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对象简介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张籍、王建体”，对张籍、王建诗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张籍、王建是中唐时期两位重要的诗人，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以人而论”中特别拈出“张籍、王建体”^[1]。能在严羽所标举的唐人诗体的二十四体中占得一体是非常不易的一件事，而且严羽能把其与沈宋、陈拾遗、王杨卢骆、张曲江、少陵、太白、高达夫、孟浩然、岑嘉州、王右丞、韦苏州、韩昌黎、柳子厚、李长吉、李商隐、白乐天、元白、杜牧、贾浪仙、孟东野等一流诗人、名家相提并论，显然，其必有高出其他众多诗人的卓异之处，且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特殊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否则是很难获得这一殊荣的。张籍存诗约485首，王建存诗约539首。张、王二人并称的最初原因是他们在当时相对大量地创作乐府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他们被后人并称为“张王乐府”。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发现张籍、王建二人除了在乐府诗创作上呈现出的共性特点之外，他们二人的近体诗创作，在中晚唐亦自成一家，呈现出平易浅近、尚实尚俗的共性特点。所以，笔者认为“张籍、王建体”之所以得以流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张、王二人在近体诗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共性、成就。

诗到盛唐，在意境创造上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声律、风骨兼备，风情远韵臻至。含蕴深厚、韵味无穷而又出以自然之美的诗，可以说已至极境。在经过大历至贞元中那样一个徘徊的过渡期之后，诗人们开始寻找出路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变盛唐诗歌那种风骨远韵、多层意境、理想化的倾向，而转向写实、写得通俗详尽。当白居易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还没有像他后来那样追求尚实、尚俗、务尽的诗风的时候，张籍和王建已经向通俗化的探索认真走近一步，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了。胡震亨《唐音癸签》卷7引高棅语云：“大历以还，乐府不作，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近，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亦唐世流风之变。”^[2]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说：“张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实。”^[3]可见，张籍、王建二人在诗歌发展史上自有其重要意义。

因此，“张籍、王建体”研究自有其价值：第一，对于考察盛唐到中唐这一时期的文学风貌来说，张籍、王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点”，而且是一个可以以小喻大的“切入点”；第二，考察唐代乐府诗歌发展过程，张籍、王建是不可绕过的一“站”；第三，学界对于张籍、王建的研究历来多集中在其乐府诗歌上，对于其近体诗歌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所以，对于张籍、王建体诗歌作一个综合的研究，颇有必要。我们期望本书中对张籍、王建体诗歌创作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进而更清楚地了解“张籍、王建体”的含义、特点，考察张籍、王建二人诗歌创作在诗史的流变过程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