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前期的主旋律——“文白之争”下的语文教科书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汉民族语文教育，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古代语文教育，从形态上看，是伦理、道德教育，语文教育及历史、哲学教育一体化的，因而其功能是混杂的，基本上是经学和科举的工具、附庸，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初，语文教育才成为在全国推行的学科意义上的独立学科。
（一）挣脱传统经学教育的衣钵
19世纪后期，西学东渐，影响到我国传统教育的变革。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提出“废科举，兴学校”。我国接受西方文化，取张之洞《劝学篇》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以养成忠君爱国的国民为目的。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布的学制，它对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等各科的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方法等做了原则规定，语文教科书也在这一章程的颁布下，开启了探索之路。
1.语文内容的规定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设“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字”。读经讲经科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儿童必读内容。各年级程度和字数如表1-1所示。
表1-1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读经讲经”课程设置表
初等小学堂中国文字课主要教学识字、读文、作文，以识字为教学重点。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堂设“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读经讲经科以《诗经》《书经》《易经》和《仪礼》之一篇为必读之经。各年级程度和字数如表1-2所示。
表1-2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读经讲经”课程设置表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堂中国文学课主要内容有读文、作文、写字、习官话。各年级程度如表1-3所示。
表1-3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国文学”课程设置表
《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同样设“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读经讲经”科讲读《春秋左传》《周礼》两经；“中国文学”科学五年，内容有读文、作文、习字以及“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等。
2.代表性教科书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将蒙学堂与小学堂合，分为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包含多个品类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清末商务印书馆创办初期销行甚广的小学国文教科书。
在《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中指出：
自初等小学堂至高等小学堂，计九年，为书十八册（以供七八岁之十五六岁之用）。凡关于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饮食、衣服、言语、动作、卫生、体操等）、居家（如孝敬、敬长、慈幼及洒扫、应对等）、处世（交友、待人接物及爱国等），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如天文、地理、地文、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化学及历史、政法、武备等），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如农业、工业、商业及书信、账簿、契约、钱币等），皆萃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如开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贤之嘉言懿行等），则极力表彰之；吾国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缠足、鸦片等），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
《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与《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相衔接，在“编辑大意”中，列出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编撰的要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为主。教科书内容中“详列本国要政及世界大势，以养成国民国家之思想，并多列图表，期予明了”；“采集古今中外名人事迹足为模范者，以引起国民崇拜英雄之观念”；“注重爱国、合群、进化，以养成国民立刻之思想”；“兼采农、工、商、矿等事，以养成国民实业之思想”；“兼采中外游记，以养成国民冒险之精神”。
《中学国文教科书》是我国语文教育独立设科以来作为中学堂使用的第一套正式“国文教科书”，在全书总“例言”中写道：“学生至入中学堂，多读经书。”全套书共五集，只选文言文，一年读一集。初集选清代文143篇；第二集选用明代文97篇、元代20篇、金文10篇；第三集选用五代宋文140篇（首）；第四集选用晋唐文176篇（首）；第五集选用周秦汉文130篇（首），选文约700余篇，涉及的文体达30多种，不少文体本身就是封建关系及旧伦理道德的一种反映，如墓志铭、祭文、表、疏、诔、箴铭、颂、赞、刻石、檄、诏，等等。
这一时期，当读经科从传统语文教育内分化、独立，并在中小学课程内处于至尊地位时，恰恰是它还给了国文的学科特性，使国文教育摆脱了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浓厚的儒家道德伦理教育的束缚，从异化回归了本体。国文（这时小学堂称中国文字，中学堂称中国文学）独立伊始，虽偏安一隅，但它开始了自身体系的草创和探索，无疑又给自己留下了一个自由广阔的发展空间。
总体来说，读经在20世纪初前10年是相对稳定的，但若联系语文教学来考察，又明显地表现出削弱和减退的趋向。从小学堂读经和国文科课时演变中，我们也可窥其一斑（见表1-4）。
表1-4 小学堂读经与国文科课时演变比较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语文正式脱离了经学、史学、哲学以及伦理学而走向独立，特别是设立“中国文学”科，是清末语文教育的重大改革，使语文教育逐步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学科。但是这时语文的学科构架还很模糊，仅有对“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的相关规定，教学语言及其内容仍是文言和读经。此时，人们也较少从学科本体的角度思考语文“教什么”。很明显，真正的学科体系构建尚未开始，“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中缺少现代语文的构成要素。更为重要的是，清末学科的分化与独立实际上并没有使语文教育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这是因为整个改革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进行，因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仍然是语文课程的根本目标。所谓“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又所谓“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2]。因此，就教科书内容而言，清末的语文教科书并无实质性变化。“忠君”“尊孔”“以经史之学为基”是这一时期语文教科书奉行的宗旨。
（二）勾勒现代语文课程的轮廓
民国初期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主义思想、民主自由观念、儿童本位思想、实用主义思想等不断渗透到语文教科书的指导思想之中，深刻地影响着语文课程教材内容的选择。
1.语文内容的规定
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学校令实行规则》，并在课程设置中提出设“国文”一科，指出：“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3]这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真正开始。
1920年，教育部先后通过修正《国民学校令》和《国民学校令事事细则》等，确定初等小学四年间纯用“语体文”，并正其科目为“国语”。至此，国语、国文合力构成了统一的学科框架，形成了现代语文的雏形。
1923年，推出了新学制（壬戌学制）小学国语课程标准和新学制中学国语、国文课程标准。这套课程标准明确了学科课程标准的构成要素，并用纲要的形式明确了现代语文的基本内涵。
该课程标准对各个学段的课程目的表述如下。
小学：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考，引发读书趣味，建立进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础，养成能表达己意的发表能力。
初中：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能看平易的古书，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学写文言文，兼学白话文写作），发表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
高中：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能，继续练习用文言作文。
具体来看，这三个学段主要的教学内容及过程，分别见表1-5至表1-7所示。
表1-5 1923年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各学段内容
表1-6 1923年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各学段内容
表1-7 1923年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各学段内容
续表
2.代表性教科书
为落实新学制提出的新标准，诸如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注意生活教育等，在追求言文一致的进程中，一些先行探索的中小学编行了若干教科书。
1921年出版的高等小学校学生用《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分文艺材料与实科材料两大类：文艺材料，以具有情感为主；实科材料，以收得实用智识为主。在“编辑大要”中指出：本书行文要点凡四：（1）用字不取生冷；（2）措辞造句与口语相近；（3）结构务求精警；（4）各篇体裁多方变化。1927年出版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所列“编辑大要”中表明：本书于适合儿童教育之范围内尽量提倡党义。本书极力灌输革命的与进步的思想，造就实用的与科学的技能，养成平民化与团体化的性格。本书取材注重新时代之国民性，以独立平等坚忍勇敢同情为背景，写成富于兴趣的文字。本书形式括有故事、诗歌、寓言、对话、说明语、演讲语，各种相互并用，力避呆板单调。
在中学语文教科书由文言文向白话文演进的进程中，《国语文读本》（1—6编）具有领先地位。该书由吴淞中学教员俍工、仲九编辑，是当时第一部专选中外文学名作的白话文教科书。读本中选文的作家以现代人为限。编者在编辑说明中将“国语文与文言文”相对应。全书第一、二册略注重记叙文，第三、四册略注重论说文，而各以文艺辅助；第五、六册为外国小说名作的翻译。
《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国语读本》是1925年出版的，供新学制高级中学公共必修和选修课国文教学之用。该教科书的教学目的是：弘扬民族独立的精神；培养国民文学的艺术。选文材料均从现代语体文学中选录。全书三册，共选白话文86篇。第一年注重现代中国，第二年注重现代学术思想，第三年注重现代文艺。
作为新学制的重要构成及具体体现，1923年中小学《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改革，尤其是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从根本上脱离了古代语文教育，大致勾勒出当时语文课程的总体轮廓。概言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读书致仕转向谋求个性发展。其中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以培养语言能力为主，要求教科书内容以儿童文学为中心，体现国语课程追求学生个性发展的精神。而对中学国语、国文教学目的的表述也无不体现了这一点。首先，从初中、高中两段制定目的，使教学的循序渐进有了依据。其次，纲要肯定了语体文读写训练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突出地位，为实现自由思想的发表提供了依据，体现了“谋个性之发展”的新学制思想。再次，从初中到高中，它强调了文学教育因素，既重视现代新文学，还对文法给予一定地位，充分表明新学制对学生个性发展的诸多考虑。最后，高中语文课程纲要还为不同学习方向的学生设计了不同的必修课程。虽然为必修，但对于学生而言，毕竟拥有了自主选择权利。如在文科必修课程里，有文字学、文学概论等课程。总之，语文课程内容设置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
第二，从经典教育转向生活关怀。新学制改革前，语文课程内容设置主要以经典作品教学为主，中学阶段几乎全部为文言文教学，讲解、朗读、背诵是国文教学的重点。新学制改革以后，课程内容开始趋于学生生活。它反映在新学制语文课程标准内，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1）多是童话、儿歌、谜语、故事等儿童文学体裁。（2）注重实用性，既有实用文文法的学习，又有实用文内容的学习。（3）注重儿童的生活需要，增加了读报要求等。初中语文科的内容设置发生的变化是：（1）白话文正式进入语文课程。文言、白话混合教学，在选文比例上遵守“语体文渐减，文言文渐增”原则。虽然还以文言文为主体，但明确把白话文确立为语文课程内容，是一次历史性突破，以后语文课程改革不断增加白话文比例，削弱文言文比例即基于这一历史性突破。（2）把“作文”一项分列为定期的作文、不定期的作文和笔记、定期的文法讨论、定期的演说辩论四个组成部分，在内容设置上突破了以往以写文章为要务的局限，把书面语的训练和口语训练结合起来；文法修辞讨论的写作把说话实践、课内写作和课外笔记等结合起来，与学生生活相关联，大大拓展了内容领域。在高中语文课程内容方面的主要变化，体现在突出“文学欣赏”的价值和地位上。在“文学欣赏”规定的内容中，又以“最近文字”为主，分散文、小说、戏剧、新诗四大系统，所选文章包括中外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重视中外新文学优秀作品的选读。而“古代文字”则只收入古典诗歌，从《诗经》《离骚》起，直到盛唐以后的优秀诗作。相应地，教科书改变以往多选取中国先圣先贤、学者诗人和忠君烈士等内容，注意从学生的实际生活需要出发，从适切于现实的人生需要的角度去选材，如《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编辑例言”说道：本书既为初中读本，故务求适合于学生诵读，不恪守原书形式；凡有不适宜于读本性质者及过于冗长者删节之。
第三，从重视书本学习转向重视经验学习。《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的语文课程基本目标是读、写、听、说能力的全面发展，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精读要求直接讨论，略读强调学生自修；作文是定期作文、不定期作文和笔记、文法讨论、演说辩论的结合；习字是鉴赏和练习的结合；教科书选文要求把文章法式也包括在内，内容设置要求有定期的文法讨论，还特别强调要学生把握“规律法则”的方法和要求；注意选文的文学性和趣味性，要求选文注重传记、小说、诗歌，参阅的书籍应以兴趣为主；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兴趣，该纲要规定必须使学生产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课外阅读要求由教师制定丛书专集等，大部分由学生自修；同时语言表达既重视书面表达训练，又重视诵习、演说、辩论等口头表达训练，让学生在开口说话的练习中学会表达。
相对于古代的泛语文教育，1923年的“课程标准纲要”完成了从传统泛语文教育到现代学科式语文教育的历史性转变，建构了现代语文课程的雏形，大体确立了口头语和书面语、语体文和文言文两分的格局，开始了从“文字型”教育到“文字—语言型”教育的历史转变。
（三）完善语文学科的整体架构
民国后期对语文课程的认识在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继承和创新的阶段。它既继承了新学制语文课程标准的一些观念，又根据其后语文教育实践提出了一些新思路。我们可以从这一阶段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对课程目标的描述中探析语文内容的总体规定。
1.语文内容的规定
从20世纪3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语文学科使用的课程标准基本上是以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为蓝本的。具体比较如下，见表1-8至表1-10所示。
表1-8 （1929、1932、1936、1941）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比较
表1-9 （1929、1932、1936、1940）初中语文课程标准比较
表1-10 （1929、1932、1936、1940）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比较
续表
这一时期，课程标准从五大领域、不同学段整体设计语文内容。
1929年小学《暂行课程标准》的目标表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确立了五项课程目标，从推进国语教育，实现“言文一致”“国语统一”角度着眼，既明确了国语教学的性质，又把培养学生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一并提出；二是确立了听、说教学在语文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从新学制时期的“语言”改为现在的“说话”，既突出了口语教学的重要性及特点，又明确了口头语言概念的内涵。1932年的课标将之合并为四项，分别为听话说话、读书、作文、写字，与暂行标准相比，更加清晰、可行。在随后的1936年和1941年课标中，分别增加了“救国求生存的意识和精神”“修己善群爱护国家民族的意识和情绪”这样的目标要求。
对中学国文课程目标的阐述，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确认了中学语文课程，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需要提高用语体文来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能力，对于文言作文的能力，不做普遍要求，只要求根据学生的资质及兴趣酌情予以培养，这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二是与小学课标相呼应，强调了“语言”能力（即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并首次明确将其列入中学语文科的课程目标。三是提高了阅读方面的要求，把阅读范围从过去局限于“古书”扩大到一般书报，把目标从过去局限于“能力”发展到“养成习惯”，重心转向了实用教育，注意了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四是与小学课标一致，增加“了解固有文化”“增进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等思想教育内容，界定了语文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的价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文课程观已经把学科架构建立在语文基础知识及其运用、学习者的身心发展和民族文化的滋养等几个方面。这在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本期的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主要致力于语文基础知识及其运用，特别是语文基础知识的研究，而对学习者的身心发展、民族文化的滋养等内容缺少关注。
2.代表性教科书
《小学国语教科书》1931年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该教科书由陈鹤琴、盛振声合编，共八册。陈鹤琴在“编辑大意”中提到，这套课本是“参照教育部最近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并根据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编辑”而成，其主旨有三：“一、引起儿童阅读的兴趣；二、培养儿童自动能力；三、启发儿童正当思想。”编纂者对学习者、学习者生活及其身心发展的关注，应该是学科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的重要维度，在当时也是与五四以后的时代思潮相吻合的。
1935年，夏丏尊和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由开明书店出版。《关于〈国文百八课〉》一文说：“本书是彻头彻尾采取‘文章学’的系统的。”[4]《国文百八课·编辑大意》指出：“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关于〈国文百八课〉》一文说：“我们预定的文话项目有一百零八个，就代表文章知识的一百零八个方面。”[5]这两段话说明文话的内容是文章知识。具体到是哪些文章知识，《国文百八课》第一册第一课的文话《文章面面观》给出了答案。
你读一篇文章的时候，除内容的领受以外，有许多形式上的项目应当留意；对于各个项目能够逐一留意到，结果就会得到文章学的各部门的知识。
一 这篇文章属于哪一类？和哪一篇性质相似或互异？这类文章有什么特性和共通式样？（文章的体制）
二 文章里用着的词类，有否你所未见的或和你所知道的某词大同小异的？（语汇的搜集）
三 文章里词和词或句和句的结合方式有否特别的地方？你能否一一辨认，并且说出所以然的缘故？（文法）
四 文章里对于某一个意思用着怎样的说法？那种说法有什么效力，和别种说法又有什么不同？（修辞）
五 文章里有什么好的部分？好在哪一点？有什么坏的部分？坏在哪一点？（鉴赏与批评）
六 这篇文章和别人所写的同类的东西有什么不同？你读了起什么感觉？（风格）
七 从开端到结尾有什么脉络可循？有否前后相关联的部分？哪一部分是主干？哪些部分是旁枝？（章法布局）
别的项目当然还有，以上所举的是最重要的几个，每个项目代表文章的探究的一个方面。能从多方面切实留意，才会得到文章上的真实知识，有益于阅读和写作。
“文话”作为现代语文教育史上著名教材《国文百八课》的核心内容，明确规定了《国文百八课》的主要教学内容，即立足于读写能力形成的文章知识。
可以看出，民国后期的课程教材内容，与1923年“课程标准纲要”的主要精神一以贯之，并将这种语文课程思路不断完善。
总体而言，20世纪前期，“文言”与“白话”的抗衡，成为这一时期语文课程教材内容演进的主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书面语的分化。语文学科是以语言文字的特点及其运用规则为教学内容的，所以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必然要影响到它的教学内容。书面语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脱离口语的，即文言；一种是接近口语的，即白话。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口语化的书面语，在交际领域逐步取代了文言，占据了统治地位。文言文除了在少数场合还运用以外，多半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历史文化遗产、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媒介。于是在中小学里，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形成了这样的新格局：低年级（主要指小学和初中）以学习口语化的书面语为主；高年级（主要指高中）以学习文言为主。从总体上看，是言文并存，并且这种状况延续到了今天。言文并存，必然会带来这样一系列问题：言文比例问题、言文编法问题、言文取舍标准问题等。
二是口头语的分化。传统的语文教育是不重视口头语训练的，新式的语文学科教育开始在学习书面语的同时逐步重视口头语的训练。五四以后，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五四时期称“国语”），在正式的口语交际场合取代了各地方言，各地方言则在特定地域内继续存在。于是，在中小学的语文学科教育中，通过汉语拼音字母的学习和运用，大力推广普通话。五四时期，黎锦熙等人研究“话法”教学，引起普遍重视。这个问题在旧中国尽管有人呼吁，有人倡导，但很少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今天，推广普通话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在社会交际日益频繁、人机对话将成为现实的形势下，对中小学生进行普通话的训练，争取在大范围里取得成效，将是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三是语文功能的分化。语文工具的社会功能，在语文学科诞生之前是比较单纯的，学习文言诗文是为了求取功名，所以只要学习一些科场需要的八股文和诗词歌赋的作法便足够。五四以后，语文功能有了明显的分化：文艺文以抒写个人情怀和描述社会百态为特点，语言讲究形象、生动、传神；实用文以记录社会实况、说明事物性状、论述思想观点等为特点，语言讲究准确、简明、得体；由于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思想的影响，语文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视，所以应用文的读写训练被列入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学内容。又因为文艺文有认识生活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在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学内容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三类不同的语文运用形式的并存，必然带来比例问题、编法问题、取舍标准问题等。
四是语文知能的分化。语文学科诞生之前，学语文只是读文和作文，并不重视语文知识学习。二三十年代，读范文和学知识分化成两条线，在诵读中感悟和在学习语文知识中逐步掌握规律成为语文教学内容的两个重要方面。教科书已改变专选范文的旧格局，形成在范文中穿插编排语文知识专题短文的新格局。语文能力需要在实际运用中逐步培养，语文知识需要在实际运用中消化吸收，因此在教科书中增加作业练习成为必要。新式教科书形成范文系统、知识系统和活动系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