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反思

（一）后2015全球经济治理的机遇和挑战

2015年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落实接近尾声之际。回顾过去15年的努力，全球发展在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数百万人的生活和境遇在诸多方面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其中，1990—2015年，全球极端贫困率（每天低于1.25美元生活标准）下降了33%,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超过一半。[35]这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即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主体的制度安排。

任何国际体系的建立都有其鲜明的历史背景。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次全球化浪潮。[36]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推动下，全球贸易由最终品交易为主体，逐步转变为中间品的贸易。这主要得益于生产成本降低，使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可在世界各地重新配置，资本、技术和人员等关键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更自由地流动，最终促成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各国家和地区比以往联系得更加紧密和相互依存。自1980年以来，世界贸易量增加了5倍。世界出口相对于产量从1995年的20%增加到2008年的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外溢”分析[37]再次证明了国家间相互联动的重要性。分析指出，如果世界五大经济体共同努力，采取更严格、全面和兼容的政策，将促进全球GDP增长约3%。

在此窗口机遇期，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等在内的13个经济体通过此途径，成功地步入了高收入经济体。[38]中国经济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30多年间创造的奇迹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

中国仅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之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同时见证了诸多发展经济体的崛起，例如，“金砖国家”（即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人口占世界的42.6%，领土面积占世界的26.5%，分别拥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3.3%和14.9%的话语权，并在过去十年贡献全球经济增长超过50%。当今，“金砖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3%，世界贸易额的13%。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05—2016年，“金砖国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11.5%，比世界增长率高2%—5%。贸易和投资是“金砖国家”的主要增长引擎，占世界进出口总额比重由1990年的5.2%提高至2013年的16.4%，其中中国由1990年的1.1%大幅增加至2013年的10.1%。[39]作为新兴市场的“领头羊”,“金砖国家”在国际上已有不可取代的影响力。

然而，过去30多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是一把“双刃剑”。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不能够掩盖金融监管等方面的严重缺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便是最好的例证，其给世界经济造成的重创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提出了很大的质疑。自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需求显著下降，导致全球贸易量严重萎缩。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1.7%，意味着15年来第一次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40]。与此同时，全球直接投资（Glob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GFDI）预期在2016年下降10—15个百分点。从中期来看，虽然GFDI在2017年和2018年会重拾增长的态势，但仍不会达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投资水平。[41]

此外，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对于收入分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乐施会的研究，2016年，占全球总人数1%的富人群体所拥有的财富可能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因此，如何才能让世界各国人民同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提出与采纳适时地响应了当今国际社会寻求包容及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诉求。其确定了未来15年世界发展的基调和主题，即以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为首要任务，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以期创建一个没有贫困、没有饥饿、安全及充满活力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经过与100多个国家的商讨，是一个高度民主、包容和协作的过程。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系统的方法，捕捉人类发展的各个相关方面及内在联系，并旨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落实过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首先，目标具有普遍性。它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不论是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但目标在执行过程中又具有灵活性，留出足够的空间，允许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因地制宜，采取适应的措施来履行共同责任。其次，目标采用综合的视角，权衡目标之间的协同效应及可能存在的相互制约，以确保跨部门合作政策的一致性，而不是简单追逐实现单个的目标。最后，目标强调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这意味着，发展的成果要惠及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及其他脆弱性群体。

要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力量，在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力下，采纳有效的措施和具体行动。这里尤其需要加强广泛的国际合作，包括全球和区域合作，调动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填补发展融资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需要各国政府结合自身情况，将议程切实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及预算系统。知识技术及发展经验的分享和交流，尤其是南南合作，将发挥关键作用。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倡议提出重点建设5个领域的互联互通，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政策框架，“一带一路”倡议主要依靠市场的规则和国际法律规范操作，鼓励私营部门的比较优势产业参与国际分工。需要得指出的是，“一带一路”的成功取决于它对人类发展各方面的贡献。在这一点上，“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很大的潜力成为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强化区域合作及加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广泛平台。它为利用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积极的社会和环境溢出效应，传递发展福祉，提供了历史的机遇。[42]

“一带一路”倡议可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重要的贡献。“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虽然在性质和涵盖范围上有所不同，但是，两者都致力于推动包容发展和共同繁荣，实现共赢，在基本愿景和原则上是高度一致的。同时，“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建设的“五通”领域对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都至关重要。[43]

以设施联通为例，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对目标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有直接贡献。此外，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内生增长。因此，此举是实现目标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基础设施联通可为贫困人口及妇女提供更多机会和时间参与经济效益回报更高的活动，提高收入，有更多的选择享有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这些对实现目标1（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等都可做出一定的贡献。此外，基础设施的绿色低碳化，对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人类居住）和目标13（应对气候变化）也有一定程度的作用。

再以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为例。贸易畅通，包括改善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确保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它还包括对可再生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其他新兴产业等领域的相互投资。资金融通，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运营，充分发挥丝路基金的作用，鼓励商业股权投资基金和私人基金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这几方面与目标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高度一致，具体表现在目标17提倡加强有关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南北、南南和三角区域的国际合作，以及促进在世界贸易组织下建立一个普遍的，以规则为基础、开放、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显著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最后，民心相通和政策沟通，包括文化、人才和科技等领域的广泛交流，政策的协调和一致性，为实现目标16（创建和平、包容社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AAA）也对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等方面的投资首肯，强调调动一切可能的国内和国际资源来实现对发展融资的巨大需求。其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援助，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撬动和筹集资本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总之，国内层面，中国在经历了市场经济改革，创造了广泛而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之后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发展经验。工业化层面上，中国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为“世界工厂”,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城镇化方面，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城镇化推进齐头并进，以点带面的城镇体系逐步确立。国际层面，中国贯彻落实对外开放政策，积极推进招商引资，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信息化领域，中国在计算机、通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发展迅猛。但同时，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结构转型和人口红利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形势的新特点有：全球化趋势的停滞；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低迷，政策刺激收效甚微；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深受影响；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摆脱低迷。雁阵模式解体后，产生了构建亚欧大陆新型经济合作模式的诉求。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中国及周边国家较高的经济增速显示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带动作用。而中国产业结构的特点是体量庞大，门类齐全，可以承上启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找到很多互补性。

“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意在汇聚中国的发展经验，结合沿线国家的产业和资源优势，创造区域经济的和谐共赢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沿线国家紧密团结、增进互信、共谋发展，而且有助于加强沿线各国的风险抵抗能力，建立稳固的增长原动力。为了配合和协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为“一带一路”提供金融支撑，搭建国际金融合作平台以及促进完整融资链的形成。最终，“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它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