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郑珍手书残碑 揭开世纪成山之谜2
在《忠孝成山—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以下简称《忠孝成山》）主编冯飞看来，农历二月二十三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60年前的这一天，西南巨儒郑珍先生来到贵筑县水田坝（今属乌当区）蔡家寨，为表叔唐树义书写碑阴。碑成后，立在位于“成山”的唐树义墓前。
成山，一个在地图上并不存在的地名，素有“唐家顶子”之誉的贵阳唐家，其先祖于200年前落葬于此。“自尔定居贵阳 ，别为‘成山唐氏’。”清代名宦唐炯著作《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寥寥数语即把自己家族的渊源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成山由此被视为唐氏家族的文化象征。
“以忠义爱国、尊宗孝祖为核心的唐氏世家文化，被学术界命名为‘成山文化’。只不过为防盗墓，‘成山’的具体位置始终秘而不宣，仅为唐家族人和极少数至亲好友知晓。历经变迁，后来连唐氏后裔也不知成山的位置。”冯飞说。“成山”成谜，成山文化无处落脚，“但其特有的历史内涵，却有着不可阻挡的文化魅力。长期以来，它始终处于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关注之中”。
两年前—2014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冯飞发现的唐树义碑阴残片得到了唐氏后人的确认。至此，成山之谜得以破解，“成山在乌当”这一论点很快成为国内学术界共识。乌当区随即联合贵州省文史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阳历史学会等机构，共同编撰《忠孝成山》一书，黄万机、谭佛佑、张祥光、梁茂林、厐思纯等十多位贵州著名文史专家参与其中。“自2014年3月，唐树义碑阴残片出土以来，不断有其他类别的成山唐氏文化遗存重见天日。借助这一次的挖掘与研究，整个乌当区的文化界自发地整合起来，与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一道，齐心协力将成山文化的研究推向高潮。”贵州省女美术家协会主席、乌当区文联主席冯容说。
2016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50余万字的《忠孝成山》结稿，正式进入出版程序。乌当区作协、书协、摄协特意举办座谈会，纪念160年前到乌当的西南巨儒郑珍。黄万机、谭佛佑等著名文史专家，唐之枢等唐家后人出席活动并发言，郑珍与成山唐氏的深厚渊源成为当日座谈会的主题。
一、郑珍书唐树义碑阴完整拓片面世
唐树义碑阴，又被称为“唐树义死事碑”，这块墓碑其实是清代的一块名碑。碑文的内容，民国年间被收入《贵州通志·人物志》。碑文拓片先后被收入《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和《柴翁书画集锦》。
冯飞等人发现的唐树义碑阴残片，不仅有反映唐树义、唐炯父子在咸同战乱中，那段独特身世的只言片语，还完整保留了“郑珍书”三个字的落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等学术机构，据此判定成山唐氏祖墓群的具体位置。‘成山’及成山文化现象，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冯飞说。他主编《忠孝成山》一书的初衷，就是想全面搜集、整理成山文化遗存，“和贵阳唐家关系紧密的郑珍先生，是重点梳理对象之一”。
冯飞首先要确定郑珍手书残碑的真实性。他先前往沙滩文化研究权威黄万机先生家请教，黄先生出示了载于《贵州通志·人物志》上的唐树义墓碑全文，和残石上保留的内容两相对照，完全相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找到碑文的完整拓片。”冯飞说。他告诉记者，郑珍书唐树义墓碑毁于“文化大革命”，“依郑珍和唐树义的名声，我相信在此之前，一定会有人前往做过拓片”。
几经梳理，冯飞将目光放在凌惕安先生身上。凌惕安（1890—1950），贵阳人，民国大收藏家，曾任贵州文献征集馆编辑，生前著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咸同贵州军事史》、《柴翁书画集锦》等书。其中，前两部书较为常见。“《清代贵州名贤像传》里，郑珍与唐树义、唐炯父子的像传赫然在列，《咸同贵州军事史》更是绕不开率川军援黔的唐炯。”冯飞想找到不易搜罗的《柴翁书画集锦》一书，从中寻找一些线索。
《柴翁书画集锦》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出版，刊登的全是郑珍书画作品。“既然凌先生是郑珍先生的大粉丝，书里很可能有相关信息。”冯飞说。网上反复查询、多处打听，他先后买到两个版本的《柴翁书画集锦》。“第一本1974年出版于台湾，价2000元，可惜纸张又硬又脆，每翻一页都有破损的可能，接着花3100元购到了第二本，宣纸本，凌惕安先生于1936年监工刊印。”让冯飞高兴的是，该书果然收有“唐树义墓碑”完整拓片，由凌惕安先生亲自拓印。“让人意外的是，书中有一封郑珍手札，恰是在乌当蔡家寨唐家大院时所写。”冯飞出示了这一手札照片。该手札是一组诗，由序和四则七律组成。题曰：“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偕唐鄂生往其成山别业，拜子方先生墓，因为书碑阴，留二日。闻贼度轻水，鄂生督团众往攻击。余遂还行省。往返得诗四首，用高秀东纸，书质鄂生。”值得一提的是，为郑珍提供纸张的高秀东，是清代廉吏高廷瑶之子。
“有这两件珍贵的遗迹，郑珍在乌当的情形应该可以说得清楚了。”冯飞说。
二、百余年来唐氏后人在成山首次祭祖
2014年3月21日晚，98岁的老父亲唐继善从儿子唐之枢口中得知乌当那边找到了老祖先唐树义的墓，差点就哭出来。“父亲告诉我，他最后一次去成山老祖上的墓前拜祭，才两三岁。从此以后，整个唐家再也没去过。算下来，有近100年了。”唐之枢更是一次也没去过。等再回过头去找，唐家已无人记得清“成山”的具体位置。
唐之枢告诉记者，1949年后唐家后人因为出身的问题，彼此之间不敢来往，更不敢去祭拜祖先。“1992年，两岸关系缓和后，在台湾的十二姑写信给我父亲，说想回来省亲、上坟。几经周转，十二姑敲定了行程。父亲令我在十二姑回来之前，找到祖先的墓地。”唐之枢按照父亲提供的联系人名单，前往竹林村蔡家寨，“可惜联系人多已不在了。”好在有一罗姓的儿子知道情况，带着唐之枢上山了。
“首先去的就是狮子山。”唐之枢回忆说，当时看到了貔貅等物件，就判断是大官的墓地，“可惜灌木丛和人一样高，看都看不过去，向导就带我去其他地方寻找。”就这样，唐之枢错过了发现祖墓的机会。好在当年他找到了自己的爷爷唐尔锟的墓：“十二姑就在这儿上的坟。”
从此以后，唐之枢一家人每年都来爷爷唐尔锟的墓前祭拜。而且还不断地寻找、发现其他先人的坟茔，并尽力加以修葺。
2014年3月23日，唐之枢等唐家后人赶往蔡家寨狮子山一探究竟。巧合的是，158年前即咸丰六年的同一天，郑珍来到成山，为投江殉国的唐树义老人书写了这块墓碑。
2014年4月12日上午，唐继善、唐之枢等成山唐氏后裔上百人，汇聚水田镇蔡家寨狮子山，在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等先祖墓茔前，以唐继善为主祭的唐氏后裔举行了庄严、肃穆的祭祖典礼。这是百年来，唐氏后人在成山的首次拜祭。
唐之枢告诉记者：“从父亲辈开始，唐家已无人再埋入家族坟山了。”
三、《黔诗纪略》、《播雅》因唐树义、唐炯父子而传世
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的古籍文献中，有一封编号B.1.1765的信札，是西南巨儒莫友芝写于1854年正月十八日的一封家书。当时“咸同之乱”风起云涌，莫友芝任教的遵义湘川书院因战乱尚未恢复，他写信给贵阳的六弟莫庭芝，希望托人帮助书院早日复课。
“莫友芝急于恢复书院，是想在书院亦教亦编，尽快完成《黔诗纪略》的编选。”贵州省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简小娅说。据记载，起义农民围城时，莫友芝被困城中，《黔诗纪略》的书稿在城外湘川书院未及取回。心急如焚的莫友芝雇用壮士，将其悬绳坠于城外，到书院取回书稿。简主任说，莫友芝极为重视《黔诗纪略》一书，为编此书花费心力不在话下，且将个人功名前途暂放一旁。
这本《黔诗纪略》，是唐树义允诺刊资书籍中的一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冬，唐树义辞去湖北布政使之职，并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在贵阳堰塘坎修筑待归草堂闲居养老。期间，他邀请郑珍、莫友芝等名士前来做客，“诗酒留连，抵掌纵论天下大事”；郑、莫两位西南巨儒还为唐家所藏古画珍玩鉴赏题识。
做客期间，莫友芝与唐树义论及《贵州诗集传证》（后改名为《黔诗纪略》）的搜集编纂事宜。唐树义希望莫友芝把明清两代贵州诗人的作品编选成集，他允诺出资刊刻，为乡邦保留一份珍贵文献。
与此同时，唐树义得知郑珍编辑《遵义诗钞》一事，内容涉及遵义时事、山川、境域、要隘、名胜、习俗以及耆旧掌故的引述与考证。唐树义翻阅诗稿竟爱不释手，于是决定捐资帮助郑珍刻印刊行，并亲自将《遵义诗钞》更名为《播雅》。
三人约定后不久，唐树义即赴湖北与捻军作战，生死难测。莫友芝在给贵阳六弟的信中，担心刻书的费用难料，意欲自行刊刻编选的明代部分。莫友芝写完此信后五天的正月二十三日，唐树义在湖北金口殉职。唐树义去世之后，其子唐炯继续其未完成之事业，为莫友芝等解决资金上的困难。1870年，唐炯寄白银五百两，给在金陵的莫友芝，作为《黔诗纪略》的刊资。一年后，莫友芝辞世，其儿子莫绳孙继承遗志，从事后续工作，并于1873年将《黔诗纪略》付梓。
“在莫友芝等编辑《黔诗纪略》的成书过程中，唐树义也不只是注资之功，而是从开始倡导、谋划编书之时就已加人其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李美芳的研究表明，目前所见两个版本的《黔诗纪略》，即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遵义唐氏梦砚斋金陵刻本和民国三十五年（1946）扬州陈履恒刻《独山莫氏郘亭丛书》本，在诗集和各卷卷首注明编者时，均署“遵义唐树义子方审例”几字，可见在《黔诗纪略》的刊刻过程中唐树义实有校阅之劳。
冯飞告诉记者，同样是在唐炯的帮助下，《播雅》得以正式刊印问世。郑珍把唐树义的遗作编为一卷，殿诸《播雅》之后。因此，刊印行世的《播雅》，由早年的24卷增为25卷，唐树义的义举随其不朽的英名一道，绵延不绝传诸后世。无怪乎清朝贵州名士陈田曾说：“子方（唐树义）好事，郑子尹（郑珍）《播雅》、莫子偲（莫友芝）《黔诗纪略》皆其怂恿编次者，书成，为具刊资。”大体上指出了唐树义在贵州诗歌总集编纂中的作用和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郑珍晚年逃难，饥寒交迫，全靠唐炯接济。郑珍去世后，唐炯把郑珍诗歌刻为《巢经巢诗钞后集》。
四、政府部门：保护文化遗存，挖掘文化内涵
2014年3月25日，唐树义碑阴残片出土的第4天。这也是贵遵高速公路复线施工范围内搬迁所有建筑、坟墓的最后登记期限。按照规划图，即将修建的公路要从成山唐氏祖墓群中间经过。
最后时刻，乌当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郭琳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在3月25日上午，她接待了来访的冯飞，并在冯飞提交的一份紧急呼吁书上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五天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具了一份《关于贵遵高速施工范围内唐氏家族墓地的情况说明》。这份对唐树义碑阴等成山文化遗存的权威认定，引起了乌当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此后不久，区人大、区政府连续出台措施保护成山文化遗址。乌当区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对乌当区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情况报告的审改意见》，要求政府将唐家大院、朝阳寺、唐氏家族墓葬群尽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唐家大院、唐氏祖墓、朝阳寺被乌当区人民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已开始施工的“贵遵高速公路复线工程”做出调整，为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的墓茔改道。
2015年9月6日，筑府发〔2015〕33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公布，乌当区唐家大院、成山唐氏祖墓群名列其中。
五、成山“世家文化”，不可多得的人文遗产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湖北布政使唐树义与其子唐炯诀别后，在金口投江殉国。唐炯深受刺激，立志要发奋图强，为父报仇。咸丰四年三月，唐炯回到贵阳后，立即在水田坝毁家办团，并受巡抚、提督指派，固守省城北屏，与丁宝桢、赵畏三的团练遥相呼应。那个时期，省城东北的红边、永乐、乌八堡（今东风镇）、水田坝、三江、白泥一线，皆属于唐炯的防务领域，其战果辉煌声名鹊起。唐炯就此发迹起家，一路提拔而上，同治二年擢任四川绥定知府。
任绥定知府期间，唐炯一面为当地兴学办书院，一面主持刊印父亲唐树义遗著《梦砚斋遗稿》。其中的《先府君葬地记》一文，唐树义作于道光三年（1823），这是一篇成山文化的重要文献。文中，唐树义不仅记述了在贵阳安葬父母的大致经过，还详细介绍了位于水田坝蔡家寨的成山墓园：“兹山土色皆红，容棺处间黄白赤泥，人咸称为福地。要其四山围绕，若儿孙罗列。西北有山曰方山，方正而耸拔。背面二水夹流，去茔地东二里而会，殆庶几晦翁所谓山水环合者欤！若城郭、道路、沟渠、耕犁，则茔地势高，外宏敞而内狭，与风泉水蚁之患，窃意皆可以避。且距省会四十五里，异日，虽势家亦无从夺焉！《记》曰：葬者，藏也。斯亦求尽夫藏之之义耳。其他富贵、祸福，吾乌能知之？工既竣，因以此意书于石阴，俾我子孙知葬亲之道，当本诸礼，审诸心。毋托高论以矜异，毋狥邪说以滋惑，斯为得云。”
“在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祖孙三代的‘朋友圈’中，出类拔萃者何止郑珍、莫友芝两位西南巨儒?”冯飞翻阅着历史文献，大致梳理道：“唐源准老人一生所交，就有不少是鸿儒名宦，例如花杰（字晓亭）、高廷瑶（字青书）、韩崶（字桂舲）、蒋攸铦（字砺堂）、李銮宣（字石农）、龚鲲（字北海）、罗含章（字月川）等，他们或任过知府、布政使、按察使、两广总督，或在朝中任刑部尚书，尽管官阶不同，但皆品高德厚之俊贤名流。至于唐树义、唐炯父子，与之交谊深厚者中有官至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的林则徐，有‘挽乾坤之既倒’的湘军创始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骆秉章等，还有清廷军机大臣张之洞、李鸿章及云贵总督张亮基、四川总督丁宝桢等。至如清代著名学者、诗人王柏心、陈钟祥和黄辅辰、黄彭年父子，当年皆是成山唐氏的座上宾。”
“唐家还与同时代的一些名儒巨宦结成姻亲。”冯飞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是唐树义的女婿；云南大理的白族精英王人文，署理过四川总督，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先驱，他是唐树义的重孙女婿。”
凭借强大的“朋友圈”，唐家频频出现在《林则徐日记》、《云左山房诗钞》、《林文忠公政书》、《林则徐传》、《胡林翼书札选编》、《曾文正公奏稿》、《曾文正公全集》、《丁文成公奏稿》、《张之洞全集》、《巢经巢全集》等文献中。对此，贵州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顾久称之为“成山文化现象”，“早在清道光年间，成山文化现象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在3月31日的座谈会现场，著名文史专家黄万机先生挥毫写下了“成山文化，绚烂辉煌”八字篆书。黄先生说，不论是沙滩文化郑、莫、黎三家，还是现在的成山唐氏，“终归是中国传统世家文化的体现”。他说，其中的廉正文化，在当今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顾久先生本人对成山文化极为推崇，他写给《忠孝成山》的序文中说道：“成山唐氏家族子贤孙孝、人才辈出，他们各以其迥异常人的才学或品行，在贵州近现代的文化、军事、经济、教育等不同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都是贵州不可多得的人文遗产和历史财富。”
在外界梳理成山文化的过程中，唐家后人积极参与其中，且视之为“整理家故，重拾家风”的一次机遇。对冯飞主编的《忠孝成山》一书，唐家后人出资出力帮助出版。唐炯玄孙唐之枢先生说：“当年，唐树义、唐炯等唐家先人相继出资，使《黔诗纪略》、《播雅》这样的贵州文化精典得以问世；今天，作为成山唐氏的后辈，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我们也要像老祖宗一样，为《忠孝成山》的出版发行出资出力。”
六、唐炯的“历史问题”有待重新评价
经过实地走访和文献爬梳，冯飞觉得《清史稿》中有关“唐家顶子”代表人物、太子少保、云南巡抚唐炯的一些说法值得认真的商榷。
一是唐炯在滇办矿的成绩。《清史稿·唐炯传》的记载是：“惟经营十五年，仅岁解京铜百万斤，为时论所讥。”对此，云南文史专家杨德昌先生持不同意见。他说，他的祖辈曾在唐炯督办的铜矿工地打马鞍子，人称“杨鞍匠”。祖辈曾回忆说，唐炯前去办矿的时候，矿山已经被封了一二十年的时间，矿口都已长满了灌木丛。
“朝廷派唐炯来云南督办矿务，可以说，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办矿之初，唐大人只有一个‘矿务大臣’的空头官衔。朝廷不拨启动资金，矿本为零；前面刚刚结束的20年的战乱，导致东川府人手紧缺，矿工寥寥。更恶劣的是矿产资源已经濒于枯竭。‘矿老山空’！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办矿，并且把它维持下来，每年向北京运送巨额铜材，唐炯老人家实在不容易。”杨德昌感慨地说。
二是在中法战争中，身为清军统帅的云南巡抚唐炯，因“擅自回省”、“坐误事机”被判斩监候。对此事件，冯飞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了同一时期的另一种说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撰的《清史编年》与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则立场鲜明地为唐炯的遭遇鸣不平。其中，唐景崧亲自参加了中法战争，以功晋二品秩，此后步步高升，任福建台湾道，旋升布政使，署理台湾巡抚。
“以往，人们对唐炯的认识往往止于‘山西战事失利的罪魁’，甚至痛批唐炯为一个彻底的冥顽不化的妥协派。”冯飞说。“但跳出阶级评判的旧有的窠臼，近年来有人便为唐炯正义发声，仗义执言：随着清政府和、战态度的转变，唐炯不幸成为满清政府掩饰其腐败无能的替罪羊。”云南大学中国史（中国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冯晓澜，在其题为《唐炯与云南》的毕业论文中，也持如上观点。
事实上，唐炯虽被判“斩监候”，却一直没有执行。关押两年后，朝廷将其释放。接下来，朝廷对他的处置很值得玩味。官方宣布的是：“赏还巡抚衔，赴滇办矿。”冯飞觉得妙就妙在这“赏还”二字。“‘赏’字发乎于情，‘还’字顺乎于理。情、理兼顾，用得甚是巧妙委婉。”冯飞说，“赏还巡抚衔，两个动词一个名词。恭亲王奕䜣和慈禧太后两叔嫂把持的清廷，用一种很智慧的方式安抚唐炯。既能委婉向其表达善意、歉意，又令其无话可说—我们可否这样理解呢？”
七、专家访谈：成山文化是贵州地域文化研究的新亮点
民间对唐氏家族文化的了解，多限于“要想唐家不做官，除非干断洗马滩”，“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之类的民谣—一句话，唐家当官的多；而贵州学术界对贵阳三大家族的研究，又偏重于高、华两家，对唐家的研究不够充分甚至回避，造成成山文化研究的长期低谷。
“事实上，成山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内涵和价值。其内涵是多元的，绝不仅仅停留于民间津津乐道的‘唐家顶子’。”冯飞说。他高兴的是，成山文化目前正成为贵州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新亮点。
（一）记者：要直观地认识成山文化，可以从哪些角度切入？
谭佛佑：清代中后期以来至民国，整个西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均与成山唐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军事上，对黔地影响深远，长达近20年的“咸同之乱”中，唐炯率军援黔，取得赫赫战功；清朝中后期最大的国内战争莫过于太平天国起义，是唐炯献策迫使石达开束手军门；经济上，唐炯整顿四川省盐务、督办云南铜业，卓有成效。这都是当时西南地区的民生经济大事。研究贵州教育史，绕不开成山唐氏的唐尔镛。他是清末民初时期，贵州新式教育的奠基者之一，贵州当时几所著名的学校，包括师范讲习所、官立宪群政法学堂，都是开风气之先。
冯飞：文化上，成山文化的价值有待重新认识。我们知道，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与成山唐氏或涉姻娅，或为世交。他们在学术追求上志同道合，目标一致，都是民族文化最忠实的实践者、捍卫者和传承人。他们间的交往更是情深意厚，令人感叹唏嘘。每当郑珍、莫友芝在经济方面出现困难，唐树义、唐炯总是出手扶持，搭力相帮。郑、莫编纂的《播雅》《黔诗纪略》，皆蒙唐树义父子慷慨出资相助，从而付梓刊行传诸后世，这是咸、同年间，贵州闻名遐迩的学术佳话。
（二）记者：成山文化何时进入学术视野？
冯飞：早在清道光年间，“成山文化现象”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和研究，迄今有近200年历史。在清代诸多名儒巨宦的著述里，不难找到有关成山唐氏的文字记载。例如《林则徐全集》、《林则徐日记》、《云左山房诗钞》、《林文忠公政书》、《林则徐传》、《胡林翼书札选编》、《曾文正公奏稿》、《曾文正公全集》、《丁文成公奏稿》、《张之洞全集》、《巢经巢全集》，等等。民国学者任可澄、杨恩元，当代学者黄万机、谭佛佑、厐思纯也对成山文化进行了研究。唐氏一族与贵州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的解读空间。
（三）记者：水田镇竹林村一带被认定即是“成山”。唐家大院、唐氏苏家山家族墓，在这之前已在竹林村被发现。那么，竹林村蔡家寨，此前曾进入到专家学者的学术视野里吗？
冯飞：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记载：“成山草堂，在府城东北四十五里蔡家寨，道光二年（1822），唐树义葬其父于成山，遂于墓附近筑室曰‘成山草堂’。同治初毁于寇乱，光绪中其子炯重修。”根据这段记载，再对照唐树义遗著《先府君葬地记》，成山的来历就十分清晰明了。所谓“成山”，是唐树义、唐炯父子为了保护祖墓，刻意为坟山所起的名字。这是唐氏世代相守、不愿外传的家世密码。1909年，唐炯同其妹夫张之洞等先后去世，自此以后除了唐氏族人，外界已很难打听成山的具体地点。如此算来，“成山”困扰史学界已有一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