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之路

说到我对世界和历史的整体理解，首先就要了解我们家在什么地方。这里曾经被称为“法国的尖角”，位于圣彼得山脚下的海岸边，也被视作两块大陆的交界。从这里往下走，一出我们家的栅栏门和私家小路，就来到了城市里，这里有人行道，橱窗，电影海报和书报亭，哥伦布广场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还有海滨；往上走，只要走出位于水渠上的厨房门——那水渠就从我们家屋后通到山上（你们知道水渠吧，就是把河流中的水引到海边灌溉田地的设施：这是一条掩藏在墙根下的小水渠，旁边用石板铺成窄窄的人行道，很平坦）——立刻置身于乡野之中，周围都是蜿蜒崎岖的山间小道，干砌的石墙，葡萄架的撑杆，还有满目的绿色。我父亲总是从那儿出门，穿着打猎的衣服和高筒的靴子；你总能听到钉有鞋钉的靴子踩在水渠上的脚步声，狗脖子上的铜铃声，还有朝着圣彼得大街那一面的栅栏门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对于我父亲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从这里开始往上走的那一部分；而往下走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单纯的附属品，有时也需要到那里去处理一些事务，但总的来说它还是一个外在的、无关紧要的世界，在那里需要像逃跑一样大步地通过，眼睛都不转一下。我却不一样，与他完全相反：对我来说，我的世界，我的版图，是从我们家往下走的那部分，其余的都是空白，没有什么意义。我期盼着解开下面那些街道和夜晚的灯光所组成的密码，它们不仅仅是街道，或是我们这座孤独小城中的灯光，而是“城市”，是所有可能存在的城市的缩影，就像这座城市的港口已经成为各大洲的港口。我从我们家花园的栏杆探出身去，每一样吸引我、让我感到惊奇的东西都近在咫尺——可是也远在天边——每一样东西都秘而不宣，比如壳里的核桃，未来与现在，还有海港；我总是从那里的栏杆探出身去；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说的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是我从不迈出花园一步的岁月，还是经常逃出去到处转的日子，因为现在这两段时光已经融为一体。这里唯一留下的就是那些地方了，而那些地方现在也已经不复存在，什么都不是了——海港看不见了，藏在了萨尔地广场和布莱斯卡广场上那些高大楼房的屋顶花园之后，中间只露出防洪堤的轮廓，以及小船上的桅杆顶端；道路也藏了起来，我总也搞不清那些屋顶是怎么沿着道路的地势排列的，那边的比例和透视效果完全无法辨认：那个是圣西罗的钟塔，还有阿米岱奥公爵时期的市立歌剧院的金字塔式穹顶，这边一家老电梯生产厂——噶扎诺厂的铁塔（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它们的名字还固执地、无可替代地躺在书页里，幸存了下来），那边所谓的“巴黎楼房”的复折式屋顶，以及一栋出租公寓楼，它归我的几位表兄弟所有，那时候（我指的是30年代左右）这栋公寓楼就位于圣弗朗西斯科河的峭壁边上，是远离都市的孤独的岗楼……那旁边升起的、像舞台侧幕的东西，就是“烛台门”，湍急的河流就藏在那下面，上面长着芦苇，还有罗里奥桥下的洗衣女工，以及脏兮兮的垃圾。那里有一个地势崎岖的园子也是属于我们的，紧邻比格纳市古老的土城，灰色，还布满了孔洞，就像埋在地下的骨头，那里只有柏油的黑色或者枯草的黄色。越过这片地（即圣康士坦佐街区，在1987年的地震中遭到了毁坏）就是一个公园，很整齐，但是看起来有些忧郁；公园里的篱笆和墙边的果树一直延伸到丘陵上面；公园的尽头是建在桩基上的业余俱乐部的舞厅、原来医院的小楼，以及18世纪的“海岸圣母”的圣堂——一座庞大的蓝色建筑，十分显眼。母亲的呼唤，姑娘们或者酒鬼们的歌声，都会随着不同的日子和时辰，从城市高处的这些斜坡上升起，清晰地穿过安静的天空，再滑落在我们的花园里；而在城市鳞次栉比的红色屋顶间，响起的则是有轨电车和榔头的混乱的声音，还有德·松纳兹营地孤独的号角声，还有贝斯塔格纳锯木厂的嗡嗡声，还有，圣诞节的时候，海边旋转木马的音乐声。每一种声音，每一种形象，都会混合其他的声音和形象，就算没听到，没看到，你也可以猜到那是什么。

我父亲的路也通向很远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他看到的只有植物，以及跟植物有关的东西。每一种植物，他都能大声地说出它的名字，而且绝对是植物学中的拉丁语名称，以及它的原产地——他一生所有的热情都在于认识外来植物品种，并将其本土化。他也知道这些植物的俗语名称——如果它们有的话，不管是西班牙语还是英语，或者是我们这里的方言。说到植物的命名，他总是把巨大的热情投入这个漫无边际的宇宙中，每一次都能到达植物谱系学最遥远的边界；从每一根枝干，每一片叶子，每一丝纹理，他都能开辟出一条道路，就像在覆盖大地的巨网中、在植物流动的汁液中，开辟出一条河道。说起耕种，那可是他的挚爱，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耕种我们在圣约翰农田里的土地，他天天早上都会带着狗到那里去。走出水渠边上的那道门，以他的步伐走上半个多小时——那一路几乎都是上坡，他总是心事重重，十分焦虑，好像并没有把那没几公顷土地的出产放在心上，他更关心的却是能够把一个需要人类帮助的大自然工程再向前推进多少。他种植一切可以种植的东西，就仿佛置身于一个播种、移苗、嫁接，直到开花、结果，再长出植株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故事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就在那窄窄的一块土地（农庄或者说是他的星球）上循环往复。只要在他耕过的土地那边，有小动物的尖叫、拍翅膀的声音，或是草叶的晃动等等，都会让他猛地抬起头来，瞪圆眼睛，竖起耳朵，连胡子都翘了起来（这时他的脸一动不动，好像一只猫头鹰，又像是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的老鹰或者秃鹫），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田间农夫，而是森林当中的能手、猎人，因为这是他的爱好，第一爱好，的确，第一也是最终的爱好，唯一爱好的极端表现。辨认、耕种、捕猎，以各种方式，在这片野生的树林里，在荒无人迹的天地中，面对这片天地（也只有面对这片天地），人——才是人：捕猎，隐藏，黎明前寒冷的黑夜，在“美丽”山丘和“烈焰”山丘的脊梁上，等待着鸫鸟和野兔（像利古里亚的农夫一样，他骨子里就是天生的猎手，他的狗也是猎狗）；或者是深入丛林，一寸一寸地开出一条路来，猎狗的鼻子一直贴着地面，追踪动物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条沟壑，那里面都是近五十年来狐狸和獾打的洞，这些只有他才知道；又或者，在他没带猎枪的时候，就到雨后潮湿腐烂或者蜗牛爬过、留下黏液的地方去，那里的蘑菇都拱出了地面。树林中拿破仑时代留下的道路名称他都如数家珍（蒙苏马克路，士兵大路，炮兵大道），而每一种野味，每一条小路，都吸引着他离开大路去走上几公里，夜以继日地敲击着山脉中一个又一个的山谷，夜宿在用石头和树枝搭建的风干板栗的简易房里，他们把这种简易房叫作“晾房”。父亲就带着他的狗和猎枪，一直走到皮耶蒙特大区，走到法国；他从不走出树林，自己在林中寻找道路，那都是只有他才知道的、穿越每一片树林的道路；这些林中的小路把不同的几片树林连成一整片，把这世上的每一片树林统一在所有树林之外的一片树林里，把这世上每一个地方统一在所有地方之外的一个地方。

现在你们都明白我和父亲的路有多么不同。我也明白那时我所寻找的是什么样的道路，跟父亲的完全不同：父亲走的路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深处，在一个人类的超凡世界（或者说是人间地狱）里开掘出来的道路；而我的目光则睃巡在夜晚昏暗的门厅里（有时，一个女性的影子会在那里消失），虚掩的大门，时常有人影从前面走过的电影银幕，以及要翻阅的书页，那是一个所有的语言和形象都幻化为真实、让人身临其境的世界，那里所有的故事都变成我本人的经历，而不再是回声的回声的回声。

我们很难在一起说说话。我们两个都是啰唆的人，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是在一起的时候就都成了哑巴，我们肩并着肩，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走在圣约翰的大街上。对于我父亲来说，语言是用来确认事物的，是用来标识所有权的；而对我来说，语言则是对刚刚隐约看到的、不属于我们的、假设的东西进行的猜想。我父亲的词汇在植物的王国中无限延伸，没完没了的种属名称以及各类植物（每一个名称都是在树林最密实的深处捕捉到的差异，他也相信这样就延伸了人类的统治），还有专业的科技术语，这一领域中语言的精确性总是伴随着对精确操作和手势的过分苛求。而所有这些巴别塔式的专业术语都在同样巴别塔式的基础上糅合在一起，不同的语言在这里交汇，并根据需求和记忆进行混搭（方言用于地方性的粗糙的东西——我父亲罕见地拥有丰富的方言词汇，而且都是已经废弃不用的词汇；西班牙语则普遍用于优雅的东西——因为在墨西哥这个舞台上父亲度过了生活中最顺利的那几年；意大利语则用来修辞——说到底，他还是个19世纪的人；英语则是为了实用——他去过德克萨斯州；法语就用来开玩笑）。他讲话的时候总是把各种语言相互交织在一起，适时地对每一种固定的语境做出准确的回应，不表现出心情的变动，同时这又是一份词汇表，类似于一份农业专业用语表——另外还有一份表单却不是由言语构成的，而是不断的口哨，鸟哨，啭鸣，鸫鸟的叫声，鸱鸮的叫声等，这些词就是只有像他这么有本事的人，才能做出的模仿各种鸟儿叫声的象声词，有些词通过嘴唇简单的动作就能实现，有些词需要把双手放在嘴边合适的位置上才能发得出来，还有些词要通过一些用嘴吹的或者带簧片的哨子和小工具才行，而他去打猎的时候总会带上各种各样的哨子和工具。

那时候我既不会辨认植物，也不会辨认鸟类。对我来说，物体都是无声的。而语言则在我的头脑里不停地流动，从不会在某一物体上停留，我的语言只会为热情、幻想、猜想而停留。哪怕是我脚下踩踏过的报纸碎片，都会吸引我去畅想那里隐约出现的、无法理解的文字（剧院的名字，女演员的名字，无价值的东西），我的头脑已经开始奔腾。当我好几个小时都默默地跟着父亲走在一起的时候，那幻想的链条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而父亲则用手指着旁边从墙里伸出来的几片叶子说“Ypotoglaxia jasminigolia”（现在我是在编造一些名字，那些真正的名字我从来就学不会），他还会说“Photophila wolfoides”（我还是在现编，反正那些名字差不多就这样），或者“Crotodendron indica”（当然我现在也可以去查查那些真正的名称，而不是在这里编造，也许还会发现那些曾经由父亲来命名的植物到底长什么样；不过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是在作弊了，人们不会接受自己心甘情愿错过的东西，许多错失的东西都是我们愿意承受的，因此也不需要什么补偿）。（或者，又或者，如果我写下那些植物的真实名称，从我的角度来说，那是谦虚和怜悯的表现，因为我终于为了这几页靠不住的纸，向自己年轻时抗拒学习的那点儿可怜的知识求助了，那会是我与父亲和解的姿态、成熟的表现；不过我没有这么做，我在这种编造名称的游戏中、在这种滑稽的模仿中自得其乐，这也是反抗精神仍然存在的标志，是一种挑战，也是每天早晨听着他的不同意见、去圣约翰的长征路仍在继续的标志，也标志着我生命中的每一个早晨，依旧是轮到我陪着父亲去圣约翰的早晨。）

那时我们要轮流陪着父亲去圣约翰，一天早上是我，一天早上是我弟弟（那是在我们不上学的时候，因为上学的时候母亲是不允许我们开小差的，只是在放假的那几个月里，我们本来可以睡懒觉的时候），我们要去帮父亲把装着水果、蔬菜的篮子拎回家。（我现在说的是我们已经长大一些，成为小伙子的时候，那时父亲已经上了年纪；可是父亲看起来好像一直没变，总是六七十岁的样子，一个固执的、不知疲倦的老头儿。）无论冬夏，他总是五点起床，穿上他到田里去的衣服，还弄出很大的响声，系上高筒的靴子。（他总是穿得很厚，不管什么季节，他总是穿着西服背心和外套，关键是他需要很多的口袋，因为他要随身携带各种各样整枝用的剪子、接枝用的刀子，还有一捆一捆的绳子或者酒椰叶的纤维绳；只不过夏天的时候，他不穿起绒的猎装，也不戴有檐的登山帽，而是穿着一件墨西哥时期褪了色的黄色粗布军装，和一顶猎狮人戴的那种软木遮阳帽。）他来到我们的房间，硬生生地叫我们起床，还摇摇我们的胳膊，然后他走下楼梯，钉着掌的鞋底踩在大理石的台阶上；他还在空荡荡的家里转来转去（我们的母亲六点起床，然后是奶奶，最后才是女仆和厨子）。父亲打开厨房的窗户，给自己热一杯加奶的咖啡，还给他的狗热一份汤，跟狗说说话，准备好要拿到圣约翰去的空篮子，有时里面还会放几个装种子或者杀虫剂或者化肥的袋子。（所有的这些响动都钻进了我们半睡半醒的耳朵里，每次父亲叫我们起床以后，我们总会再次陷入睡眠里。）他已经打开了水渠旁的大门，已经在路上了，咳嗽，咯痰，不论冬夏。

对于每天早上必须履行的这份义务，我们只能默默地拖延：我们没有陪着他一起去，而是在他到圣约翰的时候追上他，等他出发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说当他在圣彼得路上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的时候，意味着我们还可以紧紧抓住一个睡眠的尾巴。但是很快母亲就会过来，第二次叫醒我们：“快起，快起，已经晚了，爸爸都走了好一会儿了！”母亲打开窗子，窗外的棕榈树在晨风中摇曳；她掀开我们的被子，说道：“快起，快起，爸爸还等着你们去提篮子呢！”（不，现在耳边回响的不是母亲的声音，这几页纸上回响的都是父亲那嘈杂、遥远的存在；但是母亲有一种无声的统治：她的形象浮现在字里行间，很快又退去，留在页边空白的地方。母亲就这样穿过我们的房间，我们甚至都没听到她走出去的声音，而我们的瞌睡就这样一去不返了。）我必须迅速起身，在父亲满载而归之前赶到圣约翰。

他总是满载而归。对他来说，从不空手走路是件光荣的事。由于那时的圣约翰没有可以走车的大马路，除了肩挑手提也就没有其他办法把农产品运回家（都得我们自己动手，因为短工的时薪还是挺高的，钱也不能随便花，而女人们去市场的时候，都已经满载要卖的货物了）。（曾经有一段时间——但这已经是遥远的童年记忆了——有个赶骡子的朱嗄和他的妻子比安卡，还有他们家的骡子比安奇那，但那时骡子比安奇那已经死了好一段时间了，朱嗄也得了疝气，只有年老的比安卡在我写书的今天还活着。）平时在九点半或十点左右，我父亲就已经从每早的远足中往回走了：听到水渠上他的脚步声，比去的时候要沉重一些，然后厨房的门上会响起敲击的声音（他从来不按门铃，因为两只手都占着，不过或许这也是一种命令，宣告他已经满载而归了）；看着他进来，两只胳膊上都挎着篮子，或是筐子，肩膀上还背着一个背包，有时也会是背篓，这时厨房里就迅速地摆满了蔬菜和水果，总是比一般家庭的三餐所需还要多得多（我现在说的是战前物资还很丰富的时候，那时耕种土地还不是获得生活保障的唯一方式），这时也会响起母亲的责备声，她总是担心浪费，浪费东西，浪费时间，浪费力气。

（生命就是浪费，这是我母亲一直都不认可的；对她来说，生命就是激情。因此她从来都不会走出她的植物园，园子里的每一株植物上都贴着标签；她从不走出挂满杜鹃花的家，从不走出配有显微镜的研究室，那台显微镜就放在一个玻璃罩里面，旁边都是植物的标本。她从来不会拿不定主意，总是非常有条理，她把热情转化成任务，并以此为生。每天早上促使我父亲向上走，走到圣约翰去的，并不是他勤劳的户主的责任，像他这样的农耕技艺革新者对这个可不感兴趣——而对我来说，促使我向下，去走我的路的，也不是渐渐承担起来的任务——而是一种强烈的热情、存在的痛苦——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能够推动他爬上荒山和密林，又有什么能推动我穿梭在墙壁围成的迷宫里，游弋在写了字的纸面上？——无望地跟我们身外的世界相比较，我们就是以浪费自我的方式对抗着世界上普遍的浪费。）

我父亲从不吝惜力气，但是很珍惜时间：要是有一个陡坡，只要路程更短，他就不会放过。从我们家到圣约翰有好几条路，既有崎岖的山路，也有捷径、桥梁可供选择：我父亲走的路当然是他根据经验长期选择、不断优化和修正的结果；现在这条路已经成了我们家的楼梯，他闭着眼睛都能走完，这阶梯在他的想法里只占据了片刻的空隙，就好像是他的匆忙缩短了空间，减轻了辛劳。只要想想“我现在要去圣约翰了”（突然间他想起了一片种着洋姜的地还没有浇灌，还有一片长有茄子的苗圃应该展开最初的几片叶子了），他就已经感觉自己被带到了那里，已经开始忍不住训斥帮工和短工，这咒骂就在他的心里翻腾，像雪崩一样从他的胸腔倾泻而出，落在那些男男女女的身上，这些污言秽语已经失去了跟他沆瀣一气的热度，变得严厉而尖刻，就像一堵石墙。他的不耐烦，急不可耐地想要回到田地里的心情，有时会缠绕他一整天的时间，从他早上出门，像往常一样每早巡视圣约翰的时候开始：他换上进城的衣服，安上硬领子，穿上带银链子的西服背心，头戴他在的黎波里塔尼亚买来的红色无边圆帽（这帽子他在家和办公室都戴着，就是为了遮住已经谢顶的脑袋）；突然间，就在很多其他事务当中，他又会想起——因为他心心念念想着的就是那件事——圣约翰那里还有事没做完，或者有一件工作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去实施，或者一个可能由于懒惰而缺勤的工人等等，这时我们就会看到他离开书桌，回到他的房间，然后全副武装地下来，戴好遮阳帽，穿好高筒靴，放开他的狗，从水渠那边的大门走出去，哪怕是在夏天最炎热的下午，他也会目视前方，走进太阳地。

他从水渠那边的小台阶走出去，那是一条叫作圣彼得的上坡路，用砖铺成螺旋形的台阶。他在那儿会遇到约翰·马尔撒吉亚养老院的老人们，他们都戴着灰色的贝雷帽，帽子上有红色的养老院名称的字母缩写（他们当中，大家都知道，既有没落的俄罗斯王族，也有在利维耶拉海岸把家产挥霍一空的英国阔佬）；从米兰来的“假期儿童托管院”的修女和女孩儿们在排着队；病人的亲属走进“新医院”。住在这一区的人——当时那里已经有一段可以走车的大马路了——展示着不同时期的积淀：古老的有随处可见的乡间农舍之间围起来的菜园；然后，随着日月的变迁，那儿的周围也矗立起几座豪华的别墅，还带有种着棕榈树的花园，就像我们家住的地方一样（这是我父母从美洲回来以后置下的第一份家业）；山上再高一点儿的地方还有一座别墅，印度风格，处处都是尖顶和纺锤形的圆顶，叫作“阿格拉王宫”（当时这名字对我来说太神秘了，后来我看了吉卜林的小说《基姆》）；还有一座别墅被当作隔离病医院使用，百叶窗总是关着的；后来城里的高档居住区在别处建了起来，而这里满是不起眼的小楼，带有一小块苗圃和鸡窝或者兔棚的住家。就这样一直来到巴拉噶咯桥，这里位于与农村交界的郊区，不过已经受到了城市的侵扰，这里还有古老的农业生活的点滴痕迹（一台老旧的橄榄油榨油机，水声轰鸣，锈蚀的轮子上长着苔藓；装着酿酒桶、榨汁机和堇菜的酒窖）；旁边可以看到的是车库、花农的货栈、锯木厂、砖厂的仓库，还有一座全镶着玻璃的发电厂，里面空荡荡的，却灯火通明，在黎明前的清晨就发出嗡嗡的机器声；而那边路的尽头，一大片平行六面体形状的民房，则是行政规划的乡村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赌注，这份法西斯政府的“行政命令”突然间就蹦了出来，随后又没有了下文，不过足以让人们记住大众文明已经占领了欧洲。

到巴拉噶咯桥我们就离开了车走的大路，那条路沿着河流，一直通往海岸圣母教堂。（我们只有在去找人称“丁丁”的奎里诺叔叔时才会路过那里，他住在卡尔维诺家族19世纪的房子里，房子坐落在山顶上，在一片灰色云雾似的橄榄树林映衬下浮现出粉色的外墙，那里曾经是我的先祖们开办的砖窑。）有些东西突然之间就改变了，最初的不一样就是：到巴拉噶咯桥之前，路上遇到的人都像平常的陌生人一样，互相之间连看都不看一眼；而过了巴拉噶咯桥以后，大家都会相互致意，哪怕是互不相识，都会大声地说一句“你好”，或是做出突然意识到他人存在的表情，说一声“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或者说“今天也是啊，我们都拿着这么多东西”，亦或者评论一下天气“我看要下雨了”，谨慎地传达出一些问候和友情的讯息，说这些话的时候人们都不会停下来，几乎类似自言自语，只是稍稍抬抬眼睛而已。就连我父亲在过了巴拉噶咯桥以后，脚步里也没有了之前一直表现出来的紧张和不耐烦，不再心怀不满地呵斥他的狗，如果狗用狗链拴着的话，他也不再猛拽狗链了；这会儿他的目光更加从容，扫视着四周，通常这时他都会解开狗链，只用言语、口哨或者甩鞭子的声音对它发出警告，不过这警告听起来温和多了，甚至饱含深情。这种置身于平和而亲切之中的感觉也紧紧地抓住了我，但同时我又觉得很不自在，因为我不能再把自己看作是大路上谁也不认识的路人；从这儿往后，我就是置身于众人评判之下的“教授的儿子”了。

路上还会遇到一个隔板，隔板的那边是哼哼叫的几只猪（这在我们这里是很少见的），这几只猪是一户皮耶蒙特人家饲养的，他们还像在自己家乡那样建起了一间奶牛房。（一路上我们已经遇到了去给客户送牛奶桶的老式篷车。）马路的另外一边朝着湍急的河水，路边齐胸高的围挡隔出了一条水渠，排成一溜的妇女在那里洗衣服。再往上就有两条路可选，这要看你要不要走架在河上的驴背式的老桥。如果不走桥，就要路过几段水渠和几垄耕地旁边的小路，然后经过一段带台阶的上坡，就来到通向圣约翰的崎岖小路上，这条小路是新修的（或者说修补过的），才会这么直、阳光这么充足，但是也很陡，让人上气不接下气。（打完最后这一场硬仗，有人在山顶的墙上按上坡的方向，用柏油写了几个巨大的字母，那是一句脏话，用来嘲笑那些拿着东西爬上来的人的耐心和一身的臭汗，或许也是为了唤醒叛逆的天性，又或许只是证实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然后崎岖的小路就拐进了圣约翰，这是挺长一段平路；大海，就在我们的背后；在急流的对岸，岸边的塔夏伊莱路被一段又长又宽的悬崖从中割断，这是很久以前山体滑坡造成的后果，从裂开的石头可以看到天蓝色和土黄色。拐过一个弯，就能看到在山谷的尽头，斜着铺开的是圣约翰的小山谷，一垄一垄的耕地都清晰可见——那里的橄榄树并没有像云雾一样遮住视野——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谁在劳动，还有牛奶厂的红色屋顶上升起的青烟。

一般下坡的时候我们都爱走这条路；上坡的时候我们更愿意走另外那条路：过了桥，也是一段上坡路，还是塔夏伊莱那条崎岖的小径，陡峭，却阳光普照，弯弯曲曲，地势各不相同，路面上铺着破破烂烂、歪歪斜斜的石板，看起来却也舒服而亲切。走到一处地方时离开这条小路，就到了蜿蜒在半山腰和山谷的长长的水渠边，这水渠就建在一片巨大的峭壁脚下，这片峭壁在另外那条路上也看得到。水渠在这里就加高了，要想不失足踏空，就需要仔细地看着脚下，有时还得用一只手扶着歪歪斜斜的、外凸的墙。猎狗在水渠里找到了它安稳的道路，在水里迈着它的小碎步。无花果树这边一棵那边一棵地从路边冒出来，绿色的树荫遮蔽着水渠；树间还隐藏着一些乡间农舍，走着走着几乎就走到房子里面去，与那些家庭的生活融为一体，他们所有人从黎明时分就开始劳作，妇女、男人和孩子们都面朝土地，只有“钉耙”（三齿的耙子）沉闷的敲击声；有时，还是用“钉耙”，让“水在他们之间流转”，也就是说挖开水渠的垫土，再垒起其他的土堆，好引出一条水流在长出幼苗的土地中蜿蜒。

在远处，水渠消失在一片密密丛丛、沙沙作响的芦苇中，我们就来到了河边。要想看到河水，就得在白色的岩石中左蹦右跳地向上爬，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幅画面也已经改变了，那时下雨天河流一涨水，有些落脚的地方就看不见了。顺流而上，就是一块块耕地之间人们踩出来的小路了，一直通到河流旁边的一条近道，从这里也可以到达那条崎岖的圣约翰路，不过要比另外那条路与圣约翰的交汇点靠前很多。

我们越接近圣约翰，我父亲就越被新生的紧张所控制，不仅仅是不耐烦的情绪在他来到自己的地盘之后又最后出来蹦了一下，而是类似于一种懊悔，懊恼自己竟然离开了这里好几个小时。他确信在他离开的这些小时里一定有什么东西丢了、坏了，他急于抹去生活中除了圣约翰之外的一切。如果这不是全部的世界，而只是世界的其他部分包围下的一个角落，那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但是只要在地头正在给葡萄整枝或者施硫酸肥的人问他“教授，劳驾，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向他请教肥料混合的建议、嫁接的最好时机，以及农业康采恩新出的杀虫剂或者种子等问题，我父亲的表情就会由阴转晴，变得心平气和，说话都是感叹句，甚至有些啰唆。他停下脚步，给他们详细地解释缘由。总而言之，他所期待的就是在这个属于他的世界里，大家可以彬彬有礼地生活在一起，而且有着生活越来越好的热情，并遵循自然规律的指引；但他们马上就在身边逼着他试验给他们看，他就好像被包围了，站都站不稳，于是他又火冒三丈了。而我也是所有这些迹象的原因之一，我属于这个世界另外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大都市和与他敌对的那部分，所以他的痛苦还包括不能跟他的孩子们一起构筑理想中的圣约翰文明，所以也没有未来。因此这段路的最后一段是在无法解释的匆忙中完成的，就像把毯子的边折起来压到床垫下面，他把自己也关在了圣约翰里面。这时就会路过一座破旧不堪的榨油坊，里面住着两位老态龙钟的妇人；然后是经过水泥加固的一座桥，跨越在河流之上（这里的路面是缓缓的上坡），我们家的亲戚莱琴的家就在这里，他是税务警察，他家的狗在墙头上不停地狂吠和跳跃，跟我家的狗吵架（这里的上坡就比较陡了）；然后是我们家的另外一个亲戚巴尔图枚林居住的乡村，他在秘鲁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的妻子，我们常常看到她在洗衣房里洗衣服，是一位胖胖的秘鲁印第安人，不论是脸型还是方言，都跟我们这儿的妇女一样）;（这时候就来到最后一段上坡路，也是最陡的一段）两个消瘦的赶骡子的人在这里换上了矮壮的黄牛，来代替骡子驮着货物……我父亲的胸口起伏，并不是因为劳累，而是因为他在咒骂和斥责：我们已经到了圣约翰，到了我们的世界。

这里我很想把我们在自己领地里的每一步、每一个手势、每一种心情的变化都好好地讲一讲，但这是我记忆里最模糊不清的一个褶皱，就好像来时的上坡路是由一幅幅图像串起的念珠，而现在路走完了，我就被吸进了一个让人迷迷糊糊的中间地带，直到我帮父亲拎着篮子，走上回家的路。我已经说过，我们每天的任务主要就是帮父亲拎篮子。或者说，我们本应该什么都帮他做，比如学习如何打理农田，就像他一样，儿子像父亲，这是天经地义的，但他很快就从这样那样的事情中明白了，我们什么也不会学，于是教我们务农的想法就这样默默地放弃了，或者说推迟到我们再长大一些、足够聪明的时候，这样就好像延长了我们的童年。所以提篮子是唯一靠得住的事儿，是唯一我们能接受的任务。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他也不乏乐趣：很平均地分配了采购来的东西，肩膀上一个柳条的背篓，胳膊上再挎一只篮子——另一条胳膊上最好什么也不拿，这样就可以两条胳膊换着提了——一路上我都低着头，气哼哼的样子，有点儿像我父亲；同时，我尽量无视周围世界必须注意的那些事，而是选择注意我自己的移动，使出所有的力气提好手里的东西，在像轨道一样不变的路线上注意脚下的步子，只有头脑可以受到保护，自在地遨游。我、我弟弟，还有我父亲本人，我们都专心致志地干着这份“搬运工”的工作；就连父亲好像也不再那么惦记他的农田、试验、让他牵挂的危险，或者是圣约翰，他更多考虑的是把东西堆好、搬回去，考虑的是眼下跟蚂蚁一样的辛劳，生或者死的问题（实际上也差不多就是这样：无休止的战争岁月已经开始了；在那段物资普遍匮乏的年代，我们家幸亏有了圣约翰的农庄，才进入了独立的农业经济时期，也就是通常说的“自主”时期）。如果没有我们去接他，他的负载方式就非常夸张了——“像骡子一样”是他一直以来的形象——他以此为傲，或许也是为了让我们掂量掂量，如果我们开小差会有什么后果；可是不管是一个儿子去接他还是两个儿子都去接他，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是满负荷的，被压得东倒西歪，默不作声，低头看着脚下的土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一副难以捉摸的样子。

我们忧郁的神情与篮子里丰富的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篮子里的东西都用一层宽大的葡萄叶和无花果叶子藏了起来（这是农村常见的怀疑别人会眼红的做法），不过这层没有固定的覆盖物随着摇摇晃晃的步子也渐渐地散开，露出了绿色的菜瓜较大的一头、洋李、一串串圣让尼葡萄、春季的无花果、佛手瓜的硬绒毛、洋蓟青紫色的尖刺、（煮熟了嚼起来嘎吱嘎吱的）甜玉米的须子、土豆、西红柿、大瓶的鲜奶和葡萄酒，有时还有剥了皮的干干的兔肉。摆放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得注意硬东西不能碰坏了软的，还要留出一些地方来放一大把牛至、墨角兰或者罗勒。（在我心不在焉的目光中这些篮子都毫无意义。通常不都是这样吗？年轻人从来不把基本的生活物资放在心上；而现在，在它们的地方，只有一张光滑的白纸了，我尽量在这里填上很多名称，写满各种单词，我在回忆和整理这份名单的时候所花费的时间和投入的热情，要比归拢和整理那些东西所花费的还要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本来我想，描写这些菜篮子会触碰我记忆中最惋惜的那一点，可是没有，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列出一份冷冰冰的清单；我很想用这些评论的句子，在所列的东西后面，点亮一个感动的光环，却徒劳无获。一切都还跟过去一样，那些篮子那时就已经死去了，这我知道，实实在在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而我当时已经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了，一个居住在城市里和历史中的居民——可是那时还没有城市，没有历史，为此我很难过——我是一个工业产品的消费者——也是一个受害者——候选的消费者，刚刚认定的受害者——只有命运，所有的命运都已经注定，我们的，还有大家的，但是那时每天早上的懊恼又是为什么呢？这种懊恼的情绪直到现在还在这并不完全真诚的字里行间持续着。如果那时那些篮子对我来说不是那么无关紧要，如果我和父亲之间的裂痕不是那么深刻，也许一切就会有所不同吗？——差别并不大，但正是最让人在意的差别。也许正在发生的一切会走向另一个侧面——在这个世界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当中——错失的东西就不会是如此绝对，收获也不会如此模糊？）

无花果树下有一张桌子，我们就把水果蔬菜放在那上面，装满篮筐带下去；果树就在古老的卡多索农舍旁边（那里曾经住着一户佃农），上面还有斑驳的痕迹；就在大门上，是老一代的卡尔维诺家族画在房子上的共济会标志。葡萄园占据了农田里较低的地方，行间还种着果树；高一点儿的地方种着葡萄柚，再往上种着橄榄树。那边，在鳄梨树高大的绿荫下，有我父亲建造的房子，那是他视为眼珠的宝贝，也是我们后来在最困难的战争时期居住过的“别墅”。“别墅”的底层有一个标准的酒窖，和一间为雪白的瑞士山羊搭建的羊圈。到圣约翰教堂前的广场上（每年的6月24号都在这里竖起一根夺彩杆，有一支民乐队在这里演奏），属于我们家的土地就中断了，然后在一段骡马走的小路之后又是我们家的土地了，包括了整个小山谷，这里较低的地方种着用来扎花圈的棕榈叶，高一点的地方种着蔬菜和水果，还有一座叫作卡松·比安科的农舍（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在那里养过羊），在绿色的铁线蕨覆盖的岩石间还藏着一处水源、一个凝灰岩的山洞、一个岩洞、一片鱼塘，以及一些对我来说已经算不上奇景的奇景；而现在这些对我来说又是奇景了，如今在所有这些东西的位置上，铺开了一片按几何形状排列、长势凶猛的康乃馨，和几堵正方形的墙，所有的梯田都朝着一个方向倾斜，用木棍和线绳搭成的网中排列着一排灰色的石碑，暖房不透明的玻璃，圆柱形的水泥池，以前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好像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只是幻觉吧，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回转。

圣约翰山谷白天都在阴影里，在当时人们都认为那里并不适合花卉的工业化种植，因此还保留着古老乡村的面貌。我父亲每天早上的路线所穿越的地区也是这样的，就好像他有意选择了一条避开灰色的石碑和整齐划一的康乃馨种植园的道路，实际上康乃馨的园子已经从“博乔区”到“科尔迪罗迪区”包围了城市。虽然他也把事业投入花卉的种植当中，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懊恼，就好像他意识到这些的确是他曾经期待过，也是他为之努力过的，是我们这里落后的农业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进步，但也是对整体、对和谐的破坏，平整的土地是对金钱的屈从。因此他从他的日子里剪出在圣约翰的那些时间，尽量去装饰出一片未囚禁在单一种植里的现代化农庄；他总是用期限不等的贷款买很多东西，来丰富种植的种类，各式各样的进口品种，铺设很多灌溉的管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另外一条可供参考的道路，来拯救这些地方的灵魂和独创精神。这才是他想跟大自然确立的关系，是斗争，也是统治：他无所不在，对它进行全面的改造，人为地强化它，但同时又在内心深处感觉它是鲜活的、完整的。

我呢？我那时觉得我想的跟他不一样。什么是大自然？小草、树木、绿地、动物。我生活在它们当中，但我想置身于它们之外。在大自然面前我一直很漠然、审慎，有时甚至是对立的。那时我并不知道，其实我也在寻找一种关系，或许我比父亲更加幸运，正是文学帮我找到了这种关系，把意义归还给一切的事物，然后突然间每一样东西都变得清晰真实、触手可及、可以拥有、完美无瑕，每一样都是我们已经失去的那个世界的东西。

我父亲大声喊着要带着一伙人去浇水的地方，难道都干枯了吗？从一垄地里传来上了年纪的夏瓜托先生不断地用干草叉敲击地面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在那些树上移动：是穆米娜的女儿爬上了树，想去摘一篮子樱桃。我肩上背着卷起来的软管去帮忙，但是看不见正在田间劳作的父亲，我跑错了田垄。我得带着钩樱桃树树枝的钩子、给农作物喷硫磺的机器、嫁接用的胶带，但我不认识自家的地，我走丢了。（现在可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可以看到每一垄地、每一条小路，我现在还可以给自己指出在田垄间奔跑的道路，但是太晚了，现在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

我希望篮子立刻就能准备好，可以回家，可以去海边了。大海就在那里，跟我们家的别墅成V字形，在三角形岔路的那一边；但是大海好像远在天边一样，我父亲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还有每天早上穿梭在我们所走的路上的所有人也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现在我们正在往回走。我在背篓下弯腰前行。太阳已经很高了；在最近的大路上，从圣贾克莫山丘上，隆隆地下来一辆卡车；在这边的山谷里，橄榄树的灰色以及隆隆的流水声，冲淡了这里的色彩和声音。在另外一边，从土地上升起了一股浓烟，是有人在烧秸秆。我父亲在说着橄榄树开花的一些事儿。我没听。我看着大海，想着再过一个小时我就会在海滩上了。在海滩上姑娘们用光滑的臂膀打着球，她们跳进波光闪闪的海水中，呼喊着，溅出水花，登上许多小艇和脚踏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