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

把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紧密联系起来

提要  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是两门独立的语言学学科。但是这两个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以疍家话性质、客赣方言的关系、异性同称现象为例，给予简略说明。最后提出要把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紧密地联系起来，共同促进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和提高。

关键词  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学科；联系

1.从社会语言学说起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把社会现象和语言学结合在一起的学科。

社会语言学首先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学的视角把语言放在整个社会中加以考察，又反过来从语言的变化与发展中去探究社会生活的某些倾向或规律。语言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因素，是研究社会的必经之路。

著名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Ralph W. Fasold于1990年曾经出版过两部有名的姊妹篇专著，一部叫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另一部叫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Basil Blackwell Ltd.，1990）。前一部是从社会的角度讨论社会语言学，说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对语言所构成的影响，并深入讨论了语言由此所产生的变化。后一部是从语言的角度讨论社会语言学，说到语言本身的因素对社会所构成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语言自身的某些变化，例如“洋泾浜”和“克里奥尔”等语言现象。这些语言现象都是跟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密切相关的。可见，讨论社会语言学的时候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侧重面。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的侧重面，有意无意地几乎成了西方社会语言学与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分界线。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Labov，William）早年写过两篇很有名的著作，一篇是论文，发表于1963年的《音变的社会促动因素》（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Sound Change. Word，19：273—307），很详尽地讨论了语言当中的音变现象是由什么样的社会因素造成的。

另外是一部专著，发表于1966年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划分》（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DC：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以340个选样对纽约市的英语进行了方块切割式的详细调查，说明了纽约不同社会层次中所使用的英语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些主要都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后来的西方社会语言学家，大多遵循拉波夫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语言学。他们追求研究语言的“变异”（variation）与“共性”（universals），在他们的作品里虽然有大量的图表数据，以及十分烦琐的统计数字，但讨论的问题却是非常严谨、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一点给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中国社会语言学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比较晚，著名语言学家和出版家陈原先生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原先生1979年出版了《语言与社会生活》，1983年出版了《社会语言学》。后来这两本书同时收入《陈原语言学论著》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这两本著作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学已经开始走向成熟。《语言与社会生活》讨论了语言与社会、语言的灵物崇拜、语言污染与净化、语言的吸收功能、委婉语、词汇学与辩证法等若干问题。《社会语言学》首先定义社会语言学为“一种边缘科学”，至于跟什么学科“边缘”，并没有详细说明。不过书里讨论了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语言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一种信息手段等四个大的理论问题。然后接着讨论手势语言、阶级语言、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非语言交际与形象思维等若干具体问题。

不用多少比较就可以看出，陈原先生这里所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内容非常广泛，跟拉波夫等人所研究的西方社会语言学是有明显区别的。

不过，陈原先生学识丰富，广征博引，文采飞扬，举例就在你身边，他这两本著作很快风行学界，很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立纲张目。最近二十来年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在这里评论西方社会语言学和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是非优劣。这只是由于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的不同，所产生的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本身的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何况，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双向连接的良好势头。例如我曾不揣冒昧，试着写过一篇《语音演变例外的社会调查》（《中国社会语言学》2001年第1期），就是试图以西方社会语言学的惯常方法，来研究方言中的某些语音演变例外现象的。我知道其他的一些学者也做过同类的研究。

2.方言研究与社会语言学结合的实例

明白了西方社会语言学和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大致情况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汉语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关系。主要举几个例子。

2.1  关于疍家话

疍家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族群。它分布于浙江、福建、湖南、浙江、广东、广西、海南等东南各省区，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河地域。“疍”文献上又写作“涎、蜒、蜑、旦、蛋、但”。 光从命名用字上已经可以窥见疍家族群的特殊性了。

根据研究，文献典籍中关于疍家疍民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黄盖传》。黄盖为吴国五陵太守时，“武陵蛮夷”的“巴、醴、由、涎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这里的“涎”就是指的疍家。其后，关于疍家族群的记载不绝于文献典籍。如《隋书》卷八十二“南蛮传”：“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蜑，……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寰宇记俗有四民，……四曰蜑户，舟居穴处，亦能汉音，以采海为生。”

但是，关于疍家的族系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从历史记载来看，疍家一直被认为是属于蛮夷一类的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一直到民国时期的罗香林《唐代疍族考》、陈序经的《疍民的研究》等很多重要论著，都持有这个看法。

以上的这些看法都是从社会学或民俗学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可是一旦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问题，就很不一样了。

我们都知道，疍家人说的话称为“疍家话”，有的也自称“船上话”。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提到广西钦州一带的疍家“语似福广，杂以广东西之音”。这里虽然语焉不详，但已经很清楚地说出了疍家话应该是一种汉语的方言，而不会是一种少数民族的语言。

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认为，广东的疍家人说的是一种不正确的广州话，如把“饭”说成“迈”，把“筋”说成“梯”，把“碗”说成“爱”，把“瓦盆”说成“把浪”等等。民国时期社会学家、民俗学家伍锐麟在《三水河口疍民调查报告》中指出，河口疍民的语言与三水县陆地居民的语言在语音和词汇上存在一些差别。这个话也就是说，跟陆地居民的语言基本上是相同的。往后的社会民俗学者、语言学者也有很多关于疍家语言的记述。例如林语堂、陈序经、刘锡蕃等，都说到闽粤桂一带疍家人所说的语言，几乎都跟当地陆上居民所说的汉语方言基本一致。

早期社会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对疍家话的初步认识，得到了后来的方言学者田野调查的证实。例如梁猷刚对广西北海市附近海岛及沿海疍家话的调查，“跟粤语比较接近”；黄谷甘调查了海南岛三亚市附近的疍家话，证实属于粤语，和广州话比较，有许多共同点。

对疍家话做最详细描述的是白云教授的一本重要著作《广西疍家话语音研究》。这本著作描述了广西境内北海、贵港、桂平、贺州、怀远、南宁等十一处桂南疍家话的语音系统，以及毛村、恭城、平乐等五处桂北船民话的语音系统。该书指出：桂南疍家话属于粤语系统，桂北船民话属于桂北平话系统。

语言不是民族的唯一标志，甚至都说不上是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可是把社会、语言、文化、民俗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却是研究民族、族群、社群的最有效方法。从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的综合研究可以确定：疍家不是少数民族，只是汉民族的一个特殊族群。

2.2  关于客赣方言

据刘纶鑫教授研究，客家方言得名于明末清初，其名来源于民间。当时，广东中部、西部一带称从嘉应州一带迁来的移民为“客家人”，称他们说的话为“客家话”。

也据刘纶鑫教授研究，赣语早无其名，其得名很晚，迄今不过五六十年的历史。我们知道，赣语和湘语一样，原来都在官话的范围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从官话里分立出来的。赣语研究的历史大约也应该从这个时期算起。

1933年著名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罗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导论》，为客家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34年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发表《临川音系》，从语言学的意义上揭开了客赣之争的序幕。 自此之后，客赣方言的分合就成为汉语方言学几十年来的一个老话题。至今仍见议论纷纷。就语言学的观点来说，分合都有道理。《中国语言地图集》从分不从合，把赣语和客家话分别立为两个独立的方言区。

客赣方言有许多共性。例如：

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一般读送气音。不过黄雪贞先生指出，“辫笨渠队赠叛站（车站）铡”等几个古全浊声母字客家话今音也有读不送气的。这个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少数或例外。谢留文先生从方言学的角度讨论了这几个古全浊声母字，说得很有道理。但是，问题说到这里并没有完结。人们自然会进一步发问：这几个字客家话为什么会读不送气？怎么为这几个字的读音画出一个详细的地理分布地图，或绘制一幅年龄、阶层、职业、受教育程度分布表？这个可是需要把方言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才可以办到的。

客赣方言韵母的差别也不大。蟹摄、效摄、咸摄、山摄一二等许多客赣方言都有对立。“鱼虞”之别，“支脂”之别客赣方言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蟹摄开口四等今读洪音也是客赣方言共同的常见现象。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蟹、效、咸、山一二等的对立等语音现象，在地理上是怎么分布的？它们跟年龄、阶层、职业、受教育程度有什么关系？单纯的方言学调查研究，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需要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来提供帮助。

又如：客赣方言有大量的词汇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是，客家话有一些词语，是很特别的。例如，管“我”叫“”；管表示否定的“不”说m或ŋ，字多写作“唔”，多数是阳平调；“是不是”说成“係”，等等。好了，客家话这些特殊词汇的深入研究，也离不开社会学的方法。“”是“我”在客家话中的特殊读音，这个读音是怎么分布的？“是不是”说成“係”是客家话和粤语区别于其他汉语方言的共性，这个共性怎么来的？有什么样的地理分布？

2.3  关于汉语方言里异性同称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汉语方言里，有很多异性同称的现象。例如：很多地方“兄弟” 和“姊妹”是同时包括兄弟姊妹的，女性和男性同称。 陕西有的地方“姊妹”指夫妻二人，议论旁人夫妻可以说“他们姊妹二人”如何如何；有的地方妻子哭死去的丈夫，也称“我的姊妹呀”如何如何。陕西商州管曾祖父、曾祖母都通称为“爸爸”。其他方言叫爸爸的，商州叫“大大、达达、爹”等。北京话“姑爹”可以同时指姑父和姑母。

武汉方言伯父、伯母都叫“伯伯 pɣ213-21 pə03”，说伯母时指父亲的嫂子或女性长辈。为了区分性别，口语里有时管伯母又叫“女伯伯”。武汉郊区黄陂管祖母叫“大”，这个字眼在很多方言里是用来称呼父亲的；管姑妈叫“爷”，众所周知，这个字眼通常是用来称呼祖父或祖父辈的男性老人的。武汉郊区新洲管婶婶叫“大”，依次叫“二大、细大”，管父母之妹叫“爷”，管父母之姐叫“伯”，而在多数的方言里，这些一般是称之为“姑妈”或“姨妈”的。

湖北荆沙地区男性称谓词也往往用来称呼女性。例如，天门一些地方把姑妈依次称为“大爷、二爷”；监利、潜江称呼婶娘为“期爷”；洪湖有的地方称小姑叫“幺爷”；更有意思的是，洪湖的燕窝把婶娘叫“亲爷”，把姐姐、嫂子叫“哥哥”。荆沙地区还常见男性称谓同时用来称呼男性和女性的。例如，洪湖的峰口、曹市、石码头等地，父母亲都叫“伯”，为了加以区分，有时候父亲就叫“大伯”，母亲就叫“小伯”。

江陵、沙市一带，孩子们把与自己父母同辈的、年龄略大的夫妇，按照姓氏分别叫作“王伯伯、李伯伯”；江陵、松滋的一些地方，统称父亲之弟妹为“幺爷、幺爹”，或径称为“爷、爹”。

上海话管父之姐叫“大大du13-11 du13-53”。称曾祖辈，不分男女，都叫“太太 t‘ɑ35-55 t‘ɑ35-31”，口语里为了区分性别，曾祖母叫“女太太”，曾祖父叫“男太太”。

汉语方言里，类似这一类的现象很多。方言学工作者可以发现这些现象，记录这些现象，但真正深刻解释这些现象，必须以社会学、民俗学，甚至文化学的理论为基础。

3.把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紧密地结合起来

以上所举很简单的例子，都说明方言调查研究跟社会语言学有密切关系。语言事实的进一步解释经常就是社会语言学的范畴；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大批量地取材于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

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具有最重要的共同点。

一是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基础都是语言事实，缺少或没有语言事实，从根本上就无法进行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一本好的方言学著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具有丰富的、准确的语言事实，这是基础。一本好的社会语言学著作，首要的一条就是充满了大量生动的实际事例，这些生动的实例其实就是语言事实。

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都必须从这些语言事实中进行分析、讨论，实现理论的升华。只有如此，才是言之有物的，才是不空洞的，才是有说服力的，也才是有理论的。

二是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最根本的研究方法是社会调查，实地调查，即调查的方法。缺少或没有这个调查，也根本无法进行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丰富的、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和现实材料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作者长期的、艰苦的文献调查和语言调查得来的。要做好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个学问，就要下苦功夫做调查，不能偷懒。

陆游《夜读笔记示儿诗》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小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总觉浅，终知此事要躬行。”可以成为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工作者的最好教条之一。

当然，我们还是要知道，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其研究方法、研究途径、追求的终极目标，以及跟其他学科的关系，都有显著的区别。有人说方言学的高级阶段就是社会语言学，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因此，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应该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两个学科都可以得到有效的发展和提高。

参考文献

白  云  2007  《广西疍家话语音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陈昌仪  1989  《赣方言概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黄谷甘  1991  海南省三亚市汉语方言的分布，《方言》第1期。

黄雪贞  1995  《梅县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黄  翊  2007  《澳门语言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梁猷刚  1986  广西钦州地区的语言分布，《方言》第3期。

刘纶鑫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谢留文  1995  客家方言古入声次浊声母字的分化，《中国语文》第1期。

张振兴  2013  《方言研究与社会应用》，北京：商务印书馆。

Abstract  Dialectology and sociolinguistics are two separate disciplines of linguistics. However,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se two disciplines, they are meant to be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ir correlation by taking the nature of Danjia dia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kka dialect and Gan dialect, the phenomenon of homonymy of the opposite sex as examples.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dialectology and sociolinguistics should be closely link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disciplines.

Keywords  dialectology; sociolinguistics; discipline;relationship

（张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