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如果说东方主义是通过将东方作为异物来认识，从而表现出来的西方的自我认识的话，那么这也是来自于在与他者相对之际，事先预期要在对方那里发现与自身不同之处的态度，但这并不是与他者相对之际的唯一的态度，还有一种态度，不是要在对方那里寻找与自身的相异之处，而是要找出共通之处。这种态度有时候只会显得一厢情愿，不是把他者作为他者看待，而是贸然地将其视为自己的同类。然而，情况也未必总是如此。如果在他者和自己之间完全看不到接触点，两者之间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关系。在对方那里总是能够找出某些与自己共通的地方。所谓关系，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其朴素性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舍弃的东西。

无论采取哪种态度，应该都是通过与他者相对，而认识自我。但是，辜鸿铭（1857—1928）的情况却是，中国/西洋未必与自我/他者相互重叠。他是出生在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侨，上的是英国殖民地的学校，10—20岁期间基本上是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度过的。他在爱丁堡大学学习西方文学，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周游欧洲，1880年又回到槟榔屿。作为张之洞的幕僚而在中国活动，是在1885年以后的事情。［1］

这意味着，辜鸿铭首先是借助庞大的西方文本而形成自我的。中国才是后来出现的他者。但是，辜鸿铭选择了中国作为其自我。他一面保持着刻入自身的西方文本，一面却把中国文明（chinese civilisation）作为自我之物，并进一步将其转换为西方文本。如此展开的翻译工作，往来于中国和西方之间，难道不会打破中国和西方的分界线吗？本文打算将辜鸿铭英译的《中庸》作为这样一种文本来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