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松山战役笔记(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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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阵亡人员遗骨,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态度。昔日在滇缅战场交战的日本、中国及其盟国美国,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呢?

日前,笔者重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的“内部图书”《日本陆军统帅纲领与统帅参考》,这是1928年、1932年日军为方面军和军司令官(中将以上)颁布的战略战术法规及诠释文本,日本自卫队又于1962年重印,作为干部、军事研究者的必读书籍。在书中笔者发现,对于“靖国亡灵”的祭祀,曾被列为日本帝国核心的统治权,由天皇直接行使。具体表述如下:“日本帝国鉴于立宪政治的弊病,为了限制其危害,规定统帅、祭祀、奖励等统治权均不由国务大臣辅佐行使。这就是帝国宪法的精神。”文中所说的统帅权即为兵权,这正是日军被称为“皇军”的缘由;而祭祀权竟位列其次,可以想见这个问题在日本帝国政治构架中的地位。在这一制度和文化理念指导下,日军的做法极为引人注目。

战争之初,日军对阵亡者祭奠规格很高,一般是在战事告一段落后,将阵亡者尸体烧制成遗骨,举行大型“慰灵式”祭奠,而后运回日本,灵位入祀东京的靖国神社。随着战事惨败尸骨成堆,就采取军官割一条臂或一只手,士兵割一只手或一个手指,放在一个专用的“化学燃烧毯”上烧制成遗骨。卫道然:《卫立煌将军》,第142页。中国军队反攻时,节节败退的日军脖子上仍挎着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同行;除非遭到惨重失败不容及时处置的情况,一般不丢弃阵亡者的遗骨。日军不遗弃阵亡者尸体,还有“护短不肯示弱”的考虑。凡有伤亡,必严密警戒不令人见,焚烧扫除后方才解除警戒。据腾冲县政府民政科长、国民党腾冲县党部书记长李嘉祜1944年4月20日呈报《腾冲敌情报告书》,转引自云南省档案馆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457页。一位中国远征军军官称,他们最后打下腾冲城东北角,日军除了几个活的,其他死尸垒成一人多高的垛子,一个月下来,上面爬满白蛆。一户腾冲居民光复后回家,发现自家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奖章等。这显然是收集好准备后送的。那户人家又惊又怒,一炬焚之。《凤凰周刊》文章《大国伤心地》,邓康延撰文,2005年第18期。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战争惨败,日本人是不会如此狼狈的。而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们费尽心力地弥补着这个缺憾。

在中国,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松山、腾冲、龙陵等战场遗址上修建了阵亡将士公墓,立了纪念碑。特别是在腾冲来凤山麓修筑的国殇墓园,将其西边的小团坡辟为烈士陵园,从山脚至山顶,依编制序列密密排列着全部阵亡将士的小型墓碑,碑上镌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军衔。看上去,如同正向山顶冲锋的一列列纵队。而在削平的山顶上,则伫立着攻克腾冲的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的大型方尖碑,碑上铭刻着那段历史的述评碑文,那是9168名阵亡将士(其中军官490名,士兵8678名)据彭文位、马有樊编《碧血千秋——腾冲国殇墓园资料汇编》之《重修腾冲国殇墓园碑记》。该资料指出,另负伤官兵为10200余人,伤亡合计则为19368余人。但该书中尹文和所作序言又说官兵伤亡为18200余名,其中阵亡8672名将士(其中军官493名,士兵8179名)。该书中还收入霍揆彰《第二十集团军腾冲会战概要》一文,指出战役中远征军共伤亡官佐1234名,士兵17075名,合计为18309名。另,《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刘春明、毕世铣撰《腾冲国殇墓园概况》中记:阵亡官兵共8671名(军官493名,士兵8178名),负伤官兵10200余名;则伤亡合计约18871名。以上几种数字并存备核。用鲜血和生命为民族解放创造的辉煌业绩和赢得的最高荣誉。可以说,这座设计独特、气势恢宏的抗战阵亡将士陵园,在中国堪称最佳。然而,在“文革”中这些纪念碑和墓地全部遭到严重破坏,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气候变化才逐步重修,并于1988年恢复开放。在松山战役中,中国远征军阵亡4000名将士(其中军官157名,士兵3843名)。在今日的松山上,当年松山战役主攻部队第103师所立的那方断裂又拼合起来的纪念碑;在保山易罗池,砌在池壁上的第8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残件,仍在刺目地提醒人们想起昔日的一幕。而曾经树立在昆明市圆通山的第8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遭毁坏后长期仅存基座,原先的碑身早已不可寻觅。直到2013年12月,在云南历史学者戴美政等有识之士的呼吁、帮助下,有关部门才依据历史照片和资料按昔日原貌修复重建。相关内容可参本书附录《松山战役相关纪念设施考证》。

在缅甸的情形亦令人扼腕叹息。当日本人的“慰灵碑”一个个刺目地树立起来时,当缅甸昔日的殖民统治者英国人的阵亡将士公墓得到最好的保护时,将日本侵略军逐出缅甸的中国驻印军的陵园却难觅踪影。当年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征战匆匆,大多数阵亡将士都是草草掩埋,部队撤回国后再无机会返回昔日战场重修陵园或迁移英烈忠骸。自20世纪60年代起,因为政治原因,缅甸政府铲平了大部分中国驻印军墓地和纪念碑。目前,缅甸境内仅在东吁(同古)存留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原碑为1951年由爱国侨领杨光汉发起修建于东吁中华学校校园内,纪念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在同古战役中阵亡的将士。因20世纪60年代全缅华侨学校收归缅甸国有,2000年由远征军老兵杨伯方等缅甸华侨从原址迁出重建。不少旅居缅甸的中国驻印军老兵提起此事,哽咽难语,老泪纵横。在台湾的孙立人将军得知八莫中国驻印军墓地被毁后,坐卧不安,常常在夜晚用手捶打床沿。此后,每到清明节,将军都要到后山去给那些将士烧纸钱,称他们是“孤魂野鬼”。将军临死时,嘱咐后人要重新修复墓园,并说:“如果在台湾不行,那就到大陆去修复!”2014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文章《铁血悲情尘封70载 中国远征军遗骸归国记》,记者张文凌、通讯员刘春媛撰文。

在这方面,中国战时的盟国美国的做法颇耐人寻味。当年,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的美军顾问及飞行员共阵亡19人,他们都是在当时或在战斗后几天就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威廉·麦姆瑞(William McMurrey)少校在高黎贡山麓的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还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块大洋的上好棺木。1946年、1947年美国政府又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迁葬回国,送到其亲人手中,举行军队葬礼仪式,并写出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凤凰周刊》文章《大国伤心地》,邓康延撰文,2005年第18期。至于因飞机失事而失踪的“驼峰航线”飞行人员,多年来美国军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1996年1月,在云南历史学者戈叔亚、中国探险协会主席严江征等人帮助下,美国老兵弗莱彻·汉克斯(Fletcher Hanks)在滇西泸水县高黎贡山片马垭口,寻找到了1943年3月11日失事的一架隶属中国航空公司的C—53型运输机,确认了机长、美国飞行员吉米·福克斯(James Fox)及中国副驾驶谭宣、通信员王国梁等人遇难的事实。人民网文章《我们为何搜寻“飞虎队”美机残骸——访探险家严江征》: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192/9164/9167/20021014/8418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