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民俗文化在国家管理系统中的现代定位              

中国民俗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地位，指在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社区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六位一体发展的总体布局中，在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建设成就和实践经验中，就民俗文化进入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部分，考察其对建设社会群体道德价值观和文化自觉性，对促进良性社会文化运行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还指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在21世纪的开局一二十年，以民俗资源为国家基础文化资源，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和学习意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探索完善国家文化建设的历程，包括以民族民俗文化增加社会凝聚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全民幸福指数，与扩大对外民俗文化交流等诸活动的协调发展状况。它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评估民俗文化在国家管理系统中所占的现代位置。

一、 中国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分类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评估民俗文化建设的必要性，除了分析民俗文化在国家整体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社会地位之外，还要观察民俗文化资源分配传统的变化，并了解民俗文化资源分布的现状，这对于提出政府指导性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快速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时期。在社会主义新文化理念的指导下，在政治宽松、文化复兴的氛围中，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民俗文化资源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生存环境，这是繁荣国家文化事业的必要步骤。政府、学者和社会力量三方都对民俗资源加强了利用，民俗文化对政府管理文化的渗透性更强，在政府主导文化中增加了分量。从我们的调查研究看，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程，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在文化分布上，已产生了新的分化，对此，政府的关注点需要转移，学者的研究方向也需要调整。归纳起来说，目前我国民俗文化部分的状况，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 农村内生型

此指截至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前，由国务院发动和投入资金，由文化部组织，延请高校与科研院所相关专业领军学者主持，在国家级层面上，所搜集完成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简称“十集成”）。这次工作在省县范围内全面铺开，最后以省卷本为单位出版，是对我国民族民俗文艺传统资源的一次历史性的总清理和总登记。这也是全民民俗文化搜集与教育的社会运动，历时30年，动员各地城乡民俗文艺讲述家、艺人和群众文化工作者十几亿人参加，规模空前。十集成的性质，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农业民俗文化财富。这笔财富在封闭环境中形成，拥有强大的内部文化功能（对此，本书在后面还将继续讨论）。但在接踵而来的我国高速城市化运动中，它也成为空前绝后的最大历史规模性民俗文艺资源。在农村社会内部的急速转型中，农村民俗文艺的传统脱落，生存环境脆弱化，已丧失了自生自长的历史机制。现在这批资源已成为我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民俗原种，不能复制，不可再生，需要政府给予全面保护。关于十集成对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我们还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我国拥有的另一种国家级内生型民俗文化资源是新编地方志省卷本。这是由政府领导的对我国宋代以来编纂地方志资料进行的大规模接续运动，与十集成同步展开。政府主管职能部门明确提出，编写新地方志应包括“民俗志”，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将搜集和编纂“民俗志”纳入我国地方志的整体文化结构。这批“民俗志”，以民俗学分类，按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和语言民俗四范畴，重新编辑本地传统地方志中的民俗，补充当代调查民俗，如山东民俗志、河南民俗学和（浙江）海州民俗志等。由这场运动所带动，我国编修村志之风兴起，成为一种新的创造。据保守数字统计，各地自发编撰的村志已有数百部，广西邑宁县《孟连村志》写了本村600年的村史，耗时13年，访谈2500余人，考查了全村300多处历史与民俗遗址。河南、浙江萧山、陕西宝鸡和榆林、河北迁安和正定、贵州、安徽西递、广西南宁市郊和邑宁县、北京京郊的爨底下村等都出版了较好的村志。在我国农村空心、农村民俗消失很快的情况下，这批村志成为保存村庄民俗文化记忆的唯一文献。在申遗工作兴起后，村级民俗志成为建立非遗名录的基础资料。新编地方志是对十集成民俗文艺的民俗社会传承背景的必要补充和文化诠释，两种民俗文化资源互补，构成一套相对完整的国家民俗文化资源大型丛书。

（二） 文化资源型

在我国进入快速现代化进程后，大量民俗从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转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资源，注95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民俗作为资源，有了文化符号、商品和身份价值三重性，这种性质是农业社会民俗所不具备的。作为文化符号的民俗，进入政府行政工作，如历史文物遗址与国家荣誉教育，革命圣地纪念地与红色文化宣传、绿色生态环境与安全文化建设等。作为商品的民俗，成为商业利益追逐的对象，或者被进行旅游开发，或者被送进文化产业改造，或者被纳入影视媒体做陪衬。作为身份价值的民俗，给民俗传承人带来了社会流动的机会，也为申遗增加了筹码。民俗资源化的倾向是创新利用民俗的必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民俗从内生型变为与行政化、工业化、商业化和媒体化挂钩的外向型，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环境生存，但如此一来农业民俗也遭到了“改造”、“变味”等严厉批评。其中不少民俗资源开发活动是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名义进行的，尤其在我国一部分新兴城市、沿海侨乡、经济欠发达农村、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城乡结合部出现较多，被批评为“建设性破坏”。政府要考虑如何制定正确的对策加以引导。

（三） 知识工具型

民俗工具论是一个民俗学学术史上的理论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原指将民俗当作政治工具。本节再次谈这个问题，是从“知识工具论”的角度提出来的，指在我国现代社会的中央和地方社会文化建设中，将民俗知识当作工具，进行媒体工业、旅游经济、文化产业和各种地方工程的形象建设，这是一种综合性新现象，到处可看到。一些媒体人、影视导演、项目评估组、学术咨询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把民俗当作一种可以随意解释和可以增值的传统知识，制成实施工程的一件顺手的工具。影视作品的民俗百图、奥运会的群艺节目编导、新农村的建设方案、少数民族旅游村的风俗排练、地方山水晚会的文化创意和灾区重建的人文规划等，都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些民俗具有极强的内部权威性和内情驱动性，是不能被当作外部知识工具使用的，如我国多民族民俗信仰传统、家族习俗和手艺传统等，对它们是需要加以严肃的保护的。要尊重本地本民族知识系统和知识价值观，要避免用外来文化和价值观念对其加以改造和干涉。在这方面印度比我们做得好。

（四） 对外输出型

指对民俗文化的生活方式输出、表演艺术输出和手工艺产品输出。在全球化时期，我国民俗的输出量增加，民俗、影视和对外汉语推广已成为我国政府现代文化输出的三大渠道。但是，采用内外双视角，从总结和预测两方面，评估中国民俗资源的输出种类和输出方式是必要的。例如，在我国各地各民族的民俗生活方式上，包括年节庆典方式，哪些可以输出，哪些欢迎外部社会参观和参与活动；哪些不适合输出，只能在限定范围内进行严肃的、古老的和内部传承。这些都要调查和讨论。民俗输出与否，也是本地本民族的一种文化权利，如何使用这种权利，不能只靠政府意志和行政手段，还要尊重本地本民族的选择。

我国民俗文化的定位是有变化的，但也有一些不变之处，即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一，民俗文化是集体性文化，不是个体性文化，从优秀民俗的集体规约角度去引导，就能发挥民俗的集体凝聚力作用。仅从个体角度去利用民俗，不会产生社会效益。在现代社会，民俗解释增加了个人叙事的成分，但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民俗本身，而是要看个体表述民俗时渗透了哪些个体主观情感和价值观，再进行社会学的背景分析。

第二，民俗文化是历史性文化。民俗文化的集体认同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故民俗文化有历史性，但民俗文化的历史性不等于历史史实的本身，不能将民俗文化直接历史文献化。民俗文化是动态的历史文化，是模式化的历史与不断发生的日常变迁相结合的产物。

第三，民俗文化是整合性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和两种生命之间的阶段，我们都能发现和看见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在两者断裂和转型阶段出现，协助危机过渡，辅助多元整合与协作社会治理。在我国20世纪的五四阶段、抗战阶段、新中国初期阶段、改革开放阶段、全球化与民俗化冲突阶段，民俗文化现象都被关注，民俗文化研究的地位都在提高。我国的民俗文化还产生了大量整合性文化的思想遗产，如“天人合一”、“量入为出”与“和为贵”等。

然而与影视的现代传媒工业和汉语推广的现代教育活动相比，我国民俗文化，原属于自然传承文化，从长期封闭的农业社会发展而来。在现代世界文化输出的高标准要求面前，我国民俗文化的优秀性还缺乏与外部开放环境和世界多元文化模式的对话与对比，对国家自身文化建设的有效性的判断水平和激发内生机制的水平都严重不足，对创新维护民俗文化还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现代民俗传承理论与社会应用的探索都经验不足，这些都是需要研究和改进的地方。改善我国民俗文化的输出能力，已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国家责任。

二、 中国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基本特征

民俗文化在我国现代社会变迁中遇到了新问题，我在《新时期民俗学研究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一文对此做了阐述：

近年社会学的调查研究证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分层与社会分层结构对应的稳定性已被打破，这种改变的结果，是中国民俗在现代社会运行中的文化秩序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理论兼实践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对它的研究，要借鉴并发展钟敬文的文化分层经典理论；从实践上说，对它的研究，要借助民俗学相邻学科的成果，主要是社会学者对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成果。民俗学擅长使用大文化科学的视角和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对具体社会运行研究和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不熟悉，在这点上，社会学正好可以补充。

三、 中国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结构秩序

从民俗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角看，中国民俗在现代社会变迁中发生了结构秩序的变化，大体有以下三点。

（一） 民俗文化共享主体开始分化

中国在长期农业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俗文化享用主体主要是庞大的农业人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阶层、多民族、多区域共享的民俗文化。我国的民俗文化还在全球华人社会所赖以生存的目标国世代传承，这些“出国”的民俗也照样是农业民俗，它们成为华夏儿女的认同文化。民俗文化的这种高度共享和广泛分享的特征，为其他类别的文化所未有。其他类别的文化，包括上面提到的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等，在享用群体和历史模式上，都没有民俗文化这样基础稳定。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民俗文化分布的农业人口主体分布大体不变。但改革开放后，这种结构却发生了拆解乃至消灭的巨大变化。

我国农村民俗文化享用主体出现了解构现象。在农村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空心化现象急剧泛化，农业主力人口成为进城打工群体，留在农村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城乡民俗共享主体分成异地活动的两部分，他们每年很少聚合，或者常年不再聚合。这是当今社会的主流倾向，在这种主流趋势中，两部分人群已无法组成完整的民俗文化共享主体。

近年搞活地方经济受到鼓励，中央政府尤其向东南沿海经济特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重点进行政策倾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东南沿海省份的民俗文化与华侨文化相结合，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彼此都形成了新的情感价值观，产生了民俗文化共享主体重新组合的新动力。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正确地利用这种民俗文化主体结构的新模块，使之成为维系民俗文化情感指数的文化资本，携带地方社会和民族聚居区进入现代化文化建设，便成为一项既针对当下，又有可持续发展需要的重要工作。在这类问题上，政府采纳民俗文化主体人群建设的合理化建议，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分配走势加以正确引导是必要的。

（二） 民俗文化生态链发生断裂

在我国城市布局中的沿海城市、内地城市、西部城市、城市群和城乡结合部等处，也出现了文化秩序不平衡的现象。社会职业中的国营职工、干部和教师等固化状态开始瓦解，从中国农业社会留传下来的身份制度发生了松动，农民工、个体户和中小企业私营者高调进入社会分层，使城市民俗文化主体结构也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注97更需要关注的是，在这种巨大变动中，民俗文化生态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群，转变为现代社会的中低收入人群，成为政府加强公共资金和社会福利投入的对象，有时也成为政府防灾减灾的目标人群。在这方面，政府投入政策和管理政策的变化，势必影响到可控制的民俗文化主体对象的情感变化，影响到他们对政府公信力的感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民俗文化生态链的改变，便成为政府实施宏观政策调控的一种必备的知识结构。正确地利用社会角色原理和社会政策引导原理制定政策，促进民俗文化生态链的有序运行，使其发挥民俗文化正能量，对于加强政府投入的改革力度是一项既有针对性又有辅助性的工作。

（三） 民俗文化运行秩序局部失调

实际上，在当下全球化、现代化和网络化的扩大开放趋势中，政府职能部门、商家、民俗文化传承人和民俗学者都表现得十分活跃，但他们在民俗文化运行秩序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某些政府职能部门打着脱贫致富的旗号进行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一味追求政绩，破坏了民俗资源，造成了民俗文化开发失调的现象。黄河、长江两岸古老的行船民俗和民居民俗转瞬孱弱，乃至濒危，正是这类严重后果。不少商业企业积极投入民俗资源开发活动，搞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尤其在我国一部分新兴城市、沿海侨乡、经济欠发达农村、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城乡结合部进行的商业开发活动较多，少数地方上的民俗文化传承人为了眼前的物质改善予以配合，毁坏了大量民俗村庄和民俗文化地址，这种行为被批评为“建设性破坏”。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政府急需进行宏观调控，对民俗文化建设秩序进行科学管理，对民俗学教育和民俗学研究大力加强。

（四） 民俗文化符号变身流失

我们近年还对国内院校和部分外国高校的大学生做了逾万份的问卷调查，从调查问卷中抽取出了大学生眼中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注98。在这些文化符号中，有一部分是民俗文化符号，还有一批符号属于民俗文化符号被作家文学、大众文学、影视大片和新媒体吸收后，变化形态，成为受大学生欢迎的文化符号。

从对民俗文化符号变形流传的现象分析看，主要倾向有五：

1. 文化发明符号

如民族服饰符号“旗袍”。关于“旗袍”，很多大学生已不知道发明它的民族族属为满族，而直接将它认定为国服。

2. 故事符号

有的故事文化符号被认为是外国符号，如中国的老虎外婆故事，清代文献已有记载，但被当作是20世纪初传入的德国童话符号，这就给民俗学的知识普及提出了问题。

3. 历史人物符号

民俗文化中的历史人物符号少，神话人物多；神话人物是很难进入大学生眼中的国家文化符号的，进入国家文化符号的都是精英人物，如孔子、孟子、鲁迅、毛泽东等。但上面刚刚谈到的现在政府开展的非遗保护工作却对保护相关民俗文化符号大有益处。非遗项目是要求保护非遗传承人、传承民族和传承文化空间的，在执行这类非遗项目中，很多民俗文化中的传奇人物，如“中医”非遗项目中的神医李时珍故事、“造纸术”非遗项目中的蔡伦故事、“印刷术”非遗项目中的毕昇故事、“书法”非遗项目中的王羲之故事等，都被除去历史的尘封，并被“非遗”的概念重新擦亮。他们在中国历代传奇人物中的公认程度最高，可以通过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进入现代知识结构，建设民俗文化。

4. 文化遗产符号

故宫、长城、兵马俑，这些被大学生看中的文化符号都来自精英文化。但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保护规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连带遗产地点和缓冲区进行保护。那么，故宫和长城的地点在北京，兵马俑的地点在陕西西安，要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就要同时保护北京和西安的古都民俗文化，发挥当地人民的保护积极性。

5. 物质民俗符号

在国家非遗项目中，有些是物质民俗文化遗产，如茶叶和手工技艺，但在大学生的问卷中往往没有填写。通过非遗项目，不但可以使这类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而且能保护国家著名产茶地福建和浙江等地的茶文化空间，或者保护大量精美手工技艺、手工工匠传承人及其老字号传承企业，使它们进入青年一代的视野，成为可补充的重要文化符号，而不是悄悄流失。

从民俗文化符号角度建设民俗文化，是将民俗的精神性与物质性遗产共同保护的努力，其目标是为构建国家文化符号补充更丰富的中国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