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寻求包容及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诉求。2015年，联合国成员国一致通过并采纳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在未来15年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由此，国际社会的发展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聚焦于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系统、均衡和协调发展。在此议程的指导下，所有国家，不论是穷国、富国和中等收入国家，都将以人为本，致力于进一步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实施相关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满足教育、卫生、社会保护等社会需求，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回顾过去70年，人类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一整套贸易、金融及发展合作的制度体系。然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全球经济疲软，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和全球贸易投资持续低迷的态势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已经达到80%。与此同时，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正在兴起，将对生产、消费及财富分配方式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然而，全球目前仍有8.36亿人处于极端贫穷，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的财富超过其余99%的人口的财富总和。

这些趋势反映出了全球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变革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使其更准确地反映国际经济力量的变动，更公正合理地表达发展中国家在后2015的发展诉求，以及更有效地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成为当今发展领域热议的话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提出正是国际体系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和完善的产物。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各个部门，尤其是私营部门的参与，以及各个层级领导力的支持。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愿景和行动，更需要区域的协作和互动。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重了世界各国对发展融资的进一步需求。例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在未来十年内，仅亚洲每年就需要新增投入82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

无疑，“一带一路”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提供了有效助力。以政策、基础设施、贸易、资金及民心五个层面的互联互通为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构建互利合作网络，共创新型合作模式，打造多元合作平台，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为全球提供新型公共产品和更丰富的融资手段。以打造绿色、健康、智力以及和平丝绸之路为首要任务，“一带一路”倡议有潜力为世界诸多国家提供多方面的发展红利，建设开放、联动和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经济。

诚然，“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初步探索，也是中国更深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途径。在过去的30年，中国自身经过不断地改革和开放，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9%，比2015年上涨14.2个百分点。在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中国人类发展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2014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到了0.73，在188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90位，已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组。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希望与世界各国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诉发展需求和面临的“瓶颈”，互相切磋各项政策措施的利弊，以共同商讨互利共赢、可持续的远景发展规划，共同制定全球治理的新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也正在面临着模式和结构上的重大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以期实现产业升级，发展先进制造业，有效扩大需求和保护生态环境。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是对“后2015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展望，也为中国重新审视和制定自身发展的策略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然而，“一带一路”倡议的要义是什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脉络、贸易和投资格局、政治体系、文化传统等是什么？国家和区域之间可以通过怎样的机制和途径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进一步的贡献？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又可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在现阶段倡议提出的初期，都值得深入思考，以进一步明确国际分工和合作为实现联动式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

针对上述问题，本书紧紧围绕经济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意在将沿线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产业梯度分析、贸易依存度及互补性等视角，透视沿线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和产能合作的可能性，探索“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理论基础。本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实时监测和记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项数据信息，通过“五通”指数，对各国的投资规模、导向及方式，金融市场及风险，人文交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合作项目的确定提供实时可靠的理论和信息依据。

本书就经济贸易的双环流理论进行了专门阐述。当今世界贸易格局呈现出双环流的特点，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枢纽，承接着南北及南南两个生产要素的经济环流。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自资源禀赋各异，工业化阶段处在不同阶段，形成三种不同的产业梯度，即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工业化后期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中期国家）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一带一路”有潜力推动产业在不同梯度国家的转移，使各国相互拉动，贸易形成互补，实现价值链双环流上的产业协同。进一步讲，这将促进“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国际产能合作。这不仅包含狭义的工业生产能力，更涵盖了技术、管理制度、标准等“软实力”的跨国合作，有利于扩大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本书还重点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对外投资问题。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对外投资从睦邻友好国家逐步拓展，呈现包括能源、交通、矿产、制造、房地产、金融等各领域的多元化投资模式。与此同时，沿线国家资金融通效果显著，在金融监管合作、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成立和运行（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方面均有体现。不仅如此，国际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已有条不紊地逐步开展。六大经济走廊的推进正在沿线各国以不同程度展开。国有企业携手民营企业，逐步迈向国际的舞台，以公私合营（PPP）、境外经贸区等多种方式促进包括纺织、家电、钢铁水泥、高铁轨道、通信设备等多种优势产业的跨国合作。更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科技、教育、卫生、民间智库团体、青年等人文领域的交流取得了相对均衡的进展。这为促进沿线国家政府、企业、人民等互相理解，避免和减少误解、分歧和冲突，促进各方面的互联互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指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风险与挑战。“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多个国家，包括双边、次区域和区域各个层面，既为中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构建迈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