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学思潮评析
一 大陆新儒学思潮：回顾与评析
方克立
程恩富同志给我出了一个题目：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析当代中国的复古主义思潮。去年3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发表了程恩富同志关于“正确对待七大思潮”的一个访谈，七大思潮中就有复古主义思潮。他说：“所谓复古主义，就是以古风、古言为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以‘先王’、‘古圣’为最高人格理想，以古代社会为理想社会。复古主义几乎渗透到中国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领域，成了一股强大的潜流。”既然是“一股强大的潜流”，就必须认真观察、研究和对待，而不能等闲视之。这些年来，这股复古主义潜流在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是经常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它的情况非常复杂，一定要作具体分析。
对于这股思潮，有的研究者又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或“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比如，去年2月8日，高翔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做了一次讲座，也是评析七种当代社会思潮，其中有一种是“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又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今年7月出版了清华大学林泰教授主编的一本书：《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最近张全景同志和一些主流学者都写文章推荐了这本书。其中第六章的题目是“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评析”，内容相当翔实，写了5万多字。
文化保守主义与复古主义还不是一个概念。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一定在政治上也是保守主义，比如章太炎、熊十力，他们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但在政治上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是保守派。在今天提出“复古更化”的路线，要求回到古代“仁政”“王道”的社会去，这主要是一种复古主义的政治思想，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极端发展，可以说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右翼。
还有的研究者不用“复古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来标识这种社会思潮，而是直接称它为“大陆新儒学（家）思潮”，或者简称“新儒学（家）思潮”。比如去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马立诚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其中有一章的题目就是“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他是把大陆新儒家当作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之一，具体就是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酝酿，到本世纪初以团队形式登上中国思想舞台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学思潮。
我们首先要明确这堂课评析的对象，它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之右翼的复古主义思潮，具体就是指至今在中国思想界仍相当活跃的大陆新儒学思潮。所以，这堂课的题目也可以叫作“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学思潮评析”。
一
下面先介绍大陆新儒学思潮的由来，它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以及发展至今的一些情况。
“五四”以后，中国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思想格局。今天的大陆新儒学思潮，它的直接思想来源，它所继承的精神方向，实际上就是上个世纪的现代新儒学思潮，不过在新世纪又有新的发展，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五四”后的现代新儒学思潮，在上个世纪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0年，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在中国大陆提倡新儒学、发展新儒学。这些学者解放后大都留在大陆，思想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第二个阶段是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大约也是30年。新儒学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市场，一批学者到港台继续倡导和发展新儒学，最有影响力的是熊十力的三个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另外还有老一辈的钱穆、方东美等人。80年代以后是现代新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等人，他们又是唐、牟、徐和钱穆、方东美的学生。这些学者不仅在港台，而且在海外，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新儒学。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他们与大陆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其中有的人，比如杜维明、成中英，现在都已在大陆的高校任职或兼职，杜维明是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院长，成中英是人大的特聘教授。他们至少在主观愿望上，是愿意融入大陆学界的，现在也讲中、西、马互动互补。
我们今天要讲的大陆新儒学思潮，是上述三代现代新儒家的后辈，是指一批土生土长的大陆中青年学者，他们通过港台海外新儒学的接引，从开始学习、研究新儒学，到进而接受、认同和归宗新儒学，并以新儒家在大陆的新一代传人自居。他们比前辈走得更远，港台新儒家主要是讲心性儒学，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则要求重建“政治儒学”；他们不但要复兴儒学，而且要“重建儒教”，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以儒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国家。
大陆新儒学思潮有一个发端、酝酿和逐渐形成、登上思想舞台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经过了十几年。它发端于1989年蒋庆在台湾《鹅湖》杂志发表的一篇三万五千字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这篇文章对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否定，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一切问题。怎样复兴儒学呢？他寄希望于港台海外新儒学“反哺”于中国大陆，让新儒学“返乡复位”，让儒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取得“独尊”地位、正统地位和“国教”地位。很明显，其批判矛头必然要指向作为当代中国“立国之本”的马克思主义。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批判激进主义、主张“告别革命”、要求回归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这股思潮中，有一个《原道》辑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公开亮出来的旗帜就是“保守主义”，并且呼唤在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这个辑刊编委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我们研究生院的毕业生与在读研究生，主编陈明是1992年毕业的博士，当时是宗教所的助理研究员。第一辑阐明宗旨的“开卷语”和“编后”都是他写的。第一辑中还有两篇他用笔名写的文章：一篇是表扬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是体现了“无本者竭，有本者昌”的“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曾国藩“胜”就胜在他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而洪秀全“败”就败在他用西方的基督教（“拜上帝会”）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背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所以必然失败。另一篇文章是表扬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如何使国民党取得了成功，也是要说明：文化价值是政治运作成败的“轴心”。两篇文章表达的都是露骨地宣扬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经过十多年酝酿、积累，到2004年7月，在贵阳阳明精舍担任“山长”的蒋庆，邀请陈明、康晓光、盛洪等几位国内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到贵阳举行了一次“儒学会讲”。这次会讲活动又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标志着大陆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正式“浮出水面”，就是以“团队”的形式集体出场、集体亮相。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次活动也标志着文化保守主义从中国思想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中心。
这一年的11月24日，康晓光在我院发表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明确提出了“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的口号，并且提出了“儒化”的原则和策略。他说：“儒化的原则和策略是什么？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他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由“精英联盟”（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统治的“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国家。
这一年正是陈明的《原道》辑刊创刊十周年，他们邀请自由派、新左派学者一起召开了一次“共同的传统”座谈会，声势造得很大。这次活动表明大陆新儒家力图以“中国三大社会思潮”之一的身份，在思想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2004年还发生了读经之争和70多位文化名人签署《甲申文化宣言》等事件，所以这一年也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
2004年至今已经过去了9个年头，大陆新儒学思潮的影响虽然没有他们自己期望的那么大，但是也不可忽视。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各种思想主张都可以在网上自由表达。大陆新儒家也有自己的舆论阵地，主要通过《原道》辑刊、“儒学联合论坛”和“儒家中国”网站表达他们的思想主张。现在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网”，是由“儒家中国”网改名而来的，它自称是“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的思想平台”。去年10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他们编的“儒生文丛”三册，书名分别是《儒家回归》《儒教重建》《儒学复兴》。另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他们编的《儒生》文集两卷。“文丛”和“文集”都是以蒋庆、陈明、康晓光、余樟法、秋风（姚中秋）五个人为“学术委员”和“学术指导”，这几位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的核心人物。新加入这个队伍中的秋风，本来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后来也积极主张复兴儒学，特别是大讲“儒家宪政主义”。余樟法是自由派“零八宪章”的签名者，他以大胆敢言著称，反共反马的立场十分鲜明，现在也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从1989年蒋庆发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到现在已有24年，从2004年大陆新儒家学派正式登台亮相至今还不到10年，但它已是当今中国不可忽视的一种社会思潮。我们将通过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来了解这一思潮的基本观点、思想实质和发展走向。
二
关于大陆新儒学的思想主张，我想分五个方面来做一简单介绍和初步分析。
（一）崇儒反马是大陆新儒学的本质特征
儒学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永远地终结了它的这种历史地位。在今天要求“复兴儒学”，就是希望重新恢复儒学在历史上的“独尊”地位、正统思想地位，这就必然要同今天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此，这实质上是一场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斗争。对于这一点，大陆新儒家是有高度自觉的，不但直言不讳，而且是主动挑起这场斗争。蒋庆在1989年发表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中就清楚地意识到：“儒学的根本原则与大陆的国家意识形态相冲突，复兴儒学必然要同马列主义发生正面对抗。”他是自觉地、主动地来挑起这场意识形态“冲突”和“对抗”的。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主张：“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在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
2005年，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蒋庆更加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儒学（教）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当今中国的“王官学”地位、“宪法原则”地位的政治主张。他说：要“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有的人在评论这种思潮时说得很含蓄、很客气，说“大陆新儒家有觊觎意识形态的企图”，其实何止是“觊觎”，明明是摆出了一副与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势不两立，要与它争夺“王官学”地位、“宪法原则”地位、“立国之本”地位的架势，用蒋庆的话来说就是“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2006年6月20日《蒋庆等人谈当下儒学发展路线》）。这就是他们的“儒马不两立”论。
康晓光在《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中，也明确提出了“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要“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主张。
陈明还提出了“鹊巢鸠占”说（见《天热，来点轻松的》一文的跟帖，“儒学联合论坛”网站，2008年8月6日），意思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个位子，本来应该是儒学的，现在被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占领了，所以他们极力要恢复儒学在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
在崇儒反马这一点上，大陆新儒家的新起代表人物余樟法表现得更加激进，更加富有攻击性。他的网名叫“东海一枭”，自称“铁杆反马列派”。他说：“东海十年来有大量文章议论时政、‘问诸当路’，曾经以中国第一亡命徒自许，准备把自己给‘豁出去’；其次，思想文化责任则由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去负，为此，东海也有不少文章剑指‘马家’”，就是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家’进入和影响中国一个多世纪，高居‘宪位’大半纪”，是造成今天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万变不离其宗，还不是要抱住马列僵尸和特权主义不放。”“只要‘马家’‘在宪’，其流弊就未有穷期。”这些言论都充满了火药味。他公开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现有的意识形态地位”，要求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是，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有一定的现实存在基础，包括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所以他提出也可以“争取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的辅统之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儒主马辅’也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现实选择”。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在儒马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斗争，主要就是主导意识形态地位之争，是“儒主马辅”还是“马主儒辅”之争。余樟法的立场很明确，最多只能接受“儒主马辅”的格局，实际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连当“辅统”的资格都没有，让马克思主义当“辅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个人讲得很坦率，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强化‘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力度”，鼓动中共“去马归儒”，“总之，东海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儒化中共、儒化中国”。他的这个目标，他所提出的“儒化中共、儒化中国”的口号，与康晓光如出一口，一模一样。由于这个人崇儒反马立场的坚定性，发言肆无忌惮，攻击性强，所以在大陆新儒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个队伍中也需要有这样的“炮筒子”。
指出崇儒反马、“以儒代马”是大陆新儒学的本质特征，这一点非常重要。首先它符合基本的事实，也符合思想的逻辑。其次，在情况非常复杂的“国学热”“儒学热”中，我们需要厘清一些基本的思想界限。指出崇儒反马是大陆新儒学的本质特征，那么，一些崇儒而不反马，至少是不公开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研究者、儒学信从者，就不能把他们归到“大陆新儒学（家）”的阵营中去。在今天中国，自觉地持崇儒反马、“以儒代马”立场的是极少数人，他们虽然很会造声势，希望拉拢或影响更多的人，但是中国儒学研究的主流学界，不是明确表示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就是谨慎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不愿意处在与主流意识形态公开对抗的地位。连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也不赞成蒋庆的观点，他作为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院长，承担的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儒学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对话，而不是对抗。
（二）大陆新儒学是一股复古更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思潮
前面讲到，大陆新儒家是通过港台新儒学的接引、“反哺”而走上“复兴儒学”道路的，但是他们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发展新儒学，碰到的政治思想环境与港台新儒家又很不一样。在他们看来，港台新儒家可以在那里隔靴搔痒地讲心性儒学、讲“内圣之学”；而我们在大陆就不能不直接面对今天中国的政治现实，不能不讲“外王学”和政治儒学。所以蒋庆对牟宗三等人也有所批判，他们把重点放在发展政治儒学上。他的政治儒学所接续传统儒学资源主要是公羊学，而不是思孟学派和宋明儒家的心性学说。
大陆新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对民主政治，既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蒋庆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港台新儒家讲“内圣开出新外王”，把西方的科学、民主当作“新外王”的主要内容，当作追求的目标，这就是“变相西化”，是使儒学沦为“西学附庸”。他认为现代儒学开出的“新外王”事业，不应该也不必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应该是以儒家义理为基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应该开出儒家式的“外王大业”。他还批评民主政治有极端世俗化、人欲化、平庸化、无道德、无理想等缺点。
康晓光批判民主政治的态度更加激进。他明确说，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而应该选择“儒化”。他说民主现在已经变成一种“迷信”，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而它的一些基本价值和逻辑前提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他看来，自由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乌托邦”。
大陆新儒家反对民主政治，他们提出了什么取代民主制度的“儒化”政治方案呢？蒋庆提出要用“王道政治”来改造、超越民主政治，为此他还提出了“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论，要用他设计的“三院制”来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康晓光也提出了他的“仁政”理论，实际上是要推销他的“儒士共同体专政”。
蒋庆的所谓“三院制”，就是主张设立“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按照他的设计，“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的大儒担任，终身任职，本人可以不到位，委派代表主持院事，它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代表“天意”。“庶民院”由普选和功能团体选举产生，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民心”）。“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以及各宗教界人士担任，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天意”“民心”“历史文化合法性”，这就是所谓“三重合法性”。有人指出，蒋庆的三院制实际上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与东方的贵族世袭制、宗法制之混合体（吴光）。很明显，这个制度设计的特点就是格外突出了儒士、儒生在政治运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既代表“天意”（神圣天道），又代表历史文化合法性，这正体现了“儒士共同体专政”的特点。
康晓光倒没有做出这样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是力图在理论上论证“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他说：“在仁政里，由谁来执掌政权呢？儒家主张贤人治国。那么，谁是贤人呢？贤与不贤的标准是什么呢？贤人就是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的人。贤与不贤的标准就是是否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这是因为，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实践仁政的人。说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他并不讳言“仁政”属于权威主义的范畴，也是一种“专政”。什么人专什么人的政呢？他认为是贤人专不贤之人的政，有贤德的仁者、“儒士”专“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的政。他说：“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有统治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仁德的贤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须全体国民选举。”“尽管儒家主张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没有统治的权利，但他们有获得良好统治的权利。”就是说，在这样的所谓“仁政”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天然不平等的，“儒士”、贤人有“天赋治权”，而在儒士共同体之外的多数人，就只有“获得良好统治的权利”。他居然把老百姓“被统治”“获得良好统治”也说成是一种“权利”。这种露骨的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理论，在现代社会已很罕见。
蒋庆明确说他设计的王道政治方案是一条“儒化”当代中国政治秩序的“复古更化”路线。“复古更化”这个概念来自董仲舒。他要汉武帝改变秦朝的政制以恢复“三代之治”，就是所谓“复古更化”。康晓光则明确说他的“儒化”论是一种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道路的保守主义理论。他们都不否认这条政治路线的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性质。
关于大陆新儒家的政治思想，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就是在近年来的“宪政民主”思潮中，有些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也大讲所谓“儒家宪政主义”。儒家政治思想本质上是为王权主义、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论证、作辩护的，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扯不上什么关系。宪政的核心是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中国古代历来是“人治”，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董仲舒忠心耿耿地为汉武帝出谋划策，但是汉武帝一句话就可以把他送进大牢，差点掉了脑袋。这哪里有一点“宪政民主”的影子呢？在古代文献中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词句，然后加以主观解释和比附，主要是与西方宪政民主相比附，这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
蒋庆批评港台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是以西方的民主作为追求目标，是“变相西化”。现在他们自己又把西方的宪政民主嫁接到中国古代儒家身上，这是不是“变相西化”，把儒学变成西学的“附庸”呢？
大陆新儒家是反对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而实际上他们与西方自由主义又有不解之缘。我们可以把“儒家宪政主义”看作是大陆新儒家试图与西方自由主义结合、合流的一种表现。
当然，两千多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在治国理政中也有一些好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比如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等等，但是不能将其都归结为所谓“儒家宪政主义”，乱贴标签、以名乱实是不可取的。
（三）大陆新儒家的私有化经济主张
大陆新儒家在政治上支持“精英联盟”、少数贤德之人统治多数愚不肖之人，他们在经济上也支持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多数人的劳动剩余价值的私有制度，有的人还明确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主张。
蒋庆1989年的文章就批判社会主义公有制“违背了人性与物性”。他说：“中国大陆四九年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后，中国大陆的经济生活就陷入了紊乱，畸形发展，不断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公有制从本质上来说是违背人性的，缺乏人性的基础，非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窒息社会的经济生活。”所以他极力要求恢复私有制，论证私有制的“合理性”，论证它的所谓“人性基础”。近年来，他提出了重建儒教的具体方案，有两条路线，所谓“上行路线”就是要立儒教为国教，为儒教争取“王官学”地位、“宪法原则”地位。他说在上行路线走不通的情况下，也可以走“下行路线”，作为权宜之计，作为争取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他的所谓“下行路线”，就是要以“中国儒教协会”的名义，向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大伸其手，要求种种政治、经济特权，比如要求国家给予土地与实物馈赠，要求国家定期拨款以维持儒教的日常运作，要求国家把“历代书院建筑与地产，文庙建筑与地产，孔庙建筑与地产，历代圣贤儒士之祠庙、地产、故居、坟茔、遗稿、遗物，历代圣贤儒士过化之文化古迹与各种文物，历代古圣王陵墓、陵寝、陵园，历代帝王之祠庙与忠烈祠、文昌阁、城隍庙等，统统拨归中国儒教协会所有、管理与经营”；“国家代儒教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营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旅游活动，以招商为目的的节庆活动，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营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须向儒教交税”。好大的口气！在他要求恢复的私有制社会里，这个“中国儒教协会”无疑就是中国最大的地主集团了；现在他又要求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给它如此巨大的政治、经济特权，用大量国家财产和纳税人交的钱来无偿地供养这些“儒教”精神贵族。说大话可以，尽情“畅想”也可以，但是能够做得到吗？纳税人答应吗？这样为儒教精神贵族效劳的国家还能叫作社会主义国家吗？
大陆新儒家中还有专业的经济学家，盛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一个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他与蒋庆主张“以儒治国”是一致的，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制也是完全一致的。
（四）大陆新儒家的“文化民族主义”
大陆新儒家的文化主张集中体现在他们提出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中。
蒋庆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亡文化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在走一条西化的路，“文化歧出”的路，“以夷变夏”的路。他说：“新民主主义同三民主义一样，不是中国文化的‘体’而是经俄国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体’，至于‘用’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这样‘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又说：“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学西方进行改革，所谓‘开放’就是向西方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仍然是沿着一百多年来文化歧出的路在走，中国文化仍然处在‘以夷变夏’的过程中。”蒋庆的结论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国”保了，“种”保了，但是“教”亡了，文化亡了。他认为要克服百年来的“文化歧出”，解决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复兴儒学，重建儒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
康晓光2002年写了《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一文。他说文化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民族文化复兴就是儒学（教）复兴，所以文化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复兴儒学（教）的意识形态。他提出文化民族主义必须完成的三大任务：整理国故、社会动员、制度化。为了实现这三大任务，他又提出了四项必要措施，其中第一项就是：“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在高等院校中，与公共管理有关的专业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各级党校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第二项措施是要求“立儒教为国教”。国家要支持儒教，通过立法保护儒教，给儒教组织税收优惠，向儒教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甚至要求国家直接给儒教提供财政支持。他没有蒋庆讲得那么具体，实际上蒋庆关于重建儒教的具体构想，是直接受到康晓光的启发，康的《文化民族主义论纲》写于2002年，蒋重建儒教的具体构想写于2005年。
在构想中，蒋庆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新的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制度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有：①“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 ②“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作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③“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蒋庆直截了当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主张各级党校要用儒家经典教育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这可以说是大陆新儒家“儒化共产党”“和平演变共产党”的一手“高招”。
蒋庆不仅做了上述制度设计，而且还有具体行动。2004年4、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蒋庆为小学6个年级12个学期编的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12册，并且曾被中国教育学会等单位推荐为全国实验用书。后来教育部领导同志及时发现这套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有严重问题，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也不适合于我们的小学教育，所以才没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重建儒教”“立儒教为国教”是大陆新儒家推行“文化民族主义”“儒化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可以说是其关键环节。康晓光最早提出“立儒教为国教”的主张，后来蒋庆、陈明等人也起而响应，一时“复兴儒教”“重建儒教”的呼声很高。2005年在广东从化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讨论会”，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就是在那个会上的发言。这次会议引发了一场有各派学者参加的儒教大讨论。在这场儒教讨论中，陈明于2007年提出了“公民宗教”说，它的特点是把儒教的宗教形式结构（神衹、经典、教士系统、祭祀活动等等）问题先搁置起来，强调着重发挥它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终极关怀）、道德教化等宗教性的功能，着眼点在影响社会人心，而不是与政治体制直接结合，建立“政教合一”国家。也就是说，在儒教问题上，大陆新儒家内部看法也不完全一致。2005年社科院宗教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开始是陈明当秘书长，他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后，这个研究中心就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去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生文丛》第一辑中，有一本《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收集了有关这个问题讨论的主要文章，可以参考。
（五）大陆新儒家在哲学上露骨地宣扬唯心史观
儒家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唯心主义，孔孟的天命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是唯心主义。当然也不是清一色，儒家哲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比如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但是不占主导地位，不是正宗。上个世纪的现代新儒学继承的是正宗儒学，不论是新程朱，还是新陆王，都是正宗儒学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大陆新儒家在哲学上继承的也是儒家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蒋庆强调儒学是“神圣天道”在人心中的体现，是人类精神对形上本源的把握。作为“形上本源”的“神圣天道”，就是最高的精神实体。他把儒学看作是能够体证“神圣天道”的世界上的伟大宗教之一。蒋庆所谓“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首先是“超越神圣的合法性”，这个政权必须符合“神圣天道”，符合“天意”。这还是古代“君权神授”天命论的继续，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
蒋庆在倡导读经活动时所宣传的理论观点也是典型的唯心史观。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说明》中，他说：“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中国的圣贤，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贤相外，孔子以后中国历代公认的大圣大贤不过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荀子、董子、文中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陆子、阳明子14人而已。”宣传中国的历史文化是由少数圣贤创造的，这是露骨的圣贤史观，根本不符合历史实际。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又说：“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职是之故，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这种观点，与劳动创造人和人类文化的唯物史观，与《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与“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理念，相去不啻有十万八千里！用这样的观点来指导少儿读经，会把中华文化经典教育活动引导到什么方向去呢？
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发表这类观点、言论还很多。比如前面讲到的：康晓光认为有贤德的人有天然地统治不贤之人的权利，这不过是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翻版。还有陈明鼓吹的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是政治、经济、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思想、意识、文化决定社会存在。这些都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理论。通过以上举例，我们可以看出这股思潮不仅在政治上危害性很大，而且在学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有些观点非常武断，非常荒谬，违背基本的事实，也违背人的常识。有的辩论者说碰到这类观点很无奈，“只能无言”。但“无言”不是办法，我们还是需要下点功夫，在理论上认真清理这类错误观点。
三
下面我们要谈一谈大陆新儒学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格局中的地位和它的可能前景。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同志近来一再讲我们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犯颠覆性的错误”。
大家都知道，“封闭僵化的老路”是指反对改革开放、要求回到前30年甚至为“文革”翻案的“极左”路线，这是干扰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条错误路线。什么是“改旗易帜的邪路”呢？新自由主义和西化派代表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企图“西化”“分化”中国，这是一条改旗易帜的邪路。大陆新儒家在政治上要求“复古更化”，提出了种种“儒化中国”的政治方案，比如要用“三院制”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用“儒士共同体专政”取代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在经济上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恢复私有制度，在思想上要求“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这也是一条改旗易帜的邪路，也是一种颜色革命。
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的胜利不容易，中国有今天的国家独立、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十多亿人民基本得到温饱的现实情况也很不容易。所以，“西化”“分化”之路和“复古儒化”之路对中国人民来说都不是福音，而是灾难。老百姓不一定能讲出多少道理来，但是他们有亲身感受，有这种直觉。所以，我们党提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既不走“西化”之路，也不走“儒化”之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的，也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
用历史的眼光，应该怎样评价大陆新儒学呢？我们认为，大陆新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学派，它在中国21世纪思想史上将会占有一席之地，我想他们的这个愿望是可以达到的。但是由于这一派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二是走“复古更化”之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三是站在少数“精英”的立场，维护少数人统治、教化多数人的社会制度，蔑视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没有群众基础。这些局限性决定它绝对成不了大气候，根本不可能实现通过和平演变“儒化中共”“儒化中国”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立儒教为国教”、把中国变成一个“政教合一”国家的目标。不仅蒋庆设计的上行路线（“立儒教为国教”）行不通，就是他讲的下行路线，要求国家将大量土地和实物无偿馈赠给“中国儒教协会”，还要给它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包括儒学出版物、广告和音像制品都要给儒教交税，由国家代收，然后乖乖地打到他们小金库的账号上去。这些要求都太没谱了，根本不可能由全国人大专门立法，做出这样一些格外优惠儒教的政策规定。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什么“儒教”，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中也不包括“儒教”，儒学是不是宗教还有很大争议，你到哪里去找什么“中国儒教协会”呢？这个莫须有的“中国儒教协会”，连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的地位和待遇都没有，就伸手向国家要这个特权、那个特权，不是叫人觉得很可笑吗？康晓光说民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乌托邦”。实际上，他们提出这些毫无现实可能性的“复古更化”方案，为莫须有的“中国儒教协会”争地位，争特权，才真正是空想，是乌托邦。
由于大陆新儒家提出的一套“复古更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空想的成分太大，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所以它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影响也很小，主流学界并不重视它，当局也不重视它，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最近习近平同志发表了要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8·19”讲话，中央报刊也发表了许多文章，主要是批评普世价值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宪政民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矛头主要是针对自由主义，而没有提到大陆新儒学。大陆新儒学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那么鲜明，摆出一副“儒马不两立”的姿态，进攻性很强，而主流意识形态却没有把它太当一回事。因为它“崇儒反马”“复古更化”的错误立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没有多少人跟着跑。少数人在那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并不影响大局。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真正的心腹之患还是自由主义，因为它同国际资本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是完全一致的，是互相配合的。有苏联的前车之鉴，对自由主义的危害性有所警惕当然是正确的。
从发展趋势来看，可以肯定，在中国目前非常开放的舆论环境里，大陆新儒家还会继续表达自己的意见，继续制造舆论，也总会有些人欣赏他们“以道抗势”的勇气。一个人有“道义”担当当然很好，但是要看你所持守的这个“道”，是不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到底是“正道”还是“邪道”？我们党已经明确地说：“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大多数人对各种“邪路”“邪道”是有警惕的。今天走不通，到中国发展得更好以后，老百姓满意度更高以后，各种“邪路”“邪道”就更加走不通了。
许多同志都注意到大陆新儒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很会造舆论，造声势。他们打出“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号，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好像他们才是中国文化最纯正的代表，并且力图借“国学热”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把提倡发展儒学、弘扬中国文化的功劳都记在自己的账上。
其实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学热”“儒学热”“传统文化热”，多数人都是能够全面正确地看待的。大家都很明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上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能有今天这样重要的地位吗？如果没有党的文化方针的指引和把握方向，“国学热”也不可能得到健康正常发展，出现今天这种全党全民族重视历史文化的氛围。党的许多重要文件，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的多次讲话，都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还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许多大学的国学院、儒学院，一些重要的中国文化研究团体，比如国际儒联、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等，还有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都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成立和召开的。也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今天中国持续发展的“国学热”，应该肯定正面积极效果是主要的，对于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都起了积极正面的作用。同时也应该肯定，主要是党和政府、主流学界和热爱中华文化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学热”中发挥了正能量，是他们出力最大，坚持正确方向，保证了“国学热”的健康正常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国学热”作为一个广泛的社会文化运动，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情况非常复杂。我们肯定它的正面积极效应是主要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负面的现象。一是文化保守主义有一定程度的抬头，不能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古”和“今”的关系，特别是它的右翼，企图把“国学热”引导到“崇儒反马”“复古更化”“改旗易帜”的错误方向；二是有些人以弘扬“国学”为名，大搞封建迷信，出现了某些党政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的现象；三是把“国学”当作赚钱牟利的工具，比如有些高校办的高价老板班，通过媒体宣传社会影响很不好。这些都是“国学热”中出现的消极负面现象，发挥的是负能量，起的是反作用。
我们把大陆新儒学定位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右翼，是因为并非所有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人都崇儒反马，都企图用儒学来同马克思主义争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有的学者认同儒学，推崇儒家，甚至自称现代儒家，但是他们崇儒并不反马。还有一些推崇儒家的学者，不但不反马，而且认为在今天，儒学可以而且应该与马克思主义交流对话，儒马可以结合，“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所以在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实际上是有左、中、右之分的。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前年（2011）年初发生了一场天安门孔子像之争。元旦之后不久，在国博北广场竖立起一座9.5米高的孔子像（象征“九五之尊”），引起舆论哗然。据说网上反对的声音占70%以上，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出来挺孔像。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13学者的联合声明，他们认为“立孔子像之举，符合国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有关部门如果急于介入正常的文化讨论，甚至被少数人的极端言论所绑架，而试图将其拆除，则将在世界上产生极为不良的后果和影响”。声明发表不久，孔子像就挪到国博院内的“中华名人雕塑园”去了。这让13学者非常被动，在网上受到不少奚落。客观地说，这些学者虽然有尊孔崇儒的倾向，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态不一样，但是他们并不反对主流意识形态，联合声明中明确地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这三者的位置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形成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应该说这种观点很不错嘛！但是却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之右翼的强烈不满。在大陆新儒家看来，你们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就是丧失了儒家立场，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余樟法又写文章把13学者骂了一通，说他们是“认邪作正，认夷作华，是思想倒退、品性堕落”。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同样有尊孔崇儒的倾向，但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又有明显分歧，文化保守主义之中、左翼与右翼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国内有的学者非常欣赏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再版前言”中所说的：“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样一种三结合、“三流合一”是可以存在的，也是最合理的。大陆新儒家显然不能接受这种保守主义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儒马不两立”，与国内赞赏丹尼尔·贝尔观点的学者也有明显的思想分歧。
中国自“五四”以来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思想格局，这个基本格局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不过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了，突出地表现为三大思潮内部都有左、中、右的分化。不但文化保守主义有左、中、右之分，自由主义也有明显分化。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左翼与右翼之争，或者说是“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之争。当然，“新左派”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成分比较复杂，不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主要成分是自由主义的左翼。中国原来的马克思主义队伍，经过改革开放也有明显的思想分化，“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指向过“左”的、不能与时俱进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派，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右翼马克思主义举起的一面旗帜，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它实际上也是要“改旗易帜”。三大思潮都有左、中、右的思想分野，其中的各派又错综复杂地交织、纠结在一起，互相批评，也有各种形式的暂时联合、结盟，都希望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影响中国的未来走向。这就是今天中国思想界的现实情况。
这堂课的任务只是对其中的一派大陆新儒学（家），即文化保守主义的右翼做点介绍和评述。主要是介绍一些情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评论做得很不够。有些问题还没有涉及，比如大陆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关系，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关系，大陆新儒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特点，等等，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两句话讲不清楚的，需要做专门研究。给我的时间有限，这堂课先讲到这里。
（本文是作者2013年10月3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上的讲课记录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