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演讲

一

今年五月，我应邀来参加西安白鹿书院举办的中国首届“文人书画邀请展”。在上午的开幕式上，我说，千年前的古长安，是物华天宝之地；千年后的西安，依然是人杰地灵之乡。在三秦大地上，我们可以找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轨迹。来到这片土地，一个人不可能不心生敬畏。就说人杰吧，千年前长安城的曲江上，一拨一拨的游船载满了丽人、才子、显宦、将军，在这片土地上演绎他们的爱恨情仇。千年以后在古都，仍能让我们领会到这片土地上的汉唐气象，以及流风余韵。文人生活在西安是幸福的，是三生所修啊！他可以享受深厚的文化积淀，沉浸于对历史的想象中。可是文人生活在深圳，就一点也不优雅了。那座新型的商业城市，所有的兴奋点都在财富的积累上了；它所有的节奏，都按财神爷的需求来确定。这种社会的进步，虽然很好，但我们文人却不大喜欢过这种生活。在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城市里，丧钟为谁而鸣，为文化而鸣；激情为谁而开，为商人而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的地方的水土出商人，有的地方的水土就出文人。

你们西安《美文》的编辑，希望我就今年的高考作文提一点看法。去年的高考作文题我也作了点评。今年的题目看了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题目是谈文化；湖南的考题让同学们谈意气。为什么要谈意气呢？因为湖南出了一支曾国藩创立的湘军，出了一支毛泽东创立的红军。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出现了多少英雄啊！毛泽东写诗明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他眼中，所有的达官贵人都是粪土。这一种湘人的激情，促使他们的后代要谈意气。上海是最小资的城市，它出的题目是《我想握住你的手》，题目很温馨。浙江的题目是让考生们论工作与休闲的关系，这也很符合省情。浙江是盛产赚钱的拼命三郎的地方，这几年那里有不少企业家“过劳死”，出了这种问题，才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既要赚钱，又要讲究生命的质量。从这些作文题中，可以看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的思考与忧患。每个地方的追求和忧患都不同，这也论证了我的观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文化的特点，是由风俗和风气两部分来展现的。托夫勒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他在《第三次浪潮》中说过一句话：风俗是自下而上，风气是自上而下。两者互相碰撞，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说开风气之先的人，一定是文人干的，而不是政治家干的事情。我们说风俗醇厚，这一定是存在于民间的、有很深的传统意义的东西。风俗带有保守、稳定、和谐的气息；而风气带有开拓、创新、发展的意味。什么地方的人喜欢开风气之先，什么地方的人又特别地眷恋土地、眷恋过去的时光呢？这里起作用的是文化，这和每一个地方的思想和生活习性有很大关系。

去年，我们省的一位副省长跟我聊天，问到一句话：“浙江、广东的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而湖北的经济发展总是慢半拍，是什么原因？”我说：“是文化的因素，你看江浙的哪一个县出过两百个将军？没有，温州盛产企业家，可是和将军无缘。我们湖北和江西、湖南的将军县却比比皆是，是什么原因呢？将军的事业是毁灭一个世界，企业家的事业是创造一个世界。那么，在一个地方出现了那么多毁灭世界的精英，怎么又可能出现那么多创造财富的精英呢？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毁灭和创造是文化的两极，这文化两极的精英，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历史责任。一到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原逐鹿，群雄崛起，历史就要重新洗牌了。那些善于毁灭旧世界的英雄，就在历史转折关头闪现出来。曾国藩、毛泽东、还有更早一些的，如苏北的刘邦、安徽的朱元璋等等，很多很多，都把他们生命的光辉闪现出来。所以我说中原的文化是毁灭大于创造。你看梁山英雄谱一百零八条好汉中，没有谁是说吴侬软语的。江浙这个地方的人，追求的是安宁和创造。你不能简单地评判这两种文化的优劣，因为历史的发展，有盛世，有衰落期；有和平年代，也有战乱时期。哪一个地域的人，在哪一个时空点上闪现其光芒，这是历史的机缘。只不过在今天，在实施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战略过程中，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浪潮中，国家更多的是需要建设性的人才。在我们湖北，恰恰这种人才比较少。连路边捡破烂的人，心中都装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思想，所以湖北的经济发展不顺利，这是因为文化上有缺陷。”副省长觉得我的话有道理，他又问：“还有救吗？”我说：“有救，这就要开风气之先了，作为领导者，要提倡尊重劳动，而不是尊重造反的风气。”尊重劳动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劳动者的主体不再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更应该包括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制度创新，就是要创造让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能够发挥才能的土壤。一定要保护这些创新的人员，不给那些窝里斗的人、嫉妒别人才能的人任何机会。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事情。但惟其艰难，我们更要做。法国人说，培养一个暴发户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最短只要二三年；而培养一个贵族则需要三代人时间，因为那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一个人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血液里面流淌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怎么可能几年以后变得非常宽容、非常儒雅、非常有敬畏之心呢？文化的改造是漫长的，就像我们改造土壤一样。我刚从美国回来，在美国西部旅行的时候，我一次一次地想到了我们中国的西部。我们当年看到美国的西部片中，有不少骑在马上穿越沙漠的勇士，他们的皮囊里装着仅有的一点水，在与狼群的搏斗中写下开发西部的史诗。所以，我对美国西部的印象，与对中国西部的印象是一样的，那里绝对不是个适于人类生存的地方。但是，当我亲临那片土地，我们的车行进在美国西部沙漠中的时候，我看到，裸露在表面的沙尘已经很少很少了，到处都是骆驼刺、芨芨草。更可喜的是，有的地方出现了灌木林。美国人改造西部，花了一个世纪，今天已卓见成效。中国人经常觉得自己非常有耐心，总是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能改造沙漠，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十年树木，在改造沙漠上依然是一个浮躁的口号。我们中国人说的百年树人没有错，百年就是把一个暴发户改造成贵族所需要的时间，但还不是把沙漠改造成绿洲的时间。所以十年树木这句话是错的。美国人改造沙漠将近一百年了，到现在还在继续地努力，相信通过一个世纪，美国西部的沙漠将不复存在。同美国的东部一样，它将成为人间的锦绣之乡。文化的气候和土壤，与自然的气候和土壤是一样的。在沙漠那种不毛之地，更多地出盗马贼，强悍的人。在那里，你就会想到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可是你到江南，会看到温婉的女子像水做的一样。她们的吴侬软语，是江南那种草长莺飞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因此，不少文人都怀念南京的秦淮旧梦。历史上，西北人一次一次立马中原，夺取天下。江南人在一次一次政权的逐鹿中败北。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血管里面没有流淌着英雄血，所以在历史的改朝换代中，他们总是处于劣势。我非常喜欢杭州，也喜欢南京。但我知道，一个国家的首都是不能建立在那里的。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南北朝，所有建立在南京、杭州的政权都是短命的，也包括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北宋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在大金国挥师南下的时候，北宋王朝仓皇逃跑。他们逃到了杭州，喊出的口号是恢复中原。可是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那满街的红袖娇娃，逐渐消磨了他们的英雄气。到了江南之地，你就知道什么叫英雄气短，什么叫儿女情长。我们在盛世的时候，那种虚无缥缈的秦淮旧梦，仿佛就在眼前，这里面有温馨，有惬意，有令人非常难以释怀的东西，但这种东西是容易让人丧失斗志。

二

在这里，我不想对毁灭和创造这两种文化进行优劣判断。但是可以说，在当今建设新时代的时候，毁灭性的文化必然会在我们的建设、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处于劣势。

我到过很多地方。在巴黎，我看到几百年来所有的老房子都在。二百年前，雨果描写的巴黎圣母院还在，教堂和钟楼还在。但这并不妨碍巴黎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依然成为世界的“香水之都”。走过香榭里舍大道，在凯旋门的另一端，法国人建造了另一个现代化的巴黎。你可以在几百年的教堂里，以怀旧的心态去寻找以往巴黎的繁华，塞纳河的波光。一切的一切，都会让你感到夕阳的诗意。你再往前走，走过香榭里舍，穿过凯旋门，你会看到一个魅力四射的新巴黎。他们是在创造新生活，但不是以毁灭旧的生活为代价。

我们中国人，习惯先毁灭，后创造。毛主席就说过：不打破坛坛罐罐，闹什么革命呢？岳飞也讲过：“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大凡是旧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里一定是落伍的、不好的。因此就该淘汰它，毁灭它。在新时代的建设中，这样一种观念会将我们引入歧途，让我们没有办法来积累国家的财富，民族的财富，人类的财富。同样的例子，在美国的东海岸，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等等。所有东部海岸的城市都有二百年的历史，历史并不长，但保存得很好。那些二百年前的建筑都在。没有人会心血来潮把那些老房子拆掉。即便在纽约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也没有哪一位开发商说因为某一地段的房子太矮了，应该把它拆了，重新盖三十层的高楼。他们国民的意识里面没有这种想法，他们的执政者也不会产生这样暴殄天物的行为。加拿大的东部，从多伦多，到渥太华以及蒙特利尔、魁北克，依然是这样，老的建筑都保存完好。可是今天，你到中国的城市走一走，从西部的成都到东部的上海，从西北端的乌鲁木齐到最南端的深圳，你会不认识自己的故乡。所有的土地上，房子的建筑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旧城都在改造、所有老的房子都在拆除，而所有的城市，它们只有一个名字，就是现代化的城市。它们没有自己的姓氏，没有自己的风格了。我们记忆中的北京的大屋顶、四合院，苏州的河上人家，杭州的湖光山色，皖南的白墙青瓦的民居，湖南湘西的吊脚楼……一切的一切，我们文化的标记都很鲜明，但现在都在消失。到了美国的纽约，你一定会想到三十年代的百老汇。你现在去到那里，仍然可以坐在以前老剧院的位子上，欣赏七十年前的歌舞。七十年的时间，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已经是历史了。但在纽约，这历史还充满活力，依旧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两相比较，我们文化的缺陷就出来了，我们的口号是“不破不立”，被我们破掉了的，虽然有该破的东西，但大量的是应该保存的东西，却都被无情地毁灭了。以至我们的后代，会丧失对历史的记忆。

这里打一个比方，上一代人花一百万盖了一幢房子，这代人认为这房子不好看，把它推倒重建。这样一来，上一代人留存的百万元的财富没有了，这一代人又用更多的钱重新建设。下一代人再把它毁掉，再重新建设，如此循环往复，我们的财富永远没有积累。上一代人创造的辉煌，下一代人毁灭掉，这个国家还会富裕吗？如果不改掉我们文化中的这种毁灭性的基因，那么我们很多财富，将成为无效财富。中国人有句话：富不过三代。这句话绝对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真理。但用之于西方，却是谬误。洛克菲勒家族，四代了还是那么辉煌。在西方国家中那些很大的商团，大的企业托拉斯，经过一百年、几百年依然充满活力。为什么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没有垮掉，更加辉煌呢？而我们却富不过三代呢？依我看，这是因为：第一，我们的血液里，只愿意看到自己的辉煌，而不愿意尊重前辈人创造的财富；第二，整个社会由于这样一种心态，便养成了这片土地上独特的仇富心理，他们会用毁灭的方式来扼杀你。所以说，这样一种文化，不会对我们的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

说了毁灭与创造的问题，现在我再谈谈风俗与风气的问题。晚清末年，有一个叫辜鸿铭的人，学富五车，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在国外很多年，但却欣赏中国的帝制。皇帝废除后，他还一直在后脑勺上留一根长辫子，以示对帝制的怀念。他的这种古怪的行为，令当时许多人感到奇怪，那些一天也没有喝过洋墨水的人，都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应该走向民主，走向共和，而不是走向专制、帝制。辜鸿铭先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近乎痴迷，人们给他戴了一顶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

我认为，一个国家文化上相对保守一点，一定会对国家的发展有好处。不少有识之士都谈到，只有出现大量的中产阶级，社会才能稳定，时代才能多元、有个性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呢？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最饱满的一个阶层后，这个社会的大富豪就比较少，穷人也少，社会不至于两极分化，因此才会稳定。这是从经济的角度分析。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具有文化上的保守倾向。穷人太多就会造反，富豪太多就会掠夺，社会在两极之间产生摇摆，风险极大。而且，这两种人都容易走极端，给社会造成不稳定的因素。而中产阶级不一样，他们有恒产，也有恒心。既有能力承担社会的责任，也希望社会和谐、稳定。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就造成了他们文化上的保守倾向。而中产阶级的最大人群，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六七十岁的人倾向于守旧，这和中产阶级的保守是两种概念。中产阶级的保守是一种宽容的心态，含有对新事物的关注、容忍，但自己不会去试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架构是由四个层次组成：最高的是皇帝，周朝的天子；中间一层是诸侯国的国君；在国君与老百姓之间，还有一个贵族阶层，也称士大夫阶层。这个士大夫也有三个级别，即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无数的大夫构成贵族的阶层。贵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封邑，也说是领地。他管辖领地里的百姓，既是他们的统治者，也是他们的代言人。贵族们帮助国君治理天下，但不是国君的附庸。他们可以对国君说不，国君可以对周天子说不。这样一种态势，是制衡大于制约。秦统一中国之后，贵族阶层就消失了，因此中国政治便少了很多生气。贵族政治在事功上、在文化上既具有活力，也倾向保守。这一点，同当今之世的中产阶级有相似之处。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不仅反映在早期的庄子身上，也反映在儒家的孔子与孟子身上。比他们更激进的思想代表是韩非子、荀子。文化上的左、中、右，在漫长的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共依共存。诸子百家，风雷激荡。最后孔孟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角，这本身表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胜利。孔孟之道养成了中国士大夫的心态。士大夫“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达”是入世；“穷”是出世，就是不受重用的时候。独善其身，出世用老庄养心；兼济天下，用的是孔孟，这是一个人精神状态的两极。用这样一种文化治国，处理得比较好的，是唐朝，是我们后人称赞的盛唐气象。对应于唐的，是汉，我们中国人称自己是汉人。全世界所有的“中国城”都称为“唐人街”。汉唐与长安，一个汉字，一个唐字，写下了中国人历史上辉煌的记忆，也烙下了中国人文化的胎记。

由于培植国力，在历史朝代里，我们不止一次在经济上或者军事上实行扩张主义。但是在统御人心的时候，我们永远奉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样社会才会稳定。在今天，如果中国培育中产阶级，首先要培育中产阶级的文化观念。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有的专家从经济指标上划定中产阶级的范围，说什么有房有车，年收入在五万至十万之间是中产阶级。这种资产上的划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划分中产阶级的文化特征。我认为中产阶级的文化特点第一是心存敬畏，他们对列祖列宗存有敬畏之心。我们对历史上任何一段灿烂的文化，首要的任务不是批判，而是吸取智慧的营养。在发现它不足的过程中，你批判它但不是为了毁灭它，而是为了把它培植得更好。中产阶级第二个特点是有宽容心，它永远不会以激烈的方式，来对待社会上的多元发展，他不会轻易否定别人价值观的取向。有些事情他可以不去做，但他会容忍和欣赏。第三个特点是爱心，这个爱不仅仅是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也爱自己的民族和这一片土地。当所有的爱凝聚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推动我们民族向和谐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在这里，我向同学们说说我参观哈佛大学的一件小事。哈佛大学最显眼的地方立有哈佛的雕像。我站在雕像前，校方介绍说哈佛是18世纪的商人，他捐出了一万英镑和几十英亩土地，建造了这所大学，所以这所大学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一个商人的名字，成为世界上所有学子向往的大学的名字，我当时真是心存感慨。后来我又到了宾西法利尼亚州的首府哈利斯堡，这座城市为什么叫哈利斯堡呢？哈利斯是个德国商人，做木材生意的。他赚了钱以后，便买下这片土地捐给市政府来建造这座城市。两百多年过去了，这座城市依然叫哈利斯堡。接着我又到了纽约，在市中心，我看到了非常豪华的十七座大楼，它们连在一起，总称为洛克菲勒大厦。这座大厦由洛克菲勒建造。但后来被别人买过，被日本人买过，它依然叫洛克菲勒大厦。通过以上三件事情，我就认识到这就是美利坚这片土地的宽容。它尊重财富，尊重对社会作出过贡献的人。但是在中国，结局恐怕会是另外一种。大学建起来可以叫华盛顿大学、林肯大学，因为他们是总统，有优先命名权，但绝对不可能叫哈佛大学。钱可以让哈佛出，但不能让他得这个名。即便是用了你哈佛的名字，最后还可以改过来。你活着的时候可以尊重你，死了就不认账了。这就是没有敬畏感，对有贡献的人不尊重的表现。明朝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朱元璋夺取天下，定都南京，大兴土木，江南的首富沈万山捐资为南京修一尺厚的城墙。城墙修好以后，朱元璋心想，你一个商人，哪来那么多钱？你富可敌国，比我当皇帝还荣耀，这怎么行！因此寻找借口，将沈万山发配到云南，家产被抄。这个沈万山如果生长在美国，他修的城墙恐怕就叫沈万山墙了。但他没有哈佛、哈利斯、洛克菲勒这些商人幸运。连朱元璋这样的皇帝都有那么强烈的仇富心理，民间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没有敬畏，没有宽容，没有爱。如果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生活在尖锐对立中，我们怎么能和谐呢？这样就不是文化的保守主义，不是要培育出来的一种中产阶级的精神状态。中产阶级的第四个精神特点是忧患。忧患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你愿意为民族思考，第二是你有能力为民族思考。很多人是愿意为民族思考的，但是不具备思考的能力。

这种思考的动力与能力，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精神资源的开掘。我们说的文化的保守主义，它的表象并不阳刚，而是阴柔的。它处理问题不是激烈的、极端的，而是沉默的、迂缓的方式。曾有一个美国的研究机构在研究中国人的文化特征时说过：“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同时有两座神，一个是土匪，一个是菩萨。当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人心中的土匪就出现了；当他们解决了温饱时，每一个人又变成了菩萨。”在对中日文化作比较时，他又说：“对付一个日本人易如反掌，对付一群日本人难上加难；对付一个中国人难上加难，对付一群中国人易如反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擅长窝里斗。追根溯源，是我们文化上有缺陷。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它非常独特的长处，用唐诗来形容，叫“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对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它都会兼收并蓄，并最终把它改造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四

二零零零年我访问印度的时候，印度新德里大学一位研究哲学的教授在同我们中国作家座谈时，提了一个刁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都遭到了失败，惟独你们中国还在坚持。你们认为，中国还能将马克思主义坚持多久？”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当时想了一下，回答说：“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到印度来是为了寻找印度佛教，结果我非常失望。这个向全世界输出了佛教的国度，佛教已经式微了。现在印度最大的宗教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佛教人口在十三亿人中只有九百万。对于这个人口众繁的国度来说，九百万佛教徒实在太少了。我很奇怪，为什么创造佛教的国度没有延续它的辉煌？大概在印度的阿育王时代，佛教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期间，特别是唐代之前，中国有不少高僧大德跋山涉水，万里迢迢到印度取经。这些人中最著名的要数玄奘了。他终生的意愿是要获得印度佛教的真谛。不辞劳苦取回佛教典籍，并亲自担任翻译工作。正是因为有无数的玄奘式的人物的努力，佛教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到了晚唐，禅宗的出现，印度佛教基本上已在中国已经本土化了。现在，不管官方意识形态怎么样，佛教的信仰在我们的老百姓中间是牢不可破的。中国在吸收、改造印度佛教成为我们本土佛教的过程，花了将近七八百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也曾排斥它、抵制它。唐代的大思想家、文学家韩愈便是抵制佛教的代表人物。我们的政治集团，或者说统治集团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像梁武帝，就是一个佛教的极力推崇者。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反对佛教的人，灭佛、毁佛的皇帝，像周武宗、明嘉靖皇帝等，也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但这都只是过程，我们的知识精英一直没有放弃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努力。这种改造是水滴石穿的过程。因此，现在全世界认识的佛教多半是来自于中国。特别是唐代兴起的禅宗，这似乎成为当代世界佛教的正脉。中国是佛教的二传手，却是佛教发扬光大的功臣。中国从引进佛教到输出佛教，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是最为杰出的范例。教授先生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和佛教一样，都是外来文化，都被中国人接受。这个接受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既然是外来的，总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阶段。中国人花八百年改造印度佛教，中国人一定也有耐心花八百年来改造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不是我们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有这种锲而不舍的毅力，最终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我相信总有一天，全世界会接受改造过的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教授没有想到，他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会用佛教的例子作答，他一时无从辩驳。佛教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我认为都是中国人开掘精神资源的例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主要是它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契合之处。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贵族政治时期，我们是自由的但不是民主的。现在，我们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它们是西方的，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找一条通道，将它们融入中国文化，最终成为国粹。这个艰巨的任务不是一代文化精英能够完成的，这中间会有冲突，甚至会有流血的冲突，但最终我们的文化是会有强大的消化能力、改造能力的。今天我们在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感到有很多生硬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的移植是物理性的焊接。这边是中国，那边是马克思，中间找个焊条焊起来。因此，马克思主义还远远没有成为我们文化的自觉。从物理的焊接到水乳交融是有个过程的。就像速溶咖啡，加上伴侣，倒入开水，百分之百溶化。这是一种最好的物我相忘，最后咖啡伴侣没有了，水也没有了，杯子里的液体成为了另一种状态，滴滴香浓。如果有一天，马克思主义没有了，孔孟也没有了，它们合成了一种新的东西，成为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么我们文化的改造就完成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是养我们一代人，是养我们千秋万代的人。

2006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