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投融资决策与企业社会效益相互关系的研究述评
一 国外研究简要述评
对于企业社会效益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是集中讨论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或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小。早在1924年，Oliver Sheldon（1924）就提出了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并因此风靡西方学术界。从此，学者们广泛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意义以及合理性进行了长期的争论。通过争论，学者们普遍认为企业有义务按照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制定政策，并采取符合社会期望和社会价值的决策和行动（Bowen,1953）。随后，学者们将有关于社会责任的研究聚焦在社会责任的承担或者社会效益的实现是否会降低或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果两者之间存在正向或负向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有多大。所以，后续的研究主要是希望了解社会效益的实现是否改善或者降低了企业的财务绩效，从而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企业社会效益的实现寻找客观的依据。
（1）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
出于对社会责任存在的合理性考虑，诸多学者试图验证企业社会参与度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通过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可以判别社会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或者财务因素对社会绩效的影响，而财务绩效与投融资决策存在重要的联系，所以通过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之间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投融资行为是否会受社会绩效的影响，或者说投融资行为是否会影响社会绩效的实现。
最早对之产生兴趣的应属Moskowitz（1972），他通过选取14家认为属于高社会参与的企业，对比其股票价格增长率与道琼斯指数平均增长率，认为高社会参与度的企业具有更好的财务表现。然而，他的研究不仅存在样本过小，没有进行风险调整，同时在样本选取的时候对于高社会参与度的标准存在不清晰的问题，并且其财务绩效的衡量属于短期指标，因此其分析结论存在可信度不高的问题。Bragdon和Martin（1972）则选取了17家造纸行业的企业进行分析，并发现具有较好污染指数的企业具有较高的ROE，从而也支持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参与会带来更好的财务绩效。然而，这些研究同样存在样本偏小，财务绩效标准单一等问题。对于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McGuire等（1988）通过研究发现企业滞后期的财务绩效会改善当期的社会绩效，而社会绩效并不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Preston和O'Bannon（1997）是系统研究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具有深入而重大影响的文献之一。他们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六种可能的假设：社会影响假说、宽松资源假说、权衡假说、管理机会主义假说、正向协同假说以及负向协同假说。社会影响假说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认为满足企业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将导致更好的财务绩效（Freeman,1984）。宽松资源假说认为好的财务绩效会潜在地增加企业的闲散资源，这些闲散资源可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包括社区和社会、员工关系或者环境等方面的投资能力（Waddock和Graves,1997）。权衡假说认为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个假说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责任行为会使企业得到较少的经济利益但会产生较大的成本，这些成本会减少企业的利润和股东的财富（Waddock 和Graves,1997）。管理者机会主义假说认为，管理者会因为追逐个人利益目标而损害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Weidenbaum 和 Sheldon,1987; Williamson,1967,1985）。然而，当企业财务绩效较好，经理人将会减少社会责任类的投资从而最大化他们自己的短期个人利益。相反，当财务绩效较差的时候，经理人会从事一些明显的社会项目从而抵消他们财务上产生的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正向协同假说认为高水平的比较高的社会参与度会带来财务绩效的改善和资金的盈余，其中部分有可能被再投入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身上，从而在社会影响的假说下反过来再促进企业财务绩效，并因此形成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良性循环（Waddock 和Graves,1997）。负向协同解说认为高水平的社会参与会降低企业的财务绩效，从而限制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资金水平，并因此导致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负向动态相关的关系，形成企业的恶性循环。
Makni（2009）利用加拿大2004年到2005年在加拿大社会投资数据库披露了公司社会绩效的179家上市公司，检验了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公司财务绩效与公司综合社会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在利用单个绩效指标进行检验发现，社会绩效的环境维度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认为参与社会责任的公司将会面临更低的利润以及更少的股东财富。
Makni（2009）以加拿大2004年至2005年17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检验了由加拿大社会投资数据库提供的公司社会业绩（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数据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除了市场回报率外，CSP混合指标与财务业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然而，当用CSP单一测量方法则发现，CSP的环境维度与资产回报率、股权回报率以及市场回报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章认为，这一结果至少在短期与权衡假说（trade-off hypothesis）保持一致，同时部分地与认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将经历更低的利润并减少股东财富的负向协同假说（negative synergy hypothesis）保持一致，并认为这一结果反过来减少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文章在实证过程中不仅采用了由michael jantzi research associates（MJRA）创建的加拿大社会投资数据库（canadian social investment database,CSID）中有关公司社会业绩的量化方法，即公司社会业绩总评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与诸多学者采用 KLD（KLD Research ＆ Analytics,Inc.）数据库和CSID数据库中单维度变量进行研究相似，文章以社区和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员工（employees）、环境（environment）、消费者和人权（customers and human rights）等单一维度得分为变量，分别检验了这些变量与公司社会业绩之间的关系。
Wu等（2014）利用台湾2007 ～2010年482家公司作为样本，检验了公司社会责任（CSR）与公司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并在总体上发现获得台湾《共同财富》杂志认定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会有较低的资本成本，而就企业常见的两个风险因素，即账面市值比和资产负债率而言，它们均与资本成本正相关。此外，在获得承担社会责任认定的企业中，家族式企业会比非家族式企业具有更低的资本成本，高盈余质量的企业会比低盈余质量的企业具有更低的资本成本，存在独立董事的企业会比没有独立董事的企业具有更低的资本成本。
Elliott等（2014）从理论和实验的角度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业绩与投资者对股票价格估价之间存在一种无意识的因果关系。与心理学中“信息反映”理论一致，文章发现当投资者接触到但并非准确详细地获得企业的CSR业绩时，投资者会对正CSR业绩的企业给予更高的估值，但会对负CSR业绩的企业给予更低的估值。然而，一旦详细评估CSR业绩后，将会减少这种效应，从而表明这种效应是源自投资者无意识的反映，也就是说投资者在股票估值中无意识地运用了对CSR业绩的信息反映。文章结论表明，正是源自这种无意识的信息反映，投资者通常会对正CSR业绩的企业进行更多的投资或支付更高的价格。
（2）投融资决策与社会责任相关要素的关系研究。
回顾现有文献，目前对于社会责任或社会效益与企业投融资决策之间的研究颇为罕见，仅少数的学者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其中Kang（2013）从多元化投资战略入手研究了投资战略是否对利益相关者需求和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文章认为，虽然许多人对公司多元化战略感兴趣，但是很少有人对公司多元化与公司社会业绩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进行研究。文章通过对1993～2006年511家美国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多元化投资水平与公司社会业绩存在正相关关系，并发现非相关多元化投资与社会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多元化投资与社会业绩的关系则不显著，国际多元化投资与社会业绩正相关。此外，如果多元化企业很注重短期利益，那么会降低企业对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反映，也会减少企业对社会的投资，从而对企业多元化投资与社会业绩的正向关系产生抵减作用。然而，对于直接进行投融资决策与社会效益相关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众所周知，社会责任是一个多维的综合性概念，是刻画社会期望或社会价值的一个综合指标。作为表现，企业社会责任是从环境友好、绿色低碳、税收贡献、吸纳社会就业、社会发展促进等多个方面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投融资决策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理应更为具体地表现为与相关要素或指标之间的关系。目前，仅少数学者从部分角度进行了研究。由于本书主要从吸纳就业和促进金融发展等角度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效益，因此后续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然而，目前看，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在投融资决策与企业就业吸收能力方面相关关系的研究。
Fair（1974）最初构建了一个包括价格决策、生产决策、投资决策和劳动力雇佣决策在内的理论模型，并分析了四个决策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在彼此勾稽关系下的决策优化问题。在他们的分析中，投资决策与工资决策以及与此关联的劳动力雇佣决策存在紧密关联的现象。Fair（1974）作为最早研究投资决策和公司就业之间关系的学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企业投资决策与企业在就业水平方面的社会贡献。Dixit（1997）通过建立一个企业投资和就业决策的随机动态模型，模型假设当资本和劳动增加或减少时，企业会产生线性的调整成本。文章通过对投资和就业设定一个内在的柔性排序，从而内生了长期或短期的概念。在数量分析中，文章不仅描述了这两个因素的动态特征，而且发现，具有更强柔性特征的因素能够按照其自身特征进行调整，但具有较差柔性的因素将不会经常调整并且其调整只有作为柔性更强一方的补充调整。因此，文章以柔性为切入口，刻画了投资和就业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Nickell和Nicolitsas（1999）在简单的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72～1986年英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建立就业、工资支付、生产效率三个模型，研究了公司财务压力对其经营行为的影响。在实证过程中，文章采用利息支付对现金比例这样一个具有现金流量特征的变量替代负债比例，并发现在控制现在和未来工资水平和需求的基础上，这个比例的提高即财务压力的提高对公司就业水平具有很大的负向影响，同时财务压力的提高也会对公司工资支付水平的提高具有负向影响，对生产效率具有较小的正向作用。从实证数据分析看，如果利息水平从5%提高到8%，短期内企业就业会减少3%，而长期内将会减少大概11%。这样的结论表明货币政策会对企业的就业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并认为在长期内利息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会导致劳动力雇佣水平多下降两个百分点。虽然整体效果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会显现，但是因为劳动力雇佣水平的下降会直接导致失业，从而使这样的影响变得非常的重要，从而认为利息率对就业的影响不可忽视。该研究能够从利率角度反映融资因素对企业就业水平从而在就业贡献方面社会效益的影响。
Philippon（2006）研究了公司治理与商业周期的关系，并认为不同治理状况的企业对经济变动有不同的决策反馈。但总体来说，在经济情况偏好时，企业内部人会尽情享受公司决策带来的乐趣，并会促进其投资支出和劳动雇佣。深入分析发现，他们内含的一个关系就是企业投资支出与劳动雇佣相生相随，也就是说投资支出增加，劳动雇佣也会增加，反之亦然。
Erhemjamts等（2013）实证检验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公司投资政策、组织战略和业绩的影响。首先，文章发现具有较好业绩、具有高R＆D比例、财务更健康的公司和从事新经济行业的公司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承担社会责任，而具有较高风险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能性则更小。同时，文章还发现企业规模与社会责任承担存在一种U 形关系，从而标明非常小和非常大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关注水平。此外，文章发现社会责任关注度与企业投资、组织战略以及业绩具有正向关系。为了解决逆向因果关系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和（或）遗漏变量导致的偏误，文章运用2SLS方法进行了处理，最后发现CSR与公司相关特性之间的关系当CEO激励处于样本中位数以下时将变得更强，从而标明当CEO的货币激励低于标准水平时，企业承担CSR变得尤其重要。
Bhagat（2013）认为均衡工资不确定性会为企业边际Q带来一种不确定并对其产生负向作用。作为结果，不确定性会减少企业的投资和就业水平。在实证过程中，文章通过一种新颖的公司层面现金流不确定性的衡量方法发现，不确定性对公司就业和无形资产以及有形资产投资具有很强的负向影响。从经济层面来看，如果不确定性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话，就业会增加335万个工作岗位，有形资产投资会增加1.54%，无形资产会增加1.29%。在文章的分析过程中，外生变量均衡工资会对公司边际收益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投资水平和就业水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边际收益产品对就业水平的作用关系间接地表明了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Beard等（2014）研究了信息类企业资本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文章认为，按照投入产出模型的原理，投资会导致就业的增加，并从宏观层面产生乘数效应。经过实证分析，美国信息部门的企业资本投资确实能带来就业的增加，其投资就业乘数为每百万美元投资带来10个信息产业的就业岗位增加，但是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每百万美元投资会增加24个就业岗位。虽然，他们认为投入产出模型同样支持投资会对就业产生正的乘数效应，但是该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每百万美元只带来10个就业的增加。
与上述学者不一样，另外一部分学者则着重从融资角度探索融资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其中，Cantor（1990）以1968年至1987年在美国上市的778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公司负债融资对投资支出以及雇佣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杠杆的公司存在投资和就业周期变动更大的现象，并且认为高杠杆企业投资和就业变化大是源自于在这种企业投资和就业需求对企业内部资金波动反映更加强烈的缘故。并且认为，从宏观货币政策来看，宏观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总体投资和就业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对企业销售和利息支出的影响从而对企业的现金流施加影响。所以，企业杠杆提高将意味着投资和就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也将提高，这一结论适用于杠杆显著提高的企业。当然，文章也认为，从行业整体来看，高杠杆企业并不一定会显著地减少投资和就业。因为，即便一个高杠杆企业因为现金流量的下降，大量减少就业和投资，那些低杠杆的同行业企业也将会取代其减少的市场份额。
Anderson（1998）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在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的负债引致风险的转移如何影响投融资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假定企业生产过程采用两类要素，其中实物资本在第一个阶段选择，而劳动在第二个阶段选择。但是，在劳动力雇佣决策时企业会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一旦企业存在负债融资，企业会尽力博取最大收益，所以与全股权融资企业不同，企业会在劳动力要素上过度投资。并且，如果产品价格分布状况有所改善、承诺的利息支付增加或者劳动力工资下降，那么企业还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此外，文章表明如果受负债增加的影响，股东对边际投资的剩余要求权，即收入效应为负，那么负债对资本投资的影响为负；否则，两种决策之间会直接正相关。结果，价值最大化水平的负债政策和投资政策会被同时确定，因为他们会通过负债利息和债务清偿概率建立相互关联的关系。投融资决策之间这种联系的存在是因为两者都在劳动力雇佣决策之前做出，三种决策又是在价格不确定和存在股权发行成本下进行的。
Hernando（2008）利用1985～2001年西班牙大型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影响企业财务健康状况的措施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和劳动力雇佣决策。文章着重分析了企业财务状况和生产要素需求的非线性关系，并认为投资和劳动力雇佣决策是公司在财务状况变化情形下进行调整的两个重要方面。文章结果表明，面临较高财务压力的公司将会有比较明显的低投资率和低劳动雇佣率。当然，文章也发现，财务压力与投资就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这种关系在超过一定门槛后会变得更加严重。
Caggese和Cunat（2008）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融资约束对于劳动力固定期限雇佣和永久期限雇佣决策的影响。文章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在模型中企业会面临融资摩擦因素，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采用雇佣固定期限劳动力和永久期限劳动力两种方式。经测算，模型显示融资约束的企业会比融资相对宽松的企业雇佣更多固定期限员工，以此让他们吸收更大部分的员工数量的变动性。在利用意大利制造业公司作为样本进行检验后，文章进一步确认了融资约束与企业劳动力雇佣类型之间的关系。
Quadrini和Sun（2013）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了公司负债水平对企业劳动力雇佣决策的影响。在文章建立的动态模型中发现，公司负债水平和劳动力雇佣增长水平具有正向关系，并且这种正向关系会随着公司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而得以强化。在对理论结果进行实际检验过程中，文章用工会水平作为工人讨价还价能力的代理变量，检验发现对于讨价还价能力强的公司，其负债水平越高，劳动力雇佣水平确实会增加。Klasa等（2009）以及Matsa（2010）利用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工会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拥有更高的负债水平从而更低的现金持有量，从而支持了工人谈判能力会影响企业财务决策的观点。然而，虽然证据表明工人讨价还价能力对公司财务决策具有较强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如果负债赋予公司与工人谈判过程中更多优惠条件，那么企业更多债务的发行将提高企业增加工人的动机，这样也就会导致在公司层面产生一种负债和增加劳动力雇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将在工人谈判能力更强的公司得到增强。
Chugh（2013）在建立代理成本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代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高成本外部融资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文章分析认为，由于企业融资需求，反周期的金融溢价在经济繁荣阶段会降低企业投入成本，但在经济衰退阶段会增加企业的投入成本，从而对企业的员工招募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金融溢价会改变企业员工招募的能力和意愿。
Agrawal和Matsa（2013）研究了劳动力失业风险和公司融资决策之间的关系。文章结果证实，企业采用保守财务政策的部分原因在于为了缓和员工面临的失业风险。文章发现更好的失业利益会导致公司采用更高的负债水平，尤其对于劳动力密集型和面临财务约束的公司而言。文章事先估计，对于一个评级为BBB的公司而言，由于失业风险导致的财务约束间接成本占据公司价值的60个基本点。文章结论表明，劳动市场的摩擦因素对于公司的融资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
Paglia和Harjoto（2014）研究了私募股权融资（PE）和风险资本融资（VC）对1995年到2009年设立的中小企业的影响。文章结果认为，PE和VC融资对企业净销售额和劳动力雇佣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然而，相对于VC融资，PE融资对于设立企业增长的影响相对较慢和相对较小，但PE融资产生的效益会相对持续更久。但是，文章也发现虽然依政府合约设立的企业更愿接受PE和VC融资，但是这些合约不会产生边际融资后的增长和就业效益。
二 国内研究简要述评
20世纪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开始传入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念逐渐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但是，总体来说我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与国外研究相似，目前我国有关企业社会效益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仍停留在企业社会效益与财务效益相关关系的研究，以此寻求一种能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客观依据。
陈玉清和马丽丽（2005）是国内最早研究公司社会效益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学者之一，他们以社会责任贡献指标衡量企业的社会效益水平，并分析了社会责任贡献指标与股票价值之间的关系。他们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证券市场价值与企业社会贡献指标之间的关系，以此挖掘企业价值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联系。结果发现，证券市场价值对企业社会贡献或者说社会效益的反应并不灵敏。刘长翠和孔晓婷（2006）也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寻找合适的社会贡献率指标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作用。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贡献率的高低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及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的关系，以此探索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或者社会效益实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温素彬和方苑（2008）在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货币资本利益相关者、人力资本利益相关者、生态资本利益相关者、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同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虽然开始对社会责任进行了关注，但是有关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仍然很少，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会与当期财务绩效形成负向关系，但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产生正向的作用关系。朱雅琴和姚海鑫（2010）则利用2008年沪深股市上市的1318家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或者说社会效益的实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与政府相关的社会责任以及与员工相关的社会责任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投资者的社会责任则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供应商的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李正（2006）以2003年沪市交易的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价值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短期看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实现的社会效益越高那么企业价值将会越低，但从长期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或者社会效益的实现并不会降低企业的价值。与此同时，他还研究了资产规模、负债比率以及财务状况与社会责任承担的关系，结果表明资产规模和负债比例与社会责任承担或者社会效益的实现正相关，而财务状况异常的公司前一年的盈利能力与社会责任承担负相关。
宋献中和龚明晓（2006）则重点研究了社会责任信息质量对决策价值的影响。他们通过对会计学专家进行调研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并不会对企业的决策和公共关系价值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社会责任信息的形式、性质和质量特征会对决策和公共关系带来的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然而，如果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那么为企业带来的公共关系价值影响会大于决策价值的影响。相反，如果企业被强制披露相关信息，那么为企业带来的决策价值的影响会大于公共关系价值的影响。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无论形式如何，都会对企业价值带来增值效应，也就是说社会责任承担或者企业社会效益的获得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作用。
这些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一定条件下会与财务绩效产生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通过财务绩效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显然国内学者并未对投融资决策与社会责任承担或者社会效益问题进行过关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试图通过企业就业吸纳角度探索社会效益与投融资决策之间的关系，如果就业与投融资决策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则证明企业在就业增加角度的社会效益方面存在与投融资决策的关系。其中，王元京（2002）认为如果没有必要的投资作保障，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就业困难的问题实质上是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田大洲（2009）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个体经济的就业函数，并利用1981～2007年个体经济发展的数据建立 ARMA 模型分析我国个体经济的就业与注册资金、营业收入等变量的关系，发现个体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与营业收入、注册资金总额都成正比关系。方明月等（2010）通过使用1999～2005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第一次采取动态面板方法（系统GMM）估计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微观就业弹性。文章在借鉴宏观就业弹性概念的基础上，利用生产函数推导了微观就业弹性的测度方法。在分析过程中，文章采用销售额衡量产出水平，以职工人数衡量就业水平，并发现在短期就业弹性方面，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就业弹性最高，私营和集体企业居中，国有和其他企业最低；在长期就业弹性方面，港澳台、外资和私营企业仍然高于国有和集体企业。在他们的研究中，销售额的变化量引致的就业水平的变化量被描述成就业弹性，而销售额的变化量源自于资本量的变化，所以就业弹性实际上也是资本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从而说明资本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会受所有制关系的影响。万解秋和徐涛（2004）则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从汇率调整等融资因素角度分析了其对企业就业水平的影响。在其分析中，他们认为汇率的变化会对未来企业的出口产生影响并对企业投资水平产生作用，进而会对企业劳动力就业水平施加影响。
三 相关实证研究的简要述评
综观国内外研究文献，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或者说社会效益实现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从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企业投融资问题与社会效益实现之间的关系。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无法掩饰一种没有突破传统视角，从投融资角度直接入手探索企业社会效益实现的相关问题。具体而言，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社会责任以及社会责任指标或内涵方面的研究，同时通过着眼于社会责任或社会效益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判别，希望通过寻找到企业社会效益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同一关系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寻求理论依据，但是并没有对投融资决策以及社会效益实现本身之间的关系进行足够的研究和探索；
第二，现有文献中有部分文献探索了企业投资决策或者融资决策对就业的影响，从而诠释了投融资决策对企业在就业吸纳方面释放出来的社会效益，但是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维度，如信贷违约风险等反映金融发展角度社会效益的分析和研究；
第三，虽然现有学者关注了投资行为或融资行为对企业就业吸纳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在投融资互动优化背景下研究企业就业效益的实现，更没有分析投融资互动优化下包括信贷违约风险等反映社会责任其他维度社会效益的实现问题研究。
[1]在Myers的分析中，假设经理与股东利益完全一致，两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而企业不存在股权代理问题，所以股东与经理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存在同样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