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名词记录比较研究
《崇搬图》与《古事记》中的名词记录存在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记录数量和记录方式两个方面。
一 记录数量的比较及其原因分析
名词记录相对容易,但不同时期的文献,其名词记录水平并不相同。一般来说,越早的文献,其名词记录的水平越低。
(一)相关统计
表1 记录数量比较
表2 几个名词的记录情况比较
续表
表1显示:《古事记》名词记录次数比为61.2%,远低于《崇搬图》中的记录。
表2显示:《古事记》中个别名词的记录比全部低于《崇搬图》的记录水平。在这些名词中,越具象的名词,其记录比的差异越小,反之则大,例如方位名词“上”的记录。
(二)《古事记》记录比例低的原因
1.省略多
《古事记》记录水平之所以低并不是因为没有文字记录,而是省略较多。下面是语义相同的两个小节(左边为《古事记》,右边为《崇搬图》)。
左图(10页3节)解读如下:
右图(1页4节)解读如下:
名词“mɯ33”(天)和“dy2”(地)分别出现两次,《古事记》记录一次,《崇搬图》中记录了两次。《古事记》省略了,而《崇搬图》没有。
2.原始的记录方式
在《古事记》中,一些名词虽已有了文字记录,但在行文中仍常采用较为原始的方式进行记录,而《崇搬图》则使用文字记录,这使得《崇搬图》中名词的文字记录水平高于《古事记》,例如:
左图(《古事记》40页80节)前部分解读如下:
右图(《崇搬图》36页115节、116节部分)前部分解读如下:
两节大意相同。“mɯ33mɯ31”(下面)一词,前者没有文字记录,而是将“”(水)书写于该小节的下方以会意。后者摒弃了《古事记》中的表意方式,“”已没有写在下方,取而代之的是在“”一形的上方书写了一个“”字。“”本义为“火”,音为“mi31”,这里借音记录方位名词“下”。
以上两点是《古事记》名词记录偏低的原因,也是《古事记》中东巴文相对原始的体现。
二 名词记录方式的一些差异
总体来看,这两部文献的记录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见下表:
表1 记录方式比较
从微观上看,两者名词的记录存在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多音节词的记录中。
(一)多音节名词的记录差异
《崇搬图》中,多音节名词有象形、形声、借音三种记录方式,《古事记》只有象形和借音两种方式。以下是相同词的记录方式比较。
1.象形与形声的差异
例如下图中神名“ʥə33kə31nɑ33pv31”(大力神)的记录。
左图(32页46节)部分解读如下为:
右图(20页72节)部分解读如下:
左右两版图大意相同,但其中神名“ʥə33kə31nɑ33pv31”(大力神)的文字记录有所不同。前者用“”记录,表意,为象形记录;后者分别用“”“”和“”记录,“”同样表意,“”和“”则分别记录音节“kə31”和“nɑ33”,整个词为形声记录。显然,后者的记录方式是由前者发展而来,是文字制度的进步。又如下图中双音节词“ə33me33”(母体或太极)的记录。
左图(《古事记》15页8节)解读如下:
右图(《崇搬图》3页10节)解读如下:
“ə33me33”(母体成太极)一词,前者用“”记录,该字义为“女性”或“母”,此为表意;后者增加了东巴文“”(本义为“呵”),用于记录第一个音节“ə33”,为形声记录。《崇搬图》的记录方式是《古事记》的发展。
2.借音与形声的差异
例如下图中方位名词“xo33ɡv33lo31”(北方)的文字记录。
左图(《古事记》26页38节)前一部分解读如下:
方位名词“2hɔ2gu3lɔ”(北方)分别用东巴文“”和“”记录“2hɔ”和“gu3”两个音节,为借音记录。“”本义为肋骨,“”本义为蛋。
右图(《崇搬图》15页58、59节)前一部分解读如下:
方位名词“xo33ɡv33lo31”(北方)则分别用“”“”和“”记录。《字谱》:“,北方也,从水省……又作。”此为意符。“”和“”则分别记录“ɡv33”和“lo31”两个音节,“”本义为犁轭,两者都为意符。整个词为形声记录。
3.记录音节数的不同
例如多音节词“ʨy55tʂu31”(原先,起初)的文字记录。
左图(《古事记》38页56节)解读如下:
右图(《崇搬图》26页90节)解读如下:
“ʨy55tʂu31”(原先)一词记录不同,前者只用“”(本义为珠,此为借音记录)记录第二个音节“tʂu31”,为借音;后者用“”(本义为鸡,此为借音记录)和“”分别记录“ʨy55”和“tʂu31”两个音节。《崇搬图》的记录更加完整。
4.形声与借音的差异
例如多音节词“γɯ33y31γɯ33mɑ55”(鸡名)的记录。
左图(26页29节)解读如下:
鸡名“2γɯ3y2γɯ1ma”用“”和“”记录,“”表意,“”(本义为油,此处借音)记录音节“1ma”,为形声记录。右图则不同。
右图(12页47节)解读如下:
两节大意基本相同。这里鸡名“γɯ33y31γɯ33mɑ55”分别用“”“”“”和“”记录。“”,本义为冠珠,记录音节“γɯ33”;“”本义为羊,此处借音记录“y31”;“”本义为好,此处借音记录“γɯ33”;“”本义为油,此处借音记录“mɑ55”。整个词为借音记录。
《古事记》用“”记录本是文字发展的一种进步,而《崇搬图》的记录则显示出东巴文正向记录音节方向发展的趋势。
5.象形字与记音字的不同
左图(《古事记》58页115节)部分解读如下:
“1ʂu3mɑ”(油松)一词用“”记录,为象形字。
右图(《崇搬图》52页182节)部分解读如下:
“sv55mɑ31”(明子,与上文油松同)则用“”和“”记录,为借音的方式。“”本义为茅草,此处借音记录音节“sv55”,“”记录后一个音节。
6.小结
总的来看,《崇搬图》在多音节词的记录中明显优于《古事记》。
从记录方式的种类来看,《崇搬图》与《古事记》基本相同。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古事记》较少使用形声的记录方式,而《崇搬图》则大量地使用。“崇忍利恩”(纳西族始祖名)是一个多音节词。在《崇搬图》中,该词大都采用形声的记录方式,而《古事记》则全部采用象形的方式。其他多音节人名的记录也是如此。可见,《崇搬图》中的形声记录方式较为发达,这也是该文献中东巴文较为成熟的一个标志。
从相同词的记录比较来看,《崇搬图》的记录要比《古事记》成熟。当《古事记》采用象形的表达方式,《崇搬图》则增加声符,以形声方式进行记录;当《古事记》以形声方式进行记录,《崇搬图》则采用借音方式;同为借音的方式,在多音节名词的记录中,《崇搬图》记录的音节数一般要比《古事记》多。总体上看,《崇搬图》倾向于表音,《古事记》则倾向于表意。
(二)单音节名词的记录差异
在单音节词记录方面,《崇搬图》与《古事记》名词记录方式大体相同。当然,个别名词在行文中的形体表现出了一些差异,兹录如下:
1.象形与形声的差异
如下图中“sər33”(肝)的记录:
左图(《古事记》26页40节)部分解读如下:
右图(《崇搬图》17页62节)解读如下:
两段文字及其诵读的经文基本相同(翻译不同,此不讨论),其中的“sər33”(肝)分别作“”和“”。《字谱》:“,sər33。肝也,从肝(sər33肝)声。又作。”(按,其中“sər33肝”应有误,应是“柴”)《崇搬图》与字典中的字形同,为形声字;《古事记》为象形字,李霖灿的《字典》收录了“”一形。
2.借音与形声的差异
前文所举的“下”(《崇搬图》26页90节)就是一例,《古事记》用借音的方式,而《崇搬图》用形声的方式。又如下图中“phɑ31”(卦师或觋)一词的记录。
左图(《古事记》20页21节)部分解读为:
左图(《崇搬图》6页24节)部分解读为:
“phɑ31”(卦师或觋)一词,《古事记》用“”(本义为白)记录,为借音记录,《崇搬图》则用“”记录,从“”“”(本义为白)声,为形声记录。事实上,《古事记》中的“3phɑ”(卦师)也用“”记录。不同的是,《崇搬图》全部采用形声表达,未见单纯的借音。
3.象形与借音
如下图中名词“lo33”(脖)的记录。
上图(《古事记》59页122节)最后部分解读为:
该节中的“2lɔ”(脖)与“2γɯ3hɯ”(斑鸠)合写成“”,是较为原始的象形手法。《崇搬图》中相同语段中“脖”的记录则不同。
上图(55页199节)部分解读为:
“lo33”(脖)用“”记录。“”本义为犁轭,此为借音记录。
像多音节名词记录一样,《崇搬图》中单音节名词记录的记录方式也倾向于记音,而《古事记》倾向于记意。即,《崇搬图》的记录比《古事记》要成熟些。
本节从记录比例和记录方式两个方面比较了两本东巴文献的名词记录情况,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1.《古事记》的名词记录相对原始,但全文各类名词的记录方式较为稳定。而《崇搬图》则不同,该书中的名词记录要成熟些,但用字不稳定,仍处于变化期。
2.现存东巴文献彼此之间用字的差异反映出东巴文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