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圣约翰之路》于1990年5月首次出版，由埃斯特尔·卡尔维诺负责，并收入蒙塔多利出版社的“卡尔维诺丛书”系列。本套系列丛书基本上是根据卡尔维诺亲笔书写的一份笔记中列出的文本来编排的，他那份工作笔记的题目是“必经之路”，本书也收录了它的影印件，与埃斯特尔·卡尔维诺书写的一份简短的卷首语排在一起。

显然，要想用作者那种特别的语言来介绍这本书是不可能的。不过，由于构成本书的这五篇故事所体现的个性化记忆特点，我们觉得有必要更好地说明一下他的家庭背景和历史背景。这里我们借用卡尔维诺几篇最精彩的自传式文章中的几页来进行介绍，包括：《法西斯统治下的童年》,1960年秋发表在年轻的杂志《反论》上，并在巴黎由隐士出版社再版；《几页自传》（蒙塔多利出版社，米兰，1994年，第149—166页）。之后还有一份简短的文字，来为我们佐证卡尔维诺作为电影观众在圣莱莫度过的忙碌时光，这段文字发表在1984年6月19日的《信使报》上。

我在一座小城里长大，这座城市与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城市大不一样。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在圣莱莫还住着很多年老的英国人、俄罗斯的大公，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奇奇怪怪的人。而我的家庭，不管对圣莱莫来说，还是对意大利来说，都很特别：我的父母都不是年轻人了，他们是科学家、自然爱好者、自由的思想家，他们两人个性不同，而且来自意大利气候完全相反的两个地方。我父亲，圣莱莫人，来自一个马志尼派、共和派、反教权的共济会家庭，他曾经是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是改良派的社会党人，曾经在拉丁美洲生活过很多年，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我母亲，撒丁岛人，出生于世俗家庭，在民权和科学的信仰中成长，1915年时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社会党人，并且抱有坚定的和平主义信仰。他们在海外生活多年后，于法西斯巩固政权的时期回到了意大利，却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意大利，很难理解。我父亲一直试图以他的能力和忠诚为他的故乡服务，却并不顺利，他还一直试图以他经历过的墨西哥革命为标尺，以利古里亚地区古老的改良主义传统中随和的实用精神来看待法西斯政府；我母亲，她的一个兄弟是签署了“克罗齐抗议宣言”的大学教授，她本人也是强硬的反法西斯人士。他们两个人都因自己的使命和经历在国外生活过，都生长在战前社会主义普遍的改革冲动中。最让他们产生好感的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而是各种非同寻常的进步运动，比如凯末尔·阿塔蒂尔克、甘地、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法西斯也像其他众多道路一样成为这幅画卷的一部分，不过却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一条由无知、邪恶的人引导的道路。在我家里对法西斯的批判，除了针对它的暴力、无能、贪婪、对评论自由的镇压、对外政策的侵略性之外，更多地对准了政府犯下的两大罪行：与君主制王国的联合以及与梵蒂冈的和解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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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我感到非常愤怒和失望，像法西斯这样的历史悲剧，最后竟然以正式行政文件的形式，成为了“大议会”的一项决议。我那时还梦想着革命，梦想着意大利在战斗中重生。9月8日以后我才明白这个模糊的梦想会变成现实，而我必须了解为了梦想而生活并达到梦想的高度有多么困难。

我对共产主义的选择完全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觉得有必要从“一片空白”出发，因此我自认为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苏联，我跟当时的很多人一样，通常都有一大堆的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但是我也感觉到我的父母一直都是坚定的亲苏人士。特别是当时我感觉到，在那个重视行动的年代，共产党人是最积极、最有组织的力量。当我得知我们那个地区游击队的头号领导、共产党员、年轻的医生费里齐·卡西奥内在1944年2月阿尔托山上与德国人的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时，我就请求我的一位共产党朋友让我加入他们的党派。

很快就有工人同志与我取得了联系，我得到的任务是在“青年前线”组织学生活动；我写的一篇文章油印后秘密地流传开来。（那是我写的半幽默寓言故事中的一篇，那样的东西我写了很多，本来也想继续写下去，谈及那些违背无政府主义而让我靠近共产主义的条件：军队、警察、官僚在未来世界的生存；可惜我没保留这篇文章，但是我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位还存有这篇文章的老同志。）

那时我们处于意大利抵抗战局最边缘的地区，缺乏自然资源，也没有盟友的帮助和权威的政治引导；但是这里同时也是为期二十个月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策源地之一，也是牺牲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对我来说，以第一人称讲述对游击战争的回忆一直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可以根据许多不同的关键词来讲，这些词一样都是符合事实的：从激动人心的回忆到生死与共的感情，以及危险、焦虑、抉择、死亡，而实际上我却集中笔墨，以壮丽而滑稽的风格去讲述犹豫不决、失误、误传，以及一个政治上毫无准备、没有任何生活经验、之前一直生活在家庭里的年轻资本家遭遇的不幸。

这里我也不能不去回忆（也是因为她其实已经出现在这些注释里面了）那几个月里母亲在我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当她劝说两个儿子去参加武装战斗，在党卫队和军官面前表现出尊严和坚定，以及作为人质遭到长期拘禁的时候，当“黑色旅”在她面前三次假装枪杀我父亲的时候，她就是以自然公义和家庭美德为目标的抵抗运动中坚定、勇敢的榜样。有母亲们参与的历史事件都是伟大的，都是自然界中不可战胜的力量。

电影是我成长中最重要的源泉之一。三四十年代，在圣莱莫，我天天都去电影院，有时候一天还会去两次。那里有五家电影院：三家首映影院，中央影院、超级影院和圣莱莫影院；两家非首映影院，或者说较小的影院。我主要看美国电影和法国电影。那是《抗敌英雄》的时代，也是《叛舰喋血记》、麦娜·洛伊和威廉·鲍威尔的爱情侦探喜剧、弗雷德·阿斯泰尔和琴吉·罗杰斯的歌舞剧，以及中国侦探陈查理的侦探片和波利斯·卡洛夫的恐怖片的时代。直到珍·哈露去世之前我什么都看，许多年后玛丽莲·梦露也去世了，我又重新回到了什么电影都看的生活。那个时代人们都已经意识到了每一个符号的神经性作用。

这是我的个人爱好，但同时电影院也是我和同学、和其他少年见面的地方，当然那时候还不存在今天这样对电影的理性热爱。那时电影只是人们聊天和讨论的谈资，比书本更普及，比文学更要普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