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中国的现代主义的去向

如上所述，朱光潜的中国现代主义，使得将艺术与其外部的社会性直接联系起来成为可能。这大概是比李泽厚所期望的更加深刻地将艺术植根于中国这一主题。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克罗齐式的现代主义竭力要避免的艺术的道德主义化或者哲学化、经济化、政治化，在此得到了容忍。

当批判克罗齐之际，朱光潜至少试图避免将道德带入艺术创造之中（第三节）。但是，在讨论中国诗的时候，他却使作诗的过程本身为中国文化传统所浸透，使之扎根于更加根源性的“土”（第五节）。那无非是将传达导入表现之中，将外部的社会性导入艺术创造的核心。愈是强调传达的意义，则愈是难以避免艺术的道德主义化。

刚才提到的《文学杂志》其实还有另外一篇发刊词。那是这份杂志于1936年由朱光潜担任主编而创刊之际的文章，题为《我对本杂志的希望》。

拒绝使文艺服从道德、宗教、政治等特定的信条，使之“植根于人生沃壤”，这就是朱光潜当时的希望。美学中的中国的现代主义，在这一不易实现的希望之上，绽放了一朵花［103］。

注释：

［1］参见朱光潜：《作者自传》，见《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参见朱式蓉、许道明：《朱光潜——从迷途到通径》；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王攸欣：《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蒯大申：《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述论》。

［3］朱光潜最初的论文是关于弗洛伊德无意识论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说和心理分析》，《东方杂志》1921年7月第18卷第14期；其次发表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论《行为派（behaviorism）心理学概略及其批评》，《改造》1921年11月第4卷第3期，两文皆为《朱光潜全集》第8卷所收。参见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5页。

［4］朱光潜：《作者自传》，见《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2页。

［5］同上。

［6］关于白话文和古文的理想的一致性，参见中岛隆博：《打鬼——白话、古文及历史》（『鬼を打つ—白话、古文そして歴史』），见村田雄二郎，柯里思（Christine Lamarre）编：《汉字圈的近代语言和国家》（『汉字圏の近代　ことばと国家』），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版。

［7］张东荪，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哲学，后来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授哲学，曾谈及胡塞尔现象学。他作为政治家也很活跃，为国共合作也曾尽力。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逮捕，病逝。

［8］夏丐尊，著名作家、文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与张东荪同期留学日本。在开明书店任总编十数年，著有《夏丐尊文集》。

［9］朱自清，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论文《诗言志辨》尤其重要，曾参与《闻一多全集》的编集。《朱自清文集》由开明书店1953年出版。朱光潜经常征求朱自清的意见，在《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的执笔过程中，曾请朱自清通读。前二著还附有朱自清的序文。

［10］当时，德拉克罗瓦已经出版了同名的《艺术心理学》（Henri Delacroix, Psychologie de l'art: essai sur l'activité artistique, Paris： F.Alcan, 1927）一书。

［11］在德拉克罗瓦的直接影响下，朱光潜作为基于心理学的美学研究论文，开始写作《文艺心理学》，1932年完成初稿，其后反复修改，1936年搁笔于北平。另外，关于心理学，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他曾经聆听在1931年成为苏格兰第一位心理学教授的詹姆士·德雷弗（James Drever，1873—1950）的教诲。

［12］勃龙太尔是反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学者，伊曼纽尔·列维纳斯也曾师事之。关于勃龙太尔和列维纳斯，参见合田正人：《列维纳斯的思想——希望的摇篮》（『レヴィナスの思想——希望の揺篮』），弘文堂1988年版，第38—50页。

［13］《悲剧心理学》在1933年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Chu Kwang-Tsien, 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 a critical study of various theories of tragic pleasure： Strasbourg, Librairie Universitaire d'Alsace, 1933.汉语译本于198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4］关于《诗论》，留待第5节详述。

［15］关于《文学杂志》，参见王攸欣《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7页；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第10章和第11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6］参见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

［17］参见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1951年11月），见《朱光潜全集》第10卷。

［18］朱光潜一级教授资格的恢复，是在1957年。蒯大申：《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论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

［19］关于这次美学论争的主要论文，参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1集、第2集、第3集，重庆出版社1984—1985年版。

另外，关于这次论争的意义，出版了很多研究成果。参见王攸欣：《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叶朗：《朱光潜和李泽厚的美学论争》（1997），见大山洁译：《美学艺术学研究》16，1998年；叶朗：《从朱光潜“接着讲”——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彭锋：《朱光潜、李泽厚和当代美学基本理论建设》，《学术月刊》1998年第6期；薛富兴：《“美学大讨论”时期朱光潜美学略论》，《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27卷；劳承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辩论”与朱光潜美学》，《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9期。

其中叶朗论道：“总之,在50年代的美学讨论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美学（包括李泽厚的美学）,都没有超越朱光潜的美学,因为没有真正克服朱光潜的美学。”他在高度评价朱光潜的同时，也指出批判朱光潜的美学者们其实缺乏真正的理解。

［20］蒯大申：《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述论》，第36—40页。

［21］参见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5卷。

［22］其间经过，参见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第421页以下。

［23］参见朱光潜：《朱光潜教授谈美学》，《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534页。

［24］第2卷和第3卷也是在1973年翻译完毕的，但是出版比较晚。

［25］1960年翻译发表了一部分，1965年翻译完毕，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出版于1977年。

［26］译稿初稿完成于1981年，其后费时推敲，在其去世后出版。

［27］对于这些翻译的意义的出色总结，参见阎国忠：《朱光潜美学思想及其理论体系》第13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8］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第453页。

［29］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见《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20页。

［30］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见《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31］同上书，第6页。

［32］同上书，第11页。

［33］但是，克罗齐也和康德一样，驳斥“知性的直觉”是“神秘的美学”。那是因为，直觉的认识与知性的认识被决定性地区别开来，成为不同的领域，而且其前提是一切“神秘”都不存在。参见〔意〕克罗齐：《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理论》（Benedetto Croce, Estetica come scienza dell'espressione e linguistica generale: teoria e storia, pp.72-73；朱光潜译：《美学原理》，见《朱光潜全集》第11卷，第203页）。另外，关于《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理论》的书志和翻译的历史，参见注67。

［34］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见《美学论集》，第11页。

［35］同上书，第25页。

［36］同上书，第25页。

［37］同上书，第21—22页。

［38］对于李泽厚的美学思想的批判，参见彭锋：《朱光潜、李泽厚和当代美学基本理论建设》，《学术月刊》1998年第6期。这篇论文认为，李泽厚讨论美学，提出了美的本质这一维度，但那对于美学而言是个伪问题。

［39］〔德〕伊曼纽尔·康德:《判断力批判》上，见牧野英二译：《康德全集》（『カント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1999年版，第67页。

［40］同上，第56页。

［41］同上，第58页。

［42］Jacques Derrida, Parergon, in La vérité en peinture, Flammarion, 1978, p.52.

［43］〔德〕伊曼纽尔·康德:《判断力批判》上，第80页。

［44］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见《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20页。

［45］钱念孙认为，朱光潜最迟在1933年以后，开始重视艺术和道德以及社会的关系。参见钱念孙：《“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评朱光潜早期文艺功利观》，《文学评论》1996年3月。另外，有作者认为朱光潜把艺术和道德结合起来的观点在逻辑上不完善，未能成功，参见薛雯：《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关系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8卷第5期。

［4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见《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215页。

［47］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见《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346—347页。

［48］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见《美学论集》，第21页。

［49］当然，即便如此，李泽厚还是进一步加以区别，无论如何也要找出和朱光潜的不同。比如，李泽厚认为，朱光潜虽然理解“美感的社会性”，却不理解“美的社会性”。参见李泽厚：《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和蔡仪的美学观》（1957），见《美学论集》，第55页。但是，前面所引用的文句，正是作为“美的社会性”而被理解的。关于“美感的社会性”，见次节。

［50］朱光潜：《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答李泽厚洪毅然两同志》，见《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118—119页。

［51］关于朱光潜在接受克罗齐的过程中的变化，参见薛雯：《影响与选择的内在统一——论朱光潜对克罗齐的接受》，《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7卷。

［52］朱光潜：《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3）——克罗齐》，见《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231—236页。

［53］关于从克罗齐的“艺术是直觉”这一定义所推导出的意义，参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美学入门》（『美学纲要』），见山田忠彰编译：《美学——意大利的美学  克罗齐和帕莱松》（『エステティカ—イタリアの美学　クローチェ＆パレイゾン』），14页以下。

［54］朱光潜：《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3）——克罗齐》，见《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234页。

［55］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见《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197—198页。

［56］同上书，第362页。

［57］同上书，第364页。

［58］但是，对于克罗齐而言，“传达”是由意志实现的“外化”，所以是实践的问题，与作为认识的问题的“表现”应该加以明确区别。参见小穴晶子：《克罗齐》（『クローチェ』），见今道友信编：《西方美学的精髓》（『西洋美学のエッセンス』），ぺりかん社1987年版，第252—253页。

［59］就艺术与道德的关系，讨论朱光潜和克罗齐的不同的，参见陈元贵：《从文艺与道德的关系看朱光潜对克罗齐的批判》，《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8卷第3期。

［60］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见《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319页。

［61］同上书，第320页。

［62］同上书，第320—321页。

［63］同上书，第323—324页。

［64］同上书，第324—325页。

［65］同上书，第325页。

［66］这一点在其后对克罗齐的批判中也是一贯的。比如，在翻译出版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的1947年，他写作的《克罗齐哲学述评》，还有在美学论争的漩涡中，于1958年写的论文《克罗齐美学的批判》，论点和结论都是一样的。

［67］原题为，Estetica come scienza dell'espressione e linguistica generale: teoria e storia，执笔于1901年，在1902年由米兰的R.桑德伦（R.Sandron）刊行（本文参考的是由Gius.Laterza & Figli在1909年出版的第4版）。朱光潜依据英语版第2版，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 translated by Douglas Ainslie, Macmillan & Co.Ltd., London, 1922，参见1922年意大利语版第5版，翻译了其前半部分，作为《美学原理》，于1947年出版。

另外，关于日语译本，克罗齐《美的哲学》（『美の哲学』，鹈沼直译，中央出版社1921年版）只翻译了前半部分，但这是最早的译本。其所据底本难以判定，但是从时间来看，应该是意大利语版第4版（1912）或者是英语版初版（1909）。然后，有贝奈戴托·克罗齐《美学原论》（『美学原论』，马场睦夫译，大村书店1927年版），这也是只翻译了前半部分。其底本是意大利语版第4版，参考了英语版初版和第2版，以及德语译本（Ästhetik als Wissenschaft des Ausdrucks und allgemeine Linguistik; Theorie und Geschichte, übersetzt von Karl Federn, Leipzig,E.A.Seemann,1905）。完整的翻译是贝奈戴托·克罗齐《美学和美学史》（『美学及び美学史』，长谷川诚也、大槻宪二译，见《世界大思想全集》46，春秋社1930年版）。但是，这是从英语版第2版和德语版转译的。

顺便提及，在1931年出版了与马场睦夫的译本，无论是在用语上还是在注释上都非常相似的中国语译本，是傅东华译的克罗齐《美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笔者参看的是196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其中使用了只有在马场睦夫的译本中出现过的特殊用语（比如“再生表象”、“心象”、“专门”），应该是参照了马场的翻译。关于这一点，参见谷口勇：《〈付录〉日本的克罗齐研究》（『「付录」日本におけるクローチェ研究』），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谷口勇译：《贝奈戴托·克罗齐的美学》（『ベネデット·クローチェの美学』），关西图书出版1978年版，第314页。

朱光潜是否曾经参照过这些日语和中文的译本，目前难以判明，但是从翻译的质量来看，朱光潜译本远为杰出。在本文中，注明的是意大利语版第4版的页码和朱光潜译本的页码，并在充分参考朱光潜译文的基础上，翻译成日语。

［68］Benedetto Croce, Filosofia della pratica: economica ed etica, Bari,Gius.Laterza & Figli, 1909.

［69］参见上村忠男：《关于克罗齐的政治哲学或哲学政治》（『クローチェにおける政治の哲学あるいは哲学の政治について』），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上村忠男编译、解说：《政治哲学论集》，第144—146页。

另，关于克罗齐的传记及其作为“市民的哲学家”的情况，从二战时期开始，直到战后，羽仁五郎早就反复论及。参见羽仁五郎：《克罗齐》（『クロォチェ』），河出书房1939年版；《克罗齐：市民哲学家》（『クロォチェ·市民的哲学者』），河出书房1946年版；《抵抗的哲学——克罗齐》（『抵抗の哲学—クロォチェ』），现代评论社1972年版。

［70］拉布里奥拉是意大利最早引入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后来影响克罗齐转向马克思主义。

［71］参见上村忠男：《关于克罗齐的政治哲学或哲学政治》（『クローチェにおける政治の哲学あるいは哲学の政治について』），第138—143页。

［72］同上书，第138—139页。

［73］Benedetto Croce, Estetica come scienza dell'espressione e linguistica generale: teoria e storia, p.61；〔意〕克罗齐著，朱光潜译：《美学原理》，见《朱光潜全集》第11卷，第191页。

［74］Ibid., p.68；同上书，第198页。

［75］Ibid., p.133；同上书，第260页。

［76］〔意〕贝奈戴托·克罗齐：《美学入门》（『美学纲要』），见山田忠彰编译：《美学——意大利的美学　克罗齐和帕莱松》（『エステティカ—イタリアの美学　クローチェ＆パレイゾン』），第86页。

［77］〔意〕克罗齐著，朱光潜译：《美学原理》，见《朱光潜全集》第11卷，第187页，译注①。

［78］同上书，第234页，译注①。

［79］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31页。

［80］根据朱光潜的说法，《诗论》是从1931年左右开始写的，研究者中间有人推测应该是在1932年或者1933年。1943年出版了其初版，其后也屡次修改。1948年出版了增订版，1984年又进一步増补，出版了第3版。1987年的全集版中，作为附录增加了初稿中本来有的两篇。论述《诗论》这种复杂的变迁过程以及其各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参见肖学周、程玉竹：《从体例角度看朱光潜〈诗论〉的未完成性》，《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0卷第1期。

［81］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91—93页。

［82］同上书，第94页。

［83］同上书，第96页。

［84］朱光潜把“韵”作为诗的基础，是明知其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遭到排斥，却仍然如此主张。参见〔意〕克罗齐著，朱光潜译：《美学原理》，见《朱光潜全集》第11卷，第158页，译注①。

［85］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235页。

［86］同上书，第238页。

［87］关于朱光潜对“韵”及“声”的议论，参见钱念孙：《朱光潜论中国诗的声律及诗体衍变》，《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88］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221页。

［89］关于朱光潜和胡适对诗的理解的不同，参见梁刚：《朱光潜与胡适的新诗理论之争》《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卷第4期。

［90］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221—223页。

但是，胡适在白话运动中也并非像朱光潜所理解的那样。主张那种单纯的言文一致。胡适也把古文作为书写语言重新导入，设定了作为文化的中国。参见中岛隆博：《打鬼——白话、古文及历史》（『鬼を打つ——白话、古文そして歴史』）。

［91］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235页。

［92］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03页。

［93］同上书，第272页。

［94］朱光潜：《我和文学及其他》，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84—385页。

［95］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04页。

［96］日语译本有《但丁俗语诗论》（岩仓具忠译注，东海大学出版会社1984年版）。

［97］朱光潜：《但丁的〈论俗语〉》，见《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325页。

［98］但丁关于“都市的俗语”、“高贵的俗语”有如下论述:

由此可见，朱光潜正确地复述了但丁用拉丁语写的《论俗语》，将其适用于中国。而且应该指出的是，但丁关于韵律也有论述，朱光潜从中学到很多。

［99］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445—446页。

［100］朱光潜：《给写新诗的年青朋友的信》，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274页。

［101］朱光潜：《〈文学杂志〉复刊卷头语》，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242页。

［102］朱光潜：《我对本杂志的希望》，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432页。另外，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我和文学及其他》（1943）之际，标题改为“理想的文艺刊物”。

［103］马利奥·沙巴蒂尼（Mario Sabatini）评论说，朱光潜“把西方文化之花嫁接到中国文化传统之木，其传统之木是道家”。对此，朱光潜回答说：“的确如此，但也未必如此。”参见朱光潜：《关于我的〈美学文集〉的几点说明》，见《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568页。毕竟，应该考虑的是没有“土性”的“土壤”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局限。笔者打算将此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另，关于朱光潜和沙巴蒂尼的“移花接木”的议论，参见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第302—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