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米德
《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生于美国费城。年轻时进入巴纳德学院学习经济学和社会学，在这里她遇到了后来成为她导师的博厄斯（Franz Boas）和他的助手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后者也成为她的终生挚友，她在两位良师的指导下研习人类学。其间，她开始考察萨摩亚社会，并以所获得的资料写成了《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一书。从1931年开始，她着手考察和研究新几内亚阿拉贝什人（Arapesh）、穆杜古摩尔人（Mudugumor）和柴布里人（Tchambuli）的文化与性别，以此为素材出版了《三个原始社会中的性与性情》（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1935）。她还参加了对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田野考察工作。她的重要著作还有《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变迁文化》（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n Indian Tribe,1932）、《人与地方》（People and Places,1959）、《文化与诺言》（Culture and Commitment,1970）等。米德对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她和本尼迪克特等一道为人类学“他者化”时代的真正到来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玛格丽特·米德师承美国现代人类学的开创者博厄斯，也是博厄斯“文化论”的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米德的一生充满着职业人类学家的信念和理想，同时洋溢着浪漫温馨的女性情怀，这使得她的作品不仅透露出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也让读者沉浸于她的曼妙优美的文字描述之中。
米德的第一本书，即她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的记录，就是这本著名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
（以下简称《萨摩亚人的成年》）。正如米德自己所说，她对萨摩亚人青春期问题的研究及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历史的偶然。1924年，米德在参加完那个让她下决心尽快走入田野的国际人类学会后，决定一写完博士论文就去东波利尼西亚的土木土群岛调查那里的文化变迁，因为她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波利尼西亚的文化比较研究，她阅读过的材料让她对那片土地无比熟悉。但是，博厄斯希望她去美国印第安部落研究青春期问题，他希望通过这个研究能够评估出青春期的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文化态度，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这个生理阶段自身所具有的心理—生物发展——比如成长的不平衡、新的冲动等引起的。而选择美国的印第安部落则是出于安全考虑。师徒俩商议的结果是双方都做了妥协，博厄斯同意米德去波利尼西亚，但必须选择一个至少每月有船往返的岛，而不是遥远的土木土群岛；米德也放弃了研究文化变迁的初衷，同意去研究青春期问题。这就促成了米德在1925年的萨摩亚之旅。
根据博厄斯的旨意，米德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萨摩亚的年轻姑娘身上，尽量少“浪费”时间去做萨摩亚文化的整体研究。但米德并未囿于这个主题，而是试图描绘出萨摩亚社会的风俗画，因为在她看来，这些背景知识的介绍，将有助于对萨摩亚姑娘如何度过青春期的理解。“萨摩亚一日”就是这样一个简略的介绍。米德在这一章中用散文般的优美笔调描写了萨摩亚村庄普通的一天——美丽的自然风光、勤劳的村民、活泼贪玩的孩子，还有甜蜜的爱情、令人振奋的卡瓦酒会和优雅简洁的晚祷……除了另一个村子里一个亲人的故去引起了些许不安，这里有的是伊甸园般的宁静和安详。这无疑为全书奠定了感情基调，在这样的世外桃源中，似乎不会有冲突、焦虑、嫉妒、紧张、困惑等不和谐因子的存在。
如果说“萨摩亚一日”是一幅简约的空中鸟瞰图，那么在接下来的几章中，米德用更加细腻的文笔展示了萨摩亚人生活中的多个“分镜头”。一个萨摩亚村庄大约由三四十个家户组成。这种“户”的构成，不同于那种由双亲和子女组成的生物学家庭，而可能存在着血缘、姻缘或收养等多种关系。一个户有一二十人，由一个被称为“玛泰”的头人负责管理，这些头人具有酋长或参议酋长的头衔。户是一种严格的地方单位，也是一户人相互依赖得以生存的经济单位。和大多数的原始社会一样，萨摩亚社会是一个有着等级差别的社会。等级差别在一个户中表现为根据年龄来划分等级：新出生的孩子地位最低，受该户中所有人甚至在其他户中生活的亲戚的支配，年龄的增长亦不能改变他们的这种服从地位，除非又有一个孩子诞生。这样一个年龄正值青春期的姑娘实际上往往处于一种中间地位，有许多人必须服从她的管束，她也必须服从另一些人的管束。这种依年龄来划分等级的现象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有例外，比如村庄里具有世袭权力的大酋长，可以把自己户中的某个女孩封为该户中的“陶泊”，即该户礼仪上的小公主。她具有显赫的尊严，村里上了年纪的妇女也必须给予她礼节上的尊敬。但是，“陶泊”只能有一两个，她们的出众反而加强了普通姑娘们原先的地位。人们在村子中的等级和在户中的等级往往相互衬托，但孩子们更多受本户中掌权者的气质而不是等级的影响。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一个与她朝夕相处、性情凶蛮的老年妇女和她的一个当“玛泰”的叔叔相比，前者对她的影响要大得多。
就是在这样一个等级社会中，米德试图展示出萨摩亚姑娘从呱呱坠地到垂暮之年整个人生的生活图像，她们将遭遇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解决问题凭借的价值观是什么，以及她们和这个南太平洋上的小岛同生共死所遭际的一切痛苦和欢乐。
正如前面所说，萨摩亚婴儿的出生从不会引起过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婴儿断奶之后，照顾他们的是本户中六七岁的小女孩。这些户中多的是不同年龄的孩子，所以每一次婴儿的降临，都不用担心会缺乏照看他们的小保姆，而他们的母亲将不会自己管教孩子。对这些小女孩来说，照看那些调皮好动的小孩子并不是件易事。她们尽可能地做出让步，要哄诱，逗他们高兴，否则，小孩子的号啕大哭是会招来大人的责骂的。也许正是这些让步，让小孩子更加依恋他们的小保护人，而不是对他们感情冷淡的母亲。而一个姑娘最初的母性情感可能就是由这些年幼的弟妹触发的。这些小女孩还可以在午后或傍晚时分玩一玩，比如去海边捉鱼，做玩具风车，爬椰子树，还跳一种“斯哇”舞。但总的来说，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孩的主要任务就是劳动——照料更小的孩子，承担一些琐碎的事务和听从大人没完没了的差遣。但是，即使是在这种大人们监控的眼光和支配的权力无所不在的情况下，孩子们也不会感到过于压抑。因为对孩子们来说，一旦对家有所不满，她可以随时走出大门，搬到另一个更能使她满意的亲戚家去，而她的所有亲戚都会毫无怨言地欢迎这位小投奔者，因此很少有孩子从小到大都待在同一个户中，只要她愿意，她总能找到让她心满意足的地方，而不会在家中郁郁寡欢。对大人们来说，这些孩子是家里不可或缺的帮手，所以他们也不会对孩子们进行严厉惩罚把她们吓跑，顶多做做样子吓唬吓唬而已。与这些受到拘束的女孩子相比，男孩子的生活要更加丰富自由，他们会在兄长们的带领下，组成各种工作团体或参加各种游戏。从这时起，因性别而引起的差别变得明显，女孩子开始羞于和男孩子交往，这种回避的态度会一直持续到十三四岁，即她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这些小女孩也许会和与自己毗邻而居，彼此又有近亲关系的女孩结成关系较密切的群体，但是这种群体形成的机遇很小，她们更多地依赖本户的亲戚。
当这些女孩子快到发育的年龄时，照看小孩子的责任，所有琐碎的日常家务转到十四岁以下的女孩子身上。她们现在所面临的是学习复杂的生活技能：编织用来携带生活用品的篮子，烹制“帕鲁沙米”（一种制作过程复杂的食品），在海边捕鱼，还要编织一种精美的草席，这是新娘子必不可少的陪嫁物。但是这种种要求并不会给姑娘们增加任何压力，因为她们懂得怎样掌握事情的平衡：一方面具备最低限度的知识，不至于让自己落得个既懒又笨的坏名声而使自己在婚姻方面受挫；另一方面又不要太“上进”，不要过于心灵手巧而使自己忙碌不停。青春期毕竟是个美妙的时期，有许多更诱人、更有趣的事情在等着她们，比如参加“奥拉鲁玛”，这是一种由年轻姑娘、没有头衔的男子的妻子和寡妇组成的组织，它完全受制于“陶泊”个人，是一种荣誉少女群体。她们几乎不从事什么劳作，其主要任务是在“玛泰”的妻子们聚会时担任礼仪上的助手，也是村庄内部生活的女当家人，此外，她们还有机会参加“麦拉卡”，即正式的旅行聚会，去和外村的小伙子们见面。“陶泊”和属于“奥拉鲁玛”组织的姑娘是受到她们所在社区的认可和尊重的，而普通的姑娘却无足轻重，受到漠视。但这些没有地位的姑娘们却并不因此而羡慕或嫉妒那些位高而有尊严的姑娘。因为有得必有失，身为“陶泊”的姑娘在享受特权的同时必须掌握细致、丰富的知识，她不仅要了解本村的社会布置，还要了解邻村的社会布置，这样才能在卡瓦酒宴上表现得落落大方，不出一点差错。更重要的是，“陶泊”必须保持贞洁的名誉，这使得村里很少有哪个小伙子敢当她的情人。相比之下，普通的姑娘们则更加自由和随意，她们不用关心村庄的传说、衔位的系谱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组织，不用熟悉各种繁杂的礼仪，还可以在去捕鱼、搜寻食物及编织原料的长途探查中充分享受谈情说爱的机会。而这些姑娘在童年时可能形成的那种同龄孩子之间的友伴关系也早已结束，此时，她们可能只信得过一两个有亲属关系的伙伴。但总的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和你共同参加危险的活动，没有与“相会在棕榈树下”（秘密的恋爱）相似的冒险经历，她就不值得信任。总之，姑娘们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也就避免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在这些无忧无虑的姑娘们中，也有少数姑娘的性情和行为背离常规，这些姑娘或是有对强烈感情的渴望从而影响了户中其他人的平静生活，或是受到牧师学校的影响而向往一种与传统生活模式迥然不同的新的生活，但她们的这种气质及行为的差异仅仅表现为冲突的可能，并没有导致任何真正令人痛苦的后果。
与姑娘们自由散漫的生活相比，小伙子们则拥有一定的压力。他们要参加一个叫“奥玛珈”的社区组织，这是个由小伙子和年龄稍大但仍未取得头衔的男子组成的团体。在这一群体中，充满了竞争的气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某种技能上出类拔萃，但又不能表现得太有能耐、太过突出，不仅因为负责监督他们的长辈们并不宽宥早慧而更乐意鼓励甚至袒护落后，还因为这会招来同伴的仇视和谩骂。他们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荣膺“玛泰”的头衔，但又不愿意过早地承担责任而失去年轻人应有的自由生活。总之，无论在礼仪还是在实际上，整个村庄的生活都依赖于这些小伙子们和那些没有头衔的男子们的辛勤劳作。这也是当“奥拉鲁玛”在萨摩亚的许多地方已经趋于分崩离析时，“奥玛珈”却牢固如初的原因。小伙子们需要一点压力，但也不会为此而放弃该找寻的乐趣。
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姑娘和小伙子而言，爱情无疑是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除了正式的婚姻关系，多多少少获得萨摩亚人正式承认的两性关系只有两类：一类是岁数相近的两个年轻人之间的性爱关系，这种关系有时会导致双方缔结姻缘，有时不过是萍水相逢、朝聚暮散；另一类就是私通关系。萨摩亚人从不相信传奇式的爱情故事，嘲笑那些仍旧痴情于长期不归的妻子或情人的男子，他们坚信新的爱情会很快消除以往的痛苦。对他们而言，谈情说爱就是爱情本身，恋人之间不必有海誓山盟，不必忠贞不渝，也不可能掺杂别的什么关系。而婚姻则是另一回事，婚姻是一种社会—经济安排，人们须权衡考虑包括财富、等级、丈夫及妻子的技能在内的各种因素，而不是靠两性之间短暂的激情来维系。那么，这种没有压力的恋爱就成为年轻人乐此不疲的事情。出身低微的人可以随意与情人秘密“相会在棕榈树下”，即使是出身高贵的“陶泊”，如果不喜欢那个与她门当户对的新郎，也可以和情人“阿瓦加”（公开的私奔）。同样，人们对性行为的态度也是随意而宽容的。此外，离婚也是一件极为简易且不正规的事情。他（她）只需回到自己的家，他们的关系便告终结。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一夫一妻制，这也使得通奸和离婚一样寻常，因为通奸并不会威胁到那对夫妻的关系的延续，即使威胁到了，离婚也并不是个痛苦的结局。但是，人们对私奔的指责要比一般的不正常的两性关系（如通奸）严厉得多，因为人们总是感到，社区正常的秩序被这种胆大的行为搅得混乱不堪。总之，青春期是姑娘们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婚姻是不可避免的，但还是尽量来得晚些好。
当这些年轻姑娘在经历了甜蜜的恋爱阶段之后，结婚、生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们只需安心做一个能干尽职的妻子——给婴儿喂奶，在地里从事繁重的劳动，或捕鱼、编织，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了，直至暮年。相比女人平静的一生，男人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仍需要竞争、拼搏，才有希望获得头衔。只有这样，在他们行将暮年之际，当他的头衔被剥夺，他仍会被赋予另一种称号，与村中其他“玛泰”平起平坐，安度晚年。此时，这些老人们，就可以坐在一张草席上，不必顾忌各种禁忌和性别界限，看着夕阳西下，回忆往事了。
萨摩亚人的一生，就像米德在书的开头定下的感情基调那样，是轻松而愉快的。正如他们对待人格的态度，他们用“有情可原”或“无缘无故”来区分表达感情的方式，他们和中国的儒家一样崇尚中庸，超度的感情、强烈的偏爱、过分的忠诚及对别人事情过度的热心都被看成无缘无故的情感表露，是不被赞赏的。相反，适中的感情才是合理的，所以，他们从不感到生活的过度压力，他们只需做到“一般好”即可。
至此，米德在描述萨摩亚姑娘的生活中已经隐约透露了她的结论，萨摩亚姑娘和世界上每个角落的姑娘一样，在青春期要经历同样的身体发育过程：乳牙破肉而出，尔后一一脱落，第二批牙齿又重新长出；她们长得又高又丑；她们月经初临，步入豆蔻之年，渐渐身体丰盈；不久，她们已发育成熟，能够生儿育女。然而，不同的是，生理的变化并没有伴随着明显的心理变化，那种在别处会出现的青春期的不安和压力在这里消失了。对萨摩亚姑娘而言，青春期和生命中的其他任何时期别无二致，甚至会因为可以自由地谈情说爱而显得更加美好。原因何在呢？米德认为这正是她花了许多篇幅所勾画的萨摩亚社会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萨摩亚社会轻松愉快的生活态度使青春期变得容易度过。正如米德在1930年发表的《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青春期问题》一文中说的那样，“由于处在发育阶段的女孩既不会遇到揭露、限制，也不会遇到选择的困难，由于社会盼望她能够像花朵一样慢慢地、平静地开放，所以萨摩亚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冲突”。那么，其他地方如美国的青少年的苦恼和困惑就不可能是由“青春期”造成的。换句话说，青春期的危机不是由先天因素而是由后天因素决定的。
米德在这项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无疑是一个让博厄斯满意的答复。当米德把《萨摩亚人的成年》的手稿交给博厄斯请他指教时，博厄斯提出的唯一批评是她还没有说清楚激情与浪漫主义的爱情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再稍稍回顾一下美国当时的社会科学背景，也许就能发现米德的结论对博厄斯的文化论派有多重要。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那场历时漫长的有关“先天—后天”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的争论依然十分激烈，争论的一方是以达文波特、奥斯本、格兰特为主的极端遗传论派（生物决定论派），他们主张是先天而非后天决定人的行为，并企图通过发动优生运动来改良种族；另一方就是以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为主的文化派，他们认为“文化之本是文化”，“社会刺激比生物机制远为强烈”。虽然两派各执一端，互不妥协，但是博厄斯仍然对“什么是可以遗传的，什么是不可遗传的”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希望能通过对一个迥然不同于西欧和美国的文化做有关青春期问题的调查的实例，来验证自己的理论，解答自己的困惑。令博厄斯欣慰的是，米德的结论与他的理论假设完全一致，“先天—后天”之争有了最终的了结，文化论得到了彻底的证明。这在博厄斯的序言中有清楚的反映，博厄斯认为，是米德与萨摩亚年轻人的朝夕相处并对那个文化中的年轻人所经历的欢乐和痛苦所做的生动而明晰的描述，证实了人类学家长期以来的猜疑：以往我们归诸人类本性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在自身上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
对博厄斯来说，米德对萨摩亚人研究的全部意义就在上述结论。然而，对于米德自己来说，也许她更愿意把这部作品当作一面镜子——在展示遥远的萨摩亚社会生活的同时，折射出美国文明的局限性。米德在本书的最后两章，在重新系统地叙述萨摩亚养育儿童的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与美国儿童的教育实践联系起来并做了对比剖析。这种方法，现在看来，应该是一种泛文化并置法。通过这种并置，米德想告诉读者，“我们（西方）自己的方法并不是人类所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上帝确定的，而和许多原始社会一样，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性而发展出来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局限性”。这是一种文化批评的态度，米德在这一层面上比她的老师博厄斯走得更远。如果说，博厄斯是一个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者，那么，米德在尊重异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开始了对本文化的反思，尽管这种反思是初步的。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另一本与之相关的书，即弗里曼（Derek Freeman）的《玛格丽特·米德和萨摩亚》（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1983）。这本书曾在拥有最广泛读者的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引起了一场反响强烈的争论。此书试图揭露米德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弗里曼声称自己断断续续地对萨摩亚群岛做了长达40年的调查，发现在许多方面萨摩亚完全不是米德在她的书中描绘的那样，米德笔下的简直就是一个臆造的神话。弗里曼不仅针对米德在书中涉及的生活侧面一一进行了反驳，而且试图分析出米德曲解的原因。总之，弗里曼想要指出的是，米德代表了一个科学的丑闻，它使读者了解到，他们被知识的不准确性和欺骗性所迷惑。弗里曼的批评自然有它合理的一面，比如，他指出米德过多地受到文化决定论思想的影响，在“先天—后天”的争论中，她急切地想证明她和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共同持有的那些观点的正确性，这无疑导致了她在萨摩亚时对那些与她观点相反的证据视而不见，而且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萨摩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这就意味着米德会被一些表面的东西，被一些信息提供者虚虚实实的说法所迷惑，而不愿深入地研究。总之，弗里曼的这本书是一本较早的再研究性质的书，但这不意味着就是一次上乘的再研究，因为他并未意识到他自身的局限性，比如他更多从生物性而很少从文化上解释社会行为。
正如米德自己所说，评价一本书是否过时，是否有意义取决于许多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学家对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整体图像的记录将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种记录就是那种生活方式本身，它记录了许多代人一直保持着的又彼此紧合着的对生活的创造及属于这种生活方式的活力和美丽。一旦被记录下来，就成为永久的宝贵财物。米德也的确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