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构想【1】

国内外有关语言规划的研究成果的积累与社会生活的新近发展，使得语言规划学呼之欲出。本文首先对语言规划学的“呼之欲出”之势做些描述，然后从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研究理念等方面对语言规划学做些阐发，为语言规划学的学科建设做些理论准备。

一 语言规划学呼之欲出

人类社会很早就开始进行语言规划，但是关于语言规划的研究历史并不长，追溯起来一般都会首提1959年豪根（Haugen）的论文《现代挪威标准语的规划》，这篇论文首次对“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

（一）西方语言规划研究说略

豪根之后，人们对语言规划进行了较多研究，特别是在一些新独立国家进行了大量的语言规划实践，取得了较大的学术声望和社会效益。一般人都认为，语言规划是一种“自上而下”（top-down）的社会行为，是政府或学术权威部门为特定目的对社会语言生活（Language Situation）及语言本身所进行的干预、调整和管理。后来，语言规划进入一个低潮期：一是因为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解构成为时髦；二是一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所做的语言规划，并不怎么成功，有人甚至悲观地认为语言是不可规划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规划研究又“复兴”起来。复兴之社会因素、学术因素都还需要用科学学的眼光做深入观察，但与如下情况一定相关：维护文化多样性必须以语言多样性为基础；关注弱势语言和弱势群体的语言；语言矛盾与语言冲突在一些国家不断发生，语言政策逐渐成为世界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等。一些国际组织也不断出台有关语言权利的宣言，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

复兴之后的语言规划研究，更加关注弱势人群的语言权利，近来也有学者（比如McLaughlin1992）提出“自下而上”（bottom-up）的语言规划观，认为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都要主动进行相关的语言规划。其实，“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这两种规划路向并不矛盾，甚至是应该相辅相成的。

五十余年的语言规划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社会语言学领域，也散见于一些应用语言学的学术刊物。社会语言学通常被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变体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宏观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国家的语言选择、语言政策和语言的规划与发展等，而这宏观的社会语言学问题，当然也是语言规划所研究的核心内容。

应用语言学早期是从语言教学领域兴起的，狭义的应用语言学至今仍是专指对语言教学方面的研究。后来，应用语言学的学科范围不断扩展，与语言应用相关的研究领域，只要学术上有所进展，都会冠以“××语言学”的名称，比如法律语言学、新闻语言学、广告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甚至还有军事语言学、政治语言学等，应用语言学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并与社会语言学形成了诸多交叉。因此，语言规划不仅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也是一些应用语言学所关心的，因而其成果也常被刊发在一些应用语言学的刊物上。

语言规划研究主要解决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语言地位规划、语言本体规划、语言习得规划和语言声望规划。“语言地位规划”就是要确定语言（包括文字）及其变体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就大致确定了在什么场合应该使用什么语言。一个国家刚刚独立之时，选择哪种语言作为国语或官方工作语，一个国际组织用什么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都会遇到语言地位规划问题。在一个国家，当某种语言被选定为国语或官方工作语言之后，就需要对该语言及其文字进行持续的规范化、丰富化工作，使其能够承担起地位规划所赋予的任务。这种工作叫作语言的本体规划，比如词典编纂、语音规范、文字改革或整理、语法大典的编纂、科技术语的翻译与规范等。语言本体规划和语言地位规划，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于是需要做好语言教育规划，亦称为语言习得规划。此外，要巩固某种语言的地位，使之快速而广泛地传播，还需要做语言声望规划，通过各种举措，树立起某种语言的声望，使人们愿意学习它，应用它，并在学习和应用中得到精神、文化、教育、经济等多层面的利益。这四大规划，称为经典的语言规划。

（二）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做语言规划的国家之一。李建国（2000）认为，早在西周就进行过“书同名”的语言文字规范，例如《管子·君臣上》：“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以至正也。”当时的语言规范，通过朝堂活动、学校教育、轩使者等来树立声誉，并向四方传播。随后，每个朝代都有过一些语言规划的实践活动，特别是文字规范活动。

具有现代意义的语言规划应该始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但真正把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应该是1984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成立，特别是《语言文字应用》的创刊，因为这两件事标志着中国应用语言学的正式建立。

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最近十多年更是迅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学科建设等方面：

其一，2006年，南开大学首先设立语言规划的博士方向；2013年、201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相继设立了语言规划方向的博士点。

其二，近些年来，一些大学和单位成立了以语言规划研究为主的科研单位，如：2005年，宁夏大学成立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所；2007年11月，南京大学成立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同年1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2008年12月，商务印书馆成立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2010年，上海海事大学成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所；2013年，北京语言大学成立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同年4月，上海市教育科学院成立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2014年9月，武汉大学成立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其三，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仅翻译、介绍了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且也重视国内状况的研究，最富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自2005启动以来至今未曾间断过，它为国家决策提供了参考，为语言文字研究者、语言文字产品研发者和社会其他人士提供了语言服务。而且，该报告还被译为英文在国外出版，还即将出版韩语本，把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规划的状况介绍给世界。

此外，201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了《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刊物，使语言规划学有了专门的学术园地。陈章太先生主编的《语言规划学概论》即将出版【2】，这是我国首部以“语言规划学”命名的著作。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内外的研究基础，还是我国的学科准备、学术组织建设，以及当前的社会需求，可以说，语言规划学在中国已经呼之欲出。

二 语言规划学乃语言功能之学

语言规划学可以说是关于语言功能的学问：研究语言有哪些功能，研究各种语言功能的发生原理与运作机理，研究怎样利用这些原理或机理来更好地发挥语言功能。

（一）语言功能

语言的本质是社会的。对社会来说，语言发挥着重要社会功能，对各个社会人，语言发挥着重要的人生功能。传统上，语言的社会功能（或社会职能），主要提及的是语言的交际工具功能和思维工具功能，故而多数学者都将语言定义为“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

近三十年来，随着文化语言学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语言的文化功能得到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阐释。语言（及文字）本身就是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语言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和阐释者。文化的载体很多，如音乐、绘画、建筑、服饰、饮食等，但是口头文化和文献文化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负载着文化纵向传久，横向播远。同时，语言还是文化最为重要的阐释者，它不仅可以阐释口头文化、文献文化自身，音乐、绘画、建筑、服饰、饮食等文化也需要它的阐释。语言在对文化的阐释过程中，也能促进文化的发展、甚至是文化的重新建构。语言与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尽管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比较复杂，但它往往具有民族名片、民族图腾、民族象征的作用。这样，可以把语言的文化功能总结为：

1.语言是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2.语言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

3.语言是文化最为重要的阐释者；

4.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建构者；

5.语言是民族的文化图腾。

语言除了它的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之外，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语言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语言的经济属性和语言的经济价值逐渐显著起来，并受到广泛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学的发展，语言的社会功能还会发生各种变化，已有的功能会有强弱增减，也可能还会产生一些新功能。

人是社会的人，故而不仅应当研究语言的社会职能，也要关注语言对于个人与家庭的各种职能。比如语言与智力开发、语言与身份认同、语言与代际亲善、语言病理康复等。

（二）语言功能的发生原理与运作机理

研究语言功能的目的，当然是要充分发挥语言的功能，而要充分发挥语言的功能，就必须了解语言功能的发生原理和运作机理。比如说，语言具有思维工具的功能，语言的这种思维工具功能是如何运作的，大脑神经机制如何，认知机理如何，多语学习对于思维有何促进，手势语、盲文等使用者的思维状况如何，老年人的语言衰退与思维的关系，如此等等。可以说，语言学界对于语言功能的各种发生原理和运作机理，认识还是相当有限的。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需要从相关学科汲取知识，需要用一定的方法和理论整合相关知识，当然还需要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了解各种语言功能的发生原理和运作机理，不是语言规划学的目的，目的是利用这些原理或机理来满足社会需求，来惠及社会成员。社会及社会成员之需求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全面发挥语言的功能；第二，预防、解决语言冲突；第三，提升社会与个人的语言生活质量。当语言规划学发展到这一阶段，就超出了一般的语言学范畴，涉及国家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进入到公共政策的层面。

审视过往的语言规划会发现：较为重视语言交际功能的规划，较少考虑语言思维功能、文化功能及经济功能等的规划，特别是较为忽视语言的民族文化的图腾功能；较多规划语言的社会功能，较少考虑家庭、个人、社区的语言问题；语言规划的路向基本是“自上而下”的，很少有“自下而上”的。因此，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都还大有改进之空间。

（三）语言规划学在语言学科体系中的位置

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多学科关注参与、具有大量的交叉、边缘学科的学科家族。在如此庞大乃至庞杂的语言学科家族中，语言规划学具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因此应有自己的特定位置。

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索绪尔，把语言定义为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符号有所指和能指两个方面，符号系统具有组合与聚合两种关系。研究语言的符号系统是语言学中的显学，如对语音、文字、语汇、语义、语法等的研究。这种研究又可以称为语言的本体研究。

语言是在运用中发生作用的，语言也是在运用中存在、发展和显示其价值的。语言运用表现为一定领域、一定语境、一定语体、利用一定媒介物的交际，依照语用学所谓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来完成交际任务，正确传递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例如修辞学、语用学和一些应用语言学等，都在研究语言的运用问题。

第一语言的口语是通过习得完成的，第一语言的书面语、第二语言、第N语言一般都需要通过教学活动来获得。语言教学是古老的语言行业，语言学习研究是语言学最常见的学科门类。

20世纪上半叶，计算机问世，之后便试图用计算机进行语言翻译和语言问答，从而开始了人类进行语言信息处理的征程。之后，又将计算机联网工作，计算机网络的不断发展成为当今无所不在的移动互联网。如果说语言教学是教人获得语言，那么语言信息处理则是要教计算机获得语言，是语言学中与高新科技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充满前途的新分支。

语言不仅具有社会属性，而且还具有生物学、神经学、心理学等属性，因某种原因形成的人的先天的、后天的语言缺陷，使语言也成为病理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生理、心理、病理学研究，涉及较多交叉学科。

已有的语言学大致可以归入语言本体研究、语言应用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信息处理研究、语言的生理—心理—病理研究。如上图所示，语言功能研究加入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中，可以使学科体系更为完满，也表明语言规划学有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研究特色。当然，当研究语言本体、语言运用、语言学习、语言信息处理、语言的生理—心理—病理的时候，可能涉及语言功能问题，但是，专门研究语言功能，然后对语言功能进行社会干预，还是具有特殊的其他学科不能代替的语言学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三 积累学科资料，创新学科理念

语言规划学要发展为一门科学，必须尽快积累学科资料。学科资料不仅是相关的学术文献，更重要的是古今中外的语言规划实例，通过对这些实例的研究，总结出语言规划的规律。

（一）积累学科资料

学术文献的搜集相对容易，因为这一学术领域形成时间不长，文献也较为集中。数年来，学界也早就注意搜集、翻译这方面的文献，如：周庆生先生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徐大明先生主持了“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和“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等翻译系列。

相对而言，古今中外的语言规划实例的收集研究，是语言规划学当今的首要任务，也是长期的、艰巨的、基础性任务。国际语言规划，包括地域国别的语言规划和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全世界现有220余个国家和地区，但我国能够了解的国别语言规划情况极其有限，屈指可数。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列国志”的编写，如今已出版144卷，是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基本国情的大型百科全书，被誉为“21世纪的《海国图志》”。据了解，此类著作已经有多个系列，并且还在不断地发展中。【3】但是“国别语言志”至今还只在倡议阶段，未知何时能够举步。就此处看，语言学界比历史学界落后将近20年。

世界上除了220余个国家和地区之外，还有大量的国际组织，而且国际组织呈现快速发展、相互连通的态势。至2005年，各类国际组织共有58 859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为735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为51 509个，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卫生、教育、环境、安全、贫穷、人口、妇女儿童等众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已成为左右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张民选（2010，17页）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组织必将在21世纪的国际社会生活和人类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了解国际组织的发展与现状，其实就是了解国际社会的发展与现状。这数以万计的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也需要进行研究；对那些影响大的国际组织，要重点研究。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问题的研究，是“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说中国。上文已经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语言规划的国度，但是，对历史上语言规划的研究，十分有限。除了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以来的语言规划研究之外，除了秦始皇统一文字、北魏孝文帝“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唐代颜元孙编撰《干禄字书》等几个典型案例之外，几乎没有多少系统研究。其实真正理想的，是应当开展断代的语言规划研究，有一套“中国历代语言规划史”。

（二）关注“语言生活”

中国语言规划学界，在21世纪初就不断强调并持续丰富着“语言生活”的理念。明确提出：国家管理的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生活；语言生活要依法管理，还要更多地提供语言服务；评价语言政策的优劣，就是看它对语言生活的适应情况，看它能否妥善处理各种语言关系，能否解决“语言问题”，能否较好地保护和开发各种“语言资源”，能否维护好语言的群体权利和个体权益，最大限度地获取语言的社会红利和经济红利。

了解语言生活是制定好语言政策、做好语言规划的基础。李宇明（2012）把语言生活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

宏观语言生活是指与国家直接相关、需要国家直接规划的语言生活。宏观语言生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国家层面的语言生活；2.超国家层面的语言生活。在宏观语言生活中，我国过去主要进行的是国家层面的语言生活管理，而对于超国家层面的语言生活，关注不够，研究不够。可喜的是，近来中国语言规划学者不断出席“中外语言年”的活动，如“中法语言年”“中欧语言年”“中德语言年”“中俄语言年”等。特别是2014年6月6日，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州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语言大会，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代表出席，围绕“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达成《苏州共识》。《苏州共识》认为：

使用学习者的母语开展教学，是提高教学效果、促进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家庭和社区在母语学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视听障碍者独特的语言系统在教育中应得到重视和使用。

民族和土著居民为使他们的语言世代相传所付出的努力，对一个公正和有益的世界亦很重要。

促进人民、机构、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是提升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

网络空间应体现世界的语言多样性，各语言社区都应该从信息技术中受益。

满足国家、土著居民以及移民社区需要的语言政策和实践，可以增强全球社会和平共处的有效交流。

仔细阅读《苏州共识》，会发现其语言理念是先进的，而且较多体现了中国政府和学者近些年来语言规划的实践与研究成果。

中观层面的语言生活，按照“条条框框”的纵、横两个角度可以再分为“地域语言生活”和“领域语言生活”。地域语言生活是横向划分的“框框”的语言生活，有省域、县域等不同的层次。地域语言生活是由国家指导、地方管理的语言生活，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目前，我国省域一级和部分地区一级、县域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都有自己的语言规划。但是，除了北京、上海等少数地方有一些语言方面的考虑之外，非民族自治地方多数没有自觉而全面的语言规划。

领域语言生活是纵向划分的“条条”的语言生活，具体体现为各行业的语言生活，比如教育、新闻出版、商贸、旅游、交通、医疗卫生等等。领域语言生活由国家指导，具体语言规划由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和实施。不同行业所从事的社会活动不同，需要关注的语言问题不同，对从业人员的语言水平要求也有所不同。各行业的语言生活有各自的特点，其语言规划也应该各有特点。

微观语言生活体现为个人语言生活和社会终端组织的语言生活。比如：个人、家庭、学校、医院、商场、工厂、车站等等。微观语言生活，过去主要采取“管”的办法，今后应该更多地支持其自主、自觉地规划自己的语言生活，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提供语言服务和语言指导。

唐红丽（2015）在采访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时，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语言规划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派，即“语言生活派”。2014年9月16日在法国举行的“第二届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研讨会”上，侯敏教授还向国外同人介绍了中国“语言生活派”的一些特点。“语言生活派”的基本理念就是要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要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关键是要全面观察语言生活，透彻研究语言生活；特别要认识到，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的语言生活正在由“单语生活”向“双语（包括多语）生活”发展。适应这样的“双语（多语）生活”，必须有相应的语言理念与语言规划：

第一，语言规划理念应当由“单语主义”向“双语（多语）主义”发展。应当认识到，双语（多语）生活是进步的语言生活，双语（多语）主义是进步的语言观、语言规划观。而人类当今的语言观基本上还停滞在“单语主义”阶段。

第二，现代人应具有在不同文化中“穿行”的双语（多语）能力；具有相关的语言－文化知识；具有宽容、包容的“和而不同”的语言－文化态度。

第三，多语多言社会，各种语言和方言都有一定的语言功能，都有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特定功能空间。各种语言的功能空间是经过长期“语言竞争”形成的，是一种规约，一种秩序。语言生活和谐就是遵守这种规约，尊重这种秩序，让各种语言和方言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各展其长，和睦相处。减少语言矛盾，预防、减缓甚至避免语言冲突。

第四，根据语言生活的层级理论和语言生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必然会形成语言规划制定者的多元化。不同层级、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规划者之间要加强沟通协调，比如国家语言规划者与地区、领域之间，内地与港澳台之间，各国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等。语言规划还需要考虑多路向，特别要注意发展“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并注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规划路向的相互配合。

四 结语

人类语言规划的实践活动古已有之，但关于语言规划的研究却是近五六十年来的事情。这一研究在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中孕育成长，今日已经具备了建立语言规划学这一独立学科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已经为此做好了学科、学术组织、学术队伍等方面的准备，呼之欲出。

语言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涉及领域广阔，参与学科众多。此前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有关于语言本体的、语言运用的、语言学习的、语言信息处理的、语言的生理－心理－病理的，语言规划学以语言功能为研究对象，正好为语言学科链补上重要的一环。

语言规划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功能，它要探讨语言之于社会、语言之于社会个体究竟有哪些功能，这些功能的发生原理和运作机理如何，怎么样利用这些原理和机理来充分发挥语言功能，使其惠及人类社会和社会个体。

语言规划学具有学术意义，但更具有浓重的实践品格。它应以古今中外的语言规划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从相关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得出语言规划的科学规律。所得规律，不仅可以用学理来评判，更能够用实践来检验：其一，能以此来解释、评判历史上已有的语言规划；其二，能够预判某地、某国正在发生的语言规划问题；其三，能够据此为某国家、某组织、某地区、某领域做出科学的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学必须关注语言生活，深入了解语言生活，做出的规划符合语言生活实际。当前，人类语言生活正从单语向双语、多语的方向发展，语言规划理念也应当从“单语主义”向“双语（多语）主义”转变。各语言规划主体之间要相互沟通协调，各种语言规划的路向要相互配合，相得益彰，避免、减缓语言冲突，促进语言生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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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界华文教育》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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