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流动演变视阙下蓝领中产阶级成长性探析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对同一社会现象“一体两面”的审视和洞察。社会分层侧重于整体视角，反映出物质性、象征性各类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分布状况。社会流动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垂直社会流动，指人们社会地位、层次、等级的变化；二是水平社会流动，指人们生活居住、工作地点的变化（厉以宁，2010）。狭义的社会流动，即是指第一类垂直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功转型、现代化实现的基础，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则有赖于有效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整合社会各阶层的优势与力量。就效率的维度而言，如果一个社会的垂直社会流动性低，激励不足，那些有才能但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员的积极性会受挫，个人的专业技能、创新才能无法发挥，经济发展的增速下降，甚至停滞。从公平的维度而言，如果社会的垂直社会流动性低，大部分人对前途感到绝望，很有可能造成经济运行缺乏稳定的环境，引发社会动荡。保持良好的社会流动性，则是协调、整合这一复杂、庞大的社会结构体系的关键。因此，促进社会流动，防止阶层固化，保障不同出身背景的社会阶层能够拥有平等、自由的发展机会，避免动态的不平等与贫困的代际循环，有助于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社会各阶层的共生共赢。
一、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历史演变分析
（一） 科举制度与中国古代社会阶层流动
中国5000年悠久的历史，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当下与未来。自夏朝废除禅让制以来，古代社会便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王位世袭制模式。西周时期，世袭等级制度完全确立，上层贵族代代为官，构成了典型的“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的封闭社会。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改革提出四民分业定居论，最先确定了“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次序。这种四民分业的社会阶层体系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被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所规定，始终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社会上层的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享有特权，并且掌控着人才选拔及任用大权；庶族平民想凭借自身能力跻身士族的渠道堵塞，中国社会仍保持着世卿世禄的人才流动秩序。
隋唐之际，随着世家大族的衰落和均田制的实行，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科举制度的创设，进一步打破了门阀贵族垄断政治、经济、文教特权的局面，使得出身下层的人也具有通过考试跃入社会上层的可能。科举制度为中国古代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通畅提供了制度支撑，王日根（2007）通过对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的经典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开放的、具有流动性的。而且，历史上所出现的社会稳定与繁荣的盛世景象，与开放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关系密切。
（二） 近代以来的社会阶层流动
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面临着复杂的新环境，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阶层体系开始调整与变化。伴随着新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出现，古代所形成的以皇权为基础的政治社会与以家族和地域为基础的乡土社会这一传统的二元社会体系，逐渐向政治社会、乡土社会与市民社会这一现代的三元社会体系转变。传统职业与阶层逐渐解体，新的职业和阶层不断产生，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中，社会流动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态势。
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已经衰败、僵化的科举考试，影响中国社会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至此终结。科举制度长期以来在中国具有极特殊的地位，这一废止打破了传统的精英选拔机制，引起了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新旧交替、社会转型的浪潮中，近代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与流动，始终体现着矛盾性和复杂性。社会各阶层逐渐由传统的上升轨道脱离，转向新的上升途径。社会上层群体来源与身份的多元化，不仅体现出社会结构的复杂多样，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
（三） 1949—1979年的中国社会阶层流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并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结构最重大的变化，即是通过两个步骤，推翻旧的阶级体系，构建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其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革命的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自此，农村中经济意义上的地主阶级消失。其二，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中心任务进行，引导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的道路，以赎买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城市中的私营企业逐步渐进地改造为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形式。自此，城市中也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工业化的高涨，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由此产生了粮食供应、交通、住房等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开始推行，人口被划分为城市与农村两类，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开始形成。由于农村人口占据总人口的大多数，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使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向底层大、上层小的金字塔形演变。在这一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不足以挣脱政策的强力束缚、跨越身份界限，而且打压了农民从事劳动生产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缺乏公平、公开的竞争机会，不利于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良性的社会阶层变迁。
（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流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即是有别于工人、农民两大传统阶级的新的社会力量——中产阶级的兴起。
在改革的作用下，社会资源得到了重新分配，推动了利益群体的分化重组，促进了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在开放的作用下，配置资源的主体由政府转向市场，推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这一进程中，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着深刻变迁与分化，其中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逐渐走向公平合理，原有的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和政策被废止或改良；上升渠道更加畅通、多元，个人的努力、能力与成就等后天因素成为获得相应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
二、 中国社会分层的概览及蓝领中产阶级成长性分析
（一）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的概述
通过对前面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社会、1949—1979年间、改革开放以来等多个阶段社会阶层结构及其流动的分析，观察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中国（晚清）社会分层，其中皇室、官员、有功名的人、地主、大商人、军人，共占人口5%，而农民、手工业者、小生意人，共占95%（图1）。图2描述了1959—1979年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到1958年，一个崭新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地主阶级消失了。以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 干部成为新结构中唯一的上层阶级。同两千年前一样，庞大的农民阶级处于中国社会分层的下层。地主阶级的消失对于中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李毅，2008）。土地改革提供了可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面积廉价土地和大量廉价劳动力。1958年完成公私合营后，私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有企业。虽然失去了自己的产业，这些资本家拿到了定息，合并后愿意工作的进入了干部阶级，仍然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这样1959—1979年的社会分层呈现出一个明确的三个阶级的结构。图3描述了2005年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图2相比，图3显示了过去20年间中国社会分层发生了三个巨大变化。第一，1/3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而且农民工的人数几乎等同于城市工人的数目。第二，由于1997年以后国有企业工人迅速减少，城市非国有企业工人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工人。第三，中国有产阶级人数迅速增加。第四，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广义地讲，中产阶级就是在社会分层中处于中间位置的阶级。根据这个定义，图3非常清晰地显示了今天谁处于中国社会分层中间的阶级：农民是下层阶级，城市居民是上层阶级，农民工是中产阶级。狭义地讲，中产阶级是指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阶级。在发达国家，这个阶级在工业社会阶段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出现一个由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构成的中产阶级。现阶段，大部分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是干部和准干部。无论从权利、财富还是声望来讲，干部和资产阶级都属于上层阶级。而在西方社会，蓝领阶层是构成现代社会的主力军，他们人数庞大，是西方社会“橄榄形”结构的中端部分。同样，在中国，30多年来，随着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逐渐分离，蓝领阶层也逐渐从“工人阶级”的概念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大量地涌现蓝领的工作机会，中国的蓝领阶层将会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图1 晚清中国社会分层
注：1.皇室、官员、有功名的人、地主、大商人、军人，共占人口5%。 2.农民、手工业者、小生意人，共占95%。
资料来源：《剑桥中国史》，英文版，第13卷，第30页。
图2 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1959—1979年）
图3 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2005年）
注：1.为干部与准干部，2.为有产阶级。
在一个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是影响社会阶层结构与转型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经济结构调整、职业环境变迁的结果。随着受教育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处于中间阶层的社会成员不断增多，中产阶级队伍持续壮大。中产阶级的崛起，不仅关系着社会结构变迁，也影响着社会稳定发展。当前中国处于“非均衡”的发展模式，由市场经济促发的利益主体多元和价值观念多元的现代化过程，势必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的趋势下，其差距也逐渐拉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和各类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而且，当前中国处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和特殊阶段，因社会流动渠道不畅造成的阶层矛盾，极有可能成为社会和谐稳定与现代化建设的隐患。
（二） 蓝领中产阶级成长性分析
蓝领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蓝领阶层虽然曾经被视为体力劳动者的称号，但是社会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相信这个称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更不应被定义为社会下层阶层，甚至是底层阶层，这种称号和地位都是可以被改变的。随着蓝领成长为蓝领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会不断地崛起和壮大，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会逐渐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的收入分配结构逐步过渡，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想要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们祖国伟大的“中国梦”，重铸中华民族的新辉煌，技术人才是与民营企业家、专业科研人员并列的三支不可或缺的队伍之一。而培养出一支高级蓝领队伍，显然更需要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工业化也不断提升，服务业将向纵深发展，服务业所孕育的新兴职位不断涌现，传统旧的职位也将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下，中国蓝领阶层有了更广泛的职业界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职工、技术工人等。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改革也过渡到新阶段，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用工成本持续上涨，高技能的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亟待提高蓝领阶层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优化蓝领阶层劳动者的教育结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虽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过分注重经济发展，较少关注蓝领阶层，缺乏兼顾社会公平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总体而言，中国现阶段蓝领阶层收入较低、遭受歧视、学历局限以及技能不足，进而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垂直流动渠道不通畅，蓝领阶层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道路被严重堵塞。
1. 二元劳动市场分割
20世纪70年代伊始，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出一套关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它把劳动力市场分为上等劳动力市场和下等劳动力市场。厉以宁（2010）认为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上等劳动力市场和次等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问题。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出现以后，次等劳动力市场上工作的劳动者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和简单劳动，这样从事“坏职业”的劳动者也很难有机会由次等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成长为上等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在上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白领阶层，有很大的机会逐渐成长为中产阶级，但在次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蓝领阶层却很少有机会可以做到。简而言之，从事“坏职业”的劳动者转换到“好职业”的机会较少，即两种职业之间几乎不存在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机会。
在次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蓝领阶层成为体力劳动者，处于社会的下层，甚至是底层。这种阶层的固化或者堵塞将阻碍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的转变，这不符合社会阶层发展的自然规律，最终将导致社会公平缺失，效率低下，阶层固化，机会不均等。结果，一个人的努力往往无法决定其未来的前途，门第家庭出身和父母留下的遗产是其未来职业流动的主要依靠。
2. 社会垂直流动渠道不通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了先富带动后富，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社会收入分配结构领域已经出现了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堵塞的窘境。相比于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目前的社会垂直流动通道愈来愈狭窄，劳动者的职业和社会地位逐渐走向世袭化和单一化。这种状态难以形成公平合理的社会，最终也将会影响经济的健康运行，这就亟待打通蓝领阶层快速成长的通道，也急需铺平现阶段蓝领阶层转变为中产阶级的道路。
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堵塞导致我国蓝领阶层成长为中产阶级的希望很渺小，进而使得二元劳动力市场差距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导致底层的劳动者看不到希望，劳动力市场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阶层流动渠道被堵塞，职业世袭化逐渐成为常态，社会不公平现象频现，阶层之间矛盾突显，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稳定和团结。
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堵塞，导致社会阶层固化，使得先天赋予的因素代替自身努力的因素，而且逐步占据明显优势，出现先赋因素相对于自致因素占据明显优势，职业间的社会流动通道堵塞，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趋缓甚至出现停滞的状态。于是，社会发展进程逐渐被优势群体阶层或强势群体阶层所控制，且出现了代际传承的趋势，而弱势阶层的境况很难改变，逐渐陷入边缘化和底层化的窘境，贫困、劣势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也由父代传给子代。
三、 中国经济转型赋予了蓝领中产阶级崛起的契机
目前尽管我国蓝领阶层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局限和不公平的境遇，毋容置疑的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整体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以及日益壮大的蓝领阶层内部已然孕育了足够多的向中产阶级转变的因素，而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提出也为蓝领阶层向中产阶级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在经过上一个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已面临一种难以为继的情形。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也在此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从需求结构而言，中国出现了内外失衡，主要表现在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以及伴随着较低且持续下降的劳动收入份额和消费率，这一系列曾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现象同时发生在中国，很难使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其中两个重要的维度即为高储蓄和低劳动收入份额，图4反映的是两者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1993—2007年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为42.5%，这一事实不仅表现在绝对水平上，在相对水平上亦有所表现，同时还超过同一历史发展水平的国家，其中超过韩国大约10余个百分点，超过新加坡近20个百分点。根据GDP的支出法进行测算，2007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惊人的51%，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可谓世界之最，注1而且史无前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需而非内需，主要依靠投资而非消费，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第二产业大而不强、部分产业产能过剩，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率较低，城镇化发展缓慢，新型城镇化不足，资源消耗多，环境压力加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面对种种矛盾，中国经济结构亟需转型。
经济结构的改革与转型将为中国蓝领阶层向蓝领中产阶级转变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未来新常态的经济，政府将着力调整供需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合理分配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比例等。蓝领阶层无疑在上述领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调整供需矛盾的问题中，合理分配内需与外需，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将推动各个产业分配趋于合理化，蓝领阶层的从业结构也将随之趋于多元化、合理化。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过程中，经济发展方式将逐步由依靠要素投入迈向依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逐步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产业发展将促进蓝领阶层向知识型、技术型、高素质方向转变，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将吸纳有一定知识文化的蓝领阶层。蓝领阶层将有足够的机会走向更加高层次与专业化的职业道路，实现自身的提升与转型，同时也能在收入、生活质量、个人权利方面得到更多提升。在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中，乡镇享有的发展资源更加多样化，城乡间的产业布局也更加合理均衡，能够创造更多优质工作机会，乡镇蓝领阶层的从业人数将日益扩大，从而为蓝领阶层的向上流动提供强大基础。在合理分配要素投入中，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资源向高生产效率部门流动，淘汰落后生产部门，同时保护生态环境，注重发展质量，这是推动蓝领阶层摆脱层次低、效益差、环境恶劣的就业结构，向效率高、效益好的就业结构转变的良好契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各方面都将对蓝领阶层转变为中产阶级产生巨大影响，蓝领阶层转型必然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同步发展。
图4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和国民储蓄率变化趋势（1993—2007）
资料来源：赵秋运等（2013）。
四、 净化中国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环境
（一） 强化蓝领阶层职业教育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生产的智能化，企业对用脑型知识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蓝领阶层如果想要跻身中产阶级，必须具备专业技术知识，熟悉高新技术，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应变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助力我国蓝领中产阶级的产生，最重要的是要强化我国职业教育，加大我国职业教育的投入，使更多的蓝领受到职业教育培训，提高蓝领的教育水平以及技术技能。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培养模式较为单一，而且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我国技术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是我国对技术型员工的培训大多是由职业技术学校实施的，其教学内容与企业的实际需求相脱节，而由企业开办的培训机构、技术学校的教育缺乏理论知识，而且培养的数量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应该加强职业学校跟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将职业教育与岗位开发紧密结合，使培训与企业的需求相结合。职业教育不应以学历为导向而应该以职业资格证书的教育为导向，使不同的资格证书标准化和规范化，激发蓝领提高自己职业技能的动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一部分努力、勤奋、上进考取证书的蓝领有更多的机会获取高收入、高待遇的工作。我国职业教育的强化将有助于蓝领阶层进入中产阶级，提高垂直社会流动，扩大我国的中产阶级队伍。
（二） 保障蓝领阶层权益
蓝领阶层缺乏社会保障，在社会上的地位较低，这些因素都限制了蓝领阶层的发展，使得蓝领阶层难以扎根于大城市，更别说突破其父辈阶层步入更高的台阶。中国蓝领群体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而且他们的配偶也往往与他们处于同一阶层，双方父母的职业水平以及收入水平较低，正因为如此，蓝领阶层家庭通常承受着较大的生存压力，他们不仅为自己的前途、生活担忧，同时也为子女的未来忧心，即使在城市打拼多年，依然游走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是城市的弱势群体。这一方面是由于蓝领自身条件的限制，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的忽视，蓝领阶层缺乏强大的工会力量来为其争取权益。
蓝领阶层作为拥有共同利益的集团，他们彼此有着共同的或基本一致的政治经济利益，有共同的或基本一致的主张、愿望或政策建议，蓝领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来为其争取权益，提出诉求。工会指的是企业员工出于他们所拥有的共同诉求以及共同利益而自发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工会组织的成立主要是为员工争取权益，与雇主讨价还价，提高员工工资，等等。
而我国工会更多的是注重形式，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未来应该加强工会的力量，使其拥有足够的力量来为蓝领阶层争取更多的利益，提高蓝领阶层的社会福利，改善居住条件，解决其子女教育问题，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待遇，更重要的是提高社会对蓝领的重视，增加职业教育投入，加强对蓝领阶层的培训，使更多的蓝领能够有机会进入中产阶级。
（三） 鼓励蓝领阶层创业
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政策鼓励蓝领阶层创业，激发蓝领阶层的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让更多熟练的生产技工有更多的机会创办小微企业，在提高其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同时，带动更多的社会就业。机器制造和维修需要有大量小型工匠企业的辅助，而且有些大型企业出于经济原因也愿意将其部分工作外包出去。由于熟练的技工对企业的生产、运作十分熟悉，也相应能招到一批有技能、肯努力的蓝领工人，因而，由其创办的小微企业有着独特的竞争优势。
一般而言，小微企业可以围绕在大企业周围，并接受大企业的外包工作，同大企业休戚与共。小微企业有着较大的适应性，其投资少，即使市场不景气，也能较快转型，损失相对较少。然而，蓝领阶层创业缺乏创业的初始资金，而且由于其受教育水平低，管理能力较差，这就需要政府出台相应政策，鼓励熟练技工创业，为其创业提供贷款，并为他们提供培训的机会。支持、鼓励蓝领阶层创业不但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还能拉动更多的蓝领就业，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其创办者也逐渐成为蓝领中产阶级，我国的中产阶级队伍也逐渐扩大。
（四） 促进蓝领阶层代际流动
职业代际流动又可以称为“职业异代流动”，指员工家庭两代人或者多代人之间所发生的工作类别以及工作层级间的变动，反映了家庭几代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动，一个社会的职业代际流动情况往往反映的是当前社会分层系统的转变以及社会的进步程度。而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开放性的提高以及社会地位获得方式的多样化，垂直代际流动也增多了。
如果一个社会是理想的、公平的，那么不同社会地位成员的代际流动比率，不论是从横向来看，还是纵向来看，都应该是大致相等的。李晚莲（2010）研究发现，父辈从事的职业类别以及受教育程度将会对子辈的职业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子辈的职业与父辈的社会资本紧密相关，而不仅仅是个人教育作用的结果。
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成为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主要机制。高等教育制度是维系社会稳定运转的重要环节，它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也是一种社会流动制度，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发挥连通、协调作用。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不仅是对科举考试建立的文官制度的一以贯之，具有历史与传统的中国特色，也是一项出色的制度设计。通过教育与竞争的机会平等，社会弱势阶层经过努力有机会实现自身社会地位的上升流动，分化的社会阶层之间有了相对开放的流动渠道，社会充满了积极性与活力，社会矛盾和阶层间的对立冲突也因此得以缓解。
五、 总结
回顾历史的几个发展阶段，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中，政治上实行世袭制和等级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近代化大生产的出现，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工业社会取代了传统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改革的日渐深化，社会各阶层之间逐步形成合理、有效、通畅的社会流动渠道，每位社会成员都会有更多的机会依靠自身能力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加之就业空间的不断扩张、多元化竞争体系的建立，在新的时代浪潮下，社会中间阶层逐渐兴起与壮大。中产阶级的崛起为社会各阶层的共生共赢提供了稳定和谐的社会条件，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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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希铭，厦门市人民政府；赵秋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