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国佛教势力的消长

在佛教向半岛传播的过程中，高句丽由于兼占地理上和文化上的优势，故而夺风气之先，率先接受了佛教。继第十七代小兽林王之后的是他的弟弟第十八代故国壤王（384—391年在位）。这位君王同佛教的关系我们目前只能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即他于晚年（391）曾下令崇信佛教以祈福，由此佛教与民间习俗相并行。^[3]此时，距初传的小兽林王二年已经有19年了。故国壤王下令“崇信佛法求福”是国家直接扶植佛教的标志，其目的是要使百姓信仰佛教，以此作为谋求幸福的道路。接下来是第十九代广开土王（392—412年在位），他于即位第二年（393）就在平壤建造了九座寺院。这件事发生在其父故国壤王下令崇信佛法的第二年，可以说这是其父崇佛政策的延续和实践。再者，平壤当时还不是高句丽的国都，在一个并不是国都的地方一下子就建造了九座寺院，由此推断当时的首都国内城所建的寺院应当更多，其他许多地方也恐怕建有许多寺院。这里，我们又可以想象到作为国教的高句丽佛教的兴盛程度了。

广开土王五年（396），东晋僧人昙始来辽东弘化。据梁慧皎《高僧传》记载：

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大元（当为“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丽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始足白于面，虽跣涉泥水未尝沾涅，天下咸称白足和上。^[4]

昙始赍经律典籍至辽东宣化是在中国东晋孝武太元末年，即公元396年，距“顺道肇丽”的公元372年已相隔25年，但慧皎却说这是“高句丽闻道之始”显然是不准确的，倒是昙始带来的“经律数十部”在高句丽佛教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海东高僧传》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疑点，所以在转述慧皎《高僧传》记载的同时，又指出“梁僧传以此为高句丽开法之始，时当开土王五年，新罗奈勿王四十一年，百济阿莘王五年，而秦苻坚送经像后二十五年也”。《三国遗事》则注意到“昙始以大元末到海东，义熙初还关中，则留此十余年，何东史无文”这一问题。

第二十一代文咨王（492—518年在位）七年（498）七月，又创金刚寺。^[5]关于金刚寺的详情，我们已不得而知。据学术界判断，1938年在平壤大同江畔清岩里发现的古寺遗址即是该寺的所在。^[6]

至第二十五代平原王（559—589年在位）时，由于大丞相王高德的护持，又出现了义渊这位高僧大德，他的入华问法反映了当时高句丽的佛教发展水平和所传宗义。《海东高僧传》这样记述道：

释义渊，高句丽人也，世系缘致，咸莫闻也。自肄剃染，善守律仪，慧解渊深，见闻泓博，兼得儒贤，为一时道俗所归。性爱传法，意在宣通。以无上法宝，光显实难，未辨所因。闻前齐定国寺沙门法上，戒山慧海，肃物范人，历跨齐世，为都统，所部僧尼不减二百万，而上纲纪将四十年。当文宣王时，盛弘释典，内外阐扬，黑白咸允，景行既彰，逸响遐被。是时，高句丽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怀正信，崇重大乘，欲以释风，被之海曲。然莫测其始末缘由，自西徂东，年世帝代。故件录事条，遣渊乘帆向业，启发未闻。

以上资料中应当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义渊的活动得到了丞相的支持，这反映了政治力量的推动。第二，所问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些佛教常识，说明当时高句丽佛教的义理水平不算太高，同时也说明那时关于佛教史的基本问题已经有了不同的几种说法，这就是一然在赞文中所说的“佛生年月，传记互出，理难一定”。第三，法上是佛教输出国的大和尚，他的回答带有绝对的权威性，对于海东佛教界来说，“当以此为指南”。果然，义渊“西承慧日，东注法源”，终于成为“苦海津济，法门梁栋”。“既返国，揄扬大慧，导诱群迷，义贯古今”。第四，法上是地论师，义渊所问问题同当时流行的地论学有关。这说明，通过义渊，地论学业已影响到了高句丽。

此时，高句丽僧人尚有闻名于域外者。如僧朗、波若、印法师、实法师等先后入华求法，惠便、惠慈、僧隆、云聪、昙徵、惠灌等又陆续将佛教传往日本。

从上文的叙述来看，高句丽并不是没有高僧大德，这些高僧大德基本上代表了当时高句丽文化的最高水平，应当说佛教本来是可以在那里兴盛下去的，可是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加上统治者在宗教政策上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该国僧人赴日现象已能说明问题，不少僧人归附新罗则是更有力的证据。这里，我们先来看看高句丽后期实行的宗教政策，关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且留待下文来讨论。

高句丽末年宗教政策上的失误之一是不停地向唐求取道教。荣留王七年（新罗真平王四十六年，公元624年），唐遣刑部尚书沈叔安策王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又命道士以天尊像及道法，住为之讲老子。《东国通鉴》记：“婴阳王八年（597），王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法，帝许之。”查《三国史记》，婴阳王八年无入唐求取道教一事，此事发生在荣留王八年，即公元625年，故《东国通鉴》、《朝鲜佛教史》皆误。同八年，王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教法，宝藏王即位第二年（643），高句丽又遣使入唐，求取道教。

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持，高句丽末期，国人争相信奉五斗米教。《三国遗事》卷第三“宝藏奉老，普德移庵”条记载：

丽季武德贞观间，国人争奉五斗米教。唐高帝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即第二十七代荣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遣使往唐，求学佛老，唐帝（谓高祖也）许之。及宝藏王即位（贞观十六年壬寅也）。亦欲并兴二教。时宠相盖苏文，说王以儒释并炽，而黄冠未盛，特使于唐求道教。

高句丽自古就盛行天神、地神、人灵、杂鬼等神灵崇拜，“丽人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及日”（《东史纲目》），这些通过巫师的中介而进行的祭祀天象山川，并同鬼神相交往的活动同起源于巫术、秦汉方术以及黄老思想的道教确有相似之处。等到五斗米道传入后，二者如同干柴烈火，迅速地交融起来。公元624年（荣留王七年）“道士送来天尊像及道法”，并“住为之讲老子”，荣留王亲自听讲，讲席上听众达数千人。至高句丽末叶，即中国唐朝“武德（618—626）贞观（627—649）间”，二十余年时间里，“国人”已“争奉五斗米教”，可见道教发展是十分迅猛的。

传入的五斗米道和佛教的矛盾越来越深，双方的争执也越来越剧烈，后来道教的地位已在佛教之上，并且占据了僧侣们的寺院。结果，佛教人才开始外流，如许多僧人纷纷赴日弘法，有的则逃到新罗等地。比如，普德、惠亮等离丽入罗可以说正是高句丽宗教政策的直接产物。当宝藏王采纳了盖苏文的主张，从唐朝不断地引进道教后，“时普德和尚住盘龙寺，悯左道匹正，国祚危矣，屡谏不听，乃以神力飞方丈，南移于完山州（今全州也）孤大山而居焉。即永徽元年庚戌六月也（又本传云。乾封二年丁卯三月三日也）。未几国灭（以总章元年戊辰国灭，则计距庚戌十九年矣）。今景福寺有飞来方丈是也”。^[7]

永徽元年即公元650年。普德是高句丽著名的涅槃师，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僧人。他门下有11位弟子，在新罗统一三国后创建了八座伽蓝。类似的例子还有普德、诚信等。

公元384年（枕流王元年）9月佛教传入百济，之后仅仅过了五个月左右的时间便在汉山创建了寺院，同时还有十个百济人出家成为最初的僧人，可见该国佛教的发展不可谓不迅速；一个来自中国的印度籍僧人受到国王“出郊迎之，邀至宫中，敬奉供养，禀受其说”这样崇高的礼遇，可见百济王臣对佛教的扶持不可谓不尽力；由于“上好下化，大弘佛事，共赞奉行”，百济佛教一开始便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第十七代阿莘王（392—405年在位）即位初年，即“大元十七年二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8]。通过国王的诏令，全国国民信佛、奉佛势必会更加投入。圣王十九年（541）百济遣使入梁，表请《涅槃》等经以及毛诗博士和工匠画师等。^[9]同三十年（552），造丈六佛像，祈愿天下苍生一起解脱。^[10]第二十九代法王元年（599）十二月，下令禁杀生，收民家所养鹰鹞放之，又焚渔猎之具。这是将佛教的道德观念法制化、世俗化。第二年春正月，创王兴寺，度僧30人。第三十代武王三十五年（634）兴王寺成，国王经常乘船入寺行香。^[11]

百济佛教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向中国学习佛教的同时，还致力于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探源；二是更加积极地将佛法输送到岛国日本。其中一部分人抱着弘传正法的目的，还有一部分人是看到本国的国势衰微而重新寻求佛法的有缘之地。

百济名僧谦益是海东僧人中最早至印度求法者，根据《弥勒佛光寺事迹》记载，谦益的求法经过大致如下：

百济圣王四年丙午，沙门谦益，矢心求律，航海以转至中印度常伽那大律寺，学梵五载，洞晓梵语，深攻律部，庄严戒体。与梵僧倍达多三藏赍梵本阿毗昙藏及五部律文归国。百济王以羽葆鼓吹，郊迎，安于兴轮寺，召国内名释二十八人，与谦益法师译律部七十二卷。是为百济律宗之鼻祖也。于是，昙旭、惠仁两法师，著律疏三十六卷，献于王。王作毗昙新律序，奉藏于台耀殿。将欲剞劂广布，未遑而薨。^[12]

圣王四年为公元526年，这一年谦益回到百济。他在印度“学梵五载”，由此推算，他大约在第二十五代武宁王（501—523年在位）末年渡海去印度的。他是专门研究律部的僧人，回国时携带的五部律是小乘佛教五部戒律的统称，分别为：①昙无德部律，意译为“法护部律”或“法藏部律”，律本为《四分律》；②萨婆多部律，意译为“说一切有部律”，律本为《十诵律》；③弥沙塞部律，意译为“化地部律”，律本称《五分律》；④迦叶遗部律，意译为“饮光部律”，戒本为《解脱戒经》；⑤婆蹉富罗部律，意译为“犊子部律”（或云戒本未传，或云为《摩诃僧祇律》）。此外，他还带回梵本阿毗昙藏（亦称“阿毗达磨藏”），为佛教经、律、论“三藏”中的“论藏”。至于这些论藏的具体内容以及翻译与否，我们一概不得而知。在中国，十六国后秦时的佛陀耶舍、竺佛念于弘始十二年（410）共同译出《四分律》（共60卷）。而此前的弘始六年（404）弗若多罗、鸠摩罗什已译出《十诵律》（共61卷）。北朝北魏时瞿昙般若流支译出《解脱戒经》（1卷）。东晋义熙十二年至十四年（416—418），佛陀跋陀罗、法显又译出《摩诃僧祇律》（共40卷）。由此可以看出，谦益传回五部律的时间已比中国晚了一个世纪左右，而且所译也只是五部律的一部分。一般说来，海东僧人至印度（西域）求法都是先到中国，然后再取道陆路或水路，谦益的西行想必亦然。

作为第一位赴印度求法的僧人，又带回了大量的论藏和律藏，这在百济佛教史乃至整个海东佛教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因而受到国王的隆重迎接，其后的译经工作也得到了国王的大力支持。他译出的律藏虽然晚于中国，但由百济人自己来做这份工作，这在汉传佛教的范围内还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自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谦益作为韩国人，在向中国学习佛法的同时，还希望直接从印度佛教吸收营养，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在百济，继谦益之后以求法闻名于世的另一位僧人是玄光，他的生卒年月和入华年月都不详，但其事迹，中国史料《佛祖统纪》《宋高僧传》《新修科分六学僧传》《神僧传》等均有记载，其中《宋高僧传》最为详细：

释玄光者，海东熊州人也。少而颖悟，顿厌俗尘，决求名师，专修梵行。迨夫成长，愿越沧溟，求中土禅法。于是观光陈国，利往衡山，见思大和尚开物成化，神解相参。思师察其所由，密授法华安乐行门。光利若神锥，无坚不犯，新犹劫贝，有染皆鲜，禀而奉行，勤而罔忒。俄证法华三昧，请求印可。思为证之：汝之所证，真实不虚，善护念之，令法增长。汝还本土，施设善权，好负螟蛉，皆成蜾蠃。光礼而垂泣。自尔返锡江南，属本国舟舰附载离岸……光归熊州翁山，卓次结茅，乃成梵刹。同声相应得法蛰户爰开，乐小回心慕膻者蚁连倏至。其如升堂授莂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二人，互得其二种法门，从发者彰三昧名耳。其诸门生譬如众鸟附须弥山，皆同一色也。光末之灭，罔知攸往，南岳祖构影堂，内图二十人，光居一焉。天台国清寺祖堂亦然。^[13]

关于玄光，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国籍所属。天寿寺通慧大师赞宁的《宋高僧传》记玄光为“海东熊州人”，后来的《神僧传》也沿用此说。元渐东沙门昙噩的《新修科分六学僧传》记为“新罗国熊州人”。熊州即忠清南道，属百济范围，而他回国时百济并没有灭亡，因而称“新罗熊州人”就令人十分费解，而称“海东熊州人”又比较含混，国籍不明，并留给人以“百济熊州人”的想象。但古代史料均未明言为百济人。志磐的《佛祖统纪》主要是以天台宗为主，它的记载应当更具有权威性。根据该书，玄光的国籍为新罗，入华修法华三昧，归国后至百济的熊州翁山传教。综上所述，关于玄光的国籍，各种史料记载互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回国后是在熊州的翁山建成了百济的法华道场，而不是在什么别的地方。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他的国籍属新罗，但回国后却在百济传教。当时，半岛虽为三国，但仍然是一个民族，作为新罗人的玄光学成归国后至百济弘化似乎也无不可。何况佛教本来就具有超国家的一面，更何况早期禅宗（玄光和他的老师慧思即是禅僧）一般都喜欢寻觅远离政治中心的名山大川作为修行的道场。我们应当注意到，高句丽末年推行了一种排佛政策，但百济却并没有步其后尘。因此，这里应当还是僧人们理想的弘法传教之地。^[14]

各种史料均未明言他何时入华，但都记载他受教于南岳慧思。慧思的生卒年为公元515—577年，据《续高僧传》卷十七、《佛祖统纪》卷六载，慧思俗姓李，武津（今河南上蔡县东）人。年15岁出家，专诵《法华经》，后皈依慧文。曾居河南光州（今河南潢川）大苏山，后又转至湖南衡山。慧思的修行特点是既注重禅法践行，又注重义理研究，坚持定慧双开，走由定发慧的路线。他在第一代祖慧文禅师“一心三观”的心要上又证悟出法华三昧。玄光既然是“往衡山见思大和尚”（《神僧传》），说明他入华是在慧思生涯的后半期，即百济的威德王时期（554—598）。又，《宋高僧传》说他“于是观光陈国，利往衡山”，《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也称“陈玄光，新罗国熊州人”，所以他入华不得早于南朝陈的建立，即公元557年。

玄光在慧思处所学为“法华安乐行”。佛教中，不同时期和不同经典对僧侣宗教修习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早期佛教讲“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大乘佛教又加上“六度”，或概括为“戒定慧三学”，显得非常烦琐复杂。对此，《法华经》为适应自己的宗教道德体系做了大量的精简工作，于是归纳成“四安乐行”。慧思曾撰《法华经安乐行义》（其著作多半是口授的讲义，由门人记录整理而成）一卷，专门阐释这一修行法门。他认为：“一切法中，心不动故，曰安；于一切法中，无受阴故，曰乐；自利利他故，曰行。”四安乐行的具体内容为：①身安乐行，即“身业”的最高标准。具体讲指必须远离豪势、神人邪法、凶险嬉戏、旃陀罗、二乘众、欲想、五种不男之人、危害之处、讥嫌之事、畜养年少弟子沙弥小儿十事，因为远离此十事则得常好坐禅，修摄其心；②口安乐行，这里规定的是僧侣们的“口业”准则，即当远离四种之语：不乐说人及经典之过、不轻慢他、不赞他亦不毁他、不生悲恨之心；③意安乐行，为“意业”的准则，即远离嫉谄、轻骂、以大行诃骂小行之人、争竞四过；④誓愿安乐行，即对那些不闻不知不觉这种法门的人怀有慈悲心，并通过神通力、智慧力将他们引向四安乐行法门。换句话说，四安乐行就是教人以《法华经》思想指导修习，并以其思想、言论和行动灌注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这种法门是作为取得演说《法华经》的资格的形式提出来的，实际上也就成了为高级僧侣所规定的品格。

据说玄光正是根据“法华安乐行门”证得“法华三昧”的。这里的“法华三昧”为《法华经》妙音菩萨品所说的十六种三昧的异名，达到此种三昧则三谛圆之妙理分明现前。玄光证得后，得到了慧思的认可。他传回百济的当然也就是这种行门。回到熊州的翁山后，他遵循慧思的教导，集众说法，创寺传教，组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道场，吸引了不少弟子和听众，在海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众多的弟子中，有一人升堂受莂（受记，原意指从佛受必当作佛的预言），有一人入火光三昧，有两人入水光三昧。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他是天台宗方面的传教先驱，同智者大师一起名跻南岳门下二十八大弟子之列，南岳衡山祖堂构影堂中所绘的二十八人中就有玄光，以前天台国清寺的祖堂里也有他的图像，可见他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是，总体上讲，玄光之后，天台法华思想未能在海东真正传播开，天台宗也未能成为一独立的教派。^[15]

综上所述，佛教在百济的传播和发展基本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没有出现高句丽那样宗教政策上的失误。史载百济“僧尼寺塔甚多，而无道士”，^[16]这就是有力的证明。但是，百济王臣在政治上是没有远见的，他们时常追随高句丽，又时常表现出左右摇摆、举措不定，以致终于被唐罗联军所消灭。当然，可以肯定地说，百济作为国家虽然消失了，可是百济佛教无疑融汇统一到新罗佛教中，成为新时期佛教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