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创作由理想到写实的转变
安史之乱后的一个时期，历史上曾有过“中兴”的美誉，其实那不过是战火连年、民不聊生之时，得到了暂时苟安的一种满足。尽管社会表面承平，但早已经是败絮其中了。不可否认，代宗、德宗、顺宗等人即位之初，也有过重振朝纲、中兴王室的抱负和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削藩、平边、抑制宦官等；一些进步的改革家也曾励精图治，希望拯民于水火。但这一切很快就随着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朋党倾轧、边患四起而偃旗息鼓了。朝廷政治腐败、社会秩序动乱，以及国力虚耗、民生凋敝，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性特征贯穿于整个唐代后期。社会秩序这样急剧动荡、由盛而衰的巨大转折猛然到来，对士人无疑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强烈冲击，盛唐人那种昂扬明朗、积极热情、浪漫进取的时代精神在“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慌乱氛围中被强力扭变，人生的理想化追求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对朝廷的期望与信念亦褪尽了乐观的色彩。安史之乱带来的心灵创伤尚未愈合，人们又呼吸着令人窒息的、污浊而又沉闷的政治空气；加之由于生产经济的衰落而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匮乏，这一时期的人们在心灵和肉体上同样遭受摧残与折磨。亲历战乱生活与颠沛流离的诗人们再也唱不出乐观、轻快、单纯、浪漫的欢歌，走到巅峰极致的理想主义文学终于让位于严酷的现实，形成反映战乱社会与民生疾苦的写实主义创作主流。诗歌创作形成“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直辞咏寄，略无避隐”的针对社会现实本身的写实化原则与方式。
开天盛世过来的老诗人，在升平岁月中度过数十年光阴，那由空前的繁荣强盛熏陶出的坚强信念、浪漫气质流动在他们的血液中，足以使他们在任何紧急存亡的关头，心中都存有一个辉煌的大唐梦。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九“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猛虎行》“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虽是直接描写安史战乱之作，但其主观上认为“敌可摧，旌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胡无人》），充满了乐观情绪与信念。再如王维战后遁入山水田园之境，在其心理深层实质上是对理想化人格建构的追寻，显然是浓厚的强盛时代理想主义精神的遗绪。写实的创作倾向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就开天诗坛而论，是以理想和写实的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但是其写实的内涵主要在于亲历场合与创作环境，因此其写实内涵仍然体现为理想化倾向，写实并不是其时基本的创作法则。
随着社会历史的巨大转折，在文学创作法则上真正褪尽浪漫的理想化光晕，作为由理想向写实转变的鲜明标志只能以杜甫与元结及《箧中集》诗人为代表。当然，杜甫、元结等人皆为开元、天宝盛世的过来之人，但他们作为开天时代的失意者，又深受儒家正统思想与文学观念的浸染，因对政治腐败及社会黑暗特别敏感，以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甚至在天宝初年就写下了不少讥讽时政、暴露黑暗之作，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这一倾向更是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尽管杜甫、元结等人与开天时代较年轻的一辈诗人年岁相仿，但其创作精神已经截然不同，以写实为核心体现了又一种色调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明人胡应麟就曾指出杜甫诗“实与盛唐大别”。
杜甫早年受开天盛世气氛的熏染，作品充满了昂扬奋发的理想化精神风貌。但是从其一生看来，他对安史之乱为标志的时代盛衰巨变的感受是敏锐而深刻的，将其创作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现实生活本身，着力于揭示社会现实、描绘时代风云，他的全部诗歌创作可以说是那个盛衰巨变的特定时代的纪实与缩影。杜甫诗在唐代就被人们称为“诗史”。可见，杜甫在文学创作的根本法则的意义上改变了艺术追求的方向，从而引导出真正意义上的写实化创作思潮。杜甫的写实确立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之上，因而从题材内容上看，既显示了盛衰巨变的特定时代的社会画卷，又构成了流落飘零的自身经历的完整自传。从构思方式上看，对于社会现实，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总体把握与概括记述，又往往通过具体的一件事、一个人物的细致刻画构成社会生活的生动体现。由此，也就构成杜诗写实原则实践中的思想内蕴的深刻性、表现生活的广阔性、构思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多种元素完美结合的统一性。杜甫诗歌写实精神最为突出的体现，第一，无疑在于对安史之乱这场空前浩劫的惨烈景象的纪实，以及对其无穷祸患的忧心如焚。如天宝十五载（756）十月，唐军陈陶斜一战败绩，青坂再战又败。杜甫写下了《悲青坂》《悲陈陶》，描述了这两次战败的惨状：“孟冬十月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自陷落的长安奔赴凤翔行在，八月回鄜州省家，写《羌村》三首，反映了战火中生民的苦难：“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再如《北征》写诗人回家途中的所见与所感：“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从陷贼中到脱身西走，从途中所见到对家人的挂念，全为真实记录与真情流露，对战乱场景的描写正与自身行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人读之如临其境。第二，是对战乱造成的巨大社会灾难与民间疾苦的真实情状深刻而广阔的记录及深切的关注与同情。乾元二年（759），杜甫从东都回华州途中，有计划地创作了千古传诵的名篇《三吏》《三别》，完全从社会的最底层反映这场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血泪。例如，《无家别》写一个战败回家的士兵回到故乡时的情景：“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向我泣。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写出了一个战败归来的士兵眼中的故乡是荒芜残败，亲人尽丧，自己孑然一身仍需就役，可谓深刻至极。《三吏》《三别》所反映这场战乱的真实性和深刻性，类皆如此。以后凡所见民生疾苦，辄见诸诗章，或直写其事，或发为议论，至晚年愈为广泛而深刻。如诗人赴夔州途中写《负薪行》，叙述夔州村女在战争环境中的悲惨命运。在夔州还写有《驱竖子摘苍耳》，以议论的形式反映官吏的搜刮：“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作《白帝》，反映横征暴敛下村民的惨状：“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直到诗人晚年出峡，泊舟岳阳，还写了《岁晏行》：“去年米贵阙军食，近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可以说，有唐一代，写民生疾苦，没有一位诗人像杜甫写得如此真实、真挚、深刻。第三，杜甫在诗中还反复为民请命，既可见对暴政的强烈抨击，又可见对平民的体贴入微。这种以议论的方式直接表明自己的主张，体现了与写实传统密切相关的重美刺、主兴寄的文学观念。我们还记得初唐陈子昂曾标举“兴寄”，主张恢复风雅传统，而杜甫对陈子昂极为推崇，他曾在《陈拾遗故宅》一诗中写道：“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为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敬佩之情由此可见。但是，杜甫并未将风雅传统局限在反映社会现实或表现民生疾苦这类诗歌中，事实上，只要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不论是抒发个人情志还是反映社会现实之作，都可以纳入正体的范围。杜诗在写实原则的基础上，使民生疾苦的纪实与美刺讽喻的意旨结合起来，使叙述与议论融为一体，从而在现实问题与文学传统的联结中强化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表现力度。
与杜甫共同构成唐诗写实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是元结在唐肃宗乾元三年（760）所编选的《箧中集》中的诗人们。这里我们可以把成书于天宝十二年（753）的由殷璠所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与之比较一下，《河岳英灵集》为盛唐诗歌选本，共收王维、王昌龄等二十四位盛唐诗人的作品两百多首，时间从开元二年（714）到天宝十二年，收入其中的作品皆“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或昂扬奋发，或清丽秀婉，都是典型的盛唐之音的代表。而《箧中集》与《河岳英灵集》虽然相距不过七年，但所选诗作差不多全是表现人生失意和反映社会黑暗的悲愁之音，代表的则是掩藏在盛唐之音后的另一面——一种由于处在社会底层而更早地感觉到这个社会将步入衰微的痛楚与无奈。《箧中集》所选共七人：沈千运、王季友、于荻、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收诗二十四首。元结《箧中集序》称：“自沈公及二三字，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他们诗中的低沉情绪跟他们同代的那些唱出高昂慷慨的盛唐之音的诗人比，简直仿若两代人。他们看到的是另一种人生，与王维的恬静闲，李白的纵酒狎妓、使气任侠、平交王侯，高适、岑参那样向往边塞立功、充满豪情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面对的人生是一个褪尽理想主义光环的现实人生，试看：孟云卿《悲哉行》，“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余里，贫贱多是非”；《伤时》，“徘徊宋郊上，不见平生亲。独立正伤心，悲风来孟津。大方载群物，生死有常伦。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张彪《北游还酬孟云卿》，“忽忽望前事，志愿能相乖。衣马久赢弊，谁信文与才。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这样，他们不遇、穷困、被冷落、被遗弃，于是冷眼旁观，走向写人生，走向写实。他们是最先感受到衰败景象到来的一群诗人，在盛唐社会生活中，在一片盛唐之音的诗坛上，他们萌生了一种新的创作倾向，一种以沉实的调子写人生的倾向。在为《箧中集》所作的序中，元结特别谈到了他对诗歌的看法：“元结作《箧中集》。或问曰：公所集之诗，何以订之？对曰：风雅不兴，几及千年，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死而已矣，谁云无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侣类者，有五六人。”[8]元结首先感叹风雅之道沦落已久，在他看来，入唐以后的诗歌仍是沿袭了六朝的路子“拘限声病，喜尚形似”，完全丧失了先秦儒家要求诗歌的美刺功能。这样一种诗歌，只配供歌儿舞女演唱于私室，而不能为大雅君子所吟诵。类似的看法，还见于《文编序》《刘侍御月夜宴会序》等文。这样彻底否定盛唐诗坛，否定诗歌的审美特性，其见解无疑是偏激片面的，但是它确实代表了盛唐后期一种新的诗歌创作思想动向。
说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想动向，不只是因为有《箧中集》这样的诗歌选本，还因为著名诗人杜甫对元结这种创作倾向的认同。安史之乱后，元结创作的《舂陵行》和《贼退后示官吏》两诗，颇得杜甫赞誉。他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一诗的序中写道：“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朝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制、微婉顿挫之辞，感而有诗，增诸卷轴。”“观乎舂陵作，吁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常引经。道州忧黎庶，辞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元结能于盗贼未息之时知民疾苦，欲拯民于水火，这与杜甫的一贯精神完全一致，所以杜甫认为元结的这些诗歌可以和星月争辉。元结的这两首诗的确无愧于杜甫对它的高度评价，但我们必须看到，元结的这两首诗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一样，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如果仅以此为唯一标准去衡量整个盛唐，甚至是整个诗史，显然是片面的，但既然得到了伟大诗人杜甫的高度赞扬，故元结那种片面的、偏激的观点，对其后的中唐诗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他的这种观点、态度、方法，又恰恰迎合了中唐诗人追求创变的心理，故能被接受、发展，以致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而中唐诗人的创新意识，也恰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无论是元结的古朴淡雅，还是杜甫的沉郁顿挫，都与唐代社会的盛极而衰有着直接的关联。而诗歌创作思想的变化，其实正反映出时代、社会的变化。在此意义上说，元结和杜甫的讽喻之作及相应的创作主张，已经开启后来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新乐府运动，成为中唐文学思想的先声。
杜甫、元结及《箧中集》诗人都是大历前期诗坛的重要人物，但据有关史料看，杜甫及元结等人在当时不为人所重。如现存十种唐人所选编的唐诗选本中，杜甫诗仅被选入唐末韦庄所编的《又玄集》，《箧中集》诸人亦仅因与元结气味相投而自成一集。在当时诗坛影响较大、普遍为人所推崇的是一批会聚都城的才子与游历江南的逸士，也就是以长安、洛阳为创作中心的大历十才子与以江南吴越为创作中心的刘长卿、李嘉祐等这样的两大群体。大历诗人处于大乱之后的腐败政治环境之中，一方面极力避世隐逸，“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另一方面又多依附权门，形成“不能自远权势”的猥琐心态，作品多为隐逸酬唱之作。但是，动荡乱离的生活遭遇，疮痍满目的社会现实，毕竟在大历诗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促使其诗歌创作表现出纪实的倾向。写民生疾苦，无论从感情的真挚还是从反映的深刻程度上，他们都无法与杜甫比，但是，他们毕竟写了。韦应物“邑有流亡愧俸钱”的名句不必说了，他的《观田家》：“仓廪无宿储，徭役尤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冬至夜寄京师诸弟兼怀崔都水》：“理郡无异政，所忧在素餐。”《京师叛乱寄诸弟》：“何当四海晏，甘与齐民耕。”这些诗句都是抒发对人民的同情。还有钱起的《观村人牧山田》写山民耕作和输税的辛苦。卢纶的《逢病军人》写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既伤且病的士兵的悲惨情状。戴叔伦的《女耕田行》，则写战乱中山村的艰辛生活：丁壮从军，弱女耕田写得甚为深刻。与之相似的还有李端的《宿石涧店闻妇人哭》：“山店门前一妇人，哀哀夜哭向秋云。自说夫因征战死，朝来逢著旧将军。”耿
《路旁老人》：“老人独坐倚官树，欲语潸然泪便垂。陌上归心无产业，城边战骨有亲知。余生尚在艰难日，长路初逢轻薄儿。绿水青山虽似旧，如今贫后复何为。”这些诗，都从不同的侧面，写出了战乱中最底层人民群众的遭遇。可以说，这是“安史之乱以后，由杜甫开始的写民生疾苦的新的创作倾向的继续。虽然这继续远没有杜甫深广，但它到底是一根线。从杜甫到白居易，这中间有着重要的联系。联系着这根似断还续的线的，便是大历初至贞元中诗人们的战乱写实”[9]。
总体来看，创作精神随着时代精神的快速变化，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史与社会史的发展惊人地同步，然而换一个角度，在与社会史表现出互渗制衡现象的同时，文学的发展表现出自身顽强的规律性进程。一方面，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与社会变乱，促使文学创作转向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而另一方面，开天诗坛作为唐前期诗史发展的顶峰状态，积聚了极为丰富的艺术技巧与实践经验有待于总结和发展，因此，文学的进程不仅未随政治经济的衰败而消歇，反而以其丰厚的艺术经验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造就面对现实的艺术大师——杜甫，在另一种意义上表现出文学更高层次的繁荣与发展。杜甫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整个唐代诗歌发展的流程和走向，而且在艺术上既集前代之大成，又以其创新精神为后世开启了无限法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近人胡适在其所著《白话文学史》第十四章中即指出“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而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之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由此，他明确提出“八世纪下半叶到九世纪上半叶（755—850）的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元结、顾况是“同道者”，元稹、白居易、张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则“发扬光大了这一时代趋势”。至于张籍、王建在这一文学灿烂时期的贡献和作用，罗宗强先生则指出：“当白居易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还没有像他后来那样追求尚实、尚俗、务尽的诗风的时候，王建和张籍已经先走一步了，一直到贞元末年，白居易的诗作中都还反映出摇摆不定的多种创造倾向……而在此期间，张籍、王建的尚实、尚俗的诗风已渐露端倪了。”[10]可见，本书中研究的对象张籍与王建是中唐尚实、尚俗风气之先的开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