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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尼斯娄·马林诺夫斯基

《两性社会学》英文原著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London:Kegan Paul,Trench,Triibner&Co.,1927。本文以中文译本为依据。——编者注(1927)

岳坤

《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之比较》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之比较》,李安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以下简称《两性社会学》)是马林诺夫斯基对精神分析学说的人类学批评。全书共四编,前两编以作者在美拉尼西亚土著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分别讨论了不同家庭组织对于家庭情结的影响及家庭情结(complex需特别说明的是,李安宅先生将complex译为“复识”。鉴于这个术语目前大都统一译为“情结”,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故在此改用“情结”一词。凡在引文中用作“情结”的地方,在这个译本中均作“复识”。)在母权社会的影响;后两编则是就精神分析学家对前两编的批评加以讨论。

一、情结的形成

在马林诺夫斯基写作本书的年代,精神分析学说正“如日之升”,而他本人亦一度受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里弗斯(William Rivers)、荣格(Carl Jung)等人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位曾经长期从事田野研究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很快从最初的热情中清醒过来,并对这一学说中关于社会学、人类学的部分观点进行反思。他认为,从根本上说,精神分析学说是家庭生活对于人心影响的学说;而人在幼年所感受到的种种心理印象又能够预定某种社会系结的形成,概括个人在传统、艺术、思想宗教等领域所有的感受性和创作能力。由此,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情结除了心理学的研究,还应当增加两篇社会学的东西:一篇绪论,述及家庭影响所有的社会学的性质;一篇尾跋,分析情结对于社会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4页。本书的第一编围绕“绪论”展开,着重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家庭并非在任何人类社会都是一样的(通过对土著社会的实际观察,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则家庭情结是怎样在某一个社会里面被家庭组织所影响和改变的?为回答这个问题,马林诺夫斯基用全书近1/4的篇幅分别就儿童发育过程的四个时期——(1)婴儿期。由降生算起,断乳为止。(2)幼孩期。经常为三四年,孩子因而到了6岁左右。此时的孩子,虽尚依附于母,然已能动转、说话。(3)成童期。孩子开始上学或学徒或初步的入社仪式,这个时期到少年期为止。(4)青春期,又叫少年期。介乎生理的青春发动期和社会的充分成熟期之间,通常以结婚和成家为此期的完结——对他所亲身观察的两种极不相同的家庭组织形式,即近代文明之父系家庭与西北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人之母系家庭,进行了详尽的比照和分析。

这一部分的比照分布于第一编的六个章节(从第三章至第八章),婴儿期和青春期(少年期)各一章,幼孩期和成童期各两章,即在此二期中将性的题目与社会学的方面分而论之了。之所以做这样不均衡的安排,马林诺夫斯基的解释是,与婴儿期不同,从幼孩期开始至成童期,孩子开始了独立的游戏且有性欲的出现,因此可用社会学在外面观察,然而这两阶段中,性与生活的其他方面之勾连还不似青春期时那样密不可分,于是他能够“将性的题目分别处置,以便加重社会学的方面,且以避免母子依恋或‘力比多’的性质如何这样聚讼理论的分别”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35页。

以儿童的家庭生活史为线索,首先是婴儿期。这一时期孩子与母亲发展出互相联结的亲密之情。这种亲密和依恋的关系不仅得自生物的本能,也是由社会的力量所推崇的:怀孕、生育及哺乳期的种种禁忌、礼节、仪式,加上周围社会的态度都强化了母子之间的纽结。在父系与母系社会中,此期的母子关系是相仿的。论及与父亲的关系,两种社会的异处在这个时期则已开始鲜明地显现出来:文明社会中的父亲常扮演一个不帮助也不干涉的角色;而在特罗布里恩德人那里,尽管被认为与孩子缺乏生理上的联系(事实上,对于孩子的产生,特罗布里恩德人相信是母族女魂将幼小精灵送进母怀的缘故),父亲却更为关心地执行着看护的义务,从而在孩子降生伊始就着手培育情感的系结。总的说来,在婴儿期,除了少数的例外,两种社会里面,生物学的趋势和社会状况都无冲突的机会。

以断乳为标志,孩子进入生活的第二个时期。此期于生物趋势的方面,孩子开始缓慢地从母体取得独立;然于社会的方面,在文明社会里,断乳及随之增加的对限制母子身体亲近的种种障碍要来得相对突然,并通常给孩子的情感带来扭伤或是留下缺憾。比较而言,特罗布里恩德人的母职则更依顺于生物的趋势:断乳以孩子无需要为限,且母亲在断乳后对孩子依旧保持了亲密的态度。再看父亲这方,西洋文明里,父亲保有父权制的地位,标志着血统和经济的源流,在孩子的面前便代表了权威和责罚(下层阶级中往往代表了粗暴)。此外,这个时期的父亲开始将孩子看作自己的承接人并由此生出某种程度的仇视情绪;然而对于特罗布里恩德人的父亲,情况全然相异:既没有统系的传承也非家庭饮食的主要供给者(真正的供给者是孩子的母舅),父亲不是具有专权的一家之长,相反,出于生物的趋势和作为孩子母亲的丈夫的义务,他继续做着孩子的温婉的照看人。现在转到此期孩子性欲的题目。据马林诺夫斯基观察,欧洲的儿童在三四岁的时候,开始对事物有“正的”和“邪的”两种范畴之划分,并且儿童就这个通常是表现在排泄机能上的暴露主义和邪僻游戏的“邪”的部分发展出包含罪意的兴趣和隐秘的消遣。而在美拉尼西亚,儿童的身体没有遮蔽,排泄机能公开、自然地进行,因此这种隐秘消遣的婴期邪僻是找不到的。事实上对于这些儿童,并不存在“正的”和“邪的”的范畴划分。

现在到了儿童的第三期——成童期。依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这一时期起始在5岁到7岁。此时的孩子开始独立,开始游戏并寻求同年的玩伴。在欧洲和美拉尼西亚,这种独立的过程显出很大的差异:欧洲的孩子通常是自家庭的亲切关系过渡到学校或其他预习过程里的冷酷训练,而美拉尼西亚的解放过程则是缓慢自由而愉快的。伴随这个独立过程,欧洲的母亲或多或少地对于孩子不再对自己倾吐一切的趋向产生回怨;而美拉尼西亚的母亲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此期的父亲呢?我们看到,在文明社会里,父亲具有的一家之长的权威和经济势力开始为孩子所了解,理想化的父亲形象开始形成。但与此同时,一种属于承接人和被代者之间的敌竞因素也成形于儿子和父亲之间(这种敌竞的因素在父女之间较不显著)。回头看美拉尼西亚。则父亲依然是孩子的伙伴和保护人。但在这个时期,母舅——母权社会里的男家长,开始代表着部落的法律和权威制度影响孩子的生活。母舅的角色类似于文明社会中的父亲,他拥有权势,是理想化了的。他带来义务、禁令和约束,也教给孩子野心、荣耀和社会价值。此期的孩子逐渐理解自己是母舅的继承人,同时开始抓住母系的宗亲原则和指向于同一宗亲的性的禁忌。现在来讨论这个时期儿童的性欲。马林诺夫斯基证实,此期在文明社会上层阶级的孩子中间存在着一种被弗洛伊德称作性欲的抑制(现译“压抑”)的现象——按照弗洛伊德的描绘,在抑窒的潜在期内,性的机能和冲动发育都暂时停歇;与此相连的还有一种遗忘,它可以铲除婴儿期性欲的记忆——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潜在期的出现源于富有孩子早期已然存在的“邪僻”的好奇心与相对较晚的生殖知识之间的一个罅隙。这个罅隙起于6岁左右,持续两年到四年,此期的孩子离开了育婴室,且由于获得新的趣意而对性无暇他顾。至于美拉尼西亚的孩子,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潜在期,相对应地,是儿童的独立时期:男女小儿,在儿童共和国里共同游戏,而其中的主要兴趣之一,就是性的消遣。大人对于儿童的性游戏普遍认为是自然的。当然,有一个禁令必须严格地执行,那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禁忌。

最后,约由9岁至15岁的时候,儿童便过渡到青春期(少年期)。基于男孩和女孩此时在性的事件上的完全不同,这个阶段的比较,马林诺夫斯基对他们是分别进行的。首先来看文明社会中的男孩。少年期的意义对他而言,是获得完满的心理能力和生理上的成熟,并且形成性的品格。这个时期的男孩面对母亲时通常感到失措;而对于父亲的理想亦需要新的实验和确证。在性的态度上,对于父母关系的认知将深刻影响男孩的性欲观。至于别的异性,他也开始出现一种态度,“那就是某种失措与欢迎拒绝的两极端”。在少年期的末段,一种新出现的情欲常常与婴期记忆中的母性温柔相混杂而在男孩的心中形成乱伦试探的影像。对于文明社会中的女孩,初期月经带来一个生理的转折。父女之间特殊温婉的关系和母女之间的敌竞关系常在此期出现,并由此导出仇母情结(electra complex)。现在转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这里的孩子一到少年期即要对早已开始的兄弟姊妹的回避行一种更为严格的禁忌:停止住在父亲的家庭中,进入供此期男女儿童的团体所用的名为“布库马图拉”的房屋。这种分离使得此期的男孩轻松彻底地离开了母亲,也减少了与父亲的接触;倒是作为师傅的母舅成为他最大的趣意所在。性的态度上,父母的关系对男孩没有直接的影响。发生深刻影响的,是存在于兄弟姊妹之间的禁忌,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对于同一母党所有女性的禁忌。然而恒常的互相回避及恒常的互相注意(兄弟要作为姊妹家室的饮食供给者)又必带来抑窒的诱惑。相比于男孩,美拉尼西亚的女孩除对于兄弟的态度外,与欧洲的女孩有相似的情操。在她的婚姻布置上充当保护人的是父亲。因此,在父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样包含某种诱惑的因素。只是由于女孩在家庭以外享有许多性的自由,所以通常情况之下,纵使不能避免父女乱伦,至少避免了母女的敌竞。

逐一比对之后,一条清晰的线索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笔下展现出来:在欧洲和美拉尼西亚两种不同的文明里,是家庭内宗亲的纪认、权威的分布、禁忌的投入及性的自由程度的不同,最终为我们呈现了相异的“家庭情结”。即“在父权社会,儿时的敌竞和以后的社会功用,使父子的态度,除了相互依恋,也有某种程度的回怨和憎恶。另一方面,儿时不成熟的分离则在母子之间留下深切未满的渴望;以后有了性的趣意,这原来未满的渴望就在记忆中与新的肉体渴望混在一起,常使恋爱性质借着睡梦和其他玄想来出现。在特罗布里恩德,父子之间并无阻力;一切儿童对于母亲的渴望都被容许渐以自然自动的办法发挥尽致,崇敬与憎恶这种两面同值的态度,乃存在于男孩和母舅之间;乱伦试探被抑窒的性的态度,则仅对于姊妹始能见到。若用一个简洁(虽然有些粗气)的公式,来描写两种社会,我们不妨说父权社会的恋母情结在李安宅先生的原文中译为“烝母复识”。有杀父娶母的被抑窒的欲望;在特罗布里恩德的母系社会,则有杀母舅娶姊妹的欲望”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77页。。这个考察结果回答了本书一开头提出的“绪论”部分的问题——将家庭情结置于不同的家庭组织之下进行研究——而结论证明:情结实际具有依赖家庭生活和性的道德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对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学进行反思。他指出,对于该理论的心理学公式应当赋予伸缩的余地。具体地讲,“也就是不要假定恋母情结有普遍的存在性,而要在研究每种文明的形态的时候,都建立特别属于该形态的特定情结。”同上,79页。

二、传统的镜影

在第二编中,马林诺夫斯基分析了在第一编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尾跋”的部分:母系情结既然在发生和性质上完全不与恋母情结相同,是否也在传统和社会组织上具有一个不同的影响呢?这些土人的社会生活及民俗信仰里面是不是也有不会看错的特殊抑窒显示出来呢?此编“疾病和反常”“梦想和行事”“猥亵和神话”三个章节就从不同的侧面来分析母系情结的镜影。

“疾病和反常”一章的分析并不深入。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承认的,既然缺乏精神病的专门知识而材料上的准备亦不够整齐,他在这个章节所做的工作就只是指出问题,而不去解答。依据马林诺夫斯基走访所见,特罗布里恩德人与在其南面30英里左右(约48.3千米)的埃姆弗来特群岛的居民在种族、风俗、言语上都实质相似。然在社会组织上,后者具有更为发达的父权制的权威,在性的抑窒力上也强得多。另一方面,埃姆弗来特人给人的神经衰弱的印象也是在特罗布里恩德人那里所没有的。此外,性的反常——同性恋在马林诺夫斯基目击的美拉尼西亚世界里也明显地与性的抑窒发生关联。

“梦想和行事”一章建立在马林诺夫斯基搜集到的几个实例之上,着重讨论了特罗布里恩德人的母系情结在土著的梦和行事方面的影响。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兄弟姊妹的乱伦是这个母系社会中最为严厉的禁忌,而以此为扩展还发端出族外婚制度——认定与同母系族的任何女人发生关系都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在指向姊妹的这一事件上,破除禁忌的试探表现得极为强烈。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婉转获得的信息,在土著那里实际存在着一个“与姊妹发生关系”的模式梦,且发生频繁,缠绕梦者。除此以外,更有具体的乱伦案例在部落中被谈论。相比之下,与同一母系族的女人发生关系则被视作具有难度的风流事件,甚至有一种专门的巫术用以祛除这种犯忌带来的生理惩罚。土著被抑窒的欲望,除性以外,还有一点,是指向母舅的。这种犯忌的欲望体现于特罗布里恩德人的梦里,就存在这样一种信仰:凡做梦预言死兆的,通例是外甥预梦母舅的死亡;体现于行为中,则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凡习得疾病的黑巫术的男人,必在他亲近的母系亲属之中,选择初次牺牲者。很多时候,据说选择的是自己的母舅。马林诺夫斯基于此惊异地发现,“欲望倾向的潜流非常厉害得逆着习俗、法律、道德等趋势走”,而“羁绊和樊笼,结果更要激起情绪的反动”。

“猥亵和神话”讨论了民俗信仰与母系家庭所有的模式情操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派的观点:“童话和传说是借以满足被抑窒的欲望的东西;谚语、形式的笑话、言谈和刻板式的辱骂方法,也都是这种东西。”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102页。马林诺夫斯基借用了这种观点,他对乱伦形式的辱骂、模式的语言及神话传说一一做了探讨以求证情结对于文化的影响。首先是辱骂。在土人那里有三种乱伦的说法:“kwoy inam”(与你的妈去睡),“kwoy lumuta”(与你的姊妹去睡),“kwoy um' kwava”(与你的妻去睡)。这三种说法的严重程度是逐一上升的。指向母亲的骂语因为现实中母子乱伦的不存在而只被当作缓和的戏谑;指向姊妹的辱骂则不同,因为尽管有着强力的禁忌,偏偏与姊妹乱伦又代表着一种较为实际的真正倾向,要去违犯禁忌,因此非到真正发怒不会引用;而指向妻子的骂语是最严重的。因为这种辱骂所揭示的是对于直接性欲的暴露,必会激起强烈的羞怒。接着谈到模式的语言,这里只有一个——“路古塔”(luguta),意为“我的姊妹”,在巫术里表示不相容和互拒的意思。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丰富的神话世界。马林诺夫斯基详细地列举了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属于三种范畴的神话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105页。:(1)关于人类和一般社会制度的起源的神话,特别是关于图腾分界和社会品级;(2)关于文化变迁和成就的神话,有的关于英雄事迹,有的关于风俗、文化特点和社会制度等建设;(3)与一定巫术相关的神话。在逐个解析了这些神话的具体形式之后,马林诺夫斯基明白地告诉我们,美拉尼西亚母权社会的神话中,母系情结的痕迹清晰可见,它们包括母系的宗亲形态(体现于女祖传种的神话之中),外甥与母舅之间的责任与冲突(体现于杀死吃人妖的英雄故事之中),兄弟之间的义务和敌竞(在解释吃人习俗的故事和关于飞行独木舟巫术的神话中它是核心的问题),兄弟姊妹乱伦的禁忌(为恋爱巫术提供了神话传说的由来),等等。

这一部分的例证充分表明,母系情结在母权社会中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因而弗洛伊德派认定的家庭情结具有深切的重要性是对的,但认定一种基本的家庭情结——恋母情结具有普遍的存在则是错误的。

三、精神分析与人类学

本书的第三编既是对琼斯(Ernest Jones)的两篇批评文章的回应,也可看作对于弗洛伊德关于文化起源假设的全盘思维方式的批判。与预先发表过的前两编相比,在书写这后一半的内容时,马林诺夫斯基自己的见解也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和发展。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文化的起始源自这样一个事件:原始集群中一个强暴妒忌的父亲,占有一切女性,赶走一切正在发育着的儿子们。一天,被逐出的弟兄们统一了势力,杀死了父亲,然后将他吃掉,覆没了父亲的集群。在完成这罪行之后,儿子们又懊悔起来,为了注销他们已犯的凶行,他们宣告禁杀父亲的替身(图腾);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父亲被杀而得解放的妇女不去占有。由此,由着儿子的犯罪之感,创造了图腾制的两种基本禁忌。对于这个原初的图腾犯罪,马林诺夫斯基集中在两个地方予以反驳。第一处,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在借用达尔文关于“原群”(primal horde)的叙说时忽略了类人猿家庭和人类家庭的区别。他说,既然图腾犯罪被放在文化本身的起源之上,那么其发生必在一个天然的状态之下,换言之,发生在类人猿或者说动物状态的家庭之内。那么,早于人类的人猿家庭是什么样的呢?马林诺夫斯基认为,那是个被先天的情绪态度所固结和管理的家庭。这个家庭中,本能反应,环环相扣,每一个链条,一旦功用停止立刻发泄出去,因此每一项新的反应的出现都必抹杀旧的情绪。在这样的家庭状态里,实际上完全没有被抑窒的态度,因而也永不具备杀老的动机。而弗洛伊德所说的强暴妒忌的父亲和仇视的儿子及诸如此类的许多“趋势、习惯、精神态度等重负”,其实是把“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一切偏见、失谐及坏脾气”放在“史前的森林中放肆大闹”。弗洛伊德的另一处破绽见于他所假想的首代犯罪发生之后。根据他的描述,弑父的儿子们在凶行之后,紧接着就由于“懊悔”而忙着制作法律宗教等禁忌,建设社会组织的形式了。然而此处他又犯了与第一处相近的错误:一方面将故事的主角置于天然的状态之下,另一方面却凭空为他们假设了文化的背景,这种背景体现为叙述中所包含的设置道德价值、宗教仪式、社会系结乃至立法的种种可能。事实上,在一个缺乏一切物质发明、语言、传统和概念思想的准备的前文化组织中,“完全没有任何媒介能使图腾犯罪的结果固定在文化制度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文化媒介,去包含仪式、法律和道德”。将上述的两种反驳归结起来,则在弗洛伊德那里属于创造行为的文化的起源,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追问之下变得不可能了。

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根本性反驳之外,马林诺夫斯基的批判还涉及弗洛伊德提出的“群众心理”的概念及琼斯“以父权制为恋母情结的快活解决,又为它的原因”的理论。“群众心理”是弗洛伊德在解释人类经验态度如何代代相传时所做的一个方法论上的虚构。但是在马林诺夫斯基那里,这个概念全无生存的必要,因为他找到一个更好的容器和媒介用以贮藏历代传给后人的经验。这种媒介是物质什物、传统及刻板式的思想过程所有的总体,叫作文化。再来讨论父权制的话题。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恋母情结是个普遍而原初的存在。基于此,后代社会的种种文化制度不过是要为这个由首代犯罪留下的困难寻找解决的途径。琼斯的观点认为,马林诺夫斯基所考察的母系制度在本质上是用不识父性和母权制度来转移“发育着的男孩对于父亲所感受的恨怒”的;而“父权制里的意义则在于人类的驯服,是恋母情结的逐渐同化”。马林诺夫斯基否定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恋母情结根本上是近代父权制社会的发现,而在母系社会的考察结果并不能带来所谓“扭转”的结论,既然在那个社会里所见的事实是另一种特殊的欲望趋势——杀母舅娶姊妹——那么就不该对恋母情结做普遍的假设。

在第三编的最后,马林诺夫斯基对于自己在前文分析中所使用的“情结”的概念进行了反思并最终决定对这个源于病理学的词汇予以抛弃,转而投奔山德(A. F. Shand)的“情操”概念,即一种协调于环境的有组织的情绪系统,它的反应为周围的人或物所要求,也以这些人或物为对象。至此,马林诺夫斯基将“核心家庭情结”的说法替换为“情操所协调的系统”,也就是“特别出现于某种社会的多数情操的结晶”。

四、功能和文化

如果说在前面的三编中,马林诺夫斯基都采取了一种破而不立的态度,那么第四编就是他对于立的努力。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一编的目的是要“研究人类本能在文化之下所起的变化”,“证明在文化的萌芽就已包含本能的抑窒;恋母情结或任何其他‘情结’所有的要件,都是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必然发生的副产品”。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180页。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要研究本能反应的改变必须在动物家庭和人类家庭之间进行比较。因此,他用了四个章节的内容分别从求爱、交配、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上论述了两类家庭的异同。他发现,动物和人类所有的行为形式及功用,都属相似。用选择的配合、婚姻的独享、父母的看顾等绵延族类,既是动物本能的主要目的,也是人类制度的主要目的。但尽管目的是相同的,动物和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则完全相异。动物进行选配行为,维持婚姻关系,建立父母照管子女的习惯等所有的手段都是完全出自先天的赋予,以解剖学上的安排、生理的变动、本能的反应作为基础。但是在人这一方,固然也有求爱、偶配、照顾子嗣的普遍趋势,然这等趋势之间的天然界限已不分明——人类的性欲冲动是永远活动的;人类不但没有天然的父性,就是母性关系,也不仅为先天反应所制定。因此,我们所有的手段,就不是本能的要素,而只能是支配先天趋势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的安排包括禁止乱伦和奸淫的禁忌,配偶本能的文化的宣泄(受到婚姻系结的合法赞许),以及种种支配父母趋势、表现父母趋势的命令。文化一经插手,在动物社会由本能来结合的家庭,进入到人类社会,则改为由文化来系结。马林诺夫斯基接着指出,这里的“文化”实际必以一个“可变的本能”为基础,不仅继续社会传统是需要个人的情绪关系使多数反应训练成复杂态度,社会的分工合作也要求可变的社会系结及足以适应的情绪系统。

在前几个章节的分析基础之上,马林诺夫斯基进入“人类学里讨论最多而且最感烦困的问题”——乱伦禁忌的“起源”。并尝试给出解释。他认为乱伦禁忌是文化下面的两个现象的结果。第一种现象,是在组成人类家庭的手段之下发生严重的乱伦试探。第二种现象,是因为有了乱伦的趋势,所以特殊的祸变便与性的试探同时发生在人类的家庭。具体分析起来,首先是在母子关系与性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个两者同具的质素,即来自肉体接触的快活感觉。而借用心理学的一个普遍原理:即晚期生活的经验,没有不由婴儿期激起类比的记忆来的。那么当孩子长大,有了性欲关系的肉体接触之后,就会产生反省,激活早年母子关系的同样经验的记忆。然而在这个时期,母子之间的情操早已脱离婴儿期的感官依恋,且因着文化教育的需要转为精神和道德的依赖,指向母亲的性的欲望与长期以来构建的虔敬的态度发生抵触并最终被抑窒下去。而下意识的乱伦试探,则因早年记忆与新的经验相混合而暗暗形成了。但是这种乱伦必须严禁,因为它与文化初基的建设不相容。对于母亲的性欲试探不但颠覆子与母的关系,也间接颠覆了子与父的关系,这就要解组家庭的根本基础,一切社会系结的基本模式也全被破坏。至此,马林诺夫斯基得出结论,引入乱伦的试探的乃是文化,乃是因为有建设永久有组织的态度的需要,同时,他还将乱伦禁忌的必要性溯源于本能赋予的变化,那就是必与社会组织和文化相平行的变化。

“权威和抑窒”这个篇章里,马林诺夫斯基讨论了父子的关系。他认为在文化条件下的人类家庭之中,父亲担当着两个方面的职责:一方面是持续族姓的绵延,这就要求他发展出一种基于生物学之上的温婉的情感——他是孩子的保护者;另一方面是保证文化的继续,这就要求他建筑一项苛求、冷酷、强迫的抑窒关系——他代表了家庭和部落的权威。因此,恋母情结所体现的对于父亲两面同值的温婉之感和排斥作用,实际上是根据家庭由天然过渡到文化的发育过程的副产品。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唯一可以避免那些集中在父子关系的危险的途径,就是像在母权社会看到的那样,将父亲所有的显然照例的质素放在两个人身上。

“母权和父权”讨论了母系后嗣和父系后嗣的问题。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是无论母权或父权都不能单独作为纪认宗亲或后嗣的唯一原则。只有在递嬗物质、道德、社会等性质的有形价值的过程中,才有两种原则之一的合法加重。母权与父权的社会各有优点,但母权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可以免掉父的情操里的强力抑窒,并使母亲在地方社会所有的性的厉禁方案里面站在更一致、更适应的地位。

在第四编的最后一个章节“文化和‘情结’”中,马林诺夫斯基对整本书的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并再次对精神分析学说“以恋母情结为文化的首要原因”的论点予以批评。他强调,家庭是一个由本能结合的群体发展成为文化系结的群体,情结便是当时文化不可避免的副产物。这在心理学上的意义,便是心理驱策的锁链所保持的结合,变成情操组织的系统。情操的建设,遵从许多心理学的规律,那就是指导心理的成熟以使某项情操免掉一些态度、适应和本能的规律。而情操的建设及建设情操所有的冲突和失调,大都是社会环境借着文化的框架和直接的个人接触之手段而产生影响的。这种手段的主要方面包含了婴期性欲的调正、乱伦的禁忌、权威的委任、族外婚及家庭组织的形式。最后,马林诺夫斯基总结道,情结不是原因,而是副产物;不是创造的原则,而是失调。这种失调,在母权之下所取的形式,比在父权之下是为害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