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这部文集当中，我收录的文章包括了对于风格的阐述，所遵循路线的勾勒，以及文学评论的总结；还有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整体梳理，包括最近二十五年逐渐完成的和被搁置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出我习惯于制定统一的纲领，而这种习惯又总是会与立刻遗忘和永远不再回到那些纲领上面的倾向彼此抵消。所以，读者会问，我到底是在为谁制定这些纲领？我这样做并非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从来不会把我倡导的东西使用在我身为作家的个人工作实践当中；也并非为了他人，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成为流派领袖、倡导者和组织者的理想。我要说，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为了建立可以作为自己和他人工作前提的总体路线；是为了设想出一种作为背景的文化，然后把尚需书写的作品添加进去。

在青年时代，我最初的雄心是建立一种新文学，而这种文学又要用于建立一个新社会。我的这些期待经历了哪些修正和变化，在阅读完文集中收录的一篇篇文章之后，读者就会大致明白。当然，如今我面前的这个世界，与当时我从善意和建设性愿望出发，对未来勾勒出的画面完全不同。社会以衰竭、崩塌和坏死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者就像日常生活中那样，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那么具有灾难性）；文学得以在支离破碎中幸存，而且意识到，任何坍塌都不会是最终性的，也无法排除还会发生坍塌的可能。

这本文集中讲话的人物（一方面与我一致，另一方面，又与在其他系列的作品和论文中反映出来的我相脱离），在20世纪50年代登上舞台，试图获得一种个人特征，扮演在当时占据历史舞台的那个角色：“具有倾向性的知识分子”。根据他在舞台上的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他没有发生突然的转变，却明显越来越放下了诠释和领导历史进程的奢望。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勇气，也不曾放弃努力去理解、指示和创作。相反地，他身上的一个特征越来越明显。假如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那就是感觉到世界的复杂、多重性、相关性和瓦解，并因此在创作中采取一种复杂的结构。

作为已有经历，本文集中的一篇篇文章开始呈现出一种形状，变成一个故事，在整个社会背景下具有它的意义。鉴于如此的情形，如今，我可以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能够重新阅读它们，也让他人再次阅读它们，以便使它们停留在属于它们的时间与空间里；与它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且以正确的角度和方式对它们进行审视；重新勾勒出它们主观和客观的改变与延续的脉络；理解我所处的位置，对一切盖棺论定。

198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