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凡至圣:阳明心学工夫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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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儒家心性之学作为一种为己之学、成德之教,原本不是纯粹的知识思辨,而是一种体知、体证于身心的学问,这一修身传统不仅是近年来儒学研究所关注的一大议题,也是当今国学复兴热潮中呼吁最高的声音之一。本书收录的九篇论文,九篇为已发表的期刊论文,收入本书时均有小的修订。是关于王阳明及其后学致良知工夫的相关研究,也体现了我对于如何诠释儒家心性之学、修身工夫的一些思考。

这一思考动因,还要从我的第一部著作《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说起。这是经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一部专著,于文献梳理、思想分析、谋篇布局、真情投入诸方面都可谓竭尽其诚,然出版后仍有未尽之憾:罗念庵一生用功的焦点都在如何克除欲根而致良知的工夫实践上,也因此留下大量如何笃实用功、转化身心的体验文字。尽管我将这些工夫体验尽量穿插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加以描述,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将工夫历程完整而理论化呈现出来的表述方式。事实上,与佛道二教工夫所具有的完整理论体系相比,理学家们对心性工夫的理论总结是少而模糊的,研究界对此亦鲜有深论。这个遗憾,也成为我此后学术生涯中一直留意的课题:对于宋明理学家的修身实践——“内在经验”“体知”,如果侧重于哲学概念式的“工夫论”分析,如果理论阐释脱离鲜活动人的身心经验,就容易流于乏味的概念游戏,将真实丰满的精神内涵干瘪化了。那么,如何对“工夫”本身加以如实呈现、系统梳理,如何将良知话语中的生命体验内涵传递出来,不仅是理解良知学的基本要求,也是此后数年我对良知学的关注重点。我所面临的难题在于,如何把同一个信仰共同体中儒家学者的修身体验阐释到儒家信仰体系外的现代语境中?如何把那些“说不清楚”乃至“秘不可宣”的个人修身体验在可说的范围内表述为有公信度的知识体系,以便让现代人更有效地契入这一语境?我坚信一点:此心同此理同,基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共通性,那些浸润着个体生命体验的工夫话语,表达的就不是纯主观、私我的体验,而指向一个富有主体性、公共性的人类共有的精神智慧。杜维明先生认为,理解宋明理学的“体知”,不能把道德实践的自我(personal)体验和主观、私我(private)、不能讨论的思想混为一谈,不能把主体性和主观主义混为一谈。“体知”对应于前者,有透明度,有公信度,可以讨论和辩难。参见氏著:《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75、79页。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本书所收的论文以各种角度聚焦于心学工夫的体知层面,在不离现代学术视野的同时,力图脱开概念化思维的哲学研究范式,呈现致良知工夫的直观经验,揭示出儒家心性之学的“体知性”“境域性”特点,这也是我对当今学界“中国研究范式”讨论的一种呼应。同时,在写作上也力求文字通俗,让更多非专业的读者有所受用,诚能如是,则功不唐捐。

在心学工夫历程方面,《由凡至圣——王阳明体悟本心的工夫阶次》《阳明学者罗念庵体悟良知的工夫历程》两篇论文,以王阳明、罗念庵为个案,借助阳明学者王龙溪《悟说》一文总结的工夫四阶次为基本理论框架,从工夫体验的角度解读阳明学者转化身心的具体工夫历程:由理解思索、克除私欲到心体呈现,进而保任心体、在实践中打通动静,最终趋于化境。无论是王阳明的顿悟形态,还是罗念庵主静的渐修形态,都大体经历了“悟前—证悟—保任—彻悟—忘悟”的工夫阶次,呈现一个由普通人向儒家圣贤人格及境界转化提升的完整历程。在理论上,这一工夫阶次的梳理不仅有补于心学乃至宋明理学的工夫谱系,而且证悟心体作为阳明学者们十分重视、有标志性意义的体悟经历,表明儒学并非仅仅是一种在凡俗意义上“做个好人”的普通伦理学,而是即内在而超越的人天之学。学界对于宋明理学之天道与性命贯通的超越性特质,相关学理解释还很不够。此外在实践层面,静坐包含的丰富体验、于起心动念之“几”处的自省、对“人欲”的梳理、如何警惕认欲为理的自欺等等,这些隐微精深的心性内容是古代儒者每日念兹在兹的必修课,于现代人却是认知陌生,甚至充满误解的,值得我们揽镜自照。

在心学工夫实践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良知究竟是一个超越的可信赖的绝对本体,还是朴素的不稳固的向善秉性?良知会不会出错?《良知与自证分——以王阳明良知学为中心的论述》用唯识学中自证分的分析架构来诠释良知,想要解决的就是良知作为道德意识的本体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性、与一般意识活动有何不同的问题。唯识学之第六识(意识)自证分与作为道德意识本体的良知,在认知结构、功能、所现境界等方面的一致性,为理解良知提供了一个认识论的分析架构。良知作为一泯合对待、无分别的清净识体的特质,不仅保证了良知具有超越善恶的至善本性,是吾人践履活动可依靠信赖的根据,同时也有可能摆脱一直以来以道德情感和感悟式语言解释良知所带来的问题。

既然良知本体绝对可靠,那么它与吾人在当下一念的感性状态中呈现的良知是什么关系?后者是否可以信任、依靠?良知既然是人人本具并能当下呈现,又为何在经验生活中经常会被欲望、习气所遮蔽?完美的道德生活在于能够“念念致其良知”,这何以可能?这一议题不仅有深刻的理论探讨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实践困境。《当下一念之别:阳明学见在良知之争的关键问题——以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的争论为中心》《“念念致其良知”何以可能?——再谈“见在良知”说的核心焦点与体认维度》两文撰写前后相隔七年,反映了我对阳明后学中最重大的理论争议——见在良知之争的持续思考。前文从“体知”的视角分析争论双方对“当下一念”的不同指涉,指出王龙溪的工夫实践和言说方式立足于已悟本体之果地,而聂双江、罗念庵立足于未悟本体之因地,双方对“当下一念”的不同体知内容是见在良知之争的关键因素。然论文发表后我仍然觉得没说清楚,因为未悟、已悟之说只是双方体知工夫在结果上的差异,尚不能清晰展示双方工夫特点及过程的差异,聂双江、罗念庵究竟在哪个工夫关节点上不能契合龙溪所说的“当下一念”?尽管当今学界先进的相关研究丰硕而富有创见,令我颇受其益,然仍觉有未尽之憾,一如阳明提出良知学之前的感慨:“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含诸口,莫能相度。”王守仁:《传习录拾遗》第11条,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32,第1170页。近来瑞士现象学家耿宁先生关于良知自证分的最新研究成果,启发我找到了阐释争议焦点的关键。故后文是在前文基础上的一个接续性研究,借助良知是与道德意识同时现存的“自知”这一维度,王龙溪的“独知”“直心直照”“一念自反”等工夫意味着立根于“当下一念”,从二元对待的经验意识返归无分别的绝待心体,这是一个非对象性、非经验性、自我证知的体认维度。而双江、念庵之所以持有异议,乃是由于他们秉持的是一个认识者把握另一个认识对象的二元维度,本体是意识活动的一个对象化的追求目标,故不能直下、时时呈现,不能念念致其良知,也就无法契会心体自证自知之精义。王龙溪则把这一“不二”的体认维度高扬为“吾儒不二之密旨,千圣绝学”,这不仅是他证成见在良知说的关键,也把儒家为己之学中“己”的体认维度和精微内涵推向了巅峰。走笔至此,方才了结五百年前一段公案。

进而,王龙溪证成“念念致其良知”的工夫关键在于“信得及良知”,其基本内涵为何?良知只是吾人涉及道德行为时所依凭信赖的根据,还是从事一切活动的依据——比如进行单纯的知识研究,乃至走路、吃饭等一切行为——此时良知安在?良知在无直接道德内容的境遇中如何发挥作用?又如何能够时时处处“信得及良知”?《“信得及良知”的理论与实践内涵——从王阳明到王龙溪的论述》讨论的即是良知学中非常重要但为学界关注不多的问题。“信得及良知”不仅是阳明历经磨难而印证的生存论智慧,理论上也是致良知工夫的首要前提和动力。王龙溪则将“一念自信”升格为致良知教的工夫法门,即以至深至纯肯信良知的精神力量化除一切二元对待意识返归心体,彰显了最充足的道德实践动力和最强烈的道德主体性,以及心学顿悟法门的关键所在。这里不仅涉及实践良知的核心问题,也必然涉及良知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其一,做到时时处处肯信良知,则必须保证良知是一遍在并观照万物的本体之心,而不仅限于学界通常认为的伦理学范畴的道德心,这是信得及良知的本体论根据。其二,良知与知识、具体事为的关系,不须通过“良知坎陷”以开出相对独立的知识与事为,而是信得及良知作为万物本体而能主动吸纳融摄一切知识事为,一切知识事为都经良知的主动吸纳融摄而成为良知本有的知识与事为,如是才能保证“一切依良知而行”的充足动力。那种将良知局限于道德范畴、将良知与知识事为分离开的观点,是基于西学主客二分的思路框架,已预设了知识事为在本心之外并赋予其实体性、独立性的认知方式所致,并不契合良知学的理路。

在心学工夫落实于人伦社会的实践方面,《以良知开物成务——阳明学者以心性贯通事功的工夫实践与障难论析》探讨的主要问题是:王阳明及其后学如何将心学工夫具体地运用于军政及社会事务当中,内圣如何贯通于外王事业中,同时如何警惕气魄承当、认欲为理等工夫障难。相比于或单纯分析思想义理、或侧重梳理历史活动的研究方式,我更注重历史与哲学的互动结合,在历史活动中分析心性工夫的运用,展示理学家的整体生命世界。在理论上,良知不能仅仅理解为“内在”的本体,而是“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83),第174条,第250页。心与物为一相互感应的生成结构,事功为“良知之应迹”,按此是阳明平定“宸濠、忠、泰之变”后的自我评价,见王畿:《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序》,王畿撰、吴震编校:《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卷13,第343页。良知足以开物成务。因此,心与物、仁与智原本一体,心性与事功、做人与做事原本统一,这决定了理学家们以明心性而正学术、进而带动社会建制改善的济世思路。这一古典时代的意义本体论视野及价值观无疑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江右王门学者邹东廓之戒惧说论析》是对江右王学领军人物邹东廓为学宗旨的系统阐述,分析了戒惧说的理论源流与构架、工夫路径与内容、工夫特色、思想定位等。我将该文收入本书的用意在于,邹东廓的戒惧说代表了王门后学工夫路径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即阳明教法中笃实用功的一面,不同于走高明一路的王龙溪,也不同于与阳明思想有间的聂双江、罗念庵,其中道平实的工夫特质及对王学末流的救弊补偏之功,是当时及晚明学者视为王学正传的基本原因。

《儒道交融:罗念庵一体两面的终极关怀》通过罗念庵的个案,具体分析了阳明学者如何将“体证心体—超越生死”视为同一主题,并阐述道家思想、道教工夫如何被吸纳、转化到念庵的致良知工夫及生死观中,形成儒道交融、一体两面的终极关怀。在中晚明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下,阳明学者们的良知学实践不同程度地借鉴了佛道二教的工夫,这一议题尚有许多开掘空间。至此,本书也将心学工夫由日用常行而上达天道,指向回应生死的终极问题,故以此篇作为终结。

以上诸文分别揭示出致良知的具体工夫阶次、工夫要点、障难及克除方法、实践之运用、终极境界等层面,力图解读心学工夫的实践内涵。我发现在呈现“工夫”的同时,必须对工夫背后的支撑理论重新解读,才能为工夫找到最坚实的动力。比如上文提到的诸多问题都是理解致良知工夫所必须回应的基本理论问题,这让我重新反思了很多学界的通行观点,并重新品味那个良知构造的意义世界。由此,也深刻理解了那些良知学的信仰者们,如何能以纯一赤诚之心来推进那漫长而坚忍的修身历程,终生无悔。这一历程,也同样是我对自家身心一次次探知反省的历程,一个艰难而愉悦的朝圣之旅。诚然,这些探讨远远不能概括致良知工夫的全貌,只借此微薄努力,揭示人性的自我提升需要经历哪些阶段和准备,期于儒家心性工夫研究有所裨补,并为现代人提供一条可实践的身心转化之路。在崇尚自由、张扬自我的现代社会,如何把私欲小我之张扬升华为道德主体之凸显、德性大我之挺立,实现身心的真正自由,是现代社会亟需解决的课题,也是本书努力的意义所在。

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庶通心君子,相期于文外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