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不掩藏自己的疯狂
北京竹园宾馆的听松楼，幽深、清雅，古典式的建筑和装潢，配上现代化的设备，让人感到很舒适。我略作休整便去开会，路过服务台的时候，听到从酒吧里传出一阵明快的乐声，在我身后突然也飞来三个音符，听上去像是在叫我，却又不敢肯……那音符飘飘忽忽似乎同我的名字中的三个字有点接近。
对这种刚学会几个中国字的外国朋友的呼唤，单靠耳朵听是不行的，还要借助心灵的感应，我犹犹豫豫地转过身去：哎呀，是你，艾伦·金斯伯格先生。
“你好！”——我的双肩被他的两手抱住了。
金斯伯格这种扳肩膀头式的拥抱，极其自然、粗放和坦诚。一九八二年十月，我们在洛杉矶中美作家会议上相识，那时他不修边幅，衣着随便，今天却服装整洁，至少叫人感觉不再零乱，头大额高，面色红润。他已接近六十岁，但精神、行动和趣味，还像个年轻人。
他可以说历尽沧桑……
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金斯伯格未读完一年级便被开除。但他并不是没有收获，此时结识了杰克·克罗艾奇和威廉·巴若这样一些诗人；他们向金斯伯格介绍了卡夫卡、赛林和里姆博，金斯伯格的转变即由此开始。他受克罗艾奇和巴若的影响很深，尤其对巴若那种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很欣赏，对巴若关于美国社会喜剧式的末日来临的看法、对巴若大胆地使用自传体的手法描述自己吸毒以及和吸毒者交往的经验尤其感兴趣。在此期间金斯伯格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油船上的厨师、电焊工、洗碟工和夜间搬运工。
一九四八年，金斯伯格终于以优秀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洗雪前耻。可是由于他的朋友赫伯特·汉克利用他的住所窝藏毒品，他为了逃避起诉，不得不承认自己精神失常，在哥伦比亚精神分析研究院关了八个月。
一九五四年，金斯伯格迁到旧金山，据他自己讲，旧金山吸引他的是：“波希米亚——佛教——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神秘——无政府主义等光荣传统。”他在这里结识了加里·斯奈德等一批活跃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值美国的经济不够景气，群众厌战、反战的情绪很强烈，尤其在青年当中，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浪潮。就在这时候，金斯伯格的成名作《嚎叫》问世了，它表达了群众对社会不满的呼声，尤其是强烈地表达了青年人精神上的不满，立刻引起轰动。
他还在一首诗里使用了一个不太高雅的动词，大意是：美国，你用导弹操你自己吧。美国有一条法律，不许用下流语言咒骂美国，于是被起诉，发表他的诗的刊物被扣压。但美国还有一条法律，因对国家的政治、政策不满而咒骂政府者无罪。律师根据这一条法律使金斯伯格胜诉，被关押了一天反而使他成了英雄，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那家发表他的诗的刊物被一扣一放，也声名大噪。
金斯伯格就开始到群众集会上、到大学里去朗诵自己的诗，这样的集会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至几万人。他的朗诵常常是先从念佛经开始，青年们把他抬起来，把他的朗诵和歌声录下来，到处播放。他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父亲”。人们把他第一次朗诵《嚎叫》的那个晚上称为“垮掉的一代诞生时的阵痛”……
金斯伯格不仅在国内朗诵，还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朗诵诗歌，追寻宗教。他跟我讲，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欢迎他，古巴就曾把他“驱逐出境”，还有的国家拘留过他，两年前他就向我表示，很想到中国来。我立刻告诉他，如果他来中国，一定会受到欢迎和友好接待。这样一位浪迹天涯的诗人，心为什么老是年轻的呢？他好像对生活总是这么坦率、真诚，诗人的气质不变。
艾伦·金斯伯格，这次是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来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我们都下榻在竹园宾馆，我问他对中国、对北京的初步印象如何？他说昨天深夜下飞机——上汽车——进宾馆，还没有看到中国，没有看到北京。但是对竹园宾馆很满意，迷魂阵一样的庭院，小巧玲珑，整洁幽美。古色古香的风格，还有为亭台楼阁起的那些高雅的名字，墙壁上的名家字画，都不同凡俗。可这幅美妙的油画上也有败笔：在听松楼前那棵很有特色的大树上，挂了许多涂上五彩油漆的电灯泡，电线滴溜当啷，到夜晚颇有点火树银花的味道，在白天却是大煞风景，破坏了宾馆的格调。我不能不赞成他的批评，那满树的电灯泡确实令人不太舒服，有点像二十多年前农民庆祝公社化的水平。
金斯伯格要求我找时间带他去逛大街，看看青年俱乐部。我理应尽点地主之谊，况且在这方面我还欠他的情。在洛杉矶的时候，他曾领我参加过一个青年俱乐部的联欢，不知北京有没有他理解的那种青年俱乐部。这次与他同行的美国作家，大都带来了夫人或丈夫，而金斯伯格是单身，我理应多陪他。
我们一起走进会堂，这次中美作家讨论的共同题目是：“作家创作的源泉。”金斯伯格的发言排得很靠前，中方的会议主席冯牧先生致开幕词之后，就轮到了他。我记得在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上，满脸大胡子的金斯伯格曾张口就说“我爱男人不爱女人”，着实让我长了见识。在这次会议上，他仍然用这种坦直的语气使与会者耳目一新——
“我的基因和染色体决定我爱年轻人，是年轻的男人，不是年轻的女人。
“我写诗——是因为我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思想在不同的思路上徘徊，一会儿在纽约，一会儿在泰山……我写诗——是因为我终究是要死的，我正在受罪，其他人也在受罪。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愤怒和贪婪是无限的。我写诗——是因为我想和惠特曼谈谈……我写诗——是因为人除了躯壳，没有思想。我写诗——是因为我不喜欢里根、尼克松、基辛格……我写诗——是因为我充满了矛盾，我和自己矛盾吗？那么好吧，就矛盾一下吧！我写诗——是因为我很大，包括了万事万物……”
果然不同凡响，很精彩。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不能不承认他独特的才气和诗人的气质。在某种意义上，金斯伯格不承认诗是人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不承认诗是人工创造出来的东西。而认为诗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叙述”，是“自我预言的”能力。或再简单地说，他——就是诗！他宣称“不要把疯狂藏起来”，人们如果按一般的评论标准来衡量他的诗，就很难理解，他的诗在感染力、力量和灵感方面都是很特殊的。
金斯伯格的鼎盛时代是六十年代初期，他的公众形象与当时美国轰轰烈烈的自由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和诗作正好反映了青年人的反传统思想和群众对经济萧条以及越南战争的不满情绪。对他来说，诗歌源于各种形式的生活冲动——吸毒、同性恋、民权运动、反越战、超然、东方宗教思想等等。所以他才有大量的追随者，对他崇拜至极。现在他已接近老年，不可能再具有他青年时期那种难以忍受的节奏和紧张感了。
金斯伯格崇拜惠特曼，口头上经常挂着惠特曼。他的诗集《嚎叫》及其他诗中的许多长诗行，就是从《圣经》文体、特别是从惠特曼和布莱克学来的，他的《加利福尼亚一家超级市场》，表达了对惠特曼带有感伤意味的回忆——
我今晚是怎样地想着你哟，沃尔特·惠特曼
我沿着人行道在树下走着
凝望一轮满月，陷入烦人的自我意识之中
又饿又累，我走进一家市场，想买些形象
霓虹灯直晃眼，我幻想着你笔下各种人物的模样
……
我看见你，沃尔特·惠特曼
无儿无女，孤零零，闲不住的老头
你在翻弄冰箱里的肉，瞟着卖肉的男孩
我听见你在问：是谁宰猪剁块？香蕉什么价钱？
你是我的天使吗？
我在五花八门的罐头架里进进出出，跟随着你。我想象着市场侦探也在跟踪着我在孤独的幻想中我们一块儿走到货摊边，我们品尝着洋姜，拣着种种冰冻佳肴，但一直不越过柜台。我们上哪去呢，沃尔特·惠特曼？再过一小时就关门了，今晚你的胡须指向哪儿呢？（我摸着你的书，幻想着市场，觉得真荒唐。）……我们是不是边逛边梦想着自己逝去的充满爱的美国？啊，亲爱的父亲，灰胡须的、寂寞的勇敢者教师，当卡伦不再撑船，你站在冒烟的岸上，眺望小船消逝在列达河泛黑的水面上，那时的美国是什么样儿呢？
金斯伯格拿着一本中文的《美国文学丛书》找到我，上面翻译了一首他的诗《嚎叫》。他对我说：“我的全部诗集加在一起所得的报酬，相当于美国一个小学教员一年的收入。因此我是很穷的，主要靠朗诵挣钱，我想在中国多旅游一段时间，但带的钱不多，你能不能让这家杂志付给我稿酬？”
也许有人对此大不以为然，觉得那么有名气的一个美国诗人，竟到中国来哭穷，斤斤计较那点稿费，难道不怕别人笑话他有失“身份”吗？
笑话他的人是不应该、不公正的。我听了他的话就很感动，金斯伯格并不因为来到中国就变得虚伪些，就故意装假，这正是他的优点。作为一个不了解中国出版情况的外国朋友，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我向他解释说：“中国还没有参加世界版权组织，因此我们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不给稿酬，正像国外出版社印刷中国作家的作品不给稿酬一样。而且我们的稿酬比你们的还要低，每二十行诗算一千字，按最高标准给十元稿酬，你这首《嚎叫》顶多拿五十元钱，够你在小饭馆里吃顿饭，靠这点钱旅游是不行的。”
有些中国作家在国内是很少逛商店的，到国外却不能不逛商场，我就是如此。想不到这些美国作家来到中国，跟我们到美国去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积极。利用中午休息的那一个多小时也跑到商场里去，大包小包地买回来。印地安人女作家莱斯·马蒙·西尔科，买了一身蒙古族服装，当场就穿戴起来，像穿着节日盛装一样去参加胡乔木同志的接见。十位美国作家，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随员，将近二十个人，不论跑到什么地方去采购，却准时回来开会。就连自由浪漫的金斯伯格也从不迟到。他们这样有组织守纪律，真叫人对作家的队伍刮目相看。金斯伯格告诉我，他极少过这种整齐划一的生活……
这次在北京重逢，使我对一些美国同行加深了理解，更加尊敬他们。
女作家弗朗西妮·格雷，在发言时声称：“我写作是为了向现实报复，是由于仇恨，我渴望向所有压迫过我，凌辱过我的男人复仇”。她愿做个“时代的见证人”，“我把鼻子紧紧顶在美国社会的玻璃窗上，我的孤独迫使我写作。良心是犹太人发明的，留给我的只是慕尼黑的悲剧……”
这五十四岁的纽约市立大学“杰出的客座教授”，喜欢谈论女权运动。然而当她听说我熨衣服掉了一个纽扣时，就掏出随身携带的针线包，利用休息时间为我缝好了扣子。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却令我动容。人与人之间常常是通过这些小事，加深了解，引起敬重。她的两部长篇小说都以十二种外国文字出版。我久久地思索着她的经历，她的思想……
两年前曾对我自称是工人诗人的加里·斯奈德，把“国破山河在”这句中国古诗，改成“山河破国在”，来抗议现代技术对大自然的破坏。他在自己的村子上是一位精神领袖，但他厌恶现代社会中的污染、贫困、战争。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八岁，他从未让他们看过一次电视，以此来对抗现代文明。
他们是一些具备鲜明个性的人物。你尽管跟他们相处短短几天，对他们的了解远不够深刻，但决不会把他们混同起来。
我同金斯伯格是在歌声中握手告别的。那是美国作家代表团举行答谢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金斯伯格从提包里掏出自备的风琴，边拉边唱。他们明天就要去西安参观访问，金斯伯格还将去几个大学里讲学。他准备向中国青年介绍几个美国诗人，这些诗人都没有钱，各有自己特殊的痛苦和欢乐。问我讲这些内容行不行，我告诉他，他的讲学一定会受到欢迎，还劝他多讲点自己，甚至在讲台上朗诵自己的诗或自拉自唱。
现在，他已经离开了中国，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讲学和旅游，我真想问他一句：“喜不喜欢中国的年轻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于芥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