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少年时代
1.巨蟒天降的传说
历朝历代的圣贤伟人和王公巨卿，因其卓越的功勋或影响，往往从出生那天起就被后世赋予各种传奇色彩。
据说，尧的母亲怀胎十四个月才生下他，商代祖先的母亲在野外洗澡时遇鸟下蛋拾而食之生子，周朝祖先的母亲因踩了巨人的脚印而受孕。
大明王朝有一郑氏女，在生子的前一天夜里，其婆母梦见一群仙人怀抱一婴儿，脚踏五彩祥云从天而降。这位婴儿就是后来创立心学的王阳明，他出生的小楼也因此被命名为“瑞云楼”，现在还在其家乡余姚接受着今人的膜拜与瞻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些披着神秘之光降临人世的圣人已然走远，关于他们的种种传说却被后人代代相传。时光来到清朝嘉庆年间，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小山村。
这是南方一个极普通也极偏僻的小山村，村子坐落在湘乡、衡阳两县之间的高嵋山下，离湘乡县城一百二十里。这一带是丘陵山区，一年四季丰沛的雨水滋养得满山坡竹青林茂。竹林深处，清溪水畔，零零星星散落的几十户人家组成了白杨坪村。
白杨坪，像一颗被外界遗忘的小小明珠，掩映在这青山秀水之间。这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人，自得其乐地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丝毫不去关心彼时的世界如何天翻地覆。
要讲曾国藩，还得从他的出生说起。同历代传奇伟人出生必带天象异兆一样，曾国藩的出生亦是如此。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清晨，在白杨坪村一户普普通通的曾姓人家小院里，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早起后正坐在堂中合眼小憩。忽然，老人感觉到屋子里的桌椅板凳都剧烈地震动起来，一阵凉风随之扑面而来，急抬眼往外瞧时，竟看到屋后的一树苍藤化身为一条巨大的青蟒腾空而起，但见那条青蟒升空后，在空中盘飞腾跃，而后又从天而降，先在老人打坐休息的宅堂上空左右盘旋良久，随即又进入内庭环绕一番。之后，满庭的祥云烟雾慢慢散去，那条巨蟒也随之消失。
老人打了个激灵，一下子醒了过来。那个一路大呼小叫的家人也刚好在这时候飞跑进来：“恭喜竟希公，今早喜添曾孙了。”
这个男孩就是曾国藩，做梦的老人竟希公是他的曾祖父。
巨蟒天降，曾孙降生，此乃祥兆。竟希公急急喊了儿孙近前，向他们描述方才梦境。最后，竟希公郑重言道：“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光耀我曾氏门庭，一定要好好栽培看护。”
一家人闻听老爷子得此良梦，才想起跑到屋后去。
曾家老祖屋的后面，一株多年古树，为青藤所绕，树已枯，藤却日益枝繁茂密。那株苍藤，枝干遒劲，矫若虬龙，粗壮的藤盘曲伸向天空，绿油油的枝叶遮了大约一亩地。猛一打眼望去，可不就是一条盘旋而上的青蟒吗？
这一年，这棵苍藤抽枝散叶，似是要长疯了。原来是为了迎接那个尊贵的小生命。
曾国藩化身巨蟒降临人世，自是后世人附会的成分更多，姑且当作一个神话一听了事。但曾家祖屋后的苍藤随着曾国藩的荣辱升降而荣而枯，却是让人不可思议之事。
据说，在曾国藩出生的这一年，苍藤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尔后，每次曾国藩在官场上顺遂如意之时，苍藤亦生机盎然；曾国藩在外步履艰难时，苍藤亦无精打采。又因曾国藩一生为浑身的癣疾所困，人说那是巨蟒的鳞片。如此种种，巧合暗示，曾国藩前世为青蟒的传说也就越传越远、越传越神。
曾氏门庭喜添男丁，此男丁出生就踩着吉梦祥兆而来，喜得竟希公杀鸡宰羊大宴宾朋。
有个来路不明的和尚耳朵灵，赶在曾家大喜的日子前来化缘。
那日，竟希公被众亲朋的一片贺喜声醺得满面红光。竟希公瞅见那和尚，虽穿得破衣烂衫，蓬头乱须，也不烦，却把他视为一气度不凡的方外高人，笑吟吟上前，便把重孙的生辰八字报了过去：“您这高人给算算，这孩子将来可是真的能大富大贵？”
和尚倒也不推辞，闭目沉吟，很快就给出几句让人摸不着头尾的谶语：“恭喜曾门得贵子，二四秋举二七进，八六升迁六一人，三生有幸壮门庭。”
竟希公虽出身乡里，可他知书达理也算是个精明人。面对这四句谶语，他还是如坠五里云雾，拈着胡须半天没言语。欲再让那和尚给细说分明，和尚却早已敲着他的破钵扬长而去。
正可谓天机不可泄露，这短短的四句谶语，概括的是这个男孩的一生。和尚自然不会说。
野和尚的话，自然没人放在心上，疑惑一阵子也就忘了。
竟希公很快就给这个宝贝重孙取了乳名——宽一，幼小的曾宽一丝毫不明白，自己稚嫩的肩膀上已被赋予光耀门楣的重任。他还那么小，除了有力地吮吸母亲香甜的乳汁，便是紧闭着眼睛没日没夜地睡。
小宽一很乖，他不似一般婴儿那样动辄咧嘴大哭。长到三四岁了，户庭竟罕闻他的啼哭声。也许，曾国藩那种非凡的定力与韧性，自年幼时就已初显。
2.望子成龙的乡间小财主
曾家祖籍原为湖南衡阳，清初才迁到湖南湘乡县荷叶塘乡大界里。那个最初带领家人迁到湘乡的先祖，被曾氏后人称为“始迁祖”。此人叫曾孟学。
曾孟学六世孙曾应贞（字元吉，族中称元吉公）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曾辅臣便是曾国藩的高祖。
曾辅臣二十一岁得独子曾竟希，就是坐在堂中做那奇异之梦的竟希公——曾国藩的曾祖父。
曾竟希生有两子，他的第二个儿子曾玉屏（族中称星冈公），即为曾国藩的祖父。
嘉庆十三年（1808），曾竟希率全家十余口由荷叶塘乡大界里迁至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白杨坪村，在此定居下来。
曾家祖先世代务农，翻遍曾氏家谱，都不曾见到曾家有光耀门楣的读书人出现。曾氏迁于湘乡之初，家境还不富裕。直到曾国藩高祖曾应贞这一代，其家境才渐渐好转。
据曾国藩后来说，元吉公年轻时家中贫困，后来发起家来，慢慢积聚了价值数千金的产业，家里起了几处宅院，曾家子孙才算过上收租吃租的地主生活。
曾应贞年老，除留下衡阳境内的四十亩养老地和一处宅院，其余全部分给了他的子孙。但子孙与子孙不同，有勤俭持家将祖上基业发扬光大的，也有坐吃山空很快败落的。到曾国藩祖父曾玉屏这一代，曾应贞其他支派的子孙已大多衰落，唯独曾玉屏这一家日渐富裕，有屯田有余粮，成了据有百余亩田产的地主。当然，这充其量也就算个小地主，甚至只能算作富农。
曾国藩这一支的兴旺，当归功于一个人，就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说起曾玉屏，在当时的白杨坪村曾氏家族中，那也算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勤劳肯干，又颇善经营，慢慢将曾家的产业发展壮大起来。
当然，曾玉屏也不是天生就这么擅长持家之道。相反，他年轻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子。
“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贷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原来，曾玉屏年轻时竟是一个十足的纨绔浪荡子，每日游手好闲，与一帮狐朋狗友出没于湘潭市肆之间。看得出，曾玉屏也是心性好强之人。不然，长辈的几句讥诮语也断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让这个浪子做了“金不换”。连自己的宝贝坐骑都卖了，徒步回家，回家之后还给自己定下天不明即早起的规矩。
曾家当时有一部分梯田，用时下话说是山高田薄，那些田垄峻如梯、小如瓦，耕种起来非常不方便。曾玉屏就带领家里长工开山凿壤，日夜苦干，终于修整得有了一定规模。之后，曾玉屏又亲力亲为，率领着家里的长工们种菜种粮、养鱼喂猪，一年到头不得空闲。曾家的产业，至此才慢慢丰足壮大起来。
曾玉屏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曾麟书（字竹亭），二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三子名为曾骥云。
曾家累世业农，偶尔出了个读书人，也仅仅是识文解字而已，与功名科举无缘。曾玉屏原本有读书的条件，可他年轻时放荡不羁，生生把大好的读书时光给浪费了。及至成年，娶妻生子，开始持家过日子了，才尝到没文化的苦。
那还是在曾麟书三岁时，曾家因宅基地的事，和湘乡的一位大乡绅闹起来，一直闹到官衙里去。自家没有文化人，只好请乡里的老秀才代写诉状。曾玉屏又不懂其间的规矩，没有如数给老秀才递交润笔费。揣着写好的状子，曾玉屏满怀信心地走进县衙，到了堂上才知道，原本占理的曾家被那老秀才给捉弄了，老秀才硬把有理写成了无理。自己呈上的诉状都不占理，何谈什么胜诉？不仅如此，还被那大乡绅狠狠戏弄了一番：“哼，在湘乡还想跟我斗。我两个儿子可都是秀才。秀才是什么？是真金白银垒起来的。家里连个秀才都供不出还想跟我打官司……”
败了官司，输了宅基地，还赔了五十两银子。这对曾家来说元气大伤，只好把家里的长工又辞掉一个。
那一场输掉的官司让曾玉屏又羞又恼，甚是心疼，他大病一场，直到半年后才能下地。
也正是那场官司，笃定了曾玉屏要供儿子读书的决心。两年后，曾玉屏不顾家人反对，把家里最后一名长工也辞退了。然后，求人到长沙雇了一位老秀才来家。老秀才六十多岁了，专门教曾麟书读书习字。在白杨坪曾家小院上空，从此响起“子曰”“诗云”的琅琅读书声。
老秀才进曾家时，曾骥云尚小，曾家的私塾里其实只有曾麟书这一个学生。按理来说，这份工作对老秀才来说应当非常轻松。事实却远非如此，看上去乖巧懂事的曾麟书，一打开书本就头疼，一写八股文就犯晕。他倒不是不爱学习，据说他也非常热爱学习，只是为自己的愚钝懊恼不已。有很多次，他背不出书，也写不出漂亮的文章，气得拿脑袋直撞墙。
儿子的不争气，让曾玉屏又急又气，常常对儿子施以打骂。可纵使他再打再骂，纵是曾麟书再怎么拿脑袋撞墙，也没能把那颗不开窍的脑袋给撞聪明了。曾麟书一次又一次走进考场，次次都以失败告终。妻子来家，儿子曾国藩出生了，此时的曾麟书却仍然是个童生。
曾玉屏知道，这个儿子是指望不上了。所以，当他听父亲竟希公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个巨蟒天降的梦时，终于展露笑颜——他们曾家的希望之星终于降临。之后，曾玉屏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长孙身上。
曾国藩六岁了，到了该入学的年龄，家里那位老秀才却以年老体衰而辞馆回了家。也许他更担心，六岁的曾国藩继承了他父亲的愚钝，索性辞职了事。
曾玉屏并没有灰心，老秀才前脚刚走，他后脚又派人去长沙物色老师。这次，他花了更高的价钱，把长沙极有名气的陈雁门请了回来。儿子曾麟书是没法指望了，这个陈雁门是专门请回来辅导孙子的。
这一年，陈雁门也已六十二岁，是名震三湘、育人有方的行家里手。
因为多次求取功名而不得，曾麟书在父亲及家人面前也觉得抬不起头来。曾麟书虽然还没进学，但毕竟也是读过书进过数次考场的人，遂在家里开起一个私塾，名曰“利见斋”，招了乡里的几名学生，就当起了先生。
曾麟书白天开馆授徒，晚上挑灯夜读，继续备考。他仍旧是年年进考场，年年大败而回，竟然一连参加了十六次考试。最后，连学政大人都看不下去了，在他第十七次走进考场时，学政大人给点了湘乡县县首，曾麟书总算进了县学，由童生转为秀才。
这一年，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
曾国藩六岁入学，师从陈雁门，八岁又入父亲所开的私塾学习。在科考路上伤透心的曾麟书，转而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晨夕指画，耳提面命，一次不达目标两次，两次不达三次，反复教反复训，不达目的不罢休。有时正走在路上，想起来也要把儿子提过来考一考。
曾麟书年年考年年败，依旧日夜坚持不懈地苦读赶考。这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儿子，曾国藩自幼读书就有股子钻劲儿，长大成人做事亦是如此。这也许是那个四十三岁才考中秀才的男人一生最大的收获。
在父亲和祖父的双双督导之下，曾国藩的童年过得快乐而充实。于他来说，童年的天空就是白杨坪上空那一片片悠然的白云，那一行行从天空鸣叫着飞过的大雁，是家前竹林桃花树下的嬉戏玩耍，是祖屋后苍藤下祖父藏满胡子的故事，是父亲私塾里他与同龄人朗朗的读书声。
伴随着无忧无虑的读书嬉戏声，那个承载着光耀曾家门楣希望的男孩，一天天长大了。他沉浸在自己那个安乐祥和的小圈子里，自然无从知道外面的世界。彼时，他所处的大清王朝已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而那个小小的山村，终究是圈不住他这条从天而降的巨蟒的。
3.动荡的时代和闭塞的故乡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一份动荡却非一朝一夕的存在，而是由来已久。顺着历史滚过的车辙往回走，这要从大清的来处慢慢说起。
公元1644年，于中国大地来说可谓是天翻地覆的一年。
都说“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这一年，在中国大地上却出现了三个政权并立的短暂局面：其一，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于这年正月初一在西安称帝，公开成立了自己的大顺政权；其二，大明的崇祯皇帝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明政权，正做着垂死挣扎；其三，关外的大清政权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在这年入主中原。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一路攻破北京，大明王朝皇帝崇祯在煤山自缢身亡。同年五月初一，清世祖福临率他的铁骑从关外一路进入北京，李自成退出北京。九月三十日，清定都北京，开始了满人取代汉人在中原统治的岁月。
这个从马背上兴起的民族，一路过关斩将直打到汉人的统治中心——北京，但彼时的大明王朝留给他们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从顺治元年（1644），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这三十六年时间里，大清王朝就像颠簸于狂涛巨浪中的一艘航船，要面对各地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还要面对大明爱国人士的反抗。加之满人初入中原，水土不服，八旗兵内部也问题重重。大清国为了早日稳定政权、巩固人心，不得不南征北讨、东拼西杀。在那样战火纷飞的岁月，老百姓东躲西藏，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何谈什么国力上升、人口增长？
好在那个强劲而有魄力的大清总舵手康熙，在此时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他年少亲政，整顿朝纲，平定三藩之乱，团结汉族士子，终让大清政权慢慢在中原立稳脚跟。有人说，康熙朝的文治武功，丝毫不亚于大唐盛世。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的发展，大清国的国力在乾隆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康雍乾盛世”局面。这一盛世局面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止于嘉庆元年（1796），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时间长达一百一十五年。
在这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人口急剧增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可谓歌舞升平，到处都是一派祥和景象。
到乾隆朝后期，各方面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乾隆皇帝统治的中后期，开始穷兵黩武，极尽奢侈之能事，加之他又重用大贪官和珅，致使官场贪污成风，朝政渐趋紊乱。到嘉庆年间，尽管嘉庆将大贪官和珅处死，没收其高达九万万两白银的家产——约抵大清十年的国库收入，也惩办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但仍然无法扭转日趋衰败的时局。
中国的封建王朝如一棵千年老树，发展到大清，已从根本上开始腐朽，其败势非个人之力所能阻挡。
政治上的腐败带来的是军事与财政的恶化。乾隆中期，清朝每年的财政收支大体还能平衡，甚至还稍有节余。至嘉庆末年，国库已渐空虚，渐渐入不敷出。清朝开创之初，包括清军入关，八旗兵是主力，清军中的汉军绿营兵仅起辅助作用。及至平定三藩之乱后，八旗兵已渐腐败，其战斗力大大削弱。征战拼杀，主要靠绿营兵。只是这绿营兵也没好到哪儿去，到乾隆朝后期，绿营重蹈八旗兵覆辙，日渐沉溺于吃喝玩乐，战斗力已远不如前。
嘉庆执政之初，也曾斗志满怀，颇有扶衰起危之兆，但他没能扭转时局。在嘉庆统治时期，吏治败坏，军备废弛，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的烽烟迭起。那时，滇、黔、湘、桂有苗疆之变，东南沿海有海疆之变，川、楚有白莲教之变，甚至在京畿重地天子脚下，也曾发生过天理教之变。
这些起义虽然规模并不甚大，但已够清廷伤透脑筋。尤其是于嘉庆元年（1796）首发于湖北荆襄地区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起义烽火迅速蔓延，很快就发展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地区。为了镇压这次大起义，清政府大举征调天下，耗银两亿两，历时九年才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是大清由盛转衰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之后，各地的起义、叛乱此消彼长，大清盛世的美丽面纱被彻底撕去。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朝。道光帝曾自诩为中国最为“廉政”的皇帝。因为他曾目睹大清王朝在其父辈嘉庆年间的东征西讨、南巡北征，几乎把国库淘洗一空。他决定从自身做起，勤政廉洁，力挽狂澜。可他登基不久，龙椅还没坐热，就从西北边疆传来三道急奏——新疆张格尔发动叛乱……
这就是彼时危机四伏的大清朝。
大清国的皇帝却仍然沉浸在“天朝统驭万国”“天朝抚有四海”的自满中。他们闭关锁国，重农抑商，丝毫没有注意到西方国家已经热火朝天地走在革命兴国、科技强国的路上。这个曾经让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东方文明古国，已如一个垂暮的老人，所拥有的财富与衰败，让那些朝气蓬勃的西方列强蠢蠢欲动。
自清嘉庆年间以来，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英国的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立，四年一次的总统全民选举，高高举起民主与自由的旗帜；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发表，获得了整个欧洲的倾慕；就连同大清最近的邻居日本，虽然也同样处在闭关自守状态，但还是在国内掀起一股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
而这一切变化，嘉庆不知道，道光也不知道。他们更不知，这些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西方列强正将贪婪的目光穿越半个地球，落到乱象迭起的大清国土上。他们正筹划着用坚船和利炮，用一种麻醉人的精神与意志、又摧毁人的肉体与健康的鸦片，打开大清国那扇闭关锁国的沉重大门。
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生的。
这样的风云暗涌，与曾国藩的生活没有多少关系。对年少的他来说，那是远在天边的事。
他出生的湖南，北被洞庭湖阻隔，境内又多山，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就连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也少有联络。与其他地区的民众相比，湖南民众思想更为保守，外部新鲜的思想与文明很少能影响到他们。
开放与进步，愚昧与落后，恰如孪生，常常结伴而行。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分布着多个少数民族，又分别与川、黔、两广接壤，使得这里的社会矛盾极为错综复杂，每遇天灾人祸，就要发生民众起义或者骚乱。
自道光以来，湖南各地起义更加频繁。这种频繁的战乱与不安定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湖南地主阶级所特有的敏感，也为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后来曾国藩以创办团练起家，继而建立了湘军，也许能从这里找到渊源。
“湖南的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状况，造成湖南学术界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致用。”这就是曾国藩当时所面对的文化环境。
北宋初年创建的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坐落在湖南省城长沙的岳麓山脚。南宋时，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弟子最多的时候可达千人。此后，湖南的学术思想界虽然经历过心学、实学、清代训诂、考据之学的更替变迁，但都没能改变程朱理学在这里的统治地位。
湖南文士多学理学，习汉学者少。
这种学术风气对曾国藩这一代士人影响极大，也可以说是曾国藩集团的思想基础。
在当时的湖南，除了岳麓书院，还有城南书院。城南书院位于长沙南门外妙高峰，张栻和朱熹也都曾在此讲学，后废为寺。清乾隆十年（1745），湖南巡抚在长沙天心阁下修建书院，名为城南书院。至道光二年（1822），新任湖南巡抚左辅认为，书院在天心阁下，环境太过嘈杂，不利于学子们静修，便将书院迁回六百年前的旧址妙高峰。
清代自乾隆、嘉庆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几代山长都讲习宋学，注重经世致用。后来曾国藩集团的骨干首脑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都曾在这两所书院学习过。这是后话。
现在，我们把散漫的视线从历史的深处收回来，重新把目光投聚在白杨坪村曾国藩的身上。
彼时，他还是一名躲在书斋里日夜埋头苦读的少年，对身外大千世界的认知只来自那些泛黄的书页。他六岁入塾读书时，曾祖父竟希公去世。八岁开始入父亲的家塾，一直跟随父亲学习。他虽非天资过人，但勤奋好学，年纪很小就表现出非凡的坚韧性。他的学习进度极快，两年间居然就把五经学完了。
科举经仕，是家人早已为他安排好的路。他所有的勤学苦读，都在为此蓄势。
再接下来，曾国藩开始学习八股文。那才是帮他插上双翅飞出白杨坪村最为得力的工具。
4.一波三折的科考路
“四书”“五经”，《史记》《文选》，在父亲曾麟书和祖父曾玉屏的严格督导下，曾国藩小小年纪就已有了相当大的阅读量。曾国藩虽未继承父亲的愚笨，可那份血液里的遗传因素，却不可避免地在他的身上呈现出来。
与那些天性聪颖的少年相比，曾国藩只能算一个智力中等的少年。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倒背如流这等好词，一辈子都与曾国藩无缘。
坊间有个传说，说曾国藩年少时夜里挑灯背书，恰逢小偷光顾他家，那小偷隐于梁上，想等小国藩背完书后好下手。哪知一篇文章，曾国藩反反复复背了很多遍，仍然磕磕绊绊背不下来。那小偷等得腿都麻了，心也焦了，实在等不下去，就生气地从梁上跳下来，将那篇文章当着曾国藩的面流利地背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这个笑话也许信不得真，但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读书的那股韧劲。这一点，当然得益于父亲曾麟书对他的影响。
当然，这也注定了曾国藩在科举路上不会走得太过顺利。
曾麟书自己在科举路上无所建树，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他是一位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除了对儿子灌输科举赢得功名、光宗耀祖这些思想观念之外，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更是对他进行严格的督导与训练。
祖父曾玉屏更是如此。他对儿子曾麟书动辄就大声呵斥责骂，丝毫不顾忌儿子也是做了父亲的人。可他对曾国藩却是倍加宠爱，因为在这个孙子身上，他才真正看到曾家的希望。在孙子初谙人事之际，他便常常向孙子灌输一些为人处世的大道理，那些道理如涓涓细流，滋养着曾国藩的成长之路。
曾国藩后来离开家乡，走入官场，还常拿祖父当年训导他的话来训导曾家子弟——“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玉屏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多年的人生阅历与自身的威仪，却让曾国藩自少年时代起就对他充满了崇拜仰慕。
祖父为曾家产业的殚精竭虑，对曾家子孙以耕养读求功名的热望，甚至在家庭中的专横刚愎，都深深地影响了曾国藩，成为他后来发奋苦读的最大动力来源，也成了他后来在官场与戎马生涯中坚韧不拔、意志超强的思想渊源。在这些方面，祖父曾玉屏对他的影响显然远远超过其父亲对他的影响。
在曾国藩十四岁那年，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两件于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事。
头一宗，在这年，他被一个叫欧阳凝祉（号沧溟）的人一眼相中。
欧阳凝祉是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的好友。彼时，曾国藩已稍有才名，诗文作得相当不错了。父以子傲，难免不时有显摆之心，拿出儿子平日所作诗文，在老友面前“谦虚”一番——求老友为儿子斧正。谁料那欧阳老先生一读便爱上了这个沉稳少言的少年，大手一挥，就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他——就是后来曾国藩的正妻欧阳氏。十四岁，曾国藩对婚娶之事还懵懂无知，两位父亲的决定让一对从未谋面的少男少女被一根红线牵到一起。
第二宗，在这一年，曾国藩第一次走出白杨坪，随父亲到省城长沙应童子试。
那次应试，父子二人双双落第。父亲曾麟书也无心带儿子去游玩一下繁华的省城，但这个十四岁少年的心窗还是豁然洞开，他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如此之大，如此精彩。
从长沙回来后，曾国藩继续在父亲的督导之下，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他一直跟从父亲学习，直到道光十年（1830）。这一年，他二十岁。
曾麟书对曾国藩的督导并不能让曾玉屏满意，曾玉屏知道，凭儿子肚子里那点墨水与可怜的天赋，想要辅导孙子只会越来越吃力，他要想方设法让孙子飞得更高更远。曾麟书也觉得，自己所教再也满足不了儿子的需要了，应该送他到外县去求取更高的名师。
当时衡阳有一所唐氏家塾，也叫双桂书院，又称桂芳书屋、桂花轩，是金溪人唐翊庭创办的一所书院。双桂书院位于衡阳北，请了有名的汪觉庵先生在此执教。汪觉庵对八股试帖教授极有心得，他成了曾国藩走出白杨坪之后的第一任老师。
双桂书院以导进人才为目的，倡导经世之学。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间亦议论时政。汪觉庵常采用个人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教授。
这种新鲜而生动的讲授方式，让一直跟随父亲读书的曾国藩倍感兴奋。多年之后，对那段学习生活，曾国藩还充满眷恋。他升任翰林院侍讲后，还曾将两个弟弟曾国荃、曾国葆推荐到汪觉庵处学习，可见他对这位老师的欣赏与信任。
在双桂书院学习期间，曾国藩有了自己正式的名与字，取名子城，字居武。
双桂学院严谨而又不失宽松的学习氛围，让二十岁的曾国藩在这里不仅收获了学业上的巨大进步，对他思想的改变也影响极大。
在离双桂书院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名为石船山的清幽之地，是曾国藩常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是明末清初大儒、启蒙思想家王夫之生前隐居地。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人称船山先生，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曾国藩对船山学说分外崇拜，后来还曾筹资刊刻了王夫之的著作集《船山遗书》共三百二十卷，为传播王氏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约在那时，在石船山一次次寻古探幽时，王氏思想的种子就已经深深种进青年曾国藩的心田里。
在衡阳双桂书院学习期间，曾国藩还同时师从于主讲莲湖书院的欧阳凝祉。彼时，他还是欧阳凝祉未过门的女婿。东床快婿加得意门生的双重身份，让欧阳凝祉恨不得倾囊相授。儒家经典，百家要旨，曾国藩从未来的岳父身上学到了不少学问。
曾国藩在双桂书院学习的时间并不太长，道光十年（1830）九月，他从双桂书院肄业，又回本县的涟滨书院学习。在涟滨书院，曾国藩改号涤生，取“涤其旧染之污，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
道光十一年（1831）九月，曾国藩肄业于涟滨书院。
曾国藩在外求学读书的那段时间里，其父曾麟书也在一边教书一边发愤求取科举功名。到道光十二年（1832），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才补入县学。那是他第十七次参加考试，终于圆了他的秀才梦。
曾国藩只比父亲迟了一年，于道光十三年（1833）考中秀才。相较于那些科举路上顺风顺水的人，曾国藩的科举之路也算不太顺遂，从十四岁一直到二十二岁，连考七次，才成为一名秀才，与父亲同入县学。可见，曾家人的读书天分并不甚高。
在此期间，曾国藩除了储备自己的学业，还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事——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他结婚了，妻子就是欧阳凝祉的爱女欧阳氏。
说起欧阳氏，在曾国藩的家乡，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曾国藩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皆因为他娶了欧阳氏这个贤内助。
欧阳夫人比曾国藩小五岁，是欧阳凝祉的掌上明珠。她年纪很小就在家受父训，跟从父亲读《幼学》《论语》等。曾国藩在衡阳拜在欧阳凝祉门下读书时，她是曾国藩的伴读。青春做伴，红袖添香，想来那也是一段极为浪漫的时光吧。而欧阳夫人嫁入曾家之后，作为曾家长房长媳，放下所有大小姐的身段，勤俭持家，尽心尽责地打理家务，养育子女，成为曾国藩真正的贤内助。
婚后第二年，也就是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辞别新婚不久的妻子，再次踏上去往长沙的路——他将前往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学习。
时隔八年，曾国藩再次来到商贾云集的省会长沙，心情与八年前已经完全不同。少了一份忐忑，却多了几份豪情壮志。碧绿的湘江水从长沙古城的西边缓缓流过，江中的水陆洲上，绿树成荫，橘树飘香，正可谓江山如画。
绿树环抱之中的书院上空，曾响起几代人的朗朗读书声。有多少像曾国藩一样的寒门士子，正是从这里起步。那些看似文弱的书生，从岳麓山下走出去，在疆场上纵横捭阖、挥斥八极，曾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
在南宋和金的连年战争中，岳麓书院培养出的既是学生亦是抗金勇士。南宋末年，金大举南下进攻长沙，湖南安抚使李芾，率领军民抵死守卫长沙。岳麓书院的学生们，放下书本文墨，荷戈登城作战。那场惨烈的保卫战持续了半年之久，最后，长沙还是不幸被攻破，参加作战的学生全部遇难。
岳麓书院的书生们的那股侠义、果敢、敢想敢做的精神品格一代代流传下来。
那天，曾国藩经历一路风尘，终于来到岳麓书院。站在书院大门外，抬头看到书院两边的楹联，上书八个墨黑的大字：
唯楚有才
于斯为盛
此时，曾国藩的心里是说不出的百感交集。
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读书时，书院的山长是欧阳厚钧。欧阳厚钧是嘉庆四年（1799）进士，字福田，曾任郎中、御史等官，四十多岁时，因母亲年纪大而告归，开始主讲岳麓书院。欧阳厚钧学问渊博，是一位办学牛人，办学理念紧跟时代潮流。他不仅教学生们学习应试的八股文和诗赋，更提倡学生们按照他们的天分和性情自由发展。这对一个封建时代的老师来说相当不易。也正是这样先进的教育理念，才让岳麓书院培养出了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江忠源等一大批湘军骨干人才。
欧阳厚钧在岳麓书院执教办学二十七年，其门下弟子云集，有名望者达三千多人。应该说，这也是曾国藩的幸运。正是在这里，曾国藩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正统的封建思想教育，也开始接受湖南理学之风的熏染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