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综述

2.1 数字鸿沟形成机制研究综述

2.1.1 数字鸿沟研究进展

“数字鸿沟”这一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被提出开始，到如今已经历了20年左右的演进和发展。在此期间，大量的学者参与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来，同时数字鸿沟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早期的研究重点在于界定数字鸿沟的定义，讨论数字鸿沟是否存在、数字鸿沟是什么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数字鸿沟的研究逐渐深入，研究者主要从What（是什么）、When（何时）、Who（谁）、Why（影响因素）、How（对社会的影响）5个方面开展相关研究。

1.What。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继续讨论数字鸿沟的内涵与外延。随着社会环境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鸿沟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David J.Gunkel（2003年）认为数字鸿沟这一概念的定义太宽泛，从概念上来讲，数字鸿沟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复杂问题[26]。van Dijk J（2003年）指出数字鸿沟这一概念不仅是物质接入的差距[27]。目前，部分学者开始将数字鸿沟与知识鸿沟、社会不均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数字鸿沟的研究范围在逐渐扩大。

2.When。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鸿沟会不会逐渐消失、何时会消失。van Dijk J在这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从技术扩散的角度来研究数字鸿沟的发展趋势。他认为弱势群体开始使用ICT的时间比优势群体晚，接纳速度也比优势群体慢。数字鸿沟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弱势群体逐渐追赶优势群体，另一种是弱势群体永远不可能赶上优势群体。Martin Hilbert（2010年）通过实证研究发现ICT设施的获取和使用对发展中国家或许永远都太贵。发展中国家很难打破经济鸿沟与数字鸿沟的恶性循环[28]。此外，还有很多学者用技术扩散模型对数字鸿沟进行实证研究，预测数字鸿沟的发展。

3.Who。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数字鸿沟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其中，Livingstone Sonia（2007年）研究了数字鸿沟中青少年的数字分级问题[29]，我国学者王延广和姜艳凤（2010年）研究了数字鸿沟下的教育鸿沟和高校读者信息素质问题[30]。

4.Why。对数字鸿沟形成原因的分析是当前数字鸿沟研究中最热的一个方向。各国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来说明不同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其中所使用的方法包括回归分析、面板数据、结构方程等。研究结论普遍认为，经济、技术、社会、教育、年龄、性别等因素会对数字鸿沟产生影响。

5.How。数字鸿沟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或者如何弥合数字鸿沟。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早期一般以文献研究为主，近来关于数字鸿沟政策的定量研究逐渐增多，因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政府形成一种基于证据的决策文化。但政策的定量研究一般用实证数据证明某项政策对数字鸿沟的确会产生影响，很少有研究者探讨政策的有效性、持续性或弹性等问题。此外，数字鸿沟对社会影响的定量研究在最近两年成为热点。

2.1.2 数字鸿沟研究方向的转移

本书用文献分析法，研究了从2000年以来不同阶段数字鸿沟研究重点的区别。表2-1、表2-2、表2-3和表2-4分别展示了2005—2009年、2009—2012年、2000—2012年国外和国内数字鸿沟研究领域内被引用频次最高的著作，以此可以分析数字鸿沟相关研究重点的转移。

其中，表2-1是SCI和SSCI数据库中2005—2009年间被引用最多的数字鸿沟相关文献。可以看到，在此期间最流行的研究方向是数字鸿沟的发现、定义以及测度。

表2-2是SCI和SSCI数据库中2000年后发表，且在2009—2012年期间被引用最多的数字鸿沟相关文献。可以看到在此期间，数字鸿沟的研究从早期的数字鸿沟转向数字包容，并对数字使用、数字鸿沟形成因素开始了探索和研究。

表2-3是SCI和SSCI数据库中2009年后发表，且在2009—2012年期间被引用最多的数字鸿沟相关文献。可以看到在此期间，数字鸿沟的研究开始更多关注数字鸿沟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以及数字鸿沟相关模型构建的问题。

表2-4是分别在2000—2004年、2005—2009年、2010—2012年3个阶段中发表在我国知网数据库中，且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数字鸿沟相关文献。可以看到3个不同阶段中数字鸿沟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

2000—2004年，胡鞍钢/周绍杰、邵培仁、曹荣湘、金兼斌、谢阳群的研究被引用次数最多，这一阶段的信息鸿沟研究主要停留在数字鸿沟介绍这个层面上。与国外的研究不同，我国数字鸿沟研究较晚，因此跳过了数字鸿沟定义的争论，直接进入了数字鸿沟介绍的阶段。

2005—2009年，陈艳红、韦路、薛伟贤等的研究被引用次数最多，从研究方向上判断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深入探讨数字鸿沟是什么，其影响因素是什么的问题。

2010—2012年，郑红玲、刘娟、薛伟贤等人的研究被引用次数最多。从这些文献的研究方向来看，我国区域数字鸿沟问题、数字鸿沟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受到最大关注，此外，关于数字鸿沟本质的探讨也在继续进行。

对数字鸿沟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可以判断数字鸿沟研究方向的转移过程。综合分析，国外对数字鸿沟的研究从数字鸿沟是什么（What）开始，逐渐发展到研究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Why），近期转向了数字鸿沟对社会的影响（How）。

国内的研究也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04年，主要介绍数字鸿沟的概念，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重视；第二阶段是2005—2009年，数字鸿沟的研究逐渐深入，研究者开始关注数字鸿沟形成的原因、数字鸿沟概念的深刻辨析等；第三阶段从2010年开始至今，区域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辨析、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2.1.3 数字鸿沟形成机制研究方法综述

关于数字鸿沟形成原因的研究方法可主要分为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

1.理论分析方面

Juha Nurmela和Marja Liisa Vihera（2004年）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说明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对于IT技术需求的差距就是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只有当人们满足了底层需求（如生存的需要）以后，才会产生高层次的使用l T技术的需求，而且IT技术的需求通常在社交需求与尊重需求之间[52]。Dewan和Reggins（2005年）应用“马太效应理论”分析了个人、企业组织和全球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认为这3个层面数字鸿沟的形成有着共同的原因，即信息拥有以及信息使用上的不平等[53]。刘芸（2006年）应用发展经济学中的“技术差距理论模型”来描述数字鸿沟的产生原因，在模型中引入技术先进国和技术落后国概念来模拟ICT在两类国家中的需求与掌握过程，她指出，正是由于技术落后国对于ICT的滞后效应而形成了国际间的数字鸿沟[54]。

2.实证分析方面

目前数字鸿沟形成机制的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较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如随机数字拨号调查、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等），此外在数据分析中大多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研究ICT普及率与不同因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此得到数字鸿沟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或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进行研究。

Edward M. Crenshaw和Kristopher K.Robison（2006年）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银行公布的1995—2001年的统计数据，将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因变量，外国投资、总出口额、收入水平、信息教育普及程度和国家的民主开放程度作为自变量，对76个国家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研究国家之间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55]。Mauro E. Guillen等人（2007年）沿用Edward M.Crenshaw和Kristopher K.Robison的方法，对1997—2001年11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各国间互联网普及、经济、制度和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差距都是其形成原因[56]。胡鞍钢和周绍杰（2002年）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1》的统计数据，对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进行了横断面数据的回归分析，选取了如下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包括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率、电话普及水平和城镇家庭电脑普及水平；知识发展水平变量，包括知识创新能力、获取知识能力、吸收知识能力和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形成数字鸿沟的首要原因[57]。

Susmita Dasgupta等（2005年）通过对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共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与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在互联网用户数上的差距正在增大。结论是：经济增长差距是数字鸿沟形成的原因[58]。尹翔硕和刘能华（2008年）根据《世界发展指标2005》（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5）中74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对数字鸿沟成因的面板数据做了深入的计量分析，给出了这74个样本国家总体和分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对外开放度、知识发展水平、收入水平不仅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而且对传统信息技术水平和新兴信息技术水平的影响也是不同的[59]。

王俊松和李诚（2006年）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2001年的测评报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显示了我国信息化指数分布状况，发现各省市的信息化指数空间差距明显，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给予了具体分析[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