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为人处事关
上篇 总经理要过五关
做官先做人。要想做个好的总经理，必须先做个好人。一个好人未必是个好领导，但一个好领导必定是个好人。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所作所为能够无愧于职守，也无愧于自己，这是做一个好总经理的基本要求。
一、总经理的基本素质
子张问孔子：“怎样才能够从政？”
孔子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所谓五美就是指：“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所谓四恶就是指：“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第二十
“惠而不费”，是一种民本思想。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群众反对什么，我们就要找出问题症结之所在解决问题，这是顺应民意。最高明的管理者会顺应民意，让大家获得福利，同时也没有损害自己的利益还获得了好名声。如同水之趋下，毫不费力，即“惠而不费”。
“劳而不怨”较之“惠而不费”就难了。大家常说，做事要任劳任怨。但任劳易，任怨难。多做点事，累一点，没有关系。但做了事还挨骂，众人不领情，甚至还有埋怨，这就有点让人吃不消了。如果这时能不与众人计较，仍然心静如水，确实很难得。“劳而不怨”，就难在任怨。
“欲而不贪”这句话很有道理，人要做到绝对清廉，可以要求自己，不必苛求别人。人生有本能的欲望，欲则可以，不可过分地贪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中国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主张大公，但不是无私，也都容许部分私心的存在。
“泰而不骄”是指在态度方面、心境方面，待人接物平和泰然，不矫饰，不造作。胸襟要宽广，不骄傲。换句话说，君子之人处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没有多与少的观念，如待遇的多少、利益的高低等等观念，也没有什么职位大小的观念，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轻慢，一件小事情，往往用全力。周恩来总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以外柔内刚的俊秀让敌人和人民诚服，更以完美的人格魅力使山河动容。
周总理从事革命工作数十年，从不争权夺位，即使在他本来可以受任于更高的职位时，他都让位给别人。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自动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的作用。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多次机会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领袖，可他虚怀若谷，甘居次位，从不谋取那些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20世纪30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极力举荐老同志朱德和有能力的刘少奇同志，退居两人之后。
“威而不猛”，这是说，处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一举一动受人瞩目，不能率性而为。一个人衣冠端正，礼貌威仪都做到了，别人无论是远瞻或近看，自然会有诚敬之心。一个人的修养好，具有威信，人家看见自然会害怕，这是威，而别人的害怕，并不是恐惧，是一种敬畏、敬重之意。如果“威”得使人真恐惧，下级都不来亲近，就是“猛”了。我们看历史上许多人，一犯猛的毛病，自然众叛亲离，没有不失败的。
商纣王就是一个例子。纣王力气很大，机智善辩，但自以为天下的人谁也比不了自己，便不听大臣的劝谏，发明了酒池肉林，整天寻欢作乐。后来又杀死了贤德的比干等人，还发明了“炮烙”的酷刑，实为暴君之祖。后来周文王、周武王顺应民意，兴兵讨伐纣王，纣王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国破身亡的下场。
以上这五美讲的是做总经理的基本素质，也是总经理最应该具备的修养，包括管理和做人处世的原则。
什么是“四恶”呢？
“不教而杀谓之虐”。身为总经理，不能只领导部下，还负有教育部下的责任。如果没有教导他，他做错了，我们要自己负责。人并不一定对任何事情都有经验，而教了以后，改不过来，才可以处罚他。
“不戒视成谓之暴”，这个“戒”就是告诫。让部下处理一个问题，事前不告诫他，到时候又要他做出来，这就不合情理了，是非常要不得的事。
“慢令致期谓之贼”，对于法规、命令，持以轻慢的态度，不在乎。“慢令”就是在所谓耍手段，利用制度和规定达到自己的目的。符合你的期望，这就是贼。
“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管理之道，一切事情都要想到，自己所需要的，别人也需要，假使一件事临到自己身上，自己会很不愿意，临到别人身上也是一样，就是将心比心的意思。
一个总经理，如果做到了“五美”，避免了“四恶”，那么这个领导还有什么难当的呢？
当然，孔子所说的，只是一些大的方面，具体来讲，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型领导，应该具备以下素质：
1.毫不动摇的勇气。2.良好的自制力。3.强烈的正义感。4.坚定的信心。5.具体的行动计划。6.奉献精神。7.迷人的个性魅力。8.同情与理解力。9.责任感。10.协作精神。11.果敢和决然。12.善于与下属沟通。13.激励和表扬下属。14.敢于冒险的能力。15.创新意识。16.远大的目标。
总经理做好了上述各方面的休养，才能做事、成事，实现组织发展目标。
二、塑造沉着稳健的形象
东晋的谢安，在前秦符坚率百万之众伐晋之时，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他临阵不慌，与谢玄等人下棋，夜晚才吩咐诸将各行其是，等到破了敌军，送战书的使者看到谢安正与人对弈，看到了战书，脸上没有一点喜色。
谢安谈笑退敌，真是有“治大国如同烹小鲜”那样不凡的气度，既胸有成竹，临阵不慌，又超然物外，不忧不喜，多么有智慧，又是多么的超脱。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非经世事磨炼，不能及此。
总经理要注意公私分明。公是公，私是私，二者不可过于混淆。一些与工作无关的私人交往，或者不易于公开的私下交往，最好到自己家中，而不宜在办公室密谈。总经理的一些私人关系应尽量避免纠缠到办公室里。
总经理在办公室里自然要与下属打交道，在办公室之外，总经理当然还要与下属、同事有所往来，虽然这时候的交往气氛往往比较轻松，不再同于办公室的严肃庄重，但总经理在这时的人际交往更需富有技巧性，既与下属、同事接近，打成一片，又不要随随便便，让人把自己一览无余。这样可大大加强总经理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更能提升总经理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地位。否则，你就没有权威可言了。
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一般说来，每个人都有他光彩的一面，也都有他相对薄弱的一面。有个寓言故事说，每个人身上都挂有两个袋，一个袋里装有优点露在身前，另一个袋里装有缺点藏在身后。不管这是不是人性的弱点，但把自己光彩的一面显示给大家，把薄弱的一面隐藏起来，这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努力。作为总经理，在塑造自己外在形象的同时，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得让人窥视自己一些生活上或工作上的“内幕”，以免丢掉管理者的身份。这点很重要。
总经理要注意和身旁常接触的人搞好关系。自觉地维护自己的个人形象。
与身边的人打好交道，不等于说与他们过于亲密，把自己的一切个人的事情都放心地说与他们听。而与下属保持适度距离，不但重要，而且必要。
每个人周围都有一种无形的界限，你不可逾越。作为总经理，你不适合成为别人最信任和最亲密的朋友，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你将冒一种很大的风险。
三、保持公正、平和的形象
作为总经理，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公正平和形象，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即使是遇到了胡搅蛮缠、不易对付的属下，也只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切不可证明只有你重要，而他作为一名职员是多么的渺小。要知道，总经理是在领导别人，而不是在和别人意气之争，所以应该拿出领导的气度来，不要和属下一般见识，否则只会降低自己的威信。
唐文宗死了以后，武宗继位，拜李德裕为相。原来的宰相杨嗣复、李钰和李德裕是死对头，有人想乘机把下了台的杨、李二人置于死地。李德裕坚决反对这样做，以免别人说他们死得冤枉，他一再坚持，武宗终于免了杨、李二人一死。
李德裕抛却党派之争，公正对待杨、李二人的做法非常可敬。在李德裕看来，杨、李二人虽与自己政见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但也不至于置他们于死地，这就体现了“公”。
李德裕能宽容地对待政敌，是非常明智的。在一个组织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学会善待了别人，也就是善待了自己。政见归政见，但还得有一定原则，掌握一定分寸，不能把事情做过了头，否则害人终害己。
如果一个总经理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去压制什么人，那只是一种最差的做事手段，如果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人怎么办呢？请你记住：
1.千万不要在愤怒时作决定
作为一个总经理，如果在一怒之下匆忙做决定，丧失最起码的理智判断，那么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在上朝期间与吏部尚书唐俭下棋。唐俭是个直性子的人，平时不善逢迎，又好逞强，于是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架炮跳马，把唐太宗的棋打了个落花流水。
唐太宗心中大怒，想起唐俭平时种种的不敬，更是无法抑制自己，立即下令贬唐俭为潭州刺史。还不干休，又找了尉迟恭来，对他说：“唐俭对我这样不敬，我要借他而儆百官。不过现在尚无具体的罪名可定，你去他家一趟，听他是否对我的处理有怨言，若有，可以此定他的死罪！”尉迟恭听后，觉得太宗这种张网杀人的做法太过分，所以第二天当太宗召问他唐俭的情况时，尉迟恭只是不肯回答，反而说，陛下请你好好考虑这件事，到底该怎样处理。
唐太宗气极了，把手狠狠地一挥，转身就走。尉迟恭见了，也只好退下。唐太宗回去后，冷静后自觉无理，为了换回面子，于是大开宴会，免了唐俭之罪，并且表彰了尉迟恭，赏赐他绸缎千匹。
唐太宗这样做，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明正”，这正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2.千万不要猜疑
当今社会，一个人无法办到的事，由几个人分工合作，就能发挥很高的效率。公司本来就是团队和小团队的结合体，假使构成这个结合体的每一个分子都彼此猜疑，这个团体必然涣散且不堪一击。
要成为领导人才，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信任你的部属，尊重他的个性，欣赏他的创意。这种尊重与欣赏可以使你工作行事无所不利。相反，不能信赖别人的人，会使生活中充满猜疑，自己做事情不顺利，连带会使受猜疑的人自暴自弃。如果是一个有才华的主管，猜疑心太重还可能使自己壮志未酬而身先死。
信赖部属的标准，并不是怀疑自己的标准，而是对下属的一种宽容和理解。
四、做官先做人
我们常常说做官先做人。要想做个好领导，先必须堂堂正正做个好人，连人都做不好，怎能做好领导？好人未必是好领导，但好领导必定是好人。比方说，人情世故要不要？上下级关系怎么处理好？这些问题随时在拷问着我们，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答案。到底该怎么办？我们看看周总理在这方面是怎样做的，就知道了。
周恩来一生虽无子女，但却有不少侄子和侄女，而他从不利用职权为他们牟取私利。他的一个侄子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员。因两地分居，组织将其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耐心地劝他们说：“我是负责城市人口精简工作的，这个政策不能带头违犯。”经过一番开导，侄子和侄媳收回已办好的手续，又一起调回了淮安。
1968年，其侄女周秉健到内蒙古去插队，临走时，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侄女的手说：“你到内蒙古牧区去，一定要和蒙古族的同志搞好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做贫下中层牧民的好儿女。”到草原后，秉健牢记伯伯的教导，吃苦耐劳，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1970年冬天，她报名应征入伍。1971年元旦，秉健穿着军装高高兴兴地去见伯伯和伯母。不料，一进门，周恩来就冲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他见孩子有些想不通，亲切地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可为什么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我们不能搞特殊，一点也不能搞！”秉健完全想通后，经部队领导同意，重新回到了草原。
周恩来是全国的当家人，可他向来都是公私分明。出国访问，按规定，外交部都发服装费，但从实行工资制后，周恩来都不领，不用公款制装。对外国友人送给他个人的很多礼品，如高级照相机、精美瓷器、猎枪、运动手枪、地毯等等，他都转交给有关部门公用。
周恩来生前胸前始终戴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他用生命践行着党的宗旨，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操劳一生，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操劳国家大事。弥留之际，他对党和国家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
作为组织管理者，不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资历深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尊重自己的人格名誉，对金钱、职位等应当看得淡一些，千万不能放纵自己的私欲，不论何时、何种情况下，对那些“身外之物”都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不卑躬屈膝，不阿谀奉承，当然也不允许别人欺侮、歧视，从而焕发出高尚的人格力量，这才称得上大丈夫。
总经理身居要职，在人事、财务等方面握有大权，如果不懂得约束、克制自己，只能会在绝对的权力诱惑下，走上绝对腐败的道路。
五、人品决定官品
一个人在组织中担任要职的时间是有限的，而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在位一天，就要讲究“官品”一日，而官品恰恰来自于人品。有的总经理为了获得更高权力获取更多利益，削尖脑袋，或投桃报李，或阿谀奉承，或弄虚作假，或欺上瞒下。一旦获得了权力，面对属下，突然变得不会笑了，官气十足，打官腔，说官话，做官样文章。
2007年4月12日，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发表声明，承认自己在女友沙哈·丽扎的升职和加薪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对这件事情抱歉。这一丑闻的发生，与这位领导人的道德修养有密切关系。身为世行行长的沃尔福威茨，为了给女友升职加薪，竟然以权谋私。沃尔福威茨在一份自己签署的备忘录中，规定了在世行工作的女友丽扎的薪水、升职细节及将来加薪的计算依据。
正是这种私心，降低了这位领导人的威望，使他面对着来自世行管理层一浪高过一浪的“下课”呼声，而无地自容。
沃尔福威茨的领导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道德修养的不足使他背负了丑闻，使个人职业生涯蒙上了阴影。
人有人品，官有官品。作为总经理，应该具备怎样的职业道德呢？
首先是头脑要清醒，严于律己，始终不渝地弃恶向善。一定要做明白人，做到道德修养高纪律严格。特别是在新的竞争环境中，在面临诸多诱惑和考验的情形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其次是志向要高远，理想要坚定，心中要装着组织发展的远大目标，担负起一定社会责任，做到事业面前专心致志，得失面前甘愿吃亏。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修养不能低。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总经理只有把人品与官品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受人尊重、敬佩的人。
六、做人要从知耻开始
古人云：“人不可以无耻”，“其心愧耻，若挞于市”。意思是说，真正学会做人，要从知耻开始。
孔子说：“识廉近乎仁，识耻近乎勇。”不廉，无耻，都是人之恶性中的首要恶性。人不知耻，失去的就不只是廉，简直可以失去一切。工作中，有的经理人只为金钱、职位而奋斗，在组织决策时失去了公正的原则，甚至为了私利损害团队利益，这都是不知羞职的表现。
五代的冯道是历史上颇受訾议的人物。欧阳修骂他“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骂他“乃奸臣之尤”。原因是他历任十君，居相位二十余年，是个不倒翁式的人物。他在后唐、后晋均任宰相；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他出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任太师、中书令。因此，在五代时，除了未在后梁任职外，他在四朝都是显宦，加上契丹，共为五朝。《辞海·冯道条》说：“后世因其历事五姓，每为非议。”胡三省说他：“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说明廉耻与国运兴衰的关系。有耻则有廉，寡廉则鲜耻，无耻必然无廉。哀莫大于无耻。人若不畏“丢脸”，奈何以“不要脸”惧之责之？
同样的道理，领导人能否有一颗知耻之心，也会影响到现代组织的运作、管理。
在现代商业竞争中，经常会发生一些领导人因为道德操守不够，而出现管理危机的情况。实践证明，从小节不保到大节丧失，多是因廉耻意识淡薄。产生的原因一是放松了自身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严格自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把羞耻之心扔到了脑后。二是没有牢固树立为组织服务的思想观念，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三是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四是自认为高人一等，把组织赋予的权利当作耍特权的资本，认为自己可以不受规则约束。
其实，在实际工作中，团队成员对领导者评价是听其言、观其行的，总经理如果背离上下一心的作风，搞不正之风，不但会失去下属的信任，还会让团队丧失凝聚力。
七、不可以势压人
在组织内部，总经理发布会令、调查研究都需要与下属展开不同层面的交往，并且在对话中要采取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不厌其烦地谈心对话，疏通引导，避免以势压人，是总经理必须掌握的重要沟通原则。
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被尊重，赢得对方的平等相待。总经理要把握好人们的这种普遍心理，在管理工作中学会平易近人，避免以势压人。
日本管理大师松下幸之助曾经说过：“社长必须兼任端茶的工作。”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社长亲自端茶，而是说一个称职的领导人，至少应该把这个想法视为理所当然。在这种思想引导下，领导人要放下架子与员工交流、沟通，而不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做到了这一点，经理人才能赢得下属的拥戴，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在松下公司，企业领导人始终站在员工背后，推动他们前进，努力完成工作，实现企业发展目标。任何一个管理人员在与下属交往时，都会这样说：“对不起，麻烦你做这件事好吗？”结果，员工在领导者和善、恳求的口气下，能够积极主动完成工作，从而主动配合上级把事情做好。
在一些企业中，有的经营者认为自己就是最高领导者，所以在说话办事的时候往往盛气凌人，让人望而生畏。这种做法尽管让人敬畏，把领导者的权威表现出来了，但是员工并不会从内心深处对上司服气，甚至会为了发泄不满情绪进行抵触。这样一来，无形中就降低了工作效率，与领导管理的目标也就背道而驰了。
总经理应该明确，领导工作要善于抓人心，而对待下属平易近人是最起码的要求。站在员工的角度考虑，他们需要的是平易近人的领导，能够和自己敞开心扉的上司。合作才能产生力量、带来效率，在一个团队里和谐相处是最重要的。因此，总经理要懂得放下架子与员工交往，做到不以势压人。
八、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
孔子说：三军之众，人心不齐，其帅可夺。匹夫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其意志由自己掌握。虽然自己是一个个体，但只要意志坚定，任何力量也动摇不了。
“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真正支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发展下去直至成功的精神力量，应该是人的尊严，以及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意志。
陶渊明是东晋的大诗人，名潜，号靖节先生或五柳先生，少怀建功立业之志。时值晋安帝在位时期，农民起义不断，封建割据势力相互争战，东晋已经名存实亡，陶渊明做县令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回乡，躬耕读书，自得其乐。
陶渊明为彭泽县令，不愿意卑躬屈膝地讨好上司，毅然辞官归田，过着自力更生的清白生活，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历来为世人称道。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更是以此自励，使自己的人格趋于完善。
屈原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于他的诗歌，更在于他高尚的人格力量，他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为了追求光明的理想，而上下求索，甚至不惜生命，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也饱含着他的政治追求和崇高的人格，还有伯夷、叔齐、李白、杜甫、岳飞、海瑞、文天祥、闻一多，他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一个没有操守和信仰的人，在强权面前，最初的反应就是保全自己，然后是出卖朋友，献媚表忠。只要苟活，什么人格，什么脸面，全然不顾，这样的人是为人所不齿的。而《赵氏孤儿》中的程婴为了正义，为了保全赵氏孤儿和晋国的儿童，将自己的儿子冒充赵氏孤儿受戮，可谓义薄云天；关羽为了辅佐刘备成就大业，在曹操帐下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过五关斩六将，归心似箭，终投善地，可谓大仁大义。孟子说，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作为一个总经理，不是该以此自勉吗？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经理人需要迎接挑战；面对短期利益的诱惑，经理人需要首眼为客户服务的大局者……总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首先要承担自己的使命，表现出应有的傲骨和气节，始终具备做人的良好素养。
九、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孟子说：大丈夫做事前不动心，用志向统领全身，体气便充满身体。志为大，气次之，二者互惠，志专一则气便随之动，气专一则志也能随之动。我善养我的浩然之气。
人在修身正己过程中，所遭受的外界干扰因素有时是暗地袭扰，有时却是明着逼迫；有时是世道的诱惑，有时却是强权侵凌。在逼迫面前，在强权的侵凌条件下，那种可欺不可罔的气节就显得更为重要，更为可贵了。
宋朝的文天祥被元军俘虏以后，忽必烈多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最后，由忽必烈对文天祥做最后一次劝说：“你如果能以对待宋朝的忠贞侍奉我，我立即拜你为丞相。”
文天祥坚定地答复道：“天祥是大宋状元宰相，大宋已亡，天祥只求速死。”忽必烈离开后，下达了处死令。
文天祥就义后，他的夫人欧阳氏在收殓其遗体时，发现他腰带间有一遗书，写着他自被俘后就有以身殉国、成仁取义的决心：“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在冬寒夏热的牢房中遭受折磨，他处之泰然，利用有生之日，写下《正气歌》等不少不朽的诗篇，抒发他的爱国之情，表达对国破家亡，又无力补天的悲愤。这些诗篇前后共800多首，广为流传。
历史上的文天祥等人，虽然没能力挽狂澜，但他们那种松柏后凋的凛然大义和耿耿丹心，那种与生命抗争、与死神抗争的精神，使人具备超人的力量。一个领导者有了这种力量，就可以战胜人生中的一切不公和困难。有了这种力量，可不惧权势，不贪利色，不畏强暴，以公平之心维护正道和正义，以一身浩然之气，昂立于人间，傲视天地。
当今世界是一个商业主导的社会，经理人作为组织的领导与管理者，扮演着社会中坚力量的角色。承担推动组织发展的重大使命，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求经理人必须在个人品格培养上立足长远，有一股浩然之气。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理人自身修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他在领导岗位上能够走多远。
十、守住做人的底线
做人的原则是什么？真的不好回答，大凡好的东西，没有穷尽和彻底的，虎的威武、羊的善良和狗的忠诚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但不好的东西总有一个底线。
做人要有底线，用这个思路谈做人，就应该是“不要……”，比如不要见钱眼开，不要唯利是图，不要见得忘义，不要见风使舵，不要投身求荣，不要溜须拍马，不要卖友为己，不要低三下四，不要造谣生事，不要小肚鸡肠，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感情用事，不要整人害人等等。一个人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是面对得还是失，毁和誉，升和降，尤其在它们两可之间需要你作出选择的时候，都应胸怀高义，知晓大义，坚守正义。
主父偃被任命为齐国的相国后，到了齐国，把兄弟门客都召集起来，分五百金给他们，责备他们说：“当初我贫穷的时候，弟兄们不给我衣食，门客不让我进门，现在我做了齐相，你们到千里外迎接我，今天我宣布与你们绝交，以后别再进我的门！”
主父偃的修养太差，他把人情看得太重，斤斤计较，以至后来他死时，无人为他收尸。
不把做人的原则放在做人的前面，就如同一艘失去航舵的大船，随风飘荡，任尔西东，就有可能走失方向。
比方说，勇敢是很好的品格，可没有原则的勇敢，就是莽撞，就可能会作乱，就可能会杀人越货；杀人犯是勇敢的，为了不值得的小事就拔刀而出；流氓为了树起山头，竟能自残。一位政法委的书记为了升官，竟敢雇佣杀手杀掉竞争对手，这样的勇敢就变成了残忍。恭敬是好品德，可没有原则的恭敬，不也就成了谄媚了吗？谨慎是值得提倡的，但需要创新的事业也谨慎有加，亦步亦趋，那还能指望他做成什么大事呢？直率是好的，但没有原则的直率，就成了鲁莽。
一个称职的总经理，要时时守住自己的原则，起码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比如，遇到下属陷入困境中时，要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在对外谈判中，要保守组织的商业秘密；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努力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对总经理来说，坚守做人的底线，是忠于自我、忠于组织的最低要求。
十一、无人监督时的表现
《礼记·中庸》中有一句话：“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注重的修养方法。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要加以检束。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从未听说直立的身体却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有听说过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国家，百姓会胡作非为。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如是说。
曾国藩在临死前两年，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他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亦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
对于总经理来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总经理在自身职业生涯中，始终应该保持一种自省精神和问心无愧的心态，努力做到不欺人、不自欺。这样一来，无论遇到怎么样的情形，无论内外环境如何变化，经理人都能始终如一地表现出应有的处事智慧，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十二、人情练达即文章
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正有知识的人，是善于体验生活，并不断丰富自己头脑的人。
生活是一部大书。对此，若熟视无睹，满目皆空，纵有满腹诗书，又怎能说学问博大呢？不过是酒肉穿肠过罢了。人的情感有时是做作出来的，世间的习俗许多是虚假的，怎么可以随便相信呢？
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一位博学多才、学识宏富的人，但他不拘泥于一技一艺、经学辞章，而是学以致用，用以致学。于人情事务中，“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开其悉，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得自己一生仕途风顺，“治绩炳然”。
与此相反的是南唐李后主，读书不可谓不多，才情不可谓不高，但他却缺乏对社会和宫廷生活的真切体验，骨子里忧愁怯懦，经常满脑子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幻想，是一个天生的消极浪漫主义式的人物。后人评价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结果是，39岁国破投降，后被毒死。
读有字书易，读无字书难。春秋时期，有一个叫王寿的人，爱书成癖，藏书丰富，远近闻名，而他却被一个隐士所讥笑，隐士说：“书是记载言论和思想的，这些言论和思想是人在生活中勤奋思考的结果。光读书，不去体察思考生活，背着这些书有什么用呢？”王寿听了，如梦方醒，当场把竹简烧掉。
总经理须知，生活是一本无字书，是要用一颗平静、平和的心去阅读的，比如，食求精，居求安，终日三饱一倒，或急匆匆生活，来不及感受，又怎能领略人生的不同风景？比如，达则得意忘形，忘乎所以，穷则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不善于拣拾自己的脚印，不善于从自己的脚印中找出深、找出浅，又怎能避免渴死在半途之中？
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是源于生活的，不但重要的商业模式发明、商业模式创新都有生活基础，而且管理生活也要从工作细微处着手，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提升管理效率。
十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孔子道：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吗？
孔子说：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给别人。
“恕”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情怀。一个内心怀有仁德的人，即使不能成全别人，起码遇事不能给他人下套子，自己不愿意干的事，不能推到别人头上，把麻烦和痛苦转嫁到别人头上；而应该在替自己作打算的时候，也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一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坚持，就可以算得上心底有仁义了，能让自己在任何人面前都问心无愧，活得光明正大，活得舒心自然。
清朝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有一天接到母亲自安徽桐城老家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诉说家里正准备扩建院宅，却因地皮问题而与毗邻而居的叶家产生了矛盾。因为叶家也想建房造屋，因此两家相持不下，水火不容，信中隐约有要求张英用名位官威来压服叶家的意思。
张英看完信后，沉思再三，急就了一首诗来劝他母亲。诗是这样写的：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的母亲和家人见信后，深明义理，马上主动地把将要砌建的院墙让后三尺。叶家的人知道情况后，愧疚之余，也立即把正想修建的院墙退后三尺。因此，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街巷。此事一时之间传为佳话，至今在桐城尚还有被人所乐道的“六尺巷”。
领导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接触人，接触不同脾性、不同思想、不同阅历、不同身份、不同学识的人，难免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受到误解，受到侮辱，受到讽刺，受到攻击，受到谩骂等等，是领导工作中的常态。既然是常态，当然就应该以一颗平常心处之，否则，就会简单问题复杂化。
对于总经理来说，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就能增加几分成熟理智，就少了几分意气用事。从而在处理与他人关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
十四、少说多做的好处
想做一个好领导，要知识渊博，宜多听、多看，有疑问或不懂的地方则保留，等着请教别人，讲话要谨慎，不要讲过分的话，这样就很少会有过错。多去看，多去体验，对疑难问题多采取保留的态度。古人有两句话：“事到万难须放胆，宜于两可莫粗心。”
现实社会中常有这种情况，真正干事情的人总是被人议论纷纷，被人挑出许多毛病；而不干事情、指手画脚的人却永远“正确”。在历史上很多处世高明的智者，都遵循着“沉默是金”这一黄金法则。
“言多必失”，滔滔不绝地讲话自然会牵涉到对诸多事物的看法、见解，对他人的好恶、爱憎等，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不是被人抓住把柄，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就是被人传话时曲解其意，增加不必要的误解、隔阂，徒添烦恼。
言多必失，多言多败，只有沉默才永远不会出卖你。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做人应该言出必行，行必有果，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要么不说，说了就要守诺，就得让自己所说的话变成现实。
杨广做太子时，曾经对贺若弼说：“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都是良将，他们谁优谁劣呢？”
贺若弼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韩擒虎骁勇善战，但不是能率领大军的将领；史万岁是骑将，却不是大将。”
杨广问：“那么谁是大将？”
贺若弼下拜说：“那只有殿下自己挑选了！”言下之意是自许为大将。
后来隋炀帝杨广即位，就疏远了贺若弼。
贺若弼是一代名将，善于出奇制胜，但对政治斗争，他并不娴熟。杨广是个很自负的昏君，他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自负的人物最讨厌别人表现自己。贺若弼不了解这一点，就做不成杨广的大将。
权力不仅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责任、压力、负担的代名词，怎么可能没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呢！怎么办？多听，可疑的地方先研究，谨慎地说出被实践公认的道理；多看，把拿不准的事情先搁一下，干那些大家都认可的事情。这不是保守，这叫稳妥，这样，做个稳健的领导也就很自然了。
在公司里，经理人的能力、水平，最终要靠业绩说话，只有多做实事，提升管理效率，不断实现组织发展目标，才能赢得员工的爱戴，让董事会信服。
十五、正人先要正己
总经理必须端正自身态度，谨慎处事，以身示范。作为一个领导者，其所作所为必定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效仿的对象，所谓上行下效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总经理自己身正，管理别人就没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都身不正，又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别人、端正别人呢？只要总经理自己身正了，就能像北极星那样，众星拱护在它的周围，得到员工的拥护。
领导约束下属有多种手段，“力服、才服、德服”是三种不同的境界。其中，以力服人只能使人慑服，以才服人可以使人折服，而以德服人则使人心服。“以德服人”，最重要的就是“正人先要正己”、“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马谡丢失街亭之后，诸葛亮认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上书给刘禅，请求自贬丞相之职。胜败是兵家常事，其他将帅对此疑惑不解，纷纷询问其中的缘由。诸葛亮解释道，治理国家和军队最重要的是严格遵守法纪，如果领导犯了错而有法不依，怎么能够让众人信服呢？诸葛亮一生都在努力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他廉洁奉公、恪尽职守，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工作中，一些领导说一套做一套，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往往会损害组织长远发展。比如，有的管理者总是提醒员工“顾客第一”，但是在经营上却急功近利，为了短期利益降低产品质量的事情常有发生。如此一来，怎么能严格要求下属呢？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通过“修身正己”、“以身作则”达到“以德服人”的目的，可以使领导者在做人的过程中建立个人威信，在做事的过程中有效提升领导水平和实际效果。所谓“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弃之”，我们必须看到领导示范的强大威力。
孔子也曾经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乃群龙之首，是引领团队前进、引导组织发展的人。他身处组织体系的最高层，肩负着组织发展的重大使命，一言一行都关乎组织的生死存亡。因此，称职的领导人必须成为众人的表率，才能有效约束下属，实现“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发展目标。
美国玫琳凯化妆品公司，是具有30年销售经历的跨国企业。公司领导人玫琳凯·艾施女士利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使公司雇员由9人发展到5000多人，年销售额超过3亿美元，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玫琳凯·艾施的成功并不神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都源于“以人为本”的黄金法则——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别人。为此，玫林凯公司特别注重人的管理艺术，玫琳凯·艾施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强调领导人要“修身正己”、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理想和热情提升大家的积极性，激发下属的工作热情。
常言道，“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如带兵打仗，将领就该冲锋在前，身先士卒。能身先士卒，士卒才会奋勇向前。大敌当前，如果带兵的先就失了锐气，畏缩逃跑，那当兵的逃起来就更会无所顾忌。所以，队伍中有个说法，说是要想知道一个连队的兵如何.只要看看它的连长就行了；还有个说法，叫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一个部门作风如何，也要看那部门头儿的作风如何。如果他疲疲沓沓.拖拖拉拉，这个部门就绝对不会有多大生气。德鲁克在《管理圣经》中指出：领导力就是“以身作则，让别人愿意为大家共同的愿景努力奋斗的艺术。”
所以，上行必有下效，正人需先正己，身为总经理，如果言行不检点，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从而对事业造成危害，领导者不可不察。
十六 要懂得有效授权
身为总经理对工作兢兢业业是优点，但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琐事上，自己忙得昏天黑地，部属却轻闲得要命并心生怨气，觉得没有发展前途，这样的领导也不是称职的领导。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问大臣房玄龄和萧禹说：“你们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
两人想了一会儿，回答说：“隋文帝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勤于为政，每次上朝，常常要拖到太阳西下的时候才退朝休息。朝中五品以上的大臣，他都要和他们一起讨论政事；担任宿卫的人，他都要和他们一起吃饭。隋文帝虽然不能说是仁爱英明，也算得上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了。”
李世民听完，微微笑了笑，说：“公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极其明察，可是心术不正。心术不正就会考虑不周，本性明察又容易多疑。他自己是通过欺凌前朝的孤儿寡母才得到天下的，便认为所有的臣子都不可信任，什么事都要自己决定。这样一来，虽然他费尽了心思，累垮了身体，却仍然做不到事事合理。朝臣既然已经知道了主上的为人，也就不敢再说真话了。从宰相以下，大臣们只是接受命令罢了。朕却不这样想。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靠一个人的思虑来治理呢？朕正在广选天下的贤才，让他们来做天下的事情。朕信任他们，同时督责他们，让他们成功。如果他们能够各尽其才，天下便可以治理好了。”
李世民的意思是说，皇帝一个人再英明，他也没有三头六臂，治理天下要靠尽职尽责的百官。
现实生活中，有些总经理能力很强，经常觉得：“我可以自己做，我也能做得比任何人都好。”这样的态度其实有很多问题。因为你没有三头六臂，你要做的事太多了，那样你的工作就不可避免地会出问题。把那些常规性的工作派给别人去做，你就可以腾出手来做一些更具有创造性、更重要的工作。
指派下属、分派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技巧和艺术，运用好了，领导轻松自由；运用不好，领导忙得焦头烂额到头来也是成绩泛泛。
十七、管理的精髓在于知人善任
一个组织要兴旺发达，必须要有一大批人才。一个优秀的组织一定会集结着优秀的人才。
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说过：“缺乏人才的组织等于亡灵”。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的经济。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高质量的产品来源于企业人才素质和创造性精神。技术的差距，管理水平的差距，说到底是人才的差距。因此，人才的素质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于是培养第一流的人才成了优秀企业的重点目标。
英国福特汽车厂总裁山姆托依说：“管理功用的精髓在于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是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
企业管理如此，行政管理更是如此。隋朝灭亡以后，唐太宗统一了全国，然而他面对的是人口骤减、土地流失、经济凋敝的景象。当时，振兴经济，发展国力，成为当务之急。唐太宗充分认识到，人尽其才是治国安邦的关键。于是，他制定了择人的标准：“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在军事上，唐太宗任用文武全才、能够在外带兵打仗的李靖将军；在处理国家政事方面，任用能够孜孜不倦办公、一心为国操劳的房玄龄；为了广开言路，重用直言建议、不徇私情的诤臣魏征；为了保证政令畅通，任用公平公正处事的温彦博……正是努力实践“知人善任”这一原则，唐太宗成为历史上的一代明君，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历史伟业。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起用嗜酒贪杯却能运筹帷幄的格兰特担任总司令，结果引来一些人的反对。但是林肯力排众议：“如果我知道他喜欢什么酒，我倒应该送他几桶，让人家一起共享。”果然，英勇善战的格兰特不负众望，把南方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多次取得关键性战役的胜利。历史表明，如果没有林肯对格兰特的任命，南北战争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唐《意林·鬼谷子》指出：“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也；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也。”领导者的才干就是“知人善任”。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刘邦择将，三人而已，这就是领导的奥妙。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人的长处，才是一种真正的机会。”高明的领导者无不深谙此道：以人的长处运用为机会，善于识察人的长处，并能用得恰到好处，从而扮演好领导的角色、赢得事业成功。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贤人往往不能被任用，而势利小人却飞黄腾达。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一样，“才高行洁，不可保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必卑贱”。虽然我们有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任贤为什么还那么难呢？
第一，有的上级领导者缺乏公心和对事业的负责精神，他们任平庸之辈或卑贱小人另有所图；
第二，领导者心胸狭窄。一个组织内如果有这种人，则优良的人才就会受到排挤，而逐渐离去；代之而来的都是比他还庸碌之辈。
第三，领导者的官僚主义，造成不能发现和识别人才。要审慎选择适当的人才，必须靠平日不断地观察，留意每个人的发展动态，从中选择出所需要的部属。官僚主义者是发现不了人才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任用人才。
第四，平庸之辈或小人往往有拍马屁的手腕，他们善于在领导面前献殷勤，用小恩小惠取悦于领导。相反，贤者耻于干这种勾当，坚持原则，不受领导喜欢，或得罪领导而不被任用。
第五，无严格的规范化的考核，有功者得不到奖赏，无功者、有过者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所有这些都阻碍着任人唯贤路线的贯彻。
十八、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明代政治家吕坤说：处身不妨于薄，待人不妨于厚。责己不妨于厚，责人不妨于薄。
过分的宽大仁慈容易使人误以为软弱，从而让人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过分的威猛严厉容易导致残暴，从而引起强烈反抗，法纪大乱。所以，宽与猛互相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不良的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
作为总经理对待下属要宽容一点，要允许别人犯错误。做领导的，如果能宽恕下属的一些小错误，下属往往会加倍努力，做得更好，并寻找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是宽的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都是有效的。当然，如果遇到不好驾驭的下属，光是用宽就不够了，一味地宽，无疑等于放纵。这时，就要讲些策略了。
曾国藩曾经向人传授管理强悍部将的经验，他举了一个例子。
李世忠是投诚过来的湘军将领，因战功显赫而官至一品，为人暴戾险诈，难以驯服，其部下也经常为非作歹。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对待这样的部将的呢？他用的是二宽二严之法，也就是两个方面宽容，两个方面严格。
在宽容方面，一是在金钱上对李世忠慷慨大方，绝不计较，资金充裕时动辄拨给他几十万上百万，视金银如粪土；资金困窘时宁可自己受穷也要对他解囊相与。二是不与他争功，一齐打了胜仗以后多归功于他，有保荐的机会也优先照顾他。
在严格方面，一是与其保持距离，尽量少打交道，不与其攀交情，避免频繁往来，来往的书信简明扼要，一句话不多说。二是明辨是非，凡是李部手下与百姓争斗而告上来的，一律分清是非曲直，绝不袒护，要求李严加惩治。
曾国藩自己总结说：“宽者，利也，名也。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可见，领导者为人治事，是宽是严，并无一定之法，这完全取决于不同的情势和对象，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十九、用情感去笼络人
孟子曾经说过：“君主把臣下视为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视为腹心；君主把臣下视为狗马，臣下就会把君主视为一般人；君主把臣下视为泥土草芥，臣下就会把君主视为仇敌。”那些高明的领导者，都懂得用情感去笼络人。一个聪明的总经理如果能够在不违犯原则的情况下多体恤下级，那么对营造团结和谐的气氛，从而促进工作是有百利无一害的。
李泌是唐朝中期一位著名的智囊人物，他历经四代皇帝，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辅佐唐肃宗时，为平定叛乱、稳定政局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不贪求功名利禄，在战乱平定后不久，当迫害的阴影向他袭来时，他见机而作，告退政坛，归隐衡山，过着一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
唐代宗李豫，是唐肃宗的儿子，在平定安史之乱时立有大功，被立为太子，因遭宦官和肃宗宠妃的谗陷，几至于死，是李泌向肃宗痛切陈述，才保住他的地位和性命。因此，李豫继位以后，就派使臣将李泌从衡山接了出来。代宗对李泌十分礼遇，专门在宫中给他建了所书院。
一次，代宗对李泌说：“当年先帝想委屈你出任宰相，却没能办到。现在你的一切都应由我来安排。”
李泌十分吃惊，忙问：“陛下想要我干什么？”
代宗说：“我想要你饮酒吃肉，娶妻成家，做官受禄，成为一个世俗之人。”
李泌流泪请求说：“我不食人间烟火已20余年，陛下何必非要使我改变志向呢？”
代宗说：“你哭也没有用了，你住在九重深宫之内，还能到哪里去？”
于是，代宗为他娶了名门望族卢氏的女儿为妻，所有婚事费用全由代宗支出。
唐代宗请李泌出山做官，为他娶妻，有报恩的意思，但更主要还因代宗很需要像李泌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来为他出谋划策。可李泌这个人不是功名利禄能羁绊得住的，所以代宗只好用婚姻这一手法。但李泌是一位老臣，是代宗皇帝的老辈，代宗自然不好将自己的女儿嫁他，于是便当了月下老，借花献佛，其用心可谓良苦。
在现代组织管理中，企业文化已经成为组织的核心，对管理、组织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情感经营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经理人抓人心办大事的利器。
古人说过：“士为知己者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了能体恤下属的上司，下属怎么能不尽心竭力地报效呢？高明的领导者没有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的，正是因为感情的存在才使无数难于解决的矛盾化为乌有，让无数大智大勇的人为你赴汤蹈火，死而无憾。
二十、谦虚谨慎，慎终如始
谦虚谨慎，常常与严细、周密联系在一起。它不是因循守旧、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不求进取的代名词，而是头脑清醒、谨言细行、慎终如始、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总经理要把谦虚谨慎作为高尚的人格修养来追求，作为优良的领导方法来发扬，作为重要的领导之道自觉践行。
做领导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领导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连他的家人也往往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做领导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虽不一定自己想这样，但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周恩来时刻懂得以大公无私、为民谋福的道理，并以此身体力行。尽管高居一国总理的要职，但是他在工作中总是谨慎行事、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如一地做人民的公仆。比如，“修房子事件”就集中表现了这一点。
当时，周恩来办公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阴暗潮湿、光线很暗，影响到主人的健康。正好这时周恩来夫妇都在外地出差，秘书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就把房子简单维修了一下。但是，周恩来回来后发脾气了，直到把室内原来的东西换回来才住进去。这件事并没有到此为止，此后他还多次在国务院会议上做自我批评，要求大家不要效仿。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国总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作风，考虑各种问题的时候做到权衡利弊、厉行节约，更有一个领导人物应有的谦虚谨慎、谨慎如始的良好修养。“高处不胜寒”，领导人位高权重，是众人注目的焦点，其一言一行都聚焦在镁光灯下。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个人发展道路上一帆风顺，必须戒除自己的高傲、浮躁心理，更不能因为手中握有重权而失去理智、为所欲为。
综观周恩来的一生，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更严格约束自己的亲人、朋友，保持了大国领导人高风亮节的风范，赢得了后世永久的赞誉。周恩来的谨慎、自律成就了他的伟业，也使他在伟大政治家的行列熠熠生辉。
谨慎是一种责任心，就是用权时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用权不谨慎，缺的是责任心。
谨慎是一种作风，就是要多做少说，敏于事而慎于言。许多人心思用在工作上，情感系在民心上，成绩记在集体上，埋头苦干，扎扎实实，说得不多，干得漂亮。
谨慎也是一种能力，就是能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明白“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把握规律，预见未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能创造性地推进工作，又居安思危、谨慎处之，不盲目乐观、得意忘形，这确实是一种能力。
谨慎更是一种品格，就是要自警自厉、严于律己。正确对待自己的成绩、权位、收入等，自觉地用党的政治要求和国家的法律规范来约束自己，自重自省自警自厉，慎微慎欲慎独慎权，这是一种品格。有些干部倒下去，往往是在取得成绩、仕途顺达之时，变得不那么谨慎，不能够自律，私欲膨胀，钱欲熏心，正气下降，霸气上升。
总经理须知：在危险的环境里，人往往能平安度过；可是环境比较顺利，人生盛事不断时，却容易留下摔跟头的隐患。原因就在于：面对前者，人们能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对待后者，往往放松警惕，不知要提前准备退路。当人生高歌猛进时，保守稳重，处进思退；当人生陷入平淡与低谷时，仍要告诫自己不要消沉下去，要依然保持向上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