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全球价值双环流_“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报告-QQ阅读男生武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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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全球价值双环流

（一）全球价值双环流构建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诉求

根据前文结论，虽然发达国家的贸易表现出发展停滞的状况，但发展中国家在整体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参与度却未见加强。由此可见，全球价值链的表现形式与以往相比，表现出了新的特点，世界经济结构逐渐由以发达国家核心的“中心—外围”这一单循环模式转变为更为复杂的双环流。一方面，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与欧美发达国家保持着传统的经济往来关系，形成了价值链的上环流；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全球制造中心，与资源丰富、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通过直接投资带动各国工业化发展，以贸易扩展当地市场，形成价值链的下环流。“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基于全球价值链展现出的这种新特点而提出的。但是，“一带一路”倡议更加强调开放、包容的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关系。

从欧盟、北美和东亚三大经济体的贸易角度来看，2002年，中国对欧盟进出口总额为1185.473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对欧盟进出口总额（1107.711亿美元）。之后，中国与日本和欧盟的贸易差距进一步拉大，截至2014年，中国对欧盟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日本的4.3倍。1991年，中国对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进出口总额仅为日本的18.7%，但2003年中国对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进出口总额达2083.917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对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进出口总额（1890.308亿美元）。之后，中国与日本与北美的贸易差距进一步拉大，截至2015年，对北美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日本的3.2倍。2000年，中国对东南亚七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进出口总额仅为日本的27.9%,2007年中国对东南亚七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进出口总额达到1721.821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对东南亚七国进出口总额（1721.179亿美元）。之后，中国与日本与东南亚七国的贸易差距进一步拉大，截至2014年，中国对东南亚七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日本的1.6倍。

近年来，国家之间的贸易越来越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上的贸易，因而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所承担的角色便可看出当今世界所表现出的全球价值双环流。后文通过对EORA投入产出表整理得出的各国中间品进口、出口的比例情况，选取全球188个国家作为样本进行研究测算。

中国是全球贸易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处于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的中心。从各国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的进出口情况来看，中国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终消费品、中间品进出口的重要对手方，中国巨大的贸易体量和网络布局奠定了其在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中的地位。

1.全球各国最终消费品进出口情况

（1）全球各国最终消费品出口情况

从各国最终消费品出口情况来看，中国是多数国家最终消费品出口的主要目标出口国。图2-10直观地表现了各国向中国出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及中国在各国最终消费品出口结构中所处的名次，从图2-10可知，在统计的188个国家中，178个国家向中国出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为0.00%—15.00%，中国在121个国家最终消费品出口结构中所处的名次为0—15，虽然多数国家向中国出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在15.00%以下，但是，中国在其最终消费品出口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排名多在20以下，由此可见，中国是全球多数国家最终消费品出口的主要目标国。

图2-10 各国最终消费品向中国出口比例及排名情况

为了简便起见，下面将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全球各贸易国家和地区使用其英文缩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及其英文缩写对照如表2-17所示。

表2-17 全球各贸易国和地区及其英文缩写对照

续表

表2-18列示了向中国出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在该国所有出口国中排名前五的国家的情况。出口给中国的最终消费品比例在该国所有出口国中排名第一的国家9个，排名第二的国家11个，排名第三的国家13个，排名第四的国家15个，排名第五的国家12个，合计60个，占188个样本国家的比重接近1/3。中国是多数国家重要的最终消费品出口国。

表2-18 中国在该国最终消费品出口国中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中国作为进口方）

续表

（2）全球各国最终消费品进口情况

从各国最终消费品进口情况来看，中国是多数国家最终消费品进口的主要目标进口国。图2-11直观地表现了各国向中国进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及中国在各国最终消费品进口结构中所处的名次，从图2-11可知，在统计的188个国家中，168个国家向中国出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为0.00%—15.00%，中国在182个国家最终消费品出口结构中所处的名次为0—15，中国在所有国家最终消费品出口结构中所处的名次在25及以下。

图2-11 各国最终消费品向中国进口比例及排名情况

表2-19列示了向中国进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在该国所有进口国中排名前五的国家情况。向中国进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在该国所有进口国中排名第一的国家共17个，排名第二的国家共29个，排名第三的国家共26个，排名第四的国家共26个，排名第五的国家共25个，合计123个，占188个样本国家的比重接近2/3。中国是多数国家重要的最终消费品的主要进口国。

表2-19 中国在该国最终消费品进口国中占据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中国作为出口方）

续表

（3）全球各国向中国进出口最终消费品情况对比

比较全球各国对中国出口和向中国进口的情况可知，中国在全球各国最终消费品进出口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中国的出口商角色更为突出，即全球各国将中国视为本国最终消费品进口的主要目标国。由表2-17和表2-18可知，向中国进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在该国所有进口国中排名前五的国家共123个，出口给中国的最终消费品比例在该国所有出口国中排名前五的国家共60个，中国对各国的出口商优势更明显，这与中国当前的贸易顺差的进出口结构相匹配。

2.全球各国中间品进出口情况

（1）全球各国中间商品出口情况

从各国中间品出口情况来看，中国是各国中间品出口的主要对手方，图2-12直观地展示了各国中间品的出口情况，188个样本国家中，有177个国家对中国出口中间品占该国中间品出口总额的比例在15%以下，出口比例最高的是安哥拉，为50.86%。从各国对中国中间品出口比例在该国所有出口商中的排名来看，排名在15以内的国家共148个。全球化格局下，各国贸易对手方日益增加，贸易对象趋于多元化，但中国仍是各国重要的中间品出口国。

表2-20列示了向中国出口中间品的比例在该国所有出口国中排名前五的国家的情况。从表2-20可知，中国在74个国家中是排名前五的中间品出口方，其中，在9个国家是排名第一的中间品出口国，在19个国家是排名第二的中间品出口国，在13个国家是排名第三的中间品出口国，在19个国家是排名第四的中间品出口国，在14个国家是排名第五的中间品出口国。

图2-12 各国中间品向中国出口比例及排名情况

表2-20 中国在该国中间品出口国中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情况（中国作为进口方）

（2）全球各国中间商品进口情况

图2-13列示了各国向中国进口中间品占该国中间品进口总额的比例，以及该比例在所有中间品进口商中的名次。由图2-13可知，183个国家向中国进口中间品的比例在15%以下，179个国家向中国进口中间品的比例在该国所有进口商中排名在15名以内。中国是各国重要的中间品进口国。

图2-13 各国中间品向中国进口比例及排名情况

表2-21列示了向中国进口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在该国所有进口国中排名前五的国家的情况。由表2-21可知，中国是73个国家排名前五的中间品进口国，超过1/3。其中在两个国家是排名第一的进口国，在19个国家是排名第二的进口国，在17个国家是排名第三的进口国，在17个国家是排名第四的进口国，在18个国家是排名第五的进口国。中国作为中间品出口国的地位十分突出。

表2-21 中国在该国中间品进口国中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情况（中国作为出口方）

续表

3.各国向中国进出口最终消费品、中间品进出口情况对比

综合来看，中国无论是作为中间品进口国、中间品出口国、最终消费品进口国还是作为最终消费品出口国，其在各国贸易结构中的地位都十分突出。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庞大的贸易体量和广泛的网络布局是其处于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中心地位的坚实基础（见表2-22）。

表2-22 中国作为各国中间品、最终消费品进出口对手方排名情况　单位：个

（二）“全球价值链双环流模型”实证数据验证

在这一部分，本书的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数据库（WDI）以及EORA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RIO）。根据贸易物资的用途，将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物质分为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中间产品是指为了再加工或者转卖用于供产品生产使用的物品和劳资，如原材料、燃料等。而最终消费品是一定时期内生产而在同期内不再加工、可供最终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又可以将指标具体分为中国进口/出口的中间品、中国进口/出口的最终消费品、出口/进口到中国的中间品、出口/进口到中国的最终消费品。

1.验证的思路

全球价值链的表现形式与以往相比，表现出了新的特点，世界经济结构逐渐由以发达国家核心的“中心—外围”这一单循环模式转变为更为复杂的双环流。一方面，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保持着传统的经济往来关系，形成了价值链的上环流；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等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全球制造中心，与资源丰富、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通过直接投资带动各国工业化发展，以贸易扩展当地市场，形成价值链的下环流。

为了通过数据对双环流模型进行验证，本书从两个视角分别对双环流模型进行数据层面的验证，两个角度可作为互相验证。具体内容依据视角的不同，可以进行两个角度的阐述。

（1）双环流模型Ⅰ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贸易流动的方向为：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品并出口最终消费品，而相似的循环也发生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具体如图2-14所示，在此过程中，中国起到了国际贸易流动关键节点的作用。

图2-14 基于中国视角的双环流模型示意

（2）双环流模型Ⅱ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贸易流动体现的特点为：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净出口中间品而净进口最终消费品，相似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贸易方向环流（见图2-15）。同样，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国际贸易流动关键节点的作用。

图2-15 基于其他国家视角的双环流模型示意

下面将对上述两种基于不同视角而构建的双环流模型中资源的流向（a—h）逐个进行数据分析和验证工作。

2.比率的说明

本书构建了四个指标对双环流模型进行了数据层面上的验证，四个指标分别如下：

（1）以中国视角构建了两个比率，分别为C1、C2：

C1=中国进口的中间品中国出口的中间品C2=中国进口的最终消费品中国出口的最终消费品

（2）以世界其他国家为视角构建了两个比率，分别为W1、W2：

W1=出口到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到中国的最终消费品W2=进口自中国的中间品进口自中国的最终消费品

本书将针对以上四个指标，使用世界范围内189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数据，进行基于经验数据的验证工作。

3.验证过程

在对经验数据的验证部分，本章分别采用了中国视角和世界其他国家视角的数据对全球价值链双环流模型进行了数据验证。两种方法内在思想相似，计量角度不同，在此可作为相互印证。

（1）以中国为视角

这一节在中国视角下，对国际贸易数据进行了统计。首先，本书分析了中国相对于外国的“进出口中间品”贸易情况。为了更好地刻画中国相对于每一个国家“进出口中间品”的净流量方向，本章构建了C1指标进行衡量。若其大于1，则代表中国净进口该国中间品；若其小于1，则代表中国向该国净出口中间品。图2-16为C1指标的计算结果。横轴国家顺序依照世界银行数据库（WDI）2013年人均GDP由高到低排列分析，因此横轴左边为较发达国家，而右侧则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图2-17、图2-18和图2-19的横轴均按此排列，不再赘述。

图2-16 中国进口/出口的中间品

从图2-16中大致可以看出两方面的直观规律。首先，从超过y=1这一条标准线来看，横轴方向右端相比于左端，有更多的国家样本比值大于1。因此可以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横轴右侧）而言，中国净进口该国的中间品。因此验证了图2-14的箭头a，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中间品贸易，表现为对中国的净流入。

其次，也可以发现横轴方向左端相比于右端，有更多的国家样本比值小于1。因此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横轴左侧），中国向该国净出口中间品。因此验证了图2-14的箭头b，也就是说，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中间品贸易，表现为对发达国家的净流入。

接下来，本书分析了中国相对于外国的“最终消费品”贸易情况。同样，为了刻画最终消费品的净流向，本章构建了 C2这一指标进行衡量。若其大于1，则代表中国净进口该国最终消费品；若其小于1，则代表中国向该国净出口最终消费品，图2-17为C2指标的计算结果。

图2-17 中国进口/出口的最终消费品

同样，从图2-17也可以发现两个直观规律。首先，从超过y=1这一条标准线来看，横轴方向左端相比于右端，有更多的国家样本比值大于1。因此可以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横轴左侧）而言，中国净进口该国的最终消费品。因此验证了图2-14的箭头d，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最终消费品贸易，表现为对中国的净流入。

其次，也可以发现横轴方向右端相比于左端，有更多的国家样本比值小于1。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横轴右侧），中国向该国净出口最终消费品。因此验证了图2-14的箭头c，也就是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终消费品，表现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净流入。

因此，通过以上两张条形图，四个方面的讨论，逐一验证了图2-14中箭头（a—d）的合理性，表明从中国视角上来看的“全球价值链双环流模型”是符合实际数据规律的。

（2）以世界其他国家为视角

与上一节对应，本节在世界其他国家视角下，对国际贸易数据进行了统计。首先，本书分析了“出口到中国的中间品”与“出口到中国的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关系。为了更好地估计“中间品”或“最终消费品”的净流动方向和关系，本章构建了W1这一指标来进行刻画。若其大于1，则代表该国向中国净出口中间品；若其小于1，则代表该国向中国净出口最终消费品。图2-18则为W1这一指标的统计图。

图2-18 出口到中国的中间品与出口到中国的最终消费品比例

从图2-18中大体可以看到两方面的直观规律。首先，从超过y=1这条标准衡量水准看，横轴方向右端相比于左端，有更多的国家样本比值大于1。因此可以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横轴右侧）而言，有更多国家向中国净出口中间品。因此验证了图2-15的箭头e，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中间品贸易，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净流出。

其次，也可以发现横轴方向左端相比于右端，有更多的国家样本比值小于1。因此，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横轴左侧），向中国净出口最终消费品。因此验证了图2-15的箭头h，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最终消费品贸易，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净流出。

接下来，本书分析了“进口自中国的中间品”与“进口自中国的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关系。为了更好地估计“中间品”或“最终消费品”的净流动方向和关系，本章构建了W2这一指标来进行刻画。若其大于1，则代表该国进口自该国的中间品表现为净流入；若小于1，则代表该国进口自中国的最终消费品表现为净流入。图2-19为W2的计算结果图。

图2-19 进口自中国的中间品与进口自中国的最终消费品

同样，从图2-19可以看到两方面的直观规律。首先，从超过y=1这一条标准线来看，横轴方向左端相比于右端，有更多的国家样本比值大于1。因此可以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横轴左侧）而言，进口自中国的中间品表现为净流入。因此验证了图2-15的箭头f，也就是说，对这些发达国家而言，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表现为中间品的净流入。

其次，容易发现横轴方向右端相比于左端，有更多的国家样本比值小于1。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横轴右侧），进口自中国的最终商品表现为净流入。因此验证了图2-15的箭头g，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表现为最终消费品的净流入。

因此，与上节以中国为视角的讨论类似，本节以世界其他国家为视角的讨论，通过以上两张条形统计图，四个方面的逐一讨论，验证了图2-15中的箭头（e—h）的合理性。表明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视角来看，“全球价值链双环流模型”是符合实际数据规律的。

本章以实证数据验证了“全球价值链双环流模型”。通过两个视角，四个指标，八种贸易方向，逐一讨论了双环流模型在实际数据中的适用性。实证数据结果直观地支持了双环流模型对于中国处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关键节点地位的论断。

4.全球价值双环流

在原有全球治理体系下，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很多是以代工方式加入的，这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道路的有效战略。然而，借助这种基于全球价值链代工体系的发展道路，仅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阶段的工业化进程，到了工业化后期，发展中国家广泛地表现出“被俘获”的现象（Schmitz,2004）。即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后，可以实现工艺流程和产品的升级，但产业功能及链的升级发展则会受到发达国家来自购买方或者大跨国公司供应方的严重阻力，从而难以继续实现升级发展，局限于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世界投资报告：投资与贸易发展》显示，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获益更为明显。根据UNCTAD数据，就相对增值贸易比重看（一国的全球增值贸易份额与全球出口份额的比值），俄罗斯（1.25）、印度（1.23）、美国（1.22）、澳大利亚（1.20）、巴西（1.20）、沙特（1.18）、日本（1.13）、意大利（1.00）等大于1；而中国相对增值贸易比重则为0.98。同时，大国国内增值率（国内增值/GDP，衡量一国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但中国等较为例外。扣除出口中的外国增值部分，全球国内增值率为72%。发达经济国内增值较高，美国为89%，日本为82%。一般来说，大国经济国内价值链较长，依赖外国投入较少，国内增值率往往较高，但中国、德国和英国较为例外。中国既有不断延长的国内供应链，也存在大量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仅为70%。

在发展中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创造的，这可能会导致“价值捕获”相对较低。从长期来看，全球价值链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包括通过技术转播和技能培养，为产业升级开创机会。不过，全球价值链的潜在长期发展收益不是自动获得的。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于狭窄的技术基础和加入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协调下的价值链，因此，仅能获得有限的附加值，产业结构迟迟难以升级。

由上可以明显看出，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主要处于价值链生产的中下游，许多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自然资源出口的底端全球价值链上。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出口各国的资源、原材料及中间产品加入全球化。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或者各自的资源禀赋的不同缺乏完善的工业基础，难以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顺利实现产业的升级，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从而加速实现自己国内的经济增长。因此，如何通过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让世界上处于各发展阶段的国家都能公平、合理地获益，促进各国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就成为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全球化进程的“瓶颈”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异军突起，世界经济的循环从传统的“中心—外围”的单一循环变为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体系，其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另一个环流存在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经济体或地区之间。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体系。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如前文分析，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始终处于价值链生产低端环节，由于发达国家高速的技术进步，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由于提供的中间产品技术环节达不到整体产业中片段化生产的需求，导致在价值链曲线C上的直接参与度降低（见图2-20），产业升级空间缩小，生产出口创造的附加值无法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下降。而双环流体系下，世界经济循环的两个部分将可能分别形成内部的价值链分工，即上环流价值链曲线A与下环流曲线B。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最低端的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下环流内部的分工，重新参与到一定的片段化生产，通过在曲线B上的产业升级逐步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福利和附加值。中国作为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结构既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又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中国各地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条件不尽相同，因此，各区域的生产力发展存在不平衡性，而生产的不平衡性又决定了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与此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全方位吸纳来自全世界的技术资本，进而全面地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正成为东亚地区产业结构最齐全的国家。齐全的产业结构使中国不但拥有处于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也拥有处于水平分工体系下的现代技术产业，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国家既可以发展垂直分工关系，也可以发展水平分工关系。因此，中国在两个循环中的参与程度都相对较高，即同时高度参与价值链曲线A和曲线B上的生产环节。在上环流内部，中国的工业化生产程度达到参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分工，在曲线A上为发达国家高附加值行业提供附加值较高的中间产品及服务。处于价值链曲线B的下环流国家通过中国间接参与到上环流曲线A的生产，从而重新回到全球价值链C的国家分工体系。

图2-20 全球价值双环流与价值链曲线

从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在上环流，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输出，将大部分加工制造、生产服务等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向发达国家输出高端中间品制成品和和生产性服务，以此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并将贸易盈余和资本流入带来的外汇储备以债务和间接投资形式回流至发达国家。下环流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的经济环流。中国等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到资源丰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开发并进口所需的资源和初级产品，输出制成品，形成资源与制成品的贸易流；同时，将本国的一些产业转移到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形成投资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转移。中国等新兴国家，一方面通过资源进口、产品和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带动了当代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身所面临的难题（见图2-21）。

图2-21 全球价值双环流下的经济合作模式

双环流体系再次将陷入全球经济停滞状态的世界两极，通过以中国为“枢纽”带入全球产业梯度中。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的作用已大大降低，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逐渐显现，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以往的单一依赖发达国家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模式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引擎。

（三）全球价值双环流与“一带一路”

全球价值双环流架构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梯度各不相同，需要中国充分去挖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互补性，建立“双赢”、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打造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而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主旨。

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就是现代化进程，在这个现代化进程当中，工业起到了核心的作用，特别是产业结构不断的转化，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整个转化过程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雁行模式解体之后，各国均在思考如何整合本地区的资源，通过双边或多边区域建构新的分工模式。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原来的雁阵中突然挤入了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经济增长势头迅猛的发展中大国，加之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持续失速，使原本的雁阵无以为继。失去了“雁行模式”的亚洲经济处在歧路彷徨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依靠在国际分工中的独特地位，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全面而直接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这时中国的发展状况早已经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脱离原来的雁行模式。中国的出口增长首先是由于其出口结构向机电产品升级，尤其是电脑、电信和辅助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增加。2001年上半年中国出口最多的产品是显示器和手机，超过了传统的出口强项如玩具和鞋子。中国国内的家电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质量不断提高，而价格大幅度下调，基本上打垮了原本在东南亚组装的日本家用电器，并在1998年之后开始大量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对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些新的变化都冲击了原有的雁行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整体经济生产网络的形成，需要根据各国的发展阶段进行产业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形成了不同的优势产业类型。而这些产业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梯度，即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工业化后期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中期国家）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

随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玩具等）有望向以东南亚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工业化初期国家转移，资源密集型产业（如能源产品、化工产品、金属制品）可以向以中东欧部分国家为代表的油气丰裕国家及以中亚部分国家为代表的矿产资源丰裕国家转移，而中国可以扩大对这些国家资本、技术及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部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产业（如机电产品、部分装备制造产品）则向以中东欧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工业化后期国家转移，实现技术的互通有无。

如此一来，第一产业梯度国家的产业升级会带动第二产业梯度国家的相应升级，第二产业梯度国家的产业升级也势必会带动第三产业梯度国家的相应升级，进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的有效转移和分工明确的生产网络的构建，形成下环流分工和合作模式。

（四）双环流架构下的产业高度比较分析

1.各国产业发展高度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根据我们的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一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不高，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因此，中国既可以利用自己在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余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在发挥制造业水平逐步提升的优势，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与产业结构高的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输出更富附加价值的工业加工品；也可以在低环流中输出自身技术和知识，以及工业化进程的经验，并获取快速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能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有很多内在的一致性，尤其是向下环流的东南亚、南亚及中亚等国（见表2-23）工业产业不发达，产业结构继续调整和升级，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发展具有互补和相互拉动的作用。中国在推动沿线各国发挥地缘优势的过程中同时也可以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与调整。中国在向高环流的国家提供产品时，通过贸易拉动产业结构较低的国家出口产品，并进而推进自身城市化与工业化生产。通过梳理各国工业化程度，我们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将沿线产业结构高度各不相同的国家相互拉动、互补起来，实现价值链双环流上的产业协同。

表2-23 各国产业结构高度（按收入）

续表

注：根据2014年计算值排序。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

若从各大板块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的特征，可以发现南亚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尾部位置，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则为西亚地区资源密集型国家和部分欧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期。而中东欧、西亚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见表2-24）。

表2-24 各国产业结构高度（按区域）

注：根据2014年计算值排序。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

2.中国产业发展与沿线国家的互补性分析

中国的产业结构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了巨大变迁。通过直接从发达国家获得投资和技术，中国直接跨越了雁阵模式中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梯度产业转移过程，短时间内，不仅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依然存在一定优势，而且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

一方面，中国工业体量庞大，增长迅猛，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并存；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既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由于中国各地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区域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多样化。齐全的产业结构，使中国拥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拥有水平分工体系下的现代技术产业，因而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

从表2-25中可以看出，2010年与2015年相比，中国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整体产业结构提升将近30个百分点。中国的产业高度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中，基本上处于中游偏上的位置。按照全球价值链双环流体系，中国在衔接沿线各国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因此，中国可以借助制造业水平不断提升的优势，一方面不断缩小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与高产业结构国家的差距，提升工业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则可以向低产业高度国家输出资本与技术，并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资源。

表2-25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结构高度（按人均收入排序）

续表

注：按2015年计算值排序。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

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可以向周边的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转移，化解自身某些行业存在的过剩产能，带动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同时，可以吸收各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优化和提升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同时，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初级产品的吸收能力下降，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转向中国寻求市场。因此，中国逐渐成为对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枢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形成了不同的优势产业类型。而这些产业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梯度，即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工业化后期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中期国家）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不同国家的产业梯度各不相同，与中国各省份发展水平形成联合匹配。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份产业结构高度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特征，这正好与沿线各国表现出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可以良好匹配。寻找比沿线各国产业结构高度稍高的省份进行对接，将国内省份在相似发展阶段时处理特定经济发展困境与问题时的具体做法推广至相应国家，同时国内省份也可以在沿线国家进行针对性的投资、合作。在匹配后的定向合作中，由于发展阶段相似，因而经济合作的推行将更为顺利，同时能够帮助沿线国家解决其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带动沿线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站在时代节点的眺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下，全球经济发展不均衡越来越严重，发展中经济体越来越边缘化，发达经济体国内两极分化加剧之后，中国在新的时代节点倡导在“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丝路精神指引下，依托“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和“三同”（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公正、和平和互惠共赢的全球化新格局。

世界经济经历几次大的变革和转移后，通过对世界经济历史数据的回顾和分析，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重大转换的关键节点。从大航海时代到工业革命以来，亚洲越来越远离世界经济中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日本的快速崛起，特别是日本经过20世纪50—70年代的高速增长，又把亚洲带回了全球经济中心，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亚洲1970年占全球GDP的16.5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也将亚洲重新推升到了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截至2013年，亚洲占全球GDP的30.69%，超过欧洲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洲。此外，随着全球和发达经济体内部两极分化的加重，曾经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纷纷走上向内的道路，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英国脱欧暴露出欧盟增长缓慢、复苏乏力、就业低迷、难民危机的多重困境；美国不断“废除美国贸易协定”，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保护主义言论，表明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态度，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根据世界银行对国家收入的分类，1987年，共有49个低收入国家，其中26个国家在2015年仍是低收入国家。而中国、赤道几内亚、圭亚那和马尔代夫四个国家变为上中等收入国家。19个国家在2015年晋升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大多与中国相毗邻，属于亚非交界处的国家。2015年，低收入国家仍主要位于非洲和亚洲南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等方面的发展经验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具有参考和借鉴性。从当前的国际产业和贸易体系分工来看，后起国家整体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始终处于产业链相对低端的位置且长期面临产业天花板的限制。特别是那些尚未取得发展的国家由于无法加入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而陷入贫穷，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取得一定发展的后起国家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停滞、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由于后起国家在资本和科技等要素上处于比较劣势的状态，在产业结构上处于低端位置，无法轻易实现赶超，往往随之陷入停滞，进一步阻碍了之后的国家产业升级的进程。由此可见，当今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在发达国家本身的稳定发展基础上能带动后起国家发展，而在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乃至陷入危机时，后起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更加不利于发展的地位。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全球经济表现出一个明显的价值上的双环流。发达国家在中间品、最终品的进出口贸易表现都较为活跃，而发展中国家则仅仅在若干行业中表现出较高的中间品和最终品的高进出口行为，但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则存在较为活跃的价值链上的贸易往来。总的来看，在上环流，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输出，将大部分加工制造、生产服务等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向发达国家输出高端中间品制成品和生产性服务，以此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并将贸易盈余和资本流入带来的外汇储备以债务和间接投资形式回流至发达国家。下环流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的经济环流。中国等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到资源丰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开发并进口所需的资源和初级产品，输出制成品，形成资源与制成品的贸易流；同时，将本国的一些产业转移到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形成投资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转移。中国等新兴国家一方面通过资源进口、产品和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带动了当地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身所面临的难题。

在当前全球化进程的“瓶颈”期，发达国家对于全球化迟疑不定之时，中国适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希望借助于全球价值双环流的体系，试图构建一个全球经济能够共享发展成果的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全球治理机制。目前，不管是从经济发展阶段还是产业结构来看，中国都处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水平，这决定了中国将在这个体系中起到上下承接的作用，承接来自北美、西欧的新技术、新产业，同时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双环流（“8”字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体系中，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体系。从目前“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分工关系来看，其内部本身也有着一个类似全球价值双环流的小环流或小“8”字循环体系。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加速全球经济的上下循环（全球价值双“8”字环流模式），将更多国家纳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更大区域内的经济协作共赢与共同繁荣。

[1]Richthofen,F.V.China.Bd.1.Berlin,1877,454ff.

[2]［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第2页。

[3]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7页。

[4]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5]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6]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7]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8]［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第6页。

[9]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甘肃省图书馆合编：《丝绸之路文献叙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杨宪益：《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西北文化》1947年第1卷第3期。

[11]岑仲勉：《释桃花石（Taugas）》,《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21号。

[12]周谷城：《西域交通之历史的观察》,《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