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与北魏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变
毋有江
政治地理学与政治史一样关注政治实体的演变。政治地理研究政治实体的生成、发展、变化，是通过思考政治体的空间组合关系变动体现出来的。这就意味着，第一，必须思考政治体生成变化的外部环境。就关系切近程度而言，首先必须思考因直接地理毗邻而产生的地缘关系或地缘环境。其次则要考虑包含政治体间接空间联系、由多个政治体政治互动形成的区域或天下、全球政治地理格局。而迁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常见的政治地理现象。第二，必须思考政治体内部空间组合关系的变化。这一般是通过行政区划的具体实证研究体现出来的，当然也可以通过归类分析政区建置的功能来观察、思考。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思考政治体内部空间组合关系演化的切入路径，就是研究一政治实体都城的空间定位与空间迁移。这里面可以包含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背景。作为一个政治体的控制中心，都城及其在政治体地理空间上的变化、迁移向为政治地理学者所关注。[374]北魏作为一个崛起于游牧草原的北族王朝，政治中心曾经多次变化。特别是从平城到洛阳的变化，因为牵涉到孝文帝波澜壮阔的汉化改革，历来也是历史学界叙述的重点。[375]本文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考察北魏时期政治中心变动的政治与地理意义。
一、苻坚灭代之前拓跋鲜卑政治中心的变化
拓跋鲜卑早期的政治发展过程和政治体自身的地理迁移有莫大关系。据《魏书·序纪》，首领“成皇帝”毛时，因毛“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宣皇帝”推寅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中间又经六位部落首领，到“献皇帝”邻时，又有所谓神人在部落内部宣扬“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看来当时的地理环境确实不能满足政治发展所需，迁徙之议再起。但邻“时年衰老”，传位“圣武皇帝”诘汾，新、老部落首领合力同心，率领部落不惧“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南移“匈奴之故地”，即今乌兰察布高原东侧的阴山山地一带，与居于张北高原的没鹿回部相邻。在诘汾之子、首领“神元皇帝”力微吞并没鹿回部之后，张北高原才转而成为拓跋鲜卑的驻牧地。[376]从此以往，拓跋鲜卑的政治发展就与阴山山脉一带的地理环境有着撕扯不断的人文关联。
今天我们所指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一条巨大的东西向山脉，位于内蒙古高原以南，大体以北纬42°为界，南界止于河套平原北侧的大断层崖和大同、阳高、张家口一带盆地的北缘，南北宽50—100公里；西端以干燥剥蚀的低山没入阿拉善高原，约在东经106°附近，东端因受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干扰，脉络比较紊乱，界线不明，多伦、沽源一线以西新华夏体系的影响较弱，故以滦河上游闪电河谷地为其东界，东西长约1000公里。作为一条重要的自然界线，阴山南北两侧今天在景观和农业生产上有显著差异，山南年均温5.6—7.9℃，山北为0—4℃；山南≥10℃积温为3000—3280℃，山北为900—2500℃；山南无霜期130—160天，山北为95—110天；山南风小而少，年平均风速＜2米/秒，山北风大而多，年平均风速4—6米/秒。年降水量东经110
以东，南北相差70—100毫米；东经110
以西，因位于干旱区，年降水量都很小，南北相差25毫米左右。在农业生产上，山南为农业区，山北为牧业区，山区则为农牧林交错地区。[377]不难看出，阴山以南水热资源条件远比阴山以北优越，更有利于游牧活动。
“神元皇帝”力微二十九年（248），拓跋鲜卑吞并没鹿回部，“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在阴山山脉东端的张北高原、围场高原一带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378]就20世纪80年代的地理环境来看，张北高原大部分为波状起伏、滩淖棋布的景观，河流大都是河床短浅、系统紊乱、以湖泊为尾闾的内陆河。湖泊附近的地下水位距地面多在3米左右，形成丰美的草滩。围场高原内部地势平坦，气候比西部张北高原较为湿润，牧草生长良好，是河北省最好的天然牧场。[379]《序纪》所谓“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亦说明力微时代这里就是适宜游牧民族栖息繁衍并培育自身政治实力的良好场所。力微时代，柔然尚未崛起，但在拓跋鲜卑东面，已经崛起有宇文鲜卑与慕容鲜卑。[380]宇文鲜卑、慕容鲜卑分别活动在今老哈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拓跋鲜卑似乎缺少进一步东向延展政治空间的实力。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拓跋鲜卑沿阴山西向发展的阻力似乎较小。紧承二十九年吞并没鹿回部一事之后，《魏书·序纪》云：“三十九年（258），迁于定襄之盛乐。”
盛乐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土城子村北1.5公里的土城子城址。[381]盛乐地处今水热条件较好的河套平原东段（即土默特—达拉特平原，盛乐一带亦可称呼和浩特平原），是阴山山前洪积平原以及黄河和大黑河等河流的冲积—洪积平原，地势低平，年平均气温3—6℃，≥10℃积温2800—3000℃，农牧兼宜，有着较张北高原、围场高原还要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382]根据前田正名、王凯和笔者的研究，盛乐就东方而言是长川—牛川—盛乐一线（即今日兴和［长川］—丰镇—凉城［牛川］—和林格尔［盛乐］一线或兴和［长川］—察哈尔右翼前旗—凉城［牛川］—和林格尔［盛乐］一线）和盛乐—善无—平城一线两条交通线的交汇点。往北可通漠北。盛乐时代它应当也是西域、关中平原通过鄂尔多斯高原南缘与游牧民族发生人文关联的中心节点。[383]除此之外，盛乐周边缺乏可与拓跋鲜卑匹敌的政治势力亦为一重要原因。《魏书·序纪》：“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描述的正是拓跋鲜卑将中心移往盛乐之后迅速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地域政治体的过程。自此以后，拓跋鲜卑“与（曹）魏和亲”，一改过往“不交南夏”的政治发展路径。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呼和浩特平原与立足关中的政治体可以广袤的鄂尔多斯草原和黄土高原作为缓冲，与扎根河北平原的政治体中间则有冀北山地与山西高原的屏蔽，因此有较为充足的地理空间去抵消来自南部的政治压力。盛乐的劣势在于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还是有限，不能满足政治体内部日益滋长的物质资源需求。拓跋鲜卑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保持与外部的密切联系。《魏书·序纪》载拓跋鲜卑“与（曹）魏和亲”之后，“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外部物质资源和平状态下的输入亦有助于政治体内部的稳定发展：“始祖（指力微）与邻国交接，笃信推诚，不为倚伏以要一时之利，宽恕任真，而遐迩归仰。”
由于政治体各自的资源禀赋与人文发展存在质与量的显著差异，游牧政权与农耕王朝之间的互动也会存在中心与边缘的结构性分野。和平状态的人文交流对边缘政治体存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冲击，会引发政治体内部原有文化的本能反弹与抵抗，导致政治变故的发生。“四十二年（261），遣子文帝（指力微子沙漠汗，下同）如（曹）魏，且观风土。”沙漠汗“以国太子留洛阳，为魏宾之冠”。“帝身长八尺，英姿瑰伟，在晋之日，朝士英俊多与亲善，雅为人物归仰。”“魏晋禅代，和好仍密。……四十八年（267），帝至自晋。”“五十六年（275），帝复如晋。”“五十八年（277），方遣帝。始祖闻帝归，大悦，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汝曹取之。’援弹飞丸，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且离间素行，乃谋危害，并先驰还。始祖问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是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384]沙漠汗被杀显然与其过度偏离拓跋鲜卑政治文化传统有莫大关系。但是拓跋鲜卑对外部物质资源的刚性需求又使其很难避免外向政治发展的道路。力微之后，拓跋鲜卑一度“诸部离叛，国内纷扰”，但因为自身实力尚在，“威德复举”，在与中原农耕王朝互动中继续保持自身的政治中心地位。
这时的拓跋鲜卑，很大程度上仍是游牧行国的状态。所谓“迁于定襄之盛乐”，应理解为驻牧于盛乐，而不是迁都于盛乐。所以到“昭皇帝”禄官时，又“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指力微子沙漠汗）之长子桓皇帝讳猗㐌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385]。政治结构短时间内的这种大幅改变，只有放在游牧行国的逻辑里才可以理解。这时的拓跋鲜卑，政治上应该处于分治状态，三部各自统属，《序纪》随后的叙事亦不以禄官为中心，而以猗㐌特别是猗卢为中心。“是岁（295），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禄官与猗㐌先后过世后，猗卢以盛乐为中心，“总摄三部，以为一统”。乘西晋末年北方大乱之势，继续扩充自己的实力范围。猗卢“三年（310），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帝（指猗卢）嘉其意，厚报馈之。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攻琨新兴、雁门二郡。琨来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度河，窜居朔方。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386]。在西晋的配合支持下，拓跋鲜卑征服白部，赶走铁弗部，扫清了呼和浩特平原与大同盆地联系的人文障碍，将拓跋鲜卑活动的地域范围扩展到了雁门关以北。[387]
其政治中心也因控制地域的迅速扩大而发生调整与改变。猗卢“六年（313），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388]。新平城从地望上看似乎就是今山西省怀仁县金沙滩镇安宿疃村的安宿疃城址。[389]这是政治上继续进取的明显信号。但是猗卢的积极南进亦伴生有拓跋部政治文化的剧烈变革：“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依托游牧部落的政治体在基本政治结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剧烈的政治文化变革往往会导致剧烈的内讧。“九年（316），帝召六修，六修不至。帝怒，讨之，失利，乃微服民间，遂崩。”[390]
猗卢死后，拓跋鲜卑内忧外患不断，政治中心发生多次波动。首领“惠皇帝”贺傉“四年（324），……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391]。东木根山，即今内蒙古兴和县与河北尚义县接壤之大青山（即东汉时的弹汗山），力微曾经驻牧过的长川，就在今大青山西北附近。[392]首领“炀皇帝”纥那“三年（327），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帝御之于句注陉北，不利，迁于大宁”。大宁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带。拓跋部活动中心不断向东收缩。直到首领“烈皇帝”翳槐后元年（337）“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立足盛乐，拓跋鲜卑内部的政治局势开始稳定下来。翳槐续任首领“一年而崩”，“昭成皇帝”什翼犍继位。“二年（339）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东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灅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393]按《北史》卷13《后妃传上》：“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于平文，生昭成帝。……昭成初欲定都于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于是“三年（340）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四年（341）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394]盛乐作为政治中心被加以明确、强化。从筑城的行为也可推测，拓跋鲜卑作为政治体似乎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兼容游牧、农耕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
限于当时经济与技术条件，游牧的跨地域政治体内部物质资源生产往往不足所需，故有向外积极发展的内在动力。“十四年（351），帝（指什翼犍）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诸大人谏曰：‘今中州大乱，诚宜进取，如闻豪强并起，不可一举而定，若或留连，经历岁稔，恐无永逸之利，或有亏损之忧。’帝乃止。”[395]什翼犍时期拓跋鲜卑之所以立足盛乐迁延不进，显然是因为当时的地缘政治条件对于自己政治上的攻取不甚有利。
什翼犍时期，拓跋鲜卑与活动于鄂尔多斯高原、盛乐附近黄河两岸的匈奴铁弗部之政治联系甚多。由于铁弗部的配合，拓跋鲜卑所建代国最终在376年亦为前秦所灭。为了遏制铁弗部咄咄逼人的政治竞争，什翼犍积极扶持与铁弗部存在亲缘与竞争关系的独孤部。前秦灭代之后，通过铁弗部与独孤部分部管理拓跋鲜卑，刻意提高独孤部的政治地位，扶持独孤部发展，借助独孤部实力与地位以及铁弗、独孤两部之间的矛盾抑制铁弗部的趁势扩张。在阴山东端则通过扶持贺兰部牵制独孤部，贺兰部与拓跋部存在长期的政治联系，扶持贺兰部亦有控制拓跋部的政治意图。这是前秦瓦解之后拓跋珪重新整合拓跋鲜卑的地缘政治关系背景。[396]
二、徙都平城与北魏王朝的构建
拓跋珪恢复代国名号始于386年。据《魏书》卷2《太祖纪》：“登国元年（386）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爵叙勋，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夏四月，改称魏王。”《魏书》卷108《礼志一》：“太祖登国元年（386），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叙述与《太祖纪》稍有参差。牛川，据前田正名所说，本来可能是指位于白道岭与地当盛乐和平城交通要冲的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之间的一条河流，在今内蒙古凉城县附近。[397]这里指的应是牛川河谷。牛川距离盛乐不远，处于前述“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与“盛乐（北都）—平城（南都）—新平城”一线的交汇地带，在《魏书》里多次出现。拓跋珪在此大会部落，宣告即代王位，意图在政治上重新集结拓跋鲜卑诸部。盛乐此时当仍是政治中心。
皇始元年（396）八月，北魏四十余万大军，“南出马邑，逾于句注”；九月攻占并州，“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398]不但控制地域首次越出代北，在政治制度上也出现了向中原王朝政治文化摆动的明显趋势。天兴元年（398），慕容德南走滑台。至此除令支以东以北的一小块外，河北地区完全为北魏所占领。[399]平城是拓跋鲜卑很早就开始经营的地方，前述313年，当时的拓跋部首领猗卢已经“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400]。草创的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似乎不足以显示北魏初年的政治地理格局。何况平城之外，道武帝拓跋珪尚有迁都邺城的政治选项。《魏书》卷2《太祖纪》：“天兴元年（398）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台，（拓跋）仪克邺，收其仓库。……庚子，车驾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赵郡之高邑，遂幸于邺。……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车驾自邺还中山，所过存问百姓。”从邺城的地理条件来说，邺城处于太行山东大道与通往山西高原的东西道路之交汇点上，水陆通畅，灌溉便利，经济发达，人口稠密，而且有之前政权留下的宫城台榭可供使用，确实具备充当首都的地理条件与物质资源基础。[401]道武帝本人也确有定都于邺的想法，但为什么最终舍邺城而就平城？现有史料没有明确交代。
其实关于都邺的政治思考不止存在于道武帝时期。《魏书》卷35《崔浩传》，太宗明元帝“神瑞二年（415），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垣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邺，应大乐五十年，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指大夏天王赫连勃勃）、蠕蠕（即柔然）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复使中贵人问浩、澹曰：‘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浩等对曰：‘可简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太宗从之，于是分民诣山东三州食，出仓谷以稟之。”[402]据此可知，平城的劣势在于缺乏资源稳定供应的物质条件，大量非生产性人员涌入，势必造成资源供应的紧张。这时的北魏王朝，仍处于由游牧行国向农业王朝转变的政治状态。[403]它的西面与北面，直接面临赫连氏与柔然政治上的竞争，加上迁都邺城还可能出现北族之人“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的状况，政治风险过大。明元帝之不愿迁都邺城，与道武帝之定都平城，其考虑大概会有相通之处。
孝文帝时代都城南迁，朝议似乎也曾把邺城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后魏书》云：“［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吴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饮盗水，恶其名也。’遂止。”[404]《太平寰宇记》卷55《河北道四》相州下所引与此基本相同。孝文帝并不是一个痴迷妄信的皇帝，如此回复臣下建言实有深意。[405]邺城的优势在于它的腹地广阔，可以有效连通太行山东西，借助虎牢、滑台、碻磝与青齐地区、河南地区实现政治控制与军事节制；距离游牧草原直接地理距离不远，遇乱可调动物质资源及时处置。因此从当时北魏的幅员来讲，这里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政治中心选择。但其软肋在于不能直接控制关中地区，遇乱则容易失去处置先机。而在北魏前期，关中因其复杂的族群分布以及与大同盆地地理上的悬隔，已经使北魏有鞭长莫及之感。况且定都邺城亦不利于北魏在政治上跨越秦岭与淮河南向开拓。孝文帝的政治蓝图不止于稳定统治北方，而是要通过定都洛阳谋求政治体的进一步发展（见下），邺城充其量只能起到政治上守成的作用，已不能适应孝文帝时代北魏新的政治地理结构。《后魏书》所载孝文帝之言，极像一种政治上的托辞。至于东魏、北齐时都邺，显然与东魏、北齐不能拥有关中，河南地区局势不稳，而邺城又可以有效连通晋阳这一政治中心有莫大关系。[406]
不难看出，道武帝迁都平城，以及平城作为都城能够稳定下来，是北魏特定时期政治形势及其整体的政治地理格局共同影响的结果。从自然地理角度观察，大同盆地在空间形状上呈东北—西南向展布。海拔大都在1000—1200米之间，地表以平川为主，间有缓坡丘陵，地势比较平坦。年平均气温6—7℃，≥10℃积温2600—2950℃，与呼和浩特平原差异不甚大。[407]如将大同盆地周边其他雁北地理小区一并纳入考虑，则平城腹地较盛乐广阔，能够吸纳、安置因政治扩张、军事征服而源源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水资源与呼和浩特平原相比更为丰富，农牧兼宜，适应北魏华戎混杂的社会族群结构。大同盆地与汾河谷地、河北平原均相距不远，交通联系的成本较盛乐为低，满足了拓跋鲜卑为首的政治体直接控制平原地区农业资源的需求；与呼和浩特平原、阴山以北的游牧草原皆毗邻相接，有利于就近控制，直接征服。但它的不足在于与待征服地域距离甚远，不能支撑进一步外向发展的政治需求。而且周围山峦阻隔，与立足平原地区的政治中心比较起来，地理可达性与有效连通性均有很大的局限，给人口急遽膨胀的京畿地区亦带来物质资源充足供应的压力。道武帝显然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天兴元年（398），道武帝驻跸中山，“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帝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镇勃海之合口。……辛酉，车驾发自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408]。整治道路、设置行台、迁徙山东民吏，这一连串的举措，无一不是出于联系与控制山东地区的政治考量。
平城的经营与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的基本政治地理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却是由道武帝拓跋珪确定下来的。[409]《魏书》卷2《太祖纪》：天兴元年（398）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正式迁都。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所谓“正封畿，制郊甸”，卷110《食货志》：“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元和郡县图志》卷14“云州”条下：“后魏道武帝又于此建都，东至上谷军都关，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门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为甸服。”《魏书》卷113《官氏志》：“天兴元年十一月，诏吏部郎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十二月，置八部大夫、散骑常侍、待诏管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天赐元年（404）十一月，“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自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四年五月，增置侍官，侍直左右，出内诏命，取八国良家，代郡、上谷、广宁、雁门四郡民中年长有器望者充之。”[410]这是拓跋鲜卑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尽管它依然保留着浓厚的部落政治残余，但政治发展方向似乎已经无法逆转。[411]
政治中心由盛乐转移到平城一带，只是致使盛乐政治地位下降，而对于拓跋鲜卑与北魏王朝来说，其依然存在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意义。因为盛乐所在的呼和浩特平原，隔山阻河与高车、柔然和赫连氏相邻，在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是通过鄂尔多斯高原控制关中地区及河西走廊的重要空间支点。盛乐也是标示拓跋鲜卑统治代北地区合法性的历史象征，孝文帝之前的北魏皇帝的埋葬地点通常就在盛乐的金陵。北魏前期的政治地理格局，以“盛乐—平城”两都为政治轴心。
三、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政治地理效应
《魏书》卷31《于栗䃅传》：“奚斤之征虎牢也，栗䃅别率所部攻（司马）德宗（指晋安帝）河南太守王涓之于金墉，涓之弃城遁走。迁豫州刺史，将军如故，进爵新安侯。洛阳虽历代所都，久为边裔，城阙萧条，野无烟火。栗䃅刊辟榛荒，劳来安集。德刑既设，甚得百姓之心。”这是北魏初占时洛阳的景况。“城阙萧条，野无烟火”，不但初占时如是，就是孝文帝决定迁都时洛阳还是比较倾圮。《魏书》卷7《高祖纪下》：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洛阳地处八方交征的四战之地，资源经常处于非正常消耗状态，而且山压水迫，自身资源禀赋并不优异。现代自然地理学者将洛阳小盆地划为豫西间山河谷平原的一部分，和大同盆地一样同属于黄土高原亚区的山西高原小区。豫西间山河谷平原位于中条山与崤山、熊耳山、伏牛山等一系列北东东向断块山地之间，其间有黄河、洛河、伊河流贯。地貌格局基本上是以河流为中轴，山地向南北两侧依次出现河漫滩、河流阶地、黄土台原、黄土丘陵等地貌类型，黄土沟谷多从南北两侧切过黄土丘陵、黄土台原、河流阶地，而后汇入河流。支沟发育，多数主沟深30—50米或40—60米。气候上处在暖温带南部边缘，为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带，水热条件较平城为好。[412]尽管如此，与长安和邺城四周沃野千里相比，洛阳小盆地地域狭小，地势起伏，内部资源明显不足。前面提到，由于都城一带存在大量的非生产性人员，周边地形崎岖复杂，平城存在本地资源供应不足和外部资源输入困难的问题。[413]对于一个政治统治日益讲求实效的王朝来说，迁都应当存在一定资源供应上的理性考量。但是洛阳小盆地并不能保证必要的内部物质资源供应量。那么，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洛阳？
对都城而言，内部资源供应仅是较为次要的因素。自统一北方以来，由于政治体整体资源供应状况较为充足，即便关山阻隔，仍可通过周边交通建设与经济政策调整，大幅缓解都城一带的资源供应紧张问题。之前逯耀东已指出北魏前期政治文化变动对迁都一事有重要影响。[414]之后何德章亦力证孝文帝原本无意迁都，迁都是孝文帝积极有为的汉化改革在平城遭遇挫折之后的临时起意。[415]游牧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中，政治领袖有带领政治体成员向外获取资源的职责。[416]应该看到，作为阴山山脉一带游牧民族共主与北方农耕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北魏皇帝，由于扩张与征服活动的节节胜利，他的权势在统治阶层中间是在不断增加的。孝文帝改革的政治意义，在于瓦解、粉碎旧有的部落政治结构残余，建立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全新政治体制。[417]通过政治中心变动调整政治体原先的政治结构，在拓跋鲜卑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早有先例，也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经常出现的政治地理现象。从这个角度考虑，迁都的政治起意虽然甚晚，但它仍是北魏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从现实地缘条件而言，洛阳连通四方的区位优势在东可为虎牢取代，在西不能与长安分庭抗礼，它的长处在于关东、关西政治上一统时期可以东西南北兼得，变四战之地为四达之地，政治上有进一步发展的地理条件。《魏书》卷19《景穆十二王传中任城王元澄传》，孝文帝对任城王元澄私下透露南伐迁都计划：“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元澄则对云：“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元澄是孝文帝政治上的心腹密友。从两人对话内容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平城一带是“用武之地”，游牧政治文化传统占上风，“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只有迁都“伊洛中区”，“移风易俗”，重塑北魏朝廷的政治文化传统，才可以“制御华夏，辑平九服”，实现政治上继续进取的雄心。在之后讨论迁都洛阳的会议上，孝文帝诏告群官：“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当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规。”[418]可见孝文帝迁都是为了在地理上重新形塑一个有效汲取、支配社会资源的政治格局，实现北魏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419]
迁都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自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420]孝文帝对此似乎缺少经济上的算计。《魏书》卷54《高闾传》：“迁都洛阳，闾表谏，言迁有十损，必不获已，请迁于邺。高祖（指孝文帝）颇嫌之。”洛阳与关东、关西，河南、河北，以及代北、关南的高度地理可达性与有效连通性成为较之邺城更优的政治中心选项，亦符合孝文帝积极外向发展的政治谋略，高闾纠结于经济得失，显然不称皇帝的心意。也可能是因为孝文帝原本有可以很快在洛阳打开局面的心理预期。“是时高祖锐意典礼，兼铨镜九流，又迁都草创，征讨不息，内外规略，号为多事。”[421]洛阳在地缘政治上有它特定的劣势，它的直接腹地太小，洛阳小平原缺乏大同盆地那样的空间去承接伴随政治中心南移而来的政治人口。孝文帝采用的方式，一则调整区划，扩大司州直接领属的范围，通过行政手段弥补自然条件的不足。太和十七年（493）改称司州，改河南郡为河南尹。十八年（494），罢西兖、东雍、泰、陕、怀、郢等州，东郡、陈留、正平、平阳、安平、河东、高凉、恒农、河北、河内、汲郡等郡划入，在鲁阳置南中府，恒农郡地置西中府；并州建兴郡划入。同年罢陈留郡。鲁阳镇改置荆州。十九年（495）罢北豫州置东中府，荥阳、颍川两郡划入。二十年（496）置北中府。二十二年（498）罢鲁阳之荆州置鲁阳郡，南阳、顺阳、鲁阳、襄城等郡划入。[422]二则攻打南阳盆地，冲击南朝淮河一线的军事防线，通过军事手段扩大洛阳南面的地理缓冲，消耗南朝的资源。[423]
孝文帝迁都具有多方面的地理效应。迁都直接提升了洛阳及其周边地域的政治地位，洛阳崛起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处于丝绸之路商贸活动路线的东端中心地带，洛阳取代平城成为经济中心。借助集权王朝汲取社会资源的超强能力，洛阳一带工商业兴盛，社会文化生活活跃，贵族生活骄奢淫逸，这一点在当时代人杨衒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里有很真切的反映。而且朝廷尚文崇艺，为郦道元这样的撰著者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文籍。北方一统，郦道元有大范围空间仕宦游历的机会增广闻见；南北交流，信息亦能较为便捷地流入洛阳。《水经注》撰述的成功，实脱不开这些时代条件。[424]繁荣的洛阳不只培育了一帮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贵族寄生虫，更重要的是彻底改变了政治中心的社会政治文化取向：此后朝廷出现大量关于祭祀礼仪的讨论，包括北魏皇族出身的核心精英也多崇尚文教，醉心诗赋，并将之视为自身社会地位高的标识。这种政治中心的文化示范效应甚至影响到后来的东西魏及周、齐政权。[425]
迁都也改变了北魏与蒙古草原诸游牧部落的政治联系，为北方草原新政治地理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由于孝文帝迁都洛阳，游牧草原所受的地缘压逼大幅减轻，草原社会政治上的内生发展趋势明显，草原内部政治体间发生重新整合，大范围的草原政治共同体再度崛起。此后无论是重新整合后的柔然还是勃然兴起的突厥，均成为南部农业政权不得不面对的政治强权。这种外部地缘关系的新变化一直影响到后来的隋唐。[426]
迁都最根本的意义还在于对北魏原有政治地理格局的重塑。迁都是孝文帝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环。改革是政治体调整政治结构、自我更新的现实途径。改革不仅牵涉到政治精英进入政治系统的方式与路径，也牵涉到社会资源进入政治系统后共享与分配的模式。华夏政治文化通过孝文帝改革成为主导价值系统，这一方面为华夏政治精英造就了平流直进的合法渠道，另一方面亦引发出身游牧文化传统政治精英的分化与对立。北镇与洛阳朝廷之间的冲突不是所谓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对立，而是政治急遽变动过程中没能化解掉的新边缘政治人群，在新政治体系的权力与资源分配中日益失势的心境的社会政治表达。[427]这种心境又进一步被迁都后北镇地区日益劣化的社会生活环境所刺激，进而对政治系统的维持产生重要后果。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平城时代结束，洛阳时代开启，北魏前期的“盛乐—平城”两都格局为“洛阳—平城”两都格局所取代。但北魏后期平城对洛阳的意义，与北魏前期盛乐对平城的意义还是不同，前两者没有共同的人文地理基础，仅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宣示与象征。由于政治中心优势丧失，平城与洛阳在经济文化上霄壤悬隔。这种反差在政治体运行平稳时似乎可以视为癣疥之疾，但一旦政局出现重大动荡，基于新政治地理结构而长久累积的矛盾很可能就会成为政治体瓦解的关键。[428]
四、余论：研究迁都的政治地理意义
一般所言的政治发展，是指政治系统范围内的发展或变化，或者从一种系统到另一种系统的变化。一般说来，政治发展都是朝着更大地增加政府能力的方面发展。[429]如将视野投入到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进程，一个政治体可能会发生地理空间的转移，而这会给政治体带来发展变化的机遇与挑战。即便在特定时期政治体没有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大幅变化，外部的地缘关系变化、内部的政治文化变动、因人口增长或其他因素引发的物质资源供应状况变化，都会成为推动政治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这个从拓跋鲜卑以及后来的北魏历史中是能够感觉出来的。不过很多政治体的地域规模都过于庞大，无法像对待小微政治体一样直接拿来进行整体分析。于是研究者有政治体内核心集团、核心区的专门研究。[430]但是核心区有时就研究政治体的演变过程来说，仍然过大。像中国的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域都过于辽阔，拿来分析中国政治发展，并不能从技术层面上降低分析的难度。而且有的政治体核心区不止一块，作为地理意义上政治体的下级分析单位，一些政治层面的变化亦不能借助核心区分析反映出来。都城或者说首都的分析意义这里就凸显出来了。因为都城作为政治中心，政治活动密集度最高，对政治体的现实运转过程表达得也最明显。特别是中央集权国家，首都及其周边地域行政严密，交通便捷，信息传递迅速，资源大量涌入，政治、文化活动异常丰富，是分析政治体发展变化的最好要素。
都城空间布局的变化本身就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极好切入点。[431]目前古代都城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古都学。[432]政治体都城一直保持没变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有很多，西汉的长安、东汉的洛阳就是例子。但政治体政治中心或都城发生变化的例子也不鲜见。如周代迁都洛邑，三国东吴迁都武昌，明朝迁都北京。迁都与特定的政治形势（在政治地理角度表现为地缘关系）、政治统治集团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过程都可能存在关联。不过，就本篇所言的拓跋鲜卑及后来的北魏王朝而言，都城是政治体本身发育程度及其政治文化性质的反映与表达。一般而言，游牧政治体自产物质资源往往不敷政治体运营之所需，因此游牧政治体的外向发展特征比较明显，这种外向发展会引发地缘关系紧张，推动政治体间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化，也会影响政治体内部的政治地理格局。游牧政治体与农耕政治体的接触与冲突，亦会导致游牧政治体本身的政治文化发生趋向农耕文化的改变。在同等的地理面积内，农耕产出高于游牧产出，这本来因为各自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而欠缺人文比较的意义。但由于两种类型的政治体接触会发生碰撞与冲突，而政治军事斗争成败又必须建立在总体资源拥有量的基础之上，因而比较也就具有了政治评估的意义。农耕产出高于游牧产出，意味着同等空间面积下农耕政治体的资源总量大于游牧政治体。这就意味着基于资源控制或掠夺的政治冲突在农耕政治体与游牧政治体之间不可避免。而农耕政治体的地理空间一般比较稳定，为了持续夺得农耕地区资源，游牧政治体必须有较为稳定的政治中心，这是游牧政治体政治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从拓跋鲜卑与北魏情况来看，政治中心在稳定下来后和都城的区隔并不明显。盛乐是力微时的政治中心、什翼犍时代国的都城，可是在道武帝时代拓跋鲜卑很大程度上还是游牧行国（见前所述），所以这种区别对游牧政治体来说可能不存在。到了平城时代与洛阳时代，两者就更是同义语。政治中心的表述只有在游牧政治体政治中心经常发生空间转移的时候才是对政治体发展的一个专有分析概念。
资源的需求刺激游牧政治体直接占有农耕地区，也引发游牧政治文化的变化。由于管理本身必须契合农耕地区的习惯和传统，而游牧政治体这方面又不能提供有效的制度资源，一定程度上采行华夏农耕王朝的政治制度与统治理念就成为必然。这是由资源供求关系决定的，和主观上是否有汉化意图没有必然关联，这也是我们研究拓跋鲜卑政治发展得出的一个结论。正是这种资源供求关系的根本制约，当北魏王朝的资源供应主体转向农耕地区时，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与汉化改革就发生了现实的密切联系。孝文帝是一个主观上有强烈汉化意图的皇帝。正如本文所述，迁都洛阳直接起因于汉化改革在平城受挫，但更大的背景是皇帝想要打造一个完全不同于部落政治文化传统的政治新环境，建立皇权至上的新体制，实现王朝政治上向南方的进一步发展。这里我们看到，北魏政治结构的巨大变迁与北魏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存在明显的同步效应。而这两方面的变化，在迁都一事上都有直接的反映。不唯如是，定都洛阳，还进一步引发北魏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巨大变化，新的政治地理结构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后续影响，在新首都亦有明显的反映。探究迁都现象，对从政治地理角度研究拓跋鲜卑与后来的北魏王朝这样有着明显性质改变与空间变动轨迹的政治体来说，是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