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祝福中国(2)
这个小故事曾引起我的思考：在充满苦难的土地上，让一个人学会仇恨，非常非常容易；让一个人学会感恩，却非常非常难。因为感恩的前提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必须充满悲天悯人的善良与爱意。
像我这样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曾经历过那样的岁月：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放弃尊严；为了生存，我们必须伤害别人。多少人，包括我自己，都曾有过被伤害的经历。无数被伤害的人，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基本的人群——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弱势群体。他们得不到保护，更得不到尊重，他们的心灵，如同一片片屡遭虫蛀的败叶。
幸好这一切都在改变，今天，弱势群体得到救助，如同工人们救助那只受伤的白鹤。
如今，我采访过的西气东输工程，早已竣工投入使用。大西北地心深处腾起的浩瀚紫气，已化为大上海璀璨闪耀的灯火。但是，在歌颂这苍龙腾空、巨鲸出海的同时，尤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那只重新飞回蓝天的白鹤。
白鹤的故乡在蓝天，爱的故乡在心灵。我常说，当我们的国旗在联合国大厦的广场上升起，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升起，在驶往北极冰海中的科技考察船上升起，在进入太空的宇宙飞船中升起，我们固然应该骄傲，但更值得骄傲的，是鲜艳的国旗每天清晨都能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升起。
我们爱属于自己的中国，我们才会祝福它。我们祝福自己的祖国，我们才有可能凝聚起所有的力量和智慧，把它建设成为人间的天堂。
我们的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些词是一再遭到批判的，比如“落后”“狭隘”“保守”等等。人到中年以后，涉世日深，见到的东西多了，我忽然发现，保守也是一种美德。
我第一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朋友们睁大眼睛盯着我，一下子觉得我非常陌生。我知道他们误会了，以为我不赞成生机勃勃的改革事业了。于是，我向他们说明，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革派，但我的观点是：改革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而保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自古至今，国家制度与社会形态的变更，激烈时称为革命，温和时称为改革。但文化是不可能改革的，它只有遵循、演变与推陈出新。这个过程非常缓慢。
文化的演变始终存在于风气与风俗两者之间。风气的作用自上而下，风俗的作用自下而上。纵观历史，乱世中激进人士多，顺世中保守人士多。凡激进者，莫不以毁灭与改造旧世界为己任；凡保守者，都将守护固有的精神家园视为神圣的使命。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无论中外，凡既有恒产又有恒心的人，文化上都相对保守，凡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时代，在文化上，也大都向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精神家园。
说到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盘一盘家底，究竟有哪些是区别于异质文明的“国粹”呢？是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节日，还是上元花灯、城隍庙会、七夕乞巧、重九登高这样的风俗？是河套的花儿、川北的皮影戏、无锡的泥人和天津的杨柳青年画这样的艺术，还是阳澄湖的大闸蟹、重庆的火锅、潮州的白果芋泥和洛阳的水席这样的美食？岳飞、文天祥等英雄志士的情怀沸腾了古人的血，也沸腾了今天的我们的血。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才子佳人的故事赚了古人的眼泪，至今还在赚着我们的……
我们的国粹太多太多，当然不是全部都好，但主体部分都是好的。我们的精神家园真是丰富多彩啊！一旦社会稳定，百姓富裕，他们都会品享这些优质的传统。如果来一个激进分子，说这些过于陈旧，把春节换成圣诞节、端午换成愚人节，你会接受吗？所以我说，在文化上，保守是一种美德。
中国人向来安于平静，有着精神内敛的传统。因此他们向往的精神家园，必定淡泊如月光下的高山流水，优雅如寺院的暮鼓晨钟。这精神家园的设计师，最初应该是老子、庄子、孔子三人。后世的贤哲不停地改造，不停地翻修。有时改造得不伦不类，牛头不对马嘴；有时又翻修得十分得体，令世人艳羡。
如今，这精神家园又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我们该如何修复它呢？历史上有很多的蓝本，汉唐也好，明清也好，我想它们都不合适。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不但要淡泊、优雅，还应该激越、昂扬。用淡泊与优雅消除浮躁；用激越与昂扬来保持国家的永远强盛。
祝福2008
2007年，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我曾说：如果有这样一片土地，政治家可以在那里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企业家可以在那里获得创业的激情，科学家可以在那里打开想象的空间，文学家可以在那里获得创作的灵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热爱这片土地呢？现在，我们的祖国正是这样一片令人向往的土地。
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必然也会热爱自己的家乡。在过往的一年中，中华大地上龙腾虎跃。意气风发的中国人，正在创造亘古未有的史诗！我们的城市魅力四射，我们的乡村充满温馨的诗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民族复兴不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能真切感受到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作为一名作家，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我由衷地感到荣幸。历史的大运程，让中华民族获得了千载不遇的发展良机。中国的每一天，都是站在崭新的地平线上，迎接喷薄而出的朝阳。在2007年，为了感受时代脉搏，为了准确地把握每天都在发生着的挑战和机遇，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地上行走。一年中，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无论是穿过杏花春雨的江南，还是走进古道西风的塞北，无论是在雪山深处，还是在沙漠腹地，我都能深切体会到生活的节奏、时代的呼吸。在许多普通人的心灵里，有欢笑，也有苦恼，但更多的是对明天的渴望。一朵花的开放不足以证明春天的到来，但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却叫人不得不为气势磅礴的阳春而陶醉。同样，一个人的希望不足以形成时代发展的推动力，但亿万人的梦想，足以让世界相信，中国的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望，一定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目标。
我曾在一首诗中写到，我要用我手中的彩笔，重写一部辉煌的盛唐。这绝不是一个作家的狂妄，而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站在理想的高地上发出的心灵的声音，也是我们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赋予一个作家的历史责任。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一定要有勇气、有能力担当起为民族思考、为时代见证、为改革鼓劲的责任。基于此，我经常提醒自己，我的文学追求应该是忧患的、进取的，我的历史观应该是积极的、健康的。作品可以批判，但不能对民族造成伤害；文章可以歌颂，但不要扭曲人民的愿望。生活给予一个作家最高的奖赏在于：他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写出的作品，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和社会的肯定。
一个人的心灵中可以存放很多美好的事物，但最美好的词只有两个：“母亲”和“故乡”。爱我的母亲祖国，爱我的故乡中华，这是我理想的宿命，也是我文学的根本。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和未来，我都会用我的笔，深情地呵护我的母亲和故乡，热情地赞美我的母亲和故乡。
在霓虹灯的瀑布里，在亲人祝福的目光中，我们已经迎来了2008年的黎明。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法，2008年为戊子年。子鼠为十二生肖之首，它的含义是吉祥、幸福的开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将是又一个生机勃勃的好年头。已经到来的这一年，不仅是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之年，而且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年。喜事连连，大事连连。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中国人在新的一年中应有的态度，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有我们大家的努力，有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奋斗，相信我们的国家，政治更稳定，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社会更和谐！
精神追求的延续
五月的下旬，江南的雨季，我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重访长征路，讴歌新时代”活动，在江西瑞金、于都、吉安等地盘桓数日。红色圣地，心仪已久，一旦亲临，感慨良多。
我的故乡在大别山腹地，亦是一片“血染土地三尺红”的苏区。土地革命时期，这个不到二十万人口的小县，牺牲的红军烈士竟有七千人之多。我虽然是建国后生人，但距刀光剑影的土地革命时期，尚去时未远。因此，童年的我，仍生活在故乡人民对赤色苏区的深情回忆中。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离开它既定的土壤。否则，这种文化所体现的价值、尊严与神圣就会消失。七十多年前，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劳苦大众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苏区文化，尤其如此。当我一踏上赣南苏区的土地，那蛰伏于我内心深处的对红军的崇敬与倾慕之情，便都一下子复活了。看到那些曾被用作党中央机关的低矮的土砖瓦房，那些赤卫队员用过的梭镖、大刀，那些红军将领们戴过的斗笠、穿过的蓑衣，还有共产党领导人住过的简陋房子、使用过的书桌，我一次次心潮翻涌，思绪纷繁。我立刻想到了我的祖辈，他们也曾戴过八角葵的红军帽。在不甘于当奴隶的坚强信念下，在一次又一次的惨烈战斗中，他们或者牺牲，或者负伤，最后，他们生命的光芒都融入了国旗上耀眼的五颗金星中。
今天，在鲜花簇拥的原野上，在洁净无尘的书斋里，我们的那些思想睿智的学者们，可以非常冷静地分析、评判七十多年前的苏区与红军的历史，指出哪儿错误、哪儿幼稚、哪儿过于血腥，甚至推断，如果没有这一场革命，我们的国家将会怎样发展……
学者们冷静地看待历史，永远都是对的。但我却不能这样。虽然我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盲从者，但我无法改变我的追求，因为苏区与红军的历史，已构成了我的生命基因的一部分。
任何一种曾经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在它的初期所展现的风格，必定是硬朗的、坚韧的、无往不胜的。而且，参与创造历史的人们，也必定是最广大的底层百姓与大部分民族精英的结合。苏区与红军的历史，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毋庸讳言，我们的苏区与红军在创建的过程中，犯过不少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并没有导致革命的毁灭，而是促使它即时改变，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可能有井冈山的出现，有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的出现呢？更进一步，红军怎么可能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呢？
民族的灵魂需要救赎，人民的意志需要实现，这便是苏区与红军适时而生的历史环境。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比拼中，在国家实施的民族复兴的新长征中，我们需要再次高度凝聚我们的胆识与勇气、智慧与韬略，这便是弘扬苏区与红军精神的历史意义。
苏区之行，使我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苏区与红军，对于我来说，不是玄妙启示的辞藻，而是一种精神追求的延续。
谁持彩练当空舞
老远我就看到那棵大樟树了。那是怎样的一棵樟树啊，它的主干比碾盘还要粗壮，盘曲着伸向天空的枝丫，每一根都分明留下铁打铜铸的英雄气。树上所有的叶子葱绿、晶亮，它们密密簇簇，横拓出去，遮盖了村落前大半个稻场，填满叶与叶之间缝隙的，不仅有被春雨洗亮的阳光，更有比田间的蛰气更为轻盈的鸟声。
这棵大树后面，是一栋江南常见的白墙青瓦的古民居，那种四水归堂的泥砖建筑。从墙上的铜牌可知，这是当年毛泽东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的旧居。
我们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战场上的风景往往如诗如画。就像这栋位于瑞金叶坪的伟人住过的古民居，无论是它瓦檐上苍郁的针菲，还是泥墙上被风雨剥蚀的苔痕，无论是它天井里潮润的细沙，还是瓦脊上等待炊烟的雨燕，给予我的都是恬淡的乡村牧歌之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对数十倍于红军的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指挥若定，他以浓得化不开的战场硝烟为墨，写下这样的词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从这激战之后的词句来看，伟人自有伟人的胸襟，伟人自有伟人的浪漫。在诗人眼中，历史总是充满诗意。
走出这所房子，我站在大樟树下。突然，不知什么地方的广播放起了《十送红军》。尽管陪我前来的当地人说，宋祖英唱这首歌失去了赣南的韵味，已经不是乡音了，但我仍在这略带忧伤的旋律中，领略到七十年前那些浸在血水与泪水中的记忆。
毛泽东在这棵大樟树下骑上战马，迈向重重关山；八万多红军在这片土地上启程，在乡亲们期盼与炙热的眼光中，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烈的长征。
我的家乡是另一片苏区，红军战士头上的八角葵帽，成为我童年记忆中不可亵渎的神圣图腾。神圣可以沉眠，但不会消失。此刻我站在这棵大樟树下，听完《十送红军》后，忍不住四下张望：与漠漠水田上的白鹭一起飞扬的战旗呢？在青石板上嘚嘚驰过的马蹄呢？它们都去了哪里？
我常说，如果我早生半个世纪，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作家。几乎不用置疑，多血质的我，肯定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羡慕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伟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写下民族的史诗。一支笔比之一杆刺杀黑暗的长枪，一本书比之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毕竟分量太轻、太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