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货币改革思想评论
近代币制改革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面临着无法解开的死结：一是在追随世界金本位潮流时，由于国内经济困境而无资金实现，同时从外部环境也无法得到资金支持；二是银本位落后于世界货币环境且银的进出受制于外人，但却是无可奈何的现实选择；三是政治混乱和战争导致的军阀割据与自然经济的残余完美地结合从而使近代币制改革缺乏良性的环境。近代由于世界金本位体制的确立，世界银价日益跌落，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等产银国的力争及战争等因素曾多次使银价上涨，银价的大涨大落又使白银成为世界性的投机商品。银价在总体下跌的情况下涨落不定，使中国对外贸易及外人对华贸易常遭汇率风险的损失，因而近代中国币制改革正是依此种特殊的情况而考虑的。
近代中国币改思想或政府实践过于看重三个实际方面的问题，而忽视了三个随之而生的问题，即看中货币的流通媒介作用，而忽视其价值尺度的职能；注重货币的对外汇价，而忽视货币的对内价值；为政府财政设想过多，而忽视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具体而言，主张采用金本位者，多源于对外债偿付时中国亏赔的思考；而主张金汇兑本位者多从对外贸易逆差的角度思考；强调银本位者又多泥足于现实环境。
有关近人币制的议论，真可谓是龙吟虎啸，各据胜场。但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强而言之约有三条，一是金本位，二是金汇兑本位，三是钱币革命，即管理通货。而从时间来分（实际上有交叉），则约在1895年至1900年人们多强调金本位；从1910年至1927年人们在金汇兑本位或先施行银本位再向金汇兑本位过渡的思想间徘徊；自1927年至1935年是国民政府继承、探索或实现孙中山钱币革命理想的时期。
一 金本位制
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高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而到了甲午战争后，才认识到中国不仅物质文明落后，而且制度上也有缺陷，这与现代经济学的“对后发者的诅咒”相合。[1]
中国近代货币实在复杂，严格地讲谈不上什么本位，强而言之，清末以前为银铜跛行本位，清末以后至1932年则为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在法币改革前的这一过程，学者、银行家、政府官员、行政部门都对中国币制的发展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讨。这些讨论既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时国人的思考，也反映了国人对当时货币本质的理解和社会环境对人们思想的制约，其中一些思想形成了思潮，为日后法币改革创造了条件。
晚清货币已十分混乱，特别是咸丰年间以后，中国传统的币制已近崩溃，而外部世界，特别是金本位的世界经济环境，使得已经与外国发生经济关系的中国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贸易与财政状态，故而当时的政府官员已经开始关注币制改革。特别是甲午战争赔款及庚子赔款确立后，银价下跌，金银折算使中国财政损失奇重，人们日益重视对币制的研究，而1902年的《中英商约》和第二年的《中美商约》均将统一中国币制写入了条约，并以增加关税作为交换条件，于是币制更引起朝野人士的关注。但终清之世，由于政府无力，币改终成画饼。
在人们认同世界金本位制以前，晚清官员首先提出来的是金银铜三品币制，其代表人物有三。1895年顺天府尹胡燏芬在条陈变法自强案中主张“铸金银铜三品之钱”，更强调“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2]。同年底，监察御史王鹏运奏请变更币制，上《请开办矿务鼓铸银元折》，主张“鼓铸金银铜三品之钱”[3]。同年陈炽著《通用金镑说》：要求开金矿铸金币。这时人们对于币制改革的困难估计不足，幻想将国内统一币制与对外币值稳定两个问题一起解决，因而并不切合实际。[4]
片面了解国外金本位的实际情况，使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当建立金本位制。在这方面，盛宣怀和杨宜治是代表人物。盛宣怀主张先统一银币，然后再铸金币。杨氏则在1897年时由于日本和俄国采用金本位而条陈《请仿造金银钱折》，请求仿行英镑。[5]此后主张中国实行金本位者极多，诸如胡惟德、汪大夑、康有为、曹汝霖、贾士毅、甘末尔等。
胡惟德说：“当今环球各国既皆用金，而吾国岂可居其后乎？”[6]此外，当时中国政府的日本顾问堀江归一，也极力反对金汇兑本位，而积极建议中国实行金本位。[7]
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2月，财政部邀请美国著名自由化货币专家甘末尔（E W.Kmmerer）筹划中国币制改革，写出《中国逐渐实行金本位币制法案及理由书》[8]，甘氏提出实行金汇兑本位、推行新币制、统一货币发行的币制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重点是“逐渐”两字，方案因没有过分地伤害中国的主权，因而为国内人士所接受。但由于国民政府此时正忙于中原大战和“剿共”，财政十分困窘，无意也无力在货币问题上大动干戈，加上不久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各国又纷纷放弃了金本位，中国除在币制上实施了海关金本位并发行关金券以避免银价低落所引起偿还外债的损失外，一切依旧。
对于金本位制度，近代人们最为认同的时期是1930年金贵银贱风潮这一特殊时期。
二 金汇兑本位
金本位制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困难是中国不产金，也不能从对外贸易中通过顺差而获得黄金。因而对外用金、对内用银的金汇兑币制则成为人们追求的第二条道路。
20世纪初，世界各国普遍采用金本位，在中国使用银币，因世界银价日跌，赔累不堪。1903年，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Sir Robert Hart）建议中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当年他写了《中国银币之确定金价论》，认为1英镑恰合中国库平银8两，中国可仿印度而建立金汇兑本位，并铸造统一的一两等银币。翌年初，美国人精琦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新圜法条议》[9]，实际上也是提倡金汇兑本位，只是在实行细节上与前者不同。但赫德的建议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精琦的主张由于极力照顾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特别是要设立洋司泉官一事而遭到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尤以地方实力派张之洞反对最烈。他说：“财政一事，乃全国命脉所关，环球各国，无论强弱，但为独立自主之国，其财政未有令他国人主持者，更未有令各国人能干预者，今精琦条议……直欲举中华全国之财政，改归其所谓正司泉洋员一手把持，不复稍留余地。”[10]张之洞反对金汇兑本位，他认为中国应当先铸造银币，统一货币。张之洞强调要先统一中国货币的思想，强调了当时中国币制的实际，对以后的币改思想起到了重大影响，即不论人们追求哪种币制，均认同要先统一中国币制，具体而言即先统一银币（或先统一于银本位）。恰逢此时世界银价上扬，张的主张在袁世凯的支持下终于使政府决定仍旧用银为币。1905年制定了《铸造银币分两成色并行用章程》，但是关于银币以两计值或以7钱2分或以元计值，仍争论不休。光绪朝末年，清政府又想借美国之力实行币制改革，一是一厢情愿，二因辛亥革命爆发，遂又终止。清末以来中国的币制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加强了国民对货币制度、货币改革的了解。
由于中国本不产金，特别是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日渐明显，且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强化，因而总有一些人提出银本位[11]或金银币并行，并认为只有先施行银本位或金银并行后，才有可能向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过渡。这些观点可以视为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的变种。
认为中国要实行银本位者的理由是十分现实的，主要有三：一是中国习惯银铜并用，有历史传统，而且日常用银两；二是中国不产金；三是人民生活程度不高，现不宜实行金本位。这是一种承认现实的态度。实际上，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初期三令五申的政令也是在朝银本位制迈进。但是一直到废两改元前，政府政令都是具文。
对于银本位而言，从政府方面说，1896年经政府官员讨论后下令铸造一两银币，1897年及1908年又有划一银币定一两币等谕。1910年有改订币制谕，以银为本位改为7钱2分。1914年政府公布国币条例，1933年国民政府公布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等，显现了其脉络。
而金银币并行制则认为应当铸造金银币，但两者之间不像金汇兑本位那样有笃定的比价，相互价格随行就市，实际上是对金汇兑本位的误解和对现实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的发展。持此意见的代表人物有王鹏运、杨宜治、卫斯林、刘冕执、诸青来，最有代表性的是卫斯林。精琦的币改方案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币制改革依然十分关注。自1907年起，驻美公使唐绍仪继续交涉币改借款，1910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银行团要求借款5000万元，结果引起各国的反对。1911年由四国组织了银行团，成立币制改革借款，总额1000万英镑，其中30%用于开发东三省，剩余基金全部用于币制改革，先行拨款40万英镑，其余等银行团认可的币改方案出台后再行拨付，此时爪哇银行总裁、荷兰的卫斯林博士被聘为币制改革的顾问。卫斯林著有《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一书，[12]他提出创办中央银行，从整顿银行入手改革币制，并计划分三期改革。他认为中国在现时实行不了金汇兑本位的情况下，不如先实行金银币的混用，再向金汇兑本位过渡，但也未实现。日后，仍不断有关于币制改革的建议问世，皆因当时国内政治动荡，财政拮据，而未能实现。
1912年财政部组织了一个币制改革委员会，也认为中国币制未来发展的方向是金汇兑本位。他们讨论了三种不同意见，即采用金汇兑本位制（精琦案）、金本位和银本位暂并用（卫斯林案）和以《币制则例》为中心的银本位制。到1913年该委员会撤销，最终还是决定采用银本位制，“以今日世界大势论，银本位固非可持久无弊，但中国之大患在无本位，如其闷响最好本位，不如行银本位以为过渡，作改进金本位的预备”[13]。这句话成为以后政府努力的路径依赖，1914年由此出台了《国币条例》。
在政府层面，1912年财政总长周学熙《整理财政说帖》中说：“本位币制，银本位既非天演界中所宜，舍银而金，又非我国实力所能，择其最适于我国情形者，惟金汇兑本位制度。”而第二年的新财政总长熊希龄则很现实，认为还是应先搞银本位。[14]1916年6月，再任财政厅总长的陈锦涛则认为先实行银本位，然后实行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循序而进，其势自顺”[15]。1917年的财政总长梁启超，鉴于当时中国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协约国要求庚款延期支付，一时财政稍安，又提出了改革币制三策，即划一银币、整理纸币、向外国银行团借款币改。后由日本银行代表团代表四国银行团单独借款2000万元，于1918年1月6日签字。梁氏也提出利用公债先统一银行后实行金汇兑币制的谋划。[16]但梁氏去任后，此项借款用于军事。[17]曹汝霖的《币制改革案》可以说是先以金银本位为过渡，再向金汇兑方向发展的代表，并由此产生了《币制节略》和《金券条例》。[18]但由于其有日本背景，其中都贯串先行统一银币以为日后实现金汇兑本位制作准备的思想。
三 钱币革命
除此之外，近代中国还有一种认为货币并不需要金银作为保证，而可以用纸币，或以粮食、能力、物品为保障发行的纸币作为流通媒介的理论，这种理论以孙中山先生的钱币革命最具代表，其他诸如徐青甫的虚粮本位、刘冕执的能力本位、阎锡山的物产证券理论均可视为孙中山钱币革命理论的变种。
孙中山的钱币革命理论贯串了国民经济实践活动。
1912年时，沙俄趁中华民国初建，妄图攫取蒙古。当时中国百废待兴，财政极其困难，言兵无钱。孙中山在1912年12月6日向全国发布了《钱币革命》的通电，要“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他认为“在工商业未发达之前，多以金银为（钱币）之，在工商业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必将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19]。
孙中山在钱币革命理论中认为：纸币是比金属货币更具有弹性的一种货币，中国财政紧张和金融恐慌往往源于金属货币本身的缺陷，因而现代国家必须采用更具有弹性的纸币作为交易媒介。具体办法是：“严禁金银，其现在作钱币之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20]
对于钱币革命，孙中山说：“世之能用钱而不知钱之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21]而其本质则为“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22]，“钱币为何？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财之代表耳”[23]。
货币改革的目标是“改革货币：革新货币制度，以谋国内经济之进步”[24]。纸币可以解决中国资本缺乏的问题。“若知识高原透彻，则知外资非独金钱能借……如是中国乃有富强之希望”[25]。“若行钱币革命，以纸币代金银，则国家财政之困难立可抒，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26]当然最现实的目标是“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27]，“钱币之革命者何？现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为我国今日必较昔日贫乏，其实不然。我之财力如故，出产有加，其所以成此贫困之象者，则钱币之不足也”[28]。
尽管以前旧政府发行纸币害民，但是只要将纸币发行的办法进行整理，发行纸币仍是善策。“纸币低折，众苦吾民……查恶币之害，由无固定基金，一致信用全失。应俟财政统一，别筹根本整理之方。枝节补救，殊未有良策以善其后也。”[29]而且他还认为纸币是世界上国家经济发达后的必然产物，“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以。然则纸票者必将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30]。
纸币应“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货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31]。“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在作钱币之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32]
后来国民党要人奉孙中山“废金银、行钞券，以纾国用，而振工商”的钱币革命理论，演义出了两派货币理论，一以朱执信、廖仲恺、褚辅成为代表，推理出货物本位；一以刘执冕、蔡元培、张继等人演义出能力本位。
1913年国民党发表的政见宣言，有关币改的意见，调和了孙中山的钱币革命思想，要求设立中央银行，由央行发行纸币，实行金汇兑本位。[33]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多放弃金本位，推行纸币，孙中山日益认为其理论可行，1918年又写出了《孙文学说》一书，其中有《用钱为证》一文，宣传他的纸币理论。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财政决议》第二十六项说：“在发行新纸币时，中央银行可以此等借款之单据、金钱及外国纸币等为发行新纸币之担保。发行的新纸币须有充分之洋毫、银砖、外国纸币及兑换券为其担保；中央银行须依市面所须之数目发行纸币，市面之纸币若多余需求时，宜将其多余数目收回，中央银行可与本国出口货物盛多，而外国纸币价值低下时，收买外国纸币以为调剂该银行所发行纸币的找换律之用。”[34]这些文字既是孙中山先生钱币革命思想和日后法币改革政策的中间思想媒介，也深合现代信用纸币的理念。
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的财政会议上，对于币制明确了两点，一是推行纸币集中主义，二是推行金汇兑本位货币之本位。第一条实合钱币革命理论。
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统一货币之铸造权，与纸币发行权，使外国货币，不得充斥于国内市场”[35]，此后国民党的货币政策迁就于理想和现实之间，摇摆于纸币本位和银本位、金汇兑本位之间。[36]时人认为“孙中山先生这种理论，是以其对于现代货币金融有彻底的了解，以现代最进步的管理通货理论为基础而发。国民政府以后的币值改革，当然完全根据孙中山先生所指示的方针来推进”[37]。
1931年中国的长江大水和“九·一八”事变，使中国局势极危，而政府财政无着，在11月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蔡元培、张继等23人提出《实现总理钱币改革之遗教择地试办国币代用券》，要求实行孙中山钱币革命的遗教，发行国币代用券。“一·二八”事变后，蔡元培又宣讲钱币革命。1934年1月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以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焦易唐为首，联署者有张继、吴静恒、张静江、居正、于右任等30余人，提出了《实践总理钱币革命案》。会上陈立夫也另案介绍了中华钱币革命协会的请愿书。[38]此后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和倡议者日众。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河南省党部又提出“实行币制革命，以救危亡”的议案。
而在1941年6月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蒋介石则说：“法币政策，是什么？今日不妨明言之，就是我们国父所主张的钱币革命。”[39]
当然孙中山的钱币革命理论中并没有像日后法币那样和英镑、美元密切结合的观点，对此，法币改革的设计者之一徐堪辩解说，他认为钱币革命理论中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有代表物；二是示民有信；三是管理有方。他认为法币政策是遵守了钱币改革的精神，而未拘泥于形式。[40]
（原载《历史档案》2008年第2期）
[1] “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又被称为‘对后发者的诅咒’。它是指下列现象：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但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效果极差。”杨小凯：《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和劣势》，2001年2月19日，《经济学消息报》第403期。经济学家沃森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杨小凯曾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讲演过《后发劣势》，并引发讨论。见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www. uniruleorg.cn）。笔者认为后发劣势主要出现在明显的路径追随中。
[2]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37页。
[3]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43—654页。
[4] 吴斐丹：《中国币制改革之史的发展》，《财政学报》第1卷第5期，1943年7月。
[5]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53—654页。
[6] 丁洪范：《中国晚近币制改革总检阅》，《交易所周刊》第1卷第50期，1936年1月18日。
[7] 沈云龙：《近三十年来我国币制改革的检讨》，国魂书店1936年版，第4689页。
[8] Project of Law for China of A Gold Standard Currency Systerm in China Togeter with a Report in Snppert Thereof.
[9] 美国政府依《中美商约》于1903年3月组织国际汇兑委员会（Comm ission on intermational Exchange），以精琦（G.W.Jenks）、汉那（H.Hanna）、孔那蜕（C.A.Coant）等为委员，在1903—1904年共发表了4份报告，即1.Memoranda on a New monetary System for China 1903，2.Stobility of Internation Exchange Washington 1903，3.Consideration on A New monetary systerm for China New York 1904，4.Yold standar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ashington 1904，第一个报告即《中国新圜法条议》（或叫《精琦提案》《美国计划》），第三个报告即为《中国新圜法诠释》。
[10]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43—654页。
[11] 此时还有人提出了银两本位，如华格尔（S.R.Wage），1915年在上海出版了《中国之通货与银行》（Chineses Currency and Banking），认为银两存在这么多年，自然有其优点，不如发展之。
[12] 卫斯林（G.Vissering）和罗斯脱（W.A.Roest）均为中国所请顾问，1911年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表了《中国通货论》第一卷《货币问题》（On Chinese Currency，Vol.Ⅰ，The Monetary Problem），后卫斯林辞职，罗斯脱继任，1913年罗氏病死于辽宁，卫斯林重新接任，并于1914年发表了《中国通论》第二卷《银行问题》（On Chinese Currency Vol.Ⅱ，The Banking Problem），一般人所知的《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一书，是《中国通货论》第一卷中的一部分。
[13] 袁远福、缪明杨编著：《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14] 沈云龙：《近三十年来我国币制改革的检讨》，国魂书店1936年版，第4689页。
[15] 沈云龙：《近三十年来我国币制改革的检讨》，国魂书店1936年版，第4689页。
[16] 贾士毅：《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梁启超》，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17] 沈云龙：《近三十年来我国币制改革的检讨》，国魂书店1936年版，第4689页。
[18]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7页。
[19] 卓遵宏：《中国国民党的货币政策（1894—1937）》，民国史研究丛书之八《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与研究》，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9年版，第238、245、245—246页。
[20] 孙中山：《钱币革命》，《国父全集》，台北“中央”党史会编印1973年版，第93—94页。
[21]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76页。
[22]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76页。
[23] 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5页。
[24]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页。
[25] 孙中山：《复李村农函》（1919年秋），《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2页。
[26] 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5页。
[27] 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5页。
[28] 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5页。
[29] 孙中山：《给杨希闵的指令》（1923年3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69页。
[30] 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5页。
[31] 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5页。
[32] 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5页。
[33] 孙中山：《国民党政见宣言》，《国父全集》，台北“中央”党史会编印1973年版，第800—801页。
[34] 卓遵宏：《中国国民党的货币政策（1894—1937）》，民国史研究丛书之八《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与研究》，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9年版，第243页。
[35] 朱子爽：《中国国民党财政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第54页。
[36] 卓遵宏：《中国国民党的货币政策（1894—1937）》，民国史研究丛书之八《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与研究》，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9年版，第238、245、245—246页。
[37] 吴斐丹：《中国币制改革之史的发展》，《财政学报》第1卷第5期，1943年7月。
[38] 卓遵宏：《中国国民党的货币政策（1894—1937）》，民国史研究丛书之八《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与研究》，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9年版，第238、245、245—246页。
[39] 蒋介石：《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训词》，1941年油印本第10页。
[40] 徐堪：《徐可亭先生文存》，1970年版，第40—4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