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白先勇《台北人》中女性群像的内涵和艺术塑造

白先勇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作为军人后代，他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撤军台湾等重大历史事件，亲历了国民党轰轰烈烈的辉煌时代，也目睹了它败北的仓皇与落魄，他的家族作为国民党的附属，也伴随着国民党由盛而衰，由顶峰跌入低谷。作为生活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白先勇亲身体验了这个时代变迁的幸福与苦难，以及作为一个台北人坎坷曲折的心路历程。正如《台北人》开篇的那首《乌衣巷》中所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段非同寻常的特殊经历使他的作品带上了浓重的“历史兴亡，人世沧桑”之感，赋予了作品深刻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辩证思想。他的代表作《台北人》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囊括了整个社会的妇女阶层，上至旧式封建官僚太太、新兴资产阶级夫人、社会名媛、高级交际花，下至平民百姓、女仆、妓女等。作者通过这群身份不同、地位迥异的女性的眼光来透视动荡的时局，摹绘炎凉的世态，借助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来传达作品主题，展现台北人的生存状态，揭示台北人复杂矛盾的思想，表达对人生的哲理思考。女性形象成为白先勇观察世界、思考世界的重要手段，正如华裔美国作家於梨华所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画女人，能胜过他的。”[201]

一 女性群象的内涵和意义

（一）追忆往昔的繁华昌盛

（1）对繁华时代的留恋。在《台北人》中，上海是一个重要的意象，民国时代的上海是举世瞩目的焦点，充斥着高耸的摩天大楼，新潮的流行服饰，摩登的性感女郎，它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引领着世界的潮流，旧贵族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多年的纸醉金迷的生活。民国上海的繁华正是旧贵族们人生巅峰时代的侧面表现，但当她们仓皇逃离大陆，流落台湾后，昔日的无限风光已经不在，面对无法改变的现状，她们只好无奈地沉迷于对往日繁华时代的追忆中，在醉生梦死的虚幻世界里麻痹自我，熨帖心灵。《永远的尹雪艳》中，那群失意的历史遗老们躲在不低于上海霞飞路排场的尹雪艳的尹公馆里，吃着京沪小吃贵妃鸡、呛虾、醉蟹，开着舞会，设起牌局，将旧上海的生活复制过来，维持失势贵族最后的风采与气派。尹公馆散发出繁华都市的麝香味，熏得这些落魄的旧贵族们进入半醉的状态，津津乐道旧上海的光辉岁月，似乎又重返那春风得意的年代，似乎又感觉恢复了往日的地位与重要性。那位总也不老的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202]，尹雪艳同时也吸引着一群群太太们，她们嫉妒她如同一株万年青一样年轻貌美，然而又离不开她，离不开尹雪艳带给她们的“旧上海”、“假繁华”的虚幻，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她逛西门町，看绍兴戏，吃三六九里的桂花汤圆，挑最登样的绣花鞋，穿最时兴的绸缎装，及时地安慰着她们的哀怨和委屈，抛开一切不如意的事儿，沉浸在自己想象的虚幻中。在陌生的台湾，尹公馆创造出一片“小上海”的天地，让那群美人迟暮的太太们沉醉在20年前的上海滩的纸醉金迷，沉醉于自己的风华绝代；让那些江郎才尽、英雄末路的先生们似乎回到了自己独揽乾坤、呼风唤雨的年代。

（2）对昌盛时局的怀念。国民党执政于大陆时期，统治阶级掌有实权，又正值青壮年时期，事业辉煌，生活富裕，早年得志，意气风发。战败撤军偏安台湾后，这些上层人物空有闲职，权力落空，辉煌不再，面对“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局面，他们思念着故地家园上的亲朋好友，缅怀着过去昌盛时局中的显赫风光。《思旧赋》通过罗伯娘与顺恩嫂的对话，展示了一部生动的旧式贵族衰亡史。叱咤风云的李将军落魄潦倒，虚脱得变了形，华丽矜持的夫人病死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娇贵的官小姐成了为人不齿的“小三”，留学海外的少爷病成了精神分裂的白痴，曾经举办赏花会的后院长满蒿草，曾经豪华的建筑现已破烂不堪，大家庭里死的死、散的散，笼罩在一片破败、萧瑟、颓废的氛围里。两位忠心耿耿的老仆感叹着主家风水不好，回忆着曾经的显赫功勋和荣华富贵：将军的步步高升、意气风发，夫人在后花园宴请宾客，共赏牡丹的富贵花开，公馆灯火辉煌，宾客接踵而至，川流不息，好不热闹。作者借助两位女仆的视角观照现实的衰败，通过描写她们的感慨、愤懑、悲伤和怀旧，侧面衬托出李公馆昔日的繁华，抒发失落的“台北人”对于昔日昌盛时局的怀念，表达了他们对于“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命运感慨。

（二）再现当下的生存状态

（1）对战争离乱的控诉。白先勇描写的多为新旧交替的没落人物，他们历尽坎坷和沧桑，对于时代的变迁十分敏感与揪心。作者生动再现了他们当下艰难的生存状态，由此也间接地表达了对战争离乱的无声控诉。《花桥荣记》里的“花桥荣记”曾是当年家喻户晓的招牌，马肉米粉一天能卖出几百碟，公馆也常来预订，生意十分兴隆。而一场苏北战役，将丈夫打得音信全无，妻子仓皇撤退台湾，告别了往日稳定安乐的日子，流落于台北，无奈之下只好孤身一人做起小生意，七拼八凑重开了花桥荣记。作为老板娘，喜迎八方客，小说以老板娘独有的女性视角观察各色往来的客人，关注这些“背井离乡”的“台北人”：客人卢先生不忘在大陆时与罗家小姐的婚约，死守住这项约定，用一生来实践诺言；而从前在柳州做大生意、有半城家产的李老头来台后穷困潦倒，在店里吃了一顿大餐纪念自己七十大寿后自杀；曾经当过广西容县县长的秦癞子，患了花痴病，最后疯疯癫癫地淹死在肮脏的地沟中。若没有战争，老板娘应该与她的丈夫白头偕老，共同打理着桂林祖传的荣记；卢先生也应与端秀美丽的罗家姑娘喜结良缘，继承家业而非孑然一身地在台湾当个小学教员；李老头、秦癞子也应安享晚年。战争打破了他们生活的节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道，把他们从理想的生活拉进黑暗的深渊，思乡之苦、思亲之痛深深地烙在他们的心中。作者在塑造老板娘的形象时，穿插进相关人物相似的生活经历，并借老板娘之口，娓娓道来这残酷冷峻的现实生活。现实与理想、现在与过去形成强烈的对比，平淡的语言实质是对战争发出的最有力的控诉。

（2）时代转型的阵痛。“台北人”所生活的年代，台湾正由封建性的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代表封建农业社会的旧式贵族官僚日渐式微，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壮大，两者的角逐和地位的互换，捧起了一群资产阶级新贵，也淘汰了一批曾经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风华绝代的人们，这些历史遗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的落幕，唱着一曲曲无尽的挽歌。《秋思》中华将军夫人与万大使夫人的暗自较劲，实际上暗示着传统贵族和资产阶级新贵的明争暗斗，而旧贵族的灭亡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华家花园的极品白菊花“一捧雪”，从外表看虽开得茂盛，“吐出拳头大的水晶球子，白绒绒的一片，袭来一阵冷香”[203]，但繁花覆盖的下面有许多花苞已腐烂死去，枯黑发霉如同烂馒头一样，从花心流出黄浊的腥液，最终只能修剪掉。菊花就影射着华夫人和整个旧贵族阶层，外表娇艳动人，实则腐败不堪，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路。为了日常宴会，华夫人请来美容师为她精心打扮，敷面膜、修指甲、梳发髻、配玉器，身着“一袭宝蓝底起黑水纹的印度真丝旗袍”来衬托自己的身份，现在的华夫人只能在容貌衣着上下功夫来超越新贵万夫人，引起外界的注意，保持自己的地位。在时代转型中，产生了一大批“华夫人”，她们无疑是痛苦的，旧日显赫的地位一落千丈，经济基础轰然倒塌，空有贵族头衔，在新兴资产阶级的冲击下，竭力维持身份做派，保持形象，却如履薄冰、寸步难行。

（3）对现实的无奈反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所有生命都必须遵守的法则，而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性作为弱势群体，面对时代的洪流，面对不能把握的命运，或选择逆来顺受，或选择直接或间接的反抗。在小说《一把青》中，少女朱青在新婚丧夫和背井离乡后，从单纯羞涩的少女变为泼辣孟浪的少妇，作为下层军人遗孀，为了维持生存，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面对苦难，只有孤身一人承受它，努力改变自己，更好地适应它，甚至超越它，及时行乐，享受生活，求得生存，因而在苦难面前，“朱青还是异样的年轻朗爽，双颊丰腴了，肌肤也紧滑了，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204]。她的改变看似堕落，实是表现了理解生活、看透人生后的坚韧和洒脱，在朱青看似妥协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一颗反抗的心。另外，也通过朱青人生前后巨大的反差来控诉残酷的现实世界。

二 女性群象的艺术塑造

白氏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深谙古典文学精湛的艺术技巧，同时他又留学海外，系统学习过西方的文学理论，因此，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能将中西艺术手法同时“拿来”，融会贯通，中西合璧，创作出系列成功的女性艺术形象。

（一）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的运用

白先勇对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最成功的运用就是“意识流”手法。意识流本是心理学词汇，由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家詹姆斯提出，认为人的意识可以像水一样自然流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一种不受客观现实制约的纯主观的感受和想象。这一概念后被作家所借鉴，用于文学创作，从而导致了“意识流”文学的产生。《游园惊梦》则借助“意识流”的手法来描写音乐的韵律和人的心理动态，以昆曲为纽带媒介，串联起各个时期的记忆，使其完整、流畅、自然。在小说中，昆曲《游园惊梦》对主人公蓝田玉的一生有重要意义，既使她享尽荣华富贵，又令她与爱情失之交臂。在南京得月台，钱将军听得一首《游园惊梦》不能忘怀，返回娶蓝田玉为填房夫人，于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优伶摇身一变为将军夫人，命运得以改写；最后一次在南京聚会为桂枝香三十岁做生，也是在唱《游园惊梦》时发现亲妹妹与自己情人郑彦青——钱将军的参谋的私情，于是怒急攻心，嗓子失声；十几年后的今天听着《游园惊梦》，看到程参谋与蒋碧月的情意浓浓，又回想起惨痛的过去，嗓音嘶哑。这三段“意识流”都是发生于台北窦公馆的晚宴上，徐太太一曲哀婉动人的昆剧，使钱夫人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间，往昔与现在的一幕幕伴随着音乐的跌宕起伏扑面而来，令她窒息。昆曲《游园惊梦》作为线索，联系着一个女人一生中三次重要的命运转折，也作为分水岭，将蓝田玉的一生分为青春萌动少女时代、高贵优雅的将军夫人时代和落魄潦倒的中年时代，它唱尽了钱夫人的荣华富贵与悲伤落寞。

（二）传统“赋”、“比”手法的借鉴

赋、比、兴是从中国诗歌的滥觞《诗经》中流传下来的，“赋”就是“铺成其事而直言之”，对事物进行夸张繁复的铺张描写，来表现描写对象的细节或者突出其特征，其艺术功能在汉赋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则为“以此物比彼物”，也约略等同于现代的比喻手段。

在《永远的尹雪艳》中，作者用赋的手法铺张细致地描绘了尹公馆的精致舒适，“西式的洋房，容得下两三桌酒席的大客厅，一色桃花芯红木桌椅，大靠背的沙发里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使人一坐便陷下去大半，十分舒适。设有特别的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案头的古董花瓶四时都供着时新的鲜花”[205]。旧贵族们在牌桌上大战方酣时吃着金银腿、鸡汤银丝面，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阴寒及溽暑，也很容易忘记现实的不如意。小说通过赋的手法铺写了尹公馆的豪华，一方面讽刺了尹雪艳的骄奢，另一方面也抨击了这些旧贵族们逃避厌世、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行为。在《游园惊梦》中，作者同样不厌其烦地铺写窦公馆的豪华气派：“厅堂异常宽大，呈凸字形，是个中西合璧的款式，左边置一堂软垫沙发，右边置着一堂紫檀硬木桌椅，沙发的黑绒子洒满醉红的海棠叶儿，中间地板上是两寸厚的二龙抢珠的大地毯，矮几上摆了一只两尺高的青天白日细瓷胆瓶，八张紫檀椅子团围着一张嵌着纹石桌面的八仙桌，边上是一档乌木架流云蝙蝠镶云母片的屏风。”[206]时蓝田玉居住在冷清的台南，穿着乌黑的老款旗袍，站在闪耀夺目的厅堂里百感交集。铺写华丽的窦公馆是为了与蓝田玉的境遇作比较，是为了表现旧式贵族的落寞与新兴贵族的崛起，也抒发了人世无常、富贵不定的感慨，充满了苍凉与无奈之感。

《思旧赋》中，在描写两位老仆时运用了“比”的手法。顺恩嫂回到李公馆时，伸出那只鸟爪般瘦棱的手，在破旧裂开的大门上摸索了片刻，而在李宅后门厨房里操持家务的罗伯娘则是“一头蓬乱的白发，丰盛得像只白麻织出的网子一般，面庞滚圆庞大，一脸的苍斑皱纹，像只晒得干硬的柚子，胸前一个大肚子，挺得像只簸箕”[207]。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年迈的仆人身上，没有任何的中坚力量来支撑整个家族，封建贵族家庭失去了动力与活力，一切都沉浸在颓败失势中。作者运用比喻手法，形象生动地写出了疾病缠身的顺恩嫂和老态龙钟的罗伯娘，赞扬她们的善良与忠诚，展示了她们所热爱的、所依附的旧贵族阶层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写出了这批人的沉沦、无奈与痛苦。《秋思》将封建贵族比作“一捧雪”，菊花娇弱美丽，虽然外表开得茂盛，实则内质已经腐坏，意味着这些“旧人”虽然现在保持着身份与地位，但仍旧不免走向衰亡。

（三）独特的叙述视角

什么叫叙事？叙事就是“按照一定的次序讲述故事，即把那些看起来头绪很多的零碎事件在话语之中组织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叙述人是文本中讲故事行为的直接执行者，叙述人执行任务时，有时出现在文本中，有时出现在文本之外”[208]。在《台北人》的多篇小说中，主人公担任叙述人的角色，并且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从故事参与者的角度审视事件发展，视角集中深刻，使得叙事更加丰满与真实。《一把青》中故事的叙述人即是文中的“师娘”秦老太，她以其独有的视角为切入点，将朱青的人生蜕变娓娓道来。丈夫郭轸的意外死亡以及生活所迫，使得朱青由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变为妖娆丰圆的妇人，由抱着丈夫制服寻死觅活的痴情女变为面对小顾死讯依然谈笑风生痴迷于麻将的冷情人，朱青不管是外貌还是内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尽了十几年间发生在这个妇人身上的沧桑。《孤恋花》的叙述者为云芳老六，亦是贯穿全文的主线人物。她目睹了五宝遭遇不幸，惨死在老化手中；也眼睁睁地看着娟娟被柯老雄凌辱虐待，一步步折磨至死；她钟情于五宝，在其死后移情于娟娟，为了娟娟，老六花尽一生积蓄安置了一栋公寓，并无微不至地照顾娟娟和她的饮食起居，只为让娟娟有家的归属感，但娟娟最终命丧爱巢。小说通过云芳老六之口诉尽了一个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凄凉悲苦的命运。

（四）人物塑造的“美丑对照原则”

雨果1827年在《克伦威尔序》中提出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209]《台北人》的人物塑造正体现了人性的“美丑对照原则”，小说中的女性往往是美的象征，外表美艳或内心善良，通过对这些“美”的描绘，反衬了男子的“丑”，从潜意识里反映了作者的性别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女主角“玉观音”金兆丽被喻为“九天瑶女白虎星”下凡扰乱人世，在外表的风光华丽下仍是为人不齿的“货腰娘”，混迹于烟花孽海二十余载，练就一副泼辣大胆的性格。但是这些并没有抹杀金大班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重情重义仍隐藏在其内心深处：不论时光流逝，她对一穷二白的月如的情感仍一如既往，想替他生下一儿半女，然后守着孩子生活。她同情朱凤，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手上一克拉半的钻戒摘下来资助她，奉劝她将腹中孩子生下并好好生活。身陷风尘的金大班不仅保持外表的美艳，更难能可贵的是仍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相比之下，小说中描写的男子则是以反面形象出现，“夜巴黎”经理童得怀被“玉观音”称为“没有见过世面的赤佬”，“那副嘴脸在百乐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潘金荣被她称为“千年大金龟”、“又老又有狐臭”；她在得知朱凤种下祸根时狠狠说道：“舞客里哪个不是狼心狗肺？哪怕你红遍了半边天，一知道你给人睡坏了，一个个都捏起鼻子鬼一样的跑了，好像你身上沾了鸡屎似的。”[210]《台北人》中的男子形象一般都是外表丑陋、内心淫邪，他们作为女性形象的对立面而存在，起到红花衬绿叶的作用，也从深层映射了白先勇的性别归属矛盾性。身为“同志”的白先勇在内心深处认可自己的女性性别意识，因而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总体体现了真、善、美的品质；而他对于自己社会意义上的男性性别角色，在潜意识中似乎是排斥和抗拒的，因此其笔下的男子形象多带有负面色彩。总之，白氏作品中男女两性的“美丑对照”实则是作者内心深处无意识的自然流露。

结语

白先勇说：“中国文学的一大主流，就是对历代兴衰的历史写得特别多，从《诗经》《楚辞》就是写这种东西，一直下来到杜甫，到红楼、桃花扇。我受过这些作品的陶冶，本身也经历过许多动乱，就会有这样的情愫。”[211]白先勇通过塑造一系列具有典型性与生动性的女性形象，真实地再现了民国兴衰的时代风貌，以及台北人坎坷的生存状态和复杂的心路历程，并拈重若轻地融会东西方艺术技巧，赋予笔下的女主人公以鲜明的艺术感染力，在塑造形象的同时熔铸了“人生如梦、人世无常”的命运感慨和“天行有常、盛衰相依”的历史沧桑感。因此，这些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因其内涵的丰富和艺术的独创，必然具有恒久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注：此文发表时练修从署名为第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