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民俗文化保护的核心理论问题

在当今世界环境中，民俗文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民俗学在百余年前的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兴起，在20世纪维护民族精神与物质社会平衡发展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化、高科技和网络信息混合发展，世界很多国家在物质性与精神性建设上出现了失衡状态，冲击了优秀文化价值观，并带来了诸多社会安全风险，这时民俗学面临重建精神性与物质性文化平衡的新任务。当代民俗文化建设呼吁重建崇高的人文精神，重构精神与物质的和谐关系。目前很多欧美国家乃至非洲国家，都很重视民俗学者参与国家的“新精神性”文化建设，以抵制全球化霸权大国以科技进步统一世界多元文化的吞食策略，抵御金元强国以经济增长控制别国文化建设权利的渗透手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俗、中国民俗研究机构和中国民俗学的问题，及其在与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互动中，所持有的积极学术作为，就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期待。中国民俗学者还要关注这方面的一些现实问题，自觉参与国家文化建设，包括参与构建民俗文化符号、讲好中国故事和建设民俗非遗项目等，并要拿出新的理论成果，使民俗文化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 “新精神性”的概念与社会管理新理念

从民俗学的角度说，“新精神性”的概念，是一种带有价值观和支配性的文化管理理念。民俗是有物质性的文化，同时也有精神性。在传统民俗学中，对精神性民俗研究的关注更胜于物质性研究。所谓民俗的物质性，包括物理性的实物，如生产生活器具；也包括社会性的人群团体与日常实践，如民间组织及其民间社会活动。在封闭社会中，民俗的物质性，自然发生，自动运行，在社会生活表层得到充分的彰显，比如我们能看到犁铧、纺车、庙会、集市、婚娶、节庆等，不一而足；而在民俗文化脉络的内部，这种物质性又是与精神性高度契合的，两者共同成为民俗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灵魂支撑。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全球化蔓延、高科技发达、市场商品“养眼”，而当这一切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相遇合的时候，我们忽然会发现，从封闭社会世代积累下来的物质性的东西，消失得很快，而造成这种消失的，正是另一种追逐西化、高消费和速变的精神性诉求。以往民俗学所关注的精神性与物质性平衡的关系被打破，现在民俗学所面对的却是优秀民俗文化价值观被冲击，并造成诸多社会安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所要关注的“新精神性”国家文化建设，正是重建崇高的人文精神和重构精神性与物质性和谐关系的国家文化管理目标。为此，民俗学者要自觉地参与进去，要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要在解决新问题的社会实践中拓展学科理论。在这方面，民俗学要克服自身学术史上的三种浪漫主义带来的影响。

（一） 文学浪漫主义

19世纪末叶以来，民俗搜集和研究活动进入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在德国、芬兰、英国、爱沙尼亚和俄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涌现了著名民俗学者。在我国，历经晚清时期重审传统国学的思考；又在20世纪中，经历了五四、延安《讲话》、苏联高教理论影响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在民俗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了以文艺学为支配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辅以社会学和民族学做参考，形成了民俗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的理论进程相重叠的一种格局。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动了全国民族民间文艺资源清理和整理出版运动，成果丰盈。然而，上述各种运动中的民俗搜集与研究都是在“抢救”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其宗旨是要从工业文明、城市文化和外来侵略的“虎口”中，抢救纯正而伟大的民族文化历史及其理想社会状态，民俗正是被抢救文化的“苞心”，被夸张得一尘不染。而事实上，这种民俗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知道，民俗从历史中走来，但始终在变。民俗也会被工业化、城市文化和外来文化所“污染”。但民俗之所以一直存在，就在于它站在国家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十字路口，扎根在民族情感、价值观和文化主体性之中。民俗代表了国家文化的特有质量。民俗不需要被轮番“抢救”，但民俗需要获得高尚的文化身份。我们要克服文学浪漫主义的影响，承认民俗文化是既保持传统基因、又能不断产生社会文化新意义的文化，并给予重点保护和创新建设。

（二） 经济浪漫主义

近几十年来有一种倾向，就是崇信经济浪漫主义。持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天真地认为，经济增长指标GDP可以带动民俗文化建设。于是，在这种倾向中，我们看到，民俗旅游、民俗商人、民俗市场和民俗走私曾一度火爆。当然，民俗文化是含有民俗经济成分的，但此民俗经济非彼市场经济。民俗经济遵循生态循环平衡原则，而市场经济遵循商业利润增长原则，这是两码事。经济浪漫主义的影响有两种表现，一是把民俗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偏见，二是把民俗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政策误区。在这种情况下，民俗的开发，成为商品的开发，结果造成民俗资源濒危、流失或断档，民俗文化承担者的文化利益被蔑视，其结果是给农村、城市和社区拔根，注156收获适得其反。

（三） 非遗浪漫主义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开展申遗和非遗保护工作，这项工作吸引了大量民俗学者的参与，国家也颁布了大量民俗非遗保护项目。非遗浪漫主义，指把民俗文化建设等同于非遗工作的一种新浪漫主义思想。这不是说非遗保护工作不重要，也不是说非遗与民俗没有关系，恰恰相反，非遗建设对民俗保护是大有好处的，我在后面还会做一些分析。但我认为，两者不能等同，等同就是照搬别人的经验而忽视中国的国情，民俗学对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辅助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从原则上说，民俗是非政府文化，申遗和非遗是政府工作，两者不都是一回事。从我们近年所做的问卷调查和个案研究看，政府非遗工作要通过行政单位执行，但也有不少非遗项目是以跨省或跨县的“文化空间”为单位联合申报的。我们来看一下三批国家级非遗清单，申请单一省域管理的非遗项目占87%，申请跨省或跨县管理的非遗项目占13%。这13%之所指，共有308个项目，包括精英文化建设项目和民俗文化建设项目。再看这些“文化空间”非遗项目，我们就会发现，越是历史长、影响大的非遗项目，就越有“文化空间”保护的需求，本文姑且称之为“十字路口”特征。例如，“京剧”，由北京市牵头申报，但有6省联合申报；“中医传药制剂方法”，由天津牵头申报，但有9省联合申报；木版年画由山西牵头申报，但有4省联合申报；“社火抬阁”由河北牵头申报，但有13省联合申报，等等。注157我国是人类硕果仅存的连续历史文明古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文化多元性大国，以“文化空间”为单位申报非遗，再好不过地体现了我国非遗保护所依存的国情。在我国政府主导文化的体制下，要求跨省或跨县“文化空间”保护的非遗项目仍在13%，这就说明它们都是非以“文化空间”为单位保护不可的项目。还有为数更多的优秀文化品种，其中大部分是民俗，尚未进入非遗项目。现在仅看这13%，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其中申请跨省保护者有645省次，申请跨县保护者有277县次。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一项文化财富分布数据！它们毫不掺假地携带着中国非遗特色！更大批未能成为非遗项目的民俗品种怎么办？很明显，要靠地方“文化空间”中的原地民众和社会力量去保护，这就是我说的不能用非遗项目代替民俗文化建设的原因。两者可以互渗，民俗对非遗可以借力发力，但不能持浪漫主义的幻想。

政府实行单一省域管理的非遗项目，与政府批准跨省或跨县“文化空间”管理的非遗项目，两者在管理上有不一致的地方。“文化空间”非遗项目一旦被政府批准，又会由于行政管理上的不顺，出现地方保护落空的现象，结果造成政府当奶妈，替地方投资保护的问题。所以，从政府文化管理的角度讲，也不能不克服非遗浪漫主义观念的影响。

在世界文化环境变迁的背景下，在我国加强文化强国的战略中，民俗学摆脱以上三种浪漫主义的影响，正是民俗学理论突破点之所在。有了这方面的创新基础研究，民俗学才能提升理论水平，才有新资本投入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我们要反思和修正以往单纯用农村民俗构建国家统一历史的浪漫主义思想，反思和摒弃将民俗附加贫穷、保守、落后、无知等歧视观点的殖民主义偏见，同时也抵制全球化霸权大国以科技进步统一世界多样文化的吞食策略和经济霸权思想，科学分析我国民俗文化建设的国情和资源分布特点，为民俗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国家文化建设大局做出贡献。

二、 民俗文化保护的社会重要性

现代社会民俗文化具有高度的国际性。身处当下全球化、现代化和网络化的开放社会，国家政府职能部门、民俗学者、民俗文化共同体人群和商家都表现得十分活跃。对这方面的发展趋势要有一定的估计。要将国际性当作一种视角，从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高度，规划民俗文化建设的重点领域，认识它们的社会重要性，对它们加以积极的保护利用。

（一） 建设中国故事符号

民俗学参与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点，是通过民间文艺学对中国故事的研究，提取精神民俗符号，参与国家文化符号的构建工作。

在中国文化符号中，故事是具有传统出身和现实普遍意义的符号系统。故事具有处理符号的文本形式，具有赋予符号社会意义的叙事方式，并将符号放到文化结构中，使之产生国别文化符号的差异性和国内文化符号的多元性。改革开放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获得了空前宽松的发展空间；同时，文艺学、艺术学和社会学的加入，网络时代到来，孔子学院的开花，都推动故事迅速进入对外交流的渠道。我国通过大量调查发现，中国传统故事在现代社会已进行“大面积的符号穿越”，而不像日本民俗学者大林太良所说的“故事死了”。在我国20世纪的各种变迁中，故事都崭露出极强的文化符号特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载体。但是，在现代社会和世界文化环境中，故事符号系统的传承也在发生变化，现在的故事不是以家族、地方口传和代际相传为主，而是以口头、纸介和多媒体综合流传为主。在这种趋势中，政府应重新审视、利用和研发现存中国巨大故事资源，实施跨媒体故事文化建设工作，全面打造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中的创新文化符号。

（二） 建设中国物质民俗符号

保护本土优秀物质民俗文化是当今世界提倡多元文化思潮中的基本命题。法国学者认为，保护优秀物质民俗文化就是保护国家文化，可用来抵制全球化对多元文化的消解。日本学者通过认识优秀物质民俗文化，认识地方社会，寻找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物化结构。在我国这个长期农业社会国家中，保护优秀物质民俗文化，就是保护国家历史。中国手工技艺民俗是在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物质文化知识体系和社会网络系统。季羡林先生曾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体系的对话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兼有“理论与技术”的特点，注158所言大都指中国传统手工制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它们大都是来自我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多民族、多地区的非遗民俗精品，不少是国家级非遗代表作，是提取优秀物质民俗文化符号的合适对象。建设这种国家优秀物质民俗文化符号，有助于体现我国独有文化价值，展现中国人历史性思维的内涵。

建设中国物质民俗符号，可以将优秀物质民俗与历史及未来挂钩，将相应手工技艺产品与其工匠和特殊技术保护挂钩，这样既能把握物质民俗产品保护的国家历史意识，也能在保护工作中增强将物质产品的独有文化和技术向未来传承的文化自觉性，使这项工作导向保护民俗物质性中的特别优秀的精神成分，纳入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指标体系进行考量。

（三） 建设中国节日文化符号

节日文化是传统文化、民族主体文化和对外输出文化的综合体。在节日文化中，民俗文化软实力的特征表现得十分突出。建设国家节日文化符号，指从国民参与的角度，将历史传统与文化创新相结合，在保护传统的社会认同和集体事件中，将现实社会和外来文化的新价值观融入，并以地方遗产的方式保护，在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方面形成一套符号系统。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说，它也是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与国际化题目的结合点。

以上三点，都是与“新精神性”建设密切相关的常态民俗文化领域，其内涵涉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精神民俗、物质民俗和社会组织等主要范畴，对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产生长期影响，不正确保护则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可见其社会重要性。其他方面的民俗文化，不在这三点范围内的，不等于完全不重要，但未必将其列入重点保护领域。也有的非常重要，如防灾减灾民俗，但它不是常态民俗文化，是专指针对突发事件或应急事件进行的社会文化建设，因而与上面说的三点有区别。以下将就常态民俗文化建设的重点领域进行一一阐述；对于防灾减灾民俗文化建设，我们将在后面单独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