说，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和实现有快有慢，各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或早或迟；英国将先于德国和其他欧美国家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英、法等国的工人阶级将先于世界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获得解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共产主义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欧美各主要国家，更不是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同时胜利”的。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联合行动”和“共同努力”之类的提法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说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采取“联合的行动”，另一方面又说：“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10]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在说“只有在欧洲的舞台上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这句话之后，紧接着说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世界性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国际性，但绝不是否定无产阶级在一国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绝不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各国同时胜利论”，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规律，因而在19世纪是正确的；但是到了20世纪，到了资本主义衰落时期即帝国主义时代，历史条件改变了，因而他们的理论就变得“不合时宜”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代，都是正确的。他们的这一理论，反映了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规律，因而适用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代，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各国同时胜利论”是就政治革命而言的；有人甚至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同时发生”和“同时胜利”的“客观依据”，这是不对的。前文已经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各国同时胜利论”是就社会革命而言的；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些“客观依据”是否成立。

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各国同时胜利”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发现也不可能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确，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作为规律提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他们在许多场合曾多次指出过这种不平衡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么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11]后来，恩格斯又指出：法国工业的发展落后于德国，德国从1860年以来进步迅速，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12]在恩格斯看来，法、德、美等国在发展速度上大大超过了英国，而德、美两国的进步比法国更为迅速。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通过分析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得出了德国可能先于英法等国首先夺取革命胜利的结论。他指出，正是因为法国工业的发展落后于德国，所以法国的工人运动已不能同德国的工人运动相比；法国无产阶级还远没有成熟到夺取政权的程度，而德国社会党人10年内就要取得政权。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列宁是把发展不平衡规律作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看待的，认为“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所以，他认为从发展不平衡这个规律中得出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的结论，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在被人们作为主张“一国首先胜利”的证据经常引用的那段著名论断的后面，列宁指出：“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承认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他说得完全正确。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13]在列宁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跟自己一样，都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国或几国内首先取得胜利。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观点“完全正确”；因此，他向来没有认为自己用“一国首先胜利”的新结论“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过时”的旧观点。

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各国同时胜利”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向一致，走上了社会历史的同一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样，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会同时成熟，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同时发生、同时胜利的可能性。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更加趋向一致，而且它们仍然处于同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但是，为什么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不会同时成熟？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具有同时发生、同时胜利的可能性呢？

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各国同时胜利”的理由，是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的国际化，已经把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欧北美各国彼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一个国家发生的事变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中去，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必然波及另一些国家，影响他国的革命。诚然，恩格斯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恩格斯说这类话的意思，是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完成包括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和旧的社会分工等一系列任务的“共产主义革命”，必须依靠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几个主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单靠一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是不行的。这绝不等于否定一国可能首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取得胜利。笔者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是准确的。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水平比过去更高了，资本的国际化程度比过去更高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欧北美各国彼此之间的联系比过去更加紧密。但是，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个国家发生的事变不能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中去？为什么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不能必然波及另一些国家，影响他国的革命，从而导致“同时发生”和“同时胜利”呢？可见，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承认它的成立，就等于宣布列宁社会主义胜利理论的塌台！

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各国同时胜利”的理由，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一国的资产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他们既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又受国际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无产阶级不仅要消灭本国资产阶级，而且要消灭国际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单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发动革命，往往会因遭到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而失败。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同时发生、同时胜利，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一国的资产阶级仍然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国的无产阶级仍然是既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又受国际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不仅要消灭本国资产阶级，而且要消灭国际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单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发动革命，也会遭到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既然上述一切历史条件都未改变，那么，为什么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就只能在各国同时发生、同时胜利，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就能够在一国首先发生、首先胜利呢？至于有人将巴黎公社的失败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各国资产阶级能够采取联合行动把单独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镇压下去的例证，也是没有说服力的。且不说巴黎公社只是一个城市的起义，且不说公社并未同任何外国军队作过战，即使把它看作一个国家的革命，即使把梯也尔军队在俾斯麦政府支持下的镇压算作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也不足为据。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各国资产阶级也是能够采取联合行动来镇压一个国家的革命的。十月革命胜利后，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妄图扼杀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但是，帝国主义的这场残酷围剿遭到了彻底失败，苏维埃政权却得以生存下来。可见，遭到各国联合镇压的一国革命未必失败。因此，单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发动革命，往往会遭到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绝不能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各国同时胜利论”的理由。当然，各国资产阶级采取联合行动把单独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镇压下去的事实是有的，然而，这些事实却偏偏出现在帝国主义时代。1918年的芬兰革命和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被国际帝国主义联合绞杀了，这又怎样解释呢？

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但这个国家的革命会因遭到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而失败；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世界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但这个国家的革命可能取得胜利。且不说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英国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英国工人阶级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分沾过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利益而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法、德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四肢”国家将先于英国发生革命；且不说列宁在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时，曾设想将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是西欧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落后的俄国面临的任务，不过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单就这一点来讲，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容易被不发达的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镇压下去，而一个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却能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取得胜利，就已经令人费解了。

二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革命“一国胜利”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各国同时胜利论”，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意义上的“各国同时胜利论”，并不否认一国的无产阶级可能首先夺取政权。确切些说，马克思、恩格斯具有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一国首先胜利”的思想。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重心转移的论述中，就包含了“一国首先胜利”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起初认为英国已经具备了建立新社会的物质前提，预言英国即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在世界上最先取得胜利。1847年，马克思指出：“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英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的国家。因此，英国无产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14]同时，恩格斯也指出：“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将进行首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促使民主主义获得胜利，欧洲各国求得解放。”[15]1848年，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指出：英国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充分发展和极端尖锐的国家。“先于其他任何国家解决问题和消灭矛盾是英国的使命。”[16]

但是，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以后，欧洲革命的重心移到了法国。1852年，恩格斯指出：“决定性的斗争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在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给周围各国以有力推动的国家。”[17]1871年3月18日，法国首都爆发工人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马克思说：“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18]他认为，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公社如果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就有可能取得胜利；他把公社的失败，归咎于公社领袖们的“过分老实”和“仁慈”。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革命的重心又移到了德国。1874年，恩格斯指出：“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运动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19]1891年，恩格斯估计：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在1898年前后就能取得政权。[20]1892年，恩格斯又指出：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德国可能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21]

与此相反，这个时期的恩格斯，对英、法等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近期胜利却不抱什么希望。1885年，恩格斯指出：“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22]1892年，恩格斯指出：“在法国，我们的人远没有成熟到夺取政权的程度。”[23]1893年，恩格斯又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一封信中说：“当你离开英国和它的分散孤独的工人阶级，当你多年来从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听到的只是一些无谓的争吵和谩骂，而今来到讲德语的人们中间，看到目标一致、组织极好、热情洋溢以及由必胜信心产生的无穷尽的幽默时，你不能不深深感动并说：工人运动的重心就在这里。”[24]在晚年的恩格斯看来，英、法、意、美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与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重心转移的论述，关于英国能够“先于其他任何国家解决问题和消灭矛盾”，巴黎公社作为“第一个工人政府”和“新社会的光辉先驱”有可能取得胜利，德国可能“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等论述，不是充分地证明他们具有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思想吗？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思想中，也包含了“一国首先胜利”思想。

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明确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们指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25]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争得领导权并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逐个推翻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统治，即及时地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直到夺得国家政权，在一国内不间断地进行革命。

第二，争取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内的胜利发展到在世界一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胜利，使这一个国家内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发展到这一些国家内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为止，在全世界不间断地进行革命。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就已经设想了一条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再到几国胜利直至全世界胜利的基本道路，并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各国“同时胜利”。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英、美等国工人阶级将采取不同于法、德等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设想，恩格斯关于德国革命将通过不同于法国革命的道路取得胜利的设想，是他们否定“各国同时胜利论”的一个佐证。

1872年，马克思指出：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有个别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为了最终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26]1886年，恩格斯也指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27]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突破。1887年，他指出：由于德国与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不同，德国工业发展的水平较低，所以德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将有别于法国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最后攻克首都和其他大城市。[28]1894年，他又指出：德国“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29]

显然，渐进性的和平革命与突发性的暴力革命，不可能同时发生，也不可能同时胜利；先夺取首都和中心城市，后将革命扩展到全国各地的革命，与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最后攻克首都和中心城市的革命，不可能同时发生，也不可能同时胜利。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各国同时胜利论”的。

第四，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的观点，是他否定“各国同时胜利论”的又一个佐证。

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说：“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30]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发生战争的。既然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是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还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因而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同时胜利”。

1891年10月，恩格斯在致倍倍尔和左尔格的几封信中指出：当德国受到东方和西方的侵犯时，德国无产阶级必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设法采取一切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战争，把俄国人和法国资产阶级及其他同盟者驱逐出去。[31]

如果说，恩格斯在1882年给考茨基的信中所说的“自卫战争”，指的是“欧洲和北美”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进行的自卫战争，因而并未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话，那么，恩格斯在1891年给倍倍尔和左尔格的几封信中，却认为社会主义的德国有可能单独进行反对俄法新联盟及其同盟者的自卫战争，因而也就否认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胜利”。

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各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程度。这就要求各国无产阶级积极争取掌握政权，由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然后在共同胜利的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和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巴黎公社革命发生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指出：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32]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变革的完成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和几个不同的斗争阶段。但是，无产阶级在一国或几国掌握政权，首先开始这一变革，就可以向着解放自己和解放人类的最终目标大步迈进。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需要一切国家，至少几个主要国家的联合行动才能实现，但绝不是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必须同时掌握政权，必须同时开始社会主义变革。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又如何理解他所说的“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有人将这些话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各国同时胜利论”的证据，这是不妥当的。实际上，恩格斯在这些地方所说的意思，也只是要保证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则必须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联合奋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能是全球性的胜利。这些话绝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一国首先胜利思想”的证据。众所周知，列宁在1915—1916年就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但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甚至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他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少需要几个最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1919年，列宁指出：“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只有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33]1921年，列宁又指出：“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工人在国际范围内也必须共同行动起来。……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34]这些话与恩格斯的那些话是何等相似啊！难道我们能够根据列宁讲过这些话而断定他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甚至国内战争结束后仍然坚持“各国同时胜利论”而否定“一国首先胜利论”吗？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需要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几个主要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但是，一国可以首先取得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恩格斯在“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这句话的后面，紧接着说：“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同样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35]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这一整段话，准确无误地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基本观点。

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大发达国家首先开始革命的思想

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笔者认为，这同用“各国同时胜利论”来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一样，也是没有准确地反映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36]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透彻分析得出结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将强大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所不能适应的程度。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容纳不下它本身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而成为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障碍和桎梏；这时，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发生了。他们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造成的；但是，这并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即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却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可能导致矛盾激化。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激烈程度，并不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正比。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37]他们认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如英、法的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同样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专制制度下的德国，比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高的民主制度下的英国，这种矛盾更容易激化，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客观条件。

具体地说，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发生，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而这种阶级斗争激化的原因，却不一定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1848年欧洲革命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测英国将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指出，英国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充分发展和矛盾极端尖锐的国家。因此，英国将先于其他任何国家解决问题和消灭矛盾。大家知道，虽然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生产力也不是很发达，根本不能与当今世界上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日本）相比，甚至不能与当初发生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相比。

更为重要的是，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英国在一个时期内将不会发生革命了。相反，1858年，马克思指出，欧洲大陆上即将发生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当时欧洲大陆各国，都没有完成工业革命，都还是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占优势的国家，生产力不能说是发达的。但是，起初在法国，后来在德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却十分激烈。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曾预言过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人们在谈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革命客观条件的认识时，往往忽视了他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阶级斗争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在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完成以后却平稳下来的思想。1892年，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也是随着1850年开始的大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38]还在1884年，恩格斯就对德国和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对比分析。他指出：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一般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10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大工业竞争。以家庭工业为辅助的小农经济的存在，使得资本家可以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以保持住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资本家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榨取。无产阶级的处境更加悲惨。同时，由于整个德国都卷入社会革命，大工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使小农被拉入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恩格斯的结论是：“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特别促进我们事业的胜利。”[39]他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的大工业还处在发展时期，德国的工业落后，所以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特别促进革命的胜利。当然，他并不认为英、法两国再不会有革命了，但是，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1887年，恩格斯还指出：德国的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农民经济转化为大农业和小地产转化为大农场的变革，不一定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确切些说，不可能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因为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实现这样的变革，势必引起千百万被断绝生计的农民“英勇援助”的无产阶级革命。[40]

可见，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出现革命形势，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来思想，至少不是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问题上的唯一的和一贯的思想。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发生，无产阶级能否夺取政权，除了看是否具有革命形势之外，还要看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准备成熟看作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的主要标志，一是先进思想的武装，二是先进政党的领导。但是，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有可能比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更早地产生先进思想和先进政党。19世纪40年代，在经济比英、法都落后的德国，却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继而，在60年代末，德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之所以认为德国工人运动处于欧洲工人运动的前列，德国在“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时，就“一定会开始攻击”[41]，并可能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就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比英、法工人阶级更懂得科学社会主义，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有着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革命纲领。

总之，经济不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具有革命形势和本身准备成熟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争取夺得国家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是由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不大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出发，来论述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机器大工业，是社会化大生产；创造巨大的生产力，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他们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2]。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如何获取这个物质条件呢？的确，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过，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夺得了国家政权，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过渡时期以后，就可能实现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需要的生产力，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出来；否则，就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说过，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当然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要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在人民群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取得胜利。恩格斯则说：“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43]甚至可以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生产力，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全部创造出来；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需要完成一个发展和扩大生产力的艰巨任务，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向纯粹社会主义过渡的纯粹资本主义。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不可能创造立即消灭阶级和私有制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共产主义者将通过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才能达到消灭阶级和私有制的社会制度。

那么，不大发达国家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呢？通过什么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呢？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是，不大发达国家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这个过渡不能是全面的和直接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但是，又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在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44]不大发达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变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分别有步骤地去进行。对于大土地占有者和工厂主，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权力以后，就应该“干脆地”实行剥夺，变资本主义农场为公有农场，变资本主义工厂为国有企业。但是，对待农民不能采用暴力去剥夺。1875年，马克思指出：在西欧大陆各国农民还占据多数，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45]1894年，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个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46]，从而使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大工业结合起来，并进一步使小农经济过渡到使用机器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变革，最终使整个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大发达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历史过程，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立即剥夺“剥夺者”，建立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然后通过长期的、耐心的工作，引导小农走合作化的道路，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一定能够达到最终目的。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需要经过几个不同阶段和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但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就可以立即开始这一变革，朝着最终目标大步迈进。

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的；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并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违背了生产力标准。这是不对的。这种观点坚持的不是生产力标准，而是庸俗经济决定论。它的错误在于：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仅仅归结为经济因素，把社会历史发展看作一个纯粹自发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根本规律。但是，他们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时，同时承认其他因素的作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不能单纯归结为生产力水平，归结为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革命的发生和社会的变革是由多种因素的合力推动的。正如恩格斯1890年9月在给布洛赫的一封信中告诫的：“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产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47]社会的变革，就是包括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等等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把革命的发生仅仅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个误解。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认为他主张一切民族都必须达到生产力极高发展的水平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对他的过多的侮辱。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通过生产力的单纯发展就能够自发实现的，而是通过人的自觉的革命活动实现的。即使到了必须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候，代表这种生产关系的反动统治阶级，也会竭力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来维护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自觉革命活动，就不可能使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如此，何况创立旨在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呢？恩格斯说过：即使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已经过期，已经达到灭亡的境地，但是如果风平气稳，没有革命冲击，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48]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要求无产阶级必须组织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独立的革命政党，就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经过英勇斗争，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笔者认为，产生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混淆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革命，当然是需要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因为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才能发展，也只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所引起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才能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因为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才能发展并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来行动，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但是，政治革命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也不需要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只要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危机为无产阶级造成革命形势，无产阶级革命就可能爆发；只要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并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团结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形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就能够在力量对比上压倒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即使在主要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国家里，也能够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即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变革在内的革命，则是与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那么，怎样才能获取这个物质条件呢？对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建立起来的观点，现在大概很少有人提出反对了；但是，至今还有人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生产力，即实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必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出来。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的，也是不符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情况的。既然经济不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具备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有可能夺取政权，那么，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就能够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打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促使生产力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从而为实现社会革命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有陷入机会主义泥潭的危险。孟什维克的“万里长城论”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根源，就在于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混为一谈，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创造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生产力的可能性，从而否定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产生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混淆了“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列宁和斯大林都曾严格区分过这两个概念。1918年1月，列宁指出：“我并不抱幻想，我知道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但如果你们说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那你们是正确的”“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产生过错觉，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是多么艰难，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而这些话绝不是空活。”[49]1928年12月，斯大林也指出：“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并废除了国家（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意味着国家的消亡）？或者，这是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有阶级、国家等存在？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既然如此，我们有没有权利把我们的共和国叫作社会主义共和国呢？当然有。这是从什么样的观点来看的呢？这是从我们决心和准备实现社会主义、消灭阶级等的观点来看的。”[50]他们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为它已经走上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可以而且必须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那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换句话说，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可以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却必须高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如果按照列宁“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和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实现意味着国家的消亡”的标准，那么，实现社会主义确实需要极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即使建成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为了不至于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这里，笔者无意谈论社会主义是否还分为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分哪些阶段这样一个并非本书要求的问题，只是想提醒人们，不要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就等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不要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因而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条件的思想。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27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9—29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5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页；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8页。

[13]《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9—9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44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148页。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3—28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5页。

[2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

[2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46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3页。

[3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180—181、185—186页。

[3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6—417页。

[33]《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页。

[34]《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31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0页。

[4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

[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

[4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635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

[49]《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272页。

[50]《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