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退到“五四”的原点
一
距离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已经九十五周年了，我们照例得纪念，论理得大纪念。
可是，什么是“五四运动”呢？
五四运动之名自然得自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反对日本强占我山东权益的爱国游行。然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五四运动”的范围和意义要远大于此。
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我们将“五四”数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游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1931年，罗家伦在口述五四运动时，就从蔡元培掌校时期的北大所引领的“新文化运动”谈起，称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
后来罗家伦又深切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1949年，俞平伯说了类似的意思，他说：“民国八年的五月四日，这个青年学生的运动，从表面上看，因为抗争辱国的外交以直接行动打击北府的官僚们，是政治性的，但它的根底却非常广泛，是社会家庭的改革，文化的鼎新，思想的解放……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不过在尖端上作一个政治性的爆发而已。”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不再只是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而是如罗家伦、俞平伯所说的那样包含了此前此后的思想革命、文化反省、社会变革、政治改良、经济自立等内容在内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后来，五四运动研究者周策纵先生对“五四运动”下了一个类似的定义。他称，“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这一切都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促发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种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他将五四运动的时段限定在1917年到1921年。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和最初所说的仅仅指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五四运动”相比时间跨度更长，所涉范围更广，意义更重大，影响更深远。基于“五四运动”这个词已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包括5月4日爱国游行事件在内的更为广义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将从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上列强同意日本强据山东始，到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约止，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发生的、社会各阶层积极响应的一系列游行、演说、抗议、辞职、逮捕、罢课、罢市、罢工、成立组织、抵制日货等事件，统称为“五四事件”。
在“五四事件”发生的几乎同时，与其表兄蔡晓舟一同搜集编撰“五四”资料的杨亮功先生后来是这样说五四运动的。“五四运动自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天安门游行赵家楼纵火起，至六月十日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并明令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止，为时共一个月零十日左右。此一运动初由北京几个大学发动，蔓延至全国各省市各级学校暨各工商业人民团体。其传播之速，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他这里所说的“五四运动”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就是两个概念。如果我们用“五四事件”这个词的话，便可以将他之所谓的“五四运动”与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区分开来。
可以说，今天的“五四运动”这个概念是以当年的“五四事件”为原点，不断丰富，不断拓展起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因为其无所不包，难免显得庞杂模糊，以致一谈起五四运动都有些叫人“不知从何处说起”之感。
今天，我们普遍认同的是一个更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可是，要知道，在当年很多当事人的心目中，“五四运动是一个简单的、纯粹与明朗的事件”。陶希圣甚至明确地说“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关系不大，就是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学生影响也不大。“五四运动的起因与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没有什么关系。”“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在学生们的中间，亦有流行。但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田炯锦则称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两码事”，参与其中的也是“两拨人”。“五四运动努力的人，对新文化运动，甚少参与，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亦很少参加五四的行动。”在他们看来，“五四”没那么复杂，没那么“含混”，而今天这个广义的“五四运动”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当年“五四”游行的参与者田炯锦后来就这样说：
叙述“五四”的事实，使阅者免除有矛盾冲突的感想，当先分清楚，什么是所谓“五四”、什么是所谓“五四运动”。五月四日当天游行的人，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行动，会被称为“五四运动”。而以后侈谈五四运动的人，至少在时间上包括由八年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这一段，不少的人甚至将文学改良运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在一起；于是随其心之好恶，将“五四”以前数年的某些事实，与“五四”以后许多年的某些事象，都记在“五四”的功劳簿上或罪过册上。以致后之人对五四运动的真相，不易明瞭，更不易对其功过，有持平的论断。
更有当时的参与者称，“如果说是文化人激动起‘五四’爱国运动，这功绩应归之于当时的新闻记者，而不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这当然是从“五四事件”而不是“五四运动”的角度而论的。而田炯锦则说，人们在谈“五四”的时候，有的是指五月四日当天，有的是指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这一期间，有的是指文学改良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许多事象。
可见，将“五四运动”与“五四事件”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就可以避免这些含混，以及由含混造成的赞美或批评。
二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生的“五四事件”中，1919年5月4日当日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为其核心，因为，此后一系列事件都是五月四日那天学生放火、军警捕人引发的连锁反应。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认识这个“五四事件”。
今天看来，“群众运动，开会，游行，演讲，发传单，贴标语，拍通电，在今日是何等平凡的事”，一次学生游行有啥稀奇，“但在五四运动时的的确确是一件一件由北京学生发明出来的”。也就是说，回到当时历史情境中，学生游行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当时参加游行的王统照便说，“当时‘游行示威’尚是极新鲜极可诧异的奇突举动”，“像这样‘破天荒’的在逊清宫廷的禁城门内广场上开学生大会向赵家楼进发，可说是顶透新鲜的‘新闻’”。那时，一些普通民众甚至还将“学生游行”和在北京菜市口执行极刑的“游街示众”相提并论。当时的围观者就这样议论道，“可——不是，这世界上透新鲜的事儿多啦。游——街，示——众，哈，这也是示众呀！——”“得啦，您真是会嚼舌根子的大爷！游街示——众，难道这是要上菜市口？”而对一些学生来说，他们只见过庆祝性的游行，还没有见过抗议性的游行。这次游行“在我国是空前的举动”，“据我想，是空前的，以前只见过提灯庆祝的游行，没有见过反抗外国侵略、反抗卖国政府的示威游行”。因为请愿游行，“在当时亦属大逆不道”。
五四运动被认为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学生运动。王统照说，“‘五四’是民国以来学生运动的第一声”。当时“老外”也这么说：“外交失败之时，人民愤激之景象，他国常有，中国则为第一次耳。”当初身临现场的陆懋德称，“在东汉，北宋，及晚明，皆有大学生聚众打倒卖国贼之故事。然近三百年来，学界青年敢在天安门开会聚众，并打倒卖国贼，此为北京所见之第一次。”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更是夸张地说，“五四运动距今已六十年，它不但是民国史上第一次的学生运动，也是自北宋末年学生抗金运动以后八九百年来第一次的学生运动。”
当然，“五四”游行并非自北宋以来第一次学生运动，至少1895年康有为等人搞的“公车上书”就被其弟子梁启超称为“近代学生干政治之始”。五四运动亦非民国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至少1918年北京学生反对对日参战借款和中日密约围守新华门总统府方算“学生运动的第一次”。罗家伦称，“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然而这件事却很少有人提起（说句没出息的话，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
然而，论规模，论成绩，论影响，不用说，五四运动在历次学生运动中不仅是空前，而且绝后。一方面，这是政府第一次屈服于民众势力；“这是吾国政府屈服于民众势力第一回，而国民表示政治运动的能力第一幕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政府第一次运用民意来应付外交问题。蔡元培在“五四”一周年之际就这样说，“政府应付外交问题，利用国民公意作后援，这是第一次。”
“五四”的意义和价值从这诸多的“第一次”中可以看出。
三
自然，对于“五四运动”的史料整理和全面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在编者看来，撇开更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即便对“五四事件”，甚至对“5月4日那天在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还有相当一批材料为我们，特别是大陆的读者所鲜见，而这部分材料正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着眼于对“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爱国游行”这一事件进行“事实描述”的“稀见材料”进行收集整理。也就是说，我们试图通过媒体现场报道，亲历者回忆，当事人书信、日记、公文、密件等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性质的材料，来告诉我们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如何发生的。因为这一天发生的这件事是“五四运动”的原点。可以说，本书旨在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更好地“退到五四的原点”。
于是，本书在以下两点上区别于已有的“五四”参考资料：一、除与“五四事件”直接相关以外，一些专论“五四”前后思想文化、罢工罢市、社会活动、政治外交的材料不予收入；二、除北京之外的，全国其他省市的“五四事件”不予收入。并不是说这些材料不重要，而是因为一方面本书所关注的是最基本的“五四事件”，而非更广大的“五四运动”。另一方面在已有的出版物中我们可以参考这些资料。
要问的是，对“五四”事件的回忆材料难道就缺乏吗？当然不！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出版的《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可以说是“五四”回忆的集大成者，其中就包括一些当事人对当时事件的回忆（这套书所指五四运动当然更多的是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因此就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可以说，正是这些材料成为日后我们了解5月4日这一天学生游行示威情形的重要材料（凡这套书收录的内容，本书一概避免收录，我们将此书和其他书籍中一些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文章附录列出，以备有兴趣者参考），此后出版的一些“五四回忆”之类的书，多是从这套书中选录。
可是，除了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之外，还有没有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材料？事实上，还有一批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便看到、不易看到，进而被忽视的文字存在。而这些文字正是本书的基本内容。本书的资料来源大概有以下两种：
其一，居留台湾的“五四青年”的“五四事件”回忆。
长期以来的国共对抗、陆台对峙，使得我们很难看到“另一方”对“五四事件”的记述。正是这种对立，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几乎全是留在大陆一方的“五四青年”对“五四”的叙述，如许德珩、周予同、匡互生、杨明轩、杨东莼、杨晦、霍玉厚、俞劲等人的回忆，可是，要知道，还有相当一批的“五四青年”日后都居留台湾，有的还是台湾社会的精英和中坚，而他们也有一些关于“五四事件”的、有相当分量的叙述，比如陶希圣、杨亮功、田炯锦、王抚洲、毛子水等人的回忆以及罗光对陆徵祥的访问，马星野对罗家伦的访问，傅斯年侄子傅乐成对蒋复璁的访问，秦贤次对杨亮功的访问，陈其樵的日记等，而这显然是全面了解“五四事件”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今天，大陆台湾两地在各个层面已经不断融合、走向统一，两岸文化学术共享互补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我们有理由、有义务将这一部分材料搜集整理出来。可以说，居留台湾的“五四青年”的“五四事件”回忆是本书的一部分主要内容。
其二，新中国成立前报刊档案中的“五四事件”叙述。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四事件”叙述。由于新中国成立前民国报刊档案纷繁芜杂，不易接触，不易检阅，对新中国成立前关于“五四”事件的回忆和叙述就不易见到。这次我们从民国报纸、期刊（包括内部刊物、地方刊物）、日记、书信、密电、公文、报告甚至小说创作中爬梳出时人对“五四事件”的叙述材料。网撒得很大，捞到的鱼却不多，每有些微收获，都十分激动，因此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比如在编者看来，1919年5月5日《晨报》上登载的在中央公园游览的该报记者的现场目击文字，记述生动，细节丰富，可谓是最早最生动的“五四”学生游行现场报道，论理这篇文章并不难找，可是它却似乎未加整理，也较少为研究者所重视。再如，1941年《城固青年》上登载的陆懋德的演讲《五四运动之经过及其意义》亦是作者亲历“五四”的文字。然《城固青年》系名不见经传之小刊物，恐怕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这类文字的存在。再如，周瘦鹃于5月9日写的《卖国奴之日记》更是以“曹汝霖”的口吻写其“末路之窘促”。“冷嘲与热骂俱备”，“穷极酣畅”。此小说是“五四事件”的艺术反映，其反应之迅速让人惊叹。
可以说，通过本书搜集的“民国时期”和“台湾地区”对“五四事件”的叙述，再加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大陆建国后”对“五四事件”的叙述，大概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五四事件”叙述。
本书的基本内容包括六部分。（1）“和会秘辛”通过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伍朝枢、西园寺侯爵、重光葵等巴黎和会参与者，以及当初在法国发动同胞阻止中国代表团签字的李宗侗的文章，让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巴黎和会上中国所处的困境，是为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的直接动因。（2）“现场存真”是从当时的书信、日记、密电、呈文、报纸中将“五四”当时游行的现场呈现出来。（3）“亲历者忆”收录了日后台湾地区“五四青年”的回忆，民国报刊中关于“五四事件”的叙述，这些亲历者的“五四”回忆，也是本书最主要的内容。（4）“日本五四”收录的是关于1919年5月7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游行示威，并被日本警察和民众阻挠、殴打、镇压的记述，这个事件向为人忽略，但也是“五四事件”的一个向度。（5）“五四演义”收录了蔡东藩、蔷薇园主、周瘦鹃、程生、汪静之等人数篇关于“五四事件”的“文艺创作”（通俗小说、话剧、诗），从这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出一个“创作中的五四事件”。需要强调的是，几乎就在“五四”发生的同时，以“文艺”的形式对“五四事件”进行创作并不少见，但这个角度似乎鲜为人注意，这些材料目前尚未能整理出来，就只好留待以后了。（6）“告日人书”辑录了当初各界人士，如北京学生、林长民、张继、何天炯、戴季陶、李大钊等人，推心置腹、苦口婆心地劝说日本放弃侵略的“讲理”之辞。这些文字在今天日本窃据钓鱼岛的背景下来看，似乎也并不过时。
另外，本书附录了已经出版的其他书籍中与“五四事件”相关的文章篇目，以备有兴趣的读者参考。附录二是编者于六年前写的关于“五四事件”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从“五四事件”中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论及“五四事件”与当时的气象条件和假日因素是有关的，“五四”中军警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曹、陆、章的“卖国贼”称号是值得商榷的，火烧赵家楼是经过事先谋划的等。这个文章曾拆分为若干部分分别在《新文学史料》《历史学家茶座》《世纪》《档案春秋》《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发表过，这次结合新看到的若干史料，对该文做过重新做一补充和修订。
由“事件背景”到“现场实录”到“事后回忆”到“文学演义”到“当下警示”，是本书的大致脉络。
四
或曰：你收集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时我们觉得要弄清一个历史事件似乎并不困难，那往往是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只是“一面之辞”的原因。须知“明白”并不意味着“正确”，要对一件事情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判断应当以“多面之辞”为基础。“多面之辞”，公说婆说，虽然会让我们有“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之感，但却更易接近真实的历史，更易形成正确的看法。
我们常会感到，一件事情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很难说得清、道得明的。这是因为事实虽然是曾经客观发生过的，惟此一个，但呈现事实和认识事实的方式却是主观的，众说纷纭。然而，事件的最大真实性正是在这众说纷纭的互相补正之中呈现出来的。
对“五四”事件的叙述同样如此。由于客观条件（记忆力、感受力等），更是由于主观条件（喜好、利益、立场等）的制约，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物对同一件事情自然有着多种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
比如对于“火烧赵家楼”这一“五四”事件的高潮，通行的叙述会称此举为英雄壮举。可是即便在当时，人们也不全这样认为。当初一同到赵家楼的毛子水就称，“后来看到火从曹家烧起来，又见到有人打了驻日本公使章宗祥，我觉得做得有点过火了。还没有法律定罪的事，怎么可以先诉诸武力？”“五四”后的第二天，为学生教授刑法课的总检察厅检察官张孝簃则称学生行为是“法无可恕，情有可原”。梁漱溟更是在《国民公报》上发文称：“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他说，“最好我们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人便以“政治诉求的合理性完全遮蔽了暴力行为的残忍性与犯罪特征”来评价学生当初的放火行为。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火烧赵家楼”就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面目。
就是对曹、陆、章这三个“卖国贼”，人们的看法也不全相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此三公实乃不折不扣、铁板钉钉、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食肉寝皮的卖国贼。可是在他们本人看来却是“冤比窦娥”。“五四”第二天，曹汝霖在辞呈中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时的“经过事实，我大总统（按：指徐世昌）在国务卿任内，知之甚详。不敢言功，何缘见罪？”1964年，89岁高龄的曹汝霖在为自己的回忆录写的序文中还长吁短叹，喊冤不已。“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然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就是对政府来说，当时也为曹、章、陆三人洗刷前愆，称“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暴打卖国贼”就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面目。
就是对“参加五四运动”一事，各人性情不同，参与的热情亦不同。比如，对王统照来说，可谓热血沸腾，他说，“我第一次感到群众力量的重大，也是第一次沸腾起向没有那么高度的血流。”恽代英也说，当学生游行到曹宅门前时，“血球是如何的沸腾啊！”那个比有的学生还年轻的梁漱溟老师，却是冷眼旁观，梁称：“我没有一种很激昂的情绪，没有跟着大家跑。”
甚至曹宅门墙到底是高是低，也是人言言殊。当时在墙外的周予同说，“我们打算爬墙进去，碍于宅子的围墙相当高，没有成功”。而另一个学生田炯锦则称“曹宅坐北向南，墙壁很高”。陶希圣回忆也称“曹宅的墙很高，大门紧闭”。可是，对曹汝霖来说，他家的院墙并不高啊，曹称“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这其实不难理解，不同的人，立场不同，感受不同，叙述也不同，对要越墙而入的学生来说，再低的墙也都会觉得高，而对祈求平安的曹汝霖来说，再高的墙都会觉得低。
至于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来论“五四”，其观点更是截然相反，针锋相对。
朱维铮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常用“实相”而不是“真相”这样的词，在他看来，“真相是绝对的”，而“你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方面”。可以说，几乎在“五四事件”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能找出或互相补充，或互相矛盾的不同叙述，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叙述不断地修正着我们的认识，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以上所举只是数例而已。
这也是我们收集材料不厌其多、不厌其全的原因之所在。
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的《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整理收录了龚振黄的《青岛潮》、王拱璧的《东游挥汗录》、吴中弼的《上海罢市救亡史》、杨尘因编的《上海民潮七日记》、粤东闲鹤的《曹汝霖》、大中华国民的《章宗祥》等一批珍贵史料，也成为人们了解五四、认识五四、研究五四的重要参考书。其中存在一些错误倒不难理解，只是有时整理者对原文删减而又不加以说明，就未免有违文献的本意了，这里仅就本书所涉及部分内容，举例一二。
以王拱璧的《东游挥汗录》为例：
至六日晚，又遣人赴馆为筹备之接洽。及至馆外，见日警密布，如临大敌。而馆内则笙歌喧阒，馆中人正（请得梅兰芳）演唱“天女散花”，大开欢宴也。
同时，葵桥方面一组亦整队（向美国大使馆前进。美大使以抱病未克面会，由书记官与代表接洽。深表同情于吾人之行动，允即时电美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委员，并劝吾小心持重。如英使言，复至瑞士公使馆，被阻于日警。一再商量，方允代表入内。当由瑞使接见，颇现恳挚辞色。复至俄使馆。俄使谓：“俄乱方张，平和会议亦无代表出席。对于诸君举动，极表赞同。无如力不从心，徒呼负负尔，然仍当于正义人道主张，以副诸君热望。”云
代表辞出后，佥谓外国使馆尚容吾辈涉足，外国外交官尚与吾辈以同情。独本国使馆拒吾辈若寇仇，人非草木，宁能忍然。乃复按队折回）我国使馆，行至距馆百余武，前面宪兵警察荷戈林立，凡通使馆路口均被堵截，为数约六七百之多。
括号里的文字为《五四爱国运动》一书中删掉的内容。略加琢磨似乎可以理解删除这些文字的背后动因。《东游挥汗录》又将留日学生“五七”运动中受日人凌辱伤害的人名单删去，恐怕是在该书编者看来，录入这些名单意义不大。本书在收录此文时，皆依原版忠实收录。
再以大中华国民的《章宗祥》为例：
况曹汝霖、章宗祥受此挫折，必不甘心，既与日本人勾结，又与军阀派有密切之关系，必要借外交之压逼与军人之蛮横，纳此无辜学生于罪网之中，被捕之学生，必至无幸。（按此种心理，实属当然之想，据某通信社报告云，各校学生赴赵家楼曹汝霖宅，高呼卖国贼，门者出而干涉之，学生大愤，以为此次游街大会，纯系良心上之爱国行动，曹氏何人，安得妄加干涉，激烈者与之争辩，甫入门内，不知何故，内室忽然火起，先入者退出门外，巡警已密布围捕学生，此中实有曹汝霖奸谋，故为此以陷学生于狱者，盖各生仅持小旗于手，绝未有危险品隐藏于身，乃甫入门而火即起，其故可知矣。）
括号里的文字即为《五四爱国运动》一书中删掉的内容。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曹宅起火确系学生所为，并非曹汝霖“以陷学生于狱者”的“奸谋”。显然，当年称曹家自己放火的文句就显得不合适了。可是，前面删了，后面就不得不再删。
（以上种种，如何预备，如何进行，发生如何之状态，结果如何，想读者已瞭然于心矣。惟其中最惹人注目者，为起火打人二事，不加详察，惟就一二抽象之事观之，未有不加学生以破坏秩序之罪者，姑就再就其经过之事实综合述之。）先是学生集议时，主张约分两派。一派主张只用游街演说之运动，不牵涉个人。一派主张外交之失败，因日本人之强硬无理所致，使无卖国贼为内应，亦不致如此结果，一致主张至曹汝霖、陆宗舆住宅，向曹陆二氏历数其罪以警之。不意初至曹氏门首，即起冲突，而起火之事，随之而发生。（警察遂逮捕学生以去，致学生等亦未得至曹宅。由是观之，公是公非，不难判断，则火起这事，究属何人，打人之事，是否出于学生，本此亦不难一想而知矣。）学生被捕之后，蔡孑民前往陈说一层，已志之矣。此外闻王宠惠、林长民等亦皆往警厅。兹闻五日下午，山东国会议员山东代表等开会，亦为保释学生之事。（今且言政府方面矣，戌亥之际，正官厅忙乱之时，作此函时，尚未得详细报告，惟闻徐东海态度仍安闲，段祺瑞则异常愤怒。）而政府方面，颇致咎于教育当局，谓平时不加约束，事前不能防范，而对于各校长之责备，犹不待言。从严惩办之声，已盈乎人耳。四日晚九时，国务院总理且召集紧急会议，商酌办法。亦有民气忿激，不可持之过急，以召他变者。（恐明日以后，此案消息，仍纷如沓如也。特西人评论，则谓外交失败之时，人民愤激之景象，他国常有，中国则为第一次耳。）
这也仅仅是自己所看到的与本书内容相关的部分材料的删改情形。三十多年来，多少人阅读、使用甚至引用此书整理的珍贵史料，却很少有人想到这其中的原文其实是被删节过的。
本书所收录的史料，出处均在篇末一一注明，选录情形亦在题注中注明，原文有明显的史实错误和需要解释说明的，编者亦在注释中尽可能注出。文字尽可能忠于原文，对原文的错字漏字衍文，均加以订正。改正的错字置于[]中标出，增补的脱字置于（）中标出，衍文用<>标识，墨迹不清无法辨认的以□代替，一个□代表一个字，没标点的加上标点，标点了的略加更改使之符合现代标点习惯。唯特别明显的错误，编者予以径改。由于经验和能力有限，其中错舛之处想来也一定难免。
由于本书收录的部分文章作者多已辞世多年，年久日深，加之编印时间紧张，一时没能联系到部分文章的版权人，相关版权人见到本书后，烦请与编者或出版社联系，以便支付相应报酬。
我的两个研究生梁思思、段晓辉在文字录校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劳动，给我省出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想到自己心浮气躁，竟能沉得住气用指头一个字一个字按着对照校对而不觉得枯燥，是进步，也是退步。此书能在五四运动九十五周年之际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样的名社印行，鄙人自然是备感荣幸。
甲午马年春节，收到台湾林安梧教授自撰贺联一副：“甲第乾潜惟牛隐，午雨滂沱任马行。”牛性驯顺坚忍，马性毅勇刚健，我对此联意极为喜欢，又宝爱其书法，遂向林先生索要文字一副，且以其所说的“牛马精神”自励罢。
陈占彪
甲午马年春节鞭炮声中于意美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