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
阿来
A LAI

他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从茶马古道上一个偏僻、贫困、闭塞的小村庄走向了顶级的文学殿堂。他的文学之旅充满了等待，等待知识改变命运，等待文字改变世界。他就是作家阿来。

阿来生于四川西北部的藏区，从小生活的山寨只有二十多户人家。他当过拖拉机手，也当过小学、中学教师，师范中专是他迄今为止的最高学历。他在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那时他三十五岁。这本书历经波折，直到1998年才得以出版，却在两年后就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时，他还是《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值得一提的是，《科幻世界》在他手中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阿来是用汉语书写藏区的最广为人知的作家，他的《格萨尔王》《瞻对》都在传达他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然而，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藏族作家”，在他看来，文学的好坏与民族无关。尽管民族性是他的小说最显著的特色，但他一再强调，他不是为了所谓“少数民族风情”而写作。他笔下的村庄，不仅仅是藏族村庄，更是人类的村庄；他写出的寓言，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寓言。

朗读者访谈

董卿：《尘埃落定》里有一个二少爷，他是个傻子，是个被嘲弄，被边缘化，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孩子。这个角色里会有一些您童年的影子吗？

阿来：我童年时代的东西的确在二少爷傻子身上多一点。一般来讲，苦出身的孩子不应该敏感，但是我恰恰不知道为什么就会那么敏感。我们家出身不是很好，人民公社时期嘛，慢慢就比较边缘了。一个五岁多、不到八岁的小孩已经被告知，这个世界上的好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用今天我们的话讲就是，你不想成为一个旁观者，但其实你已经成了一个旁观者。

董卿：但是您从小读书成绩特别好，对吗？

阿来：对，我一看到文字就充满兴趣。刚开学一周时间，我就把语文课本看完了。那个时候我们乡村又没什么书，外界就有一条公路通过，有时候从汽车上掉下来一张破报纸，我都会把它捡起来，从头看到尾。

董卿：1977年恢复高考真的给您带来了一次机会。

阿来：对。记得考试前一天，我晚上十二点下班。回到工地的工棚里吃了点东西，借一辆自行车，打着手电，骑二十来公里，两个多小时。土路、山路，上坡、下坡，骑到县城，还没天亮。冬天很冷啊，我没有睡觉，等到天亮，考试，考完就回去了。然后就天天等。那时候我们工地附近几公里有个小邮局，要走一个多小时，我差不多每天去一趟。问到一个多星期以后人家都知道我了，很远地看见我就跟我摇手说：“你回去吧，没有。”等到我都几乎不再等的时候，有一天我从邮局经过，突然有人说：“有你的信了！”我一打开，是我们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发来的录取通知书。那是我真正读书的开始。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图书馆，虽然学校的图书馆规模不大，也就只有几千册书吧，可当时我哪儿见过这么多书啊！我就泡在图书馆里，后来慢慢地跟图书馆的老师认识了，平时下班就故意让他们把我关在里头，我在里头读通宵。（掌声）

董卿：您是从1994年开始写《尘埃落定》的吗？

阿来：对。1989年我同时出了两本书，那时候被旁边人叫诗人、作家。这两个词，不管今天贬值了多少，我内心至今都觉得是非常神圣的。我觉得我当不起。从1989年底开始一直到1994年，我一个字都没写过。那时候我们正在省里开一个青年作家创作会，开完会下山，大家都上了中巴车了，我却背个双肩包下来了。没有任何预估，我顺着大渡河河边往上游走，我的家乡也在上游。结果这一走，我差不多走到了源头。

董卿：走了多少公里？

阿来：七八百公里吧。这一次走下来，我觉得我好像领悟到了一点儿什么，我开始严肃地对待文学这件事。有时我一天就走二三十公里，在清晨、黄昏、暴风雨之前、暴风雨之后。那种美给你的震撼慢慢会内化到你自己的情感和精神里去。重新书写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语言好像都受了那些影响。

董卿：就像后来您写《尘埃落定》，第一行字就是“那是个下雪的早晨”。

阿来：其实那时候是夏天，我家窗户外有一面山坡，白桦树很清新，刚刚发芽。突然一下，我好像想写东西，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儿子七八岁了，他坐在那儿，我对他说：“你爸是天才！”（全场笑）

写到秋天，那些人开始一个一个走向他们的结局。白桦树也开始落叶，开始凋零了。我写完小说的那一天，我一看树林，树叶早掉光了。

董卿：但当时您肯定没有想到，这样一部充满激情写的、认为天才般的作品，它的出版让您等了那么长时间。

阿来：对呀，我想过几天就是风行天下，洛阳纸贵了。结果，去一家说不行，去两家，不行……一直去了十几家。

董卿：为什么说不行？

阿来：很多人说，这个小说写得还可以吧，但是太高雅了。今天市场化，读者不喜欢这样的东西，读者喜欢更通俗的东西，比如琼瑶的。我说，我不会写那种东西，就会写我的。我还说，没人出就算了，现在不出，总有一天会出。这本书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改，你们发现错别字，就请改一下；如果没有就算了。

董卿：是不是您在写作过程中，感觉自己和“作家”这两个字匹配了？

阿来：对啊。后来有朋友问我这一年干什么了，我说，我干了一件对得起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我这辈子是可以干这件事情的。

董卿：当您可能等得又一次失去了信心的时候，机会又来了。

阿来：对。我写完这本书都已经四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个编辑跟我说，我们听说你有部小说，给我们看看吧。过了一个多月他们说，把合同签了吧。当时签的合同，我记得是印两万册。后来我回成都不久又接个电话，说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我说，什么事？是不是又反悔了？（全场笑）他说，不是，我个人太喜欢这本书了。白天看了不算，晚上回去看，看了个通宵就看完了，自己很激动。早上敲社长的门说，这本书印两万册太少了，我们得印个十万八万的。（全场惊叹）

董卿：1998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这本书一再再版，到目前为止销售已经超过了两百万册吧？

阿来：两百多万。我们肯定都等待过什么，对我自己来讲，比如等一本词典、一个通知书。如果我们一辈子都把每个等待的具体目标固化在物质层面上，听起来也无可厚非，但有点悲哀。在成年以后，我觉得更多的建设应该放在我们自己的心灵和情感上。

董卿：我非常赞成，其实所谓等待，就是在寻找一种使命。您今天要为大家朗读什么呢？

阿来：还是朗读《尘埃落定》。

董卿：“尘埃落定”四个字本身就有等待的含义。

阿来：我把这段朗读献给滋养了这本书的民族和土地，当然这片土地也滋养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