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论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熟练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已经越来越明显。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升级，也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如果不从劳动力供给的源头上想办法，让熟练劳动力能跟随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而有稳定供给之路，势必关系到中国能否成为现代化国家，即能否引领国民经济和技术创新继续前进。因此，目前全国经济界对这些问题的密切关注，是有根据的。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不仅出现了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低收入家庭长期陷入困境的现象，而且出现了社会流动渠道的堵塞。与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相比，社会垂直流动的通道已越来越狭窄，职业也开始走向世袭化了。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狭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联结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体力劳动者从农村流入城市以后，只能够找到如在建筑工地当粗工、杂工等重体力劳动的工作，或充当采矿工、搬运工、清洁工等简单劳动性质的职务，很难有机会成为技术工人，收入当然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城市的生活费用是上涨的，这些从农村来的体力劳动者除工资收入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也很难有机会接受专门的技术培训，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依然处于贫困状态，而他们的孩子却一年一年长大，这些孩子除了像父辈一样靠打零工、干粗活脏活谋生以外，又能从事什么工作呢？农民工的职业世袭现象也就很难改变了。

这就是我和我的同事、学生在一些城市和城乡接合部考察时所了解到的情况。

为此，我想就中国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问题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一、 二元劳工市场理论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

二元劳工市场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这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一种判断，被经济学界认为是符合实际的，但却是不公平的，因为体现社会公平的应当是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畅通，让每一个有志进取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现实生活中二元劳工市场的存在却成为有志进取的人成长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20世纪70年代前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最早剖析二元劳工市场的论文。代表性的作品有：1973年5月《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M.雷克、D.M.高尔登和R.C.爱德华兹合写的“劳工市场分解理论”一文；1973年6月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N.波桑葵和B.P.多林格合写的“英国有二元劳工市场吗？”一文；1974年2月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A.J.亚历山大的“收入、经验和国内劳工市场的结构”一文，等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评论二元劳工市场的论文越来越多，乔治·萨恰罗波洛斯作为二元劳工市场的著名研究者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评论二元劳工市场的论文，如“学校教育和收入分配”（与A.马林合作，刊登于《经济统计评论》1976年8月）、“家庭背景、教育和成就”（刊登于《英国社会学杂志》1977年9月）、“劳工市场二元性与收入分配：英国的实例”（载W.克雷尔与A.索洛克斯编《个人收入分配文集》，阿姆斯特丹，1978年版）、“人力资本与收入：英国的资料与评论”（与R.莱雅德合作，刊登于《经济研究评论》1979年）、“英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学校教育和货币报酬”（与丁帕·潘尼科拉奥合作，刊登于《经济学报》1979年11月）等。

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论述，可以把二元劳工市场做如下的概述。二元劳工市场是指：劳工市场分为上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在上等劳工市场就业的，被看成是“好职业”；在次等劳工市场就业的，被看成是“坏职业”。“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区别是：

1. 前者工资高，后者工资低；

2. 前者福利多，后者福利少；

3. 前者有较多学习培训的机会，后者基本上没有这种机会；

4. 前者有被逐步提升的机会，后者这种提升机会极少，甚至没有，经常是一辈子从事某种简单劳动和重复性劳动。

二元劳工市场形成后，一般说来，从事“坏职业”的劳动者很少有机会从“坏职业”转到“好职业”去，也就是说，两种职业之间跨劳工市场的流动机会基本是不存在的。于是，上等劳工市场的工作人员有较大可能升为中产阶级，而次等劳工市场的工作人员，由于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简单劳动、重复性劳动，待遇差、学历低、收入少，从而被挡在职务提升门槛之外，所以其中很少有人能上升为中产阶级。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白领工作者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而蓝领工作者不包括在内”，“蓝领一辈子注定是蓝领，一直干到年老体衰，无法再干了为止，穷困终身”。

二、 如何缩小二元劳工市场的差距以及如何改变劳工市场二元化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在对二元劳工市场的形成过程和弊病进行分析的同时，也积极出主意、想对策，以便缩小二元劳工市场的差距，改变劳工市场二元化的现状。他们大体上提出了如下措施：

第一，要认识到二元劳工市场的现状不是不可能改变的，而是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使上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之间的差距缩小，使那些在次等劳工市场工作的人有机会、有条件转入上等劳工市场。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就是职业技术教育的推进，使准备就业的青年劳动力及早获得一技之长，从而有机会到上等劳工市场就业，或者即使仍在次等劳工市场上工作，但由于技术水平较高，基础知识较扎实，仍有机会被提拔或改换工作。这意味着，先让蓝领工作者成为技工、熟练技工或者有专长的工作者，他们就有可能跨过从次等劳工市场转到上等劳工市场的门槛，成为上等劳工市场中的一员。

第二，改善次等劳工市场的生产条件，不再单纯凭工作者的体力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工作。要让体力劳动者有机会降低工作强度，也要让体力劳动者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要逐步减少“坏职业”，使一部分“坏职业”转变为“较好的职业”。比如说，搬运工不再像过去那样靠肩挑背负，而逐渐成为机器的操作者，大大减少体力的消耗。这是可以通过技术设施的应用而实现的。

第三，增加社会上“好职业”的工作岗位，尽可能减少“坏职业”的工作岗位。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移民工人人数较多，某些粗活脏活逐渐由移民工人担任，本国的工人一般不到这些部门工作。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让移民工人代替本国工人从事这类工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也不是真正解决劳工市场二元化的有效对策。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改善本国体力劳动者处境的办法，而置移民于不顾。

第四，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来现代服务业的扩张情况而得出如下看法，即劳动者从次等劳工市场转入上等劳工市场工作（由“坏职业”转为“好职业”），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代替现有上等劳工市场中已经就业的人的位置，因为从上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类别可以看出，对经理人员、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的需求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有可能增加的。这是大势所趋。也就是说，一个工人凭技术专长成为专业人员以后，并不意味着必须同时有一个专业人员失去职位，降为工人。以现代服务业的扩张过程为例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趋势。这就为次等劳工市场跨入上等劳工市场的现实性做了很好的说明。

第五，鼓励有技术、有专长的体力劳动者开设自己的小微企业，如制造零配件，为大企业配套生产，或开设修理业务，或从事服务业。这些小微企业是有前途的。小微企业的创业者，完全有可能闯出一条新路。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就是，自行创业和“受雇于人”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就业概念。当人们讨论上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的区别时，或讨论所谓的“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区别时，所注意的都是“受雇于人”的情况。既然都是“受雇于人”，那么人们关心的无非是工资收入的高和低，福利待遇的多和少，以及是否有学习和培训机会，是否有被提升的机会之类的问题，人们也是这样来区别所谓“好职业”和“坏职业”的。然而，一旦体力劳动者转入自行创业的领域时，他们的心理状态就改变了，他们作为小微企业的创业者，自己就是小老板，根本没有“受雇于人”的想法。他们肯吃苦，肯耐劳，只是为了把自己的小微企业办好。他们哪里还会斤斤计较什么活是轻松的，什么活是又累又苦的？他们既然是小老板，那就把累还是不累置于脑后，一心就想创业。这也是人之常情。所有成功的小微企业的创业者都是这样想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做出成绩，把自己的企业越办越兴旺。

以上从五个方面做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二元劳工市场的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事在人为。只要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把次等劳工市场中的就业者看成是“没有前途的人”、“没有出息的人”，不把所谓的“坏职业”看成是“下贱的职业”，而是抱着同情的心态，帮助体力劳动者，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就可以使这些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改善，可以使他们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使生活条件改善，还可以使他们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上受到尊重。何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某些沉重的、艰苦的体力劳动也完全有条件改善甚至消失。

三、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形成

在缩小上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的差距的过程中，如前所述，职业技术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的经验，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包括职业技术学校（中职类）、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类和大专类）、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培养研究生，包括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对各级学校师资的培养）。此外还包括各种非学历性质的培训学校、培训班等。

根据西方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学徒制在工业化早期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有技术专长的师傅带徒弟的制度存在的时间相当久。即使徒弟在进入工厂前已经有一定的学历，但是进厂以后，仍由某一个师傅带领，从学徒做起。在英国，还存在着两种体制的学徒，一是师傅带的徒弟，另一是企业招收的学徒工，两类学徒并存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合二为一。为什么会重视学徒制？因为这是培养技术工人、熟练技工的途径之一。师傅带领徒弟，可以学到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如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企业一般不实行学徒制了，但仍有企业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只是把“学徒工”改称为“见习工”、“实习生”而已。实际上，“见习工”、“实习生”仍然属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教师、研究人员、实验员等人，都应当有一定的职称。这些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各种进一步的培训和教学工作、实验工作经验的积累，而晋升职称。不要轻视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一支庞大的师资队伍、研究队伍、实验队伍。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不能没有这样一支在教学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师资队伍、研究队伍和实验队伍。

在中国，当前正在进行农村土地确权和发证工作。这是关系到全国农民权益保护的大事，也是调动数以亿计的全国农民积极性和创业精神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在已经完成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地区，农民们不仅欢庆自己的土地权益和个人房屋权益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且学习知识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有了充当家庭农场主，做一个懂得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产品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提升的家庭农场主的愿望。这就为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实现增添了巨大动力。在许多地方，农民提出了要接受有关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农业管理、营销的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这种现象是过去从未遇到的。应当认识到，这正是提高农民素质的绝好机会。现代化的农业必须同高素质的农民相适应，也必须同合格的、优秀的家庭农场主们相适应。为广大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术教育，意义重大，而且是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大好机会。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开放性的。这种开放性主要反映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规的、有学历和学位的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研究院所同非正规的、没有学历和学位的职业技术培训班并存，让求学者选择。甚至可以举办职业技术教育的公开资格考试，人人可以报名，参加考试。通过了若干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考试，可以获得一定技术等级的技工、高级技工、技师等资格证书。这种考试，既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内容，也包括对实际操作能力的考核。

第二，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对任何一个受培训者的专业培训并不仅限于某一专业，而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家庭农场主，他既想学习现代农业的育种技术，又想学习农业机械的操作技术和修理技术，还想学习家庭农场的管理和农产品的营销，那就应当满足他的愿望，可以多次接受培训，学习完这一课程，再学习另一类课程，然后再学习第三类课程，学无止境，只要学习者有时间有精力就行。如果学习完某一类课程，他想参加技术资格考试，也由他自己决定。他再想参加另一系列的技术资格考试，同样由他自己决定。学习是终身的，技术资格考试也是终身的。这体现了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开放性。

第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开放性还体现于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以选择自己未来的走向。比如说，一个职业技术学校（中职类）的学生如果毕业后个人的志向改变了，他有志转入非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以外的普通高等学校深造，那么他只要符合普通高等学校的报考条件，就可以参加某个普通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凭考试成绩或被录取，或未被录取。学生在这方面的选择不应受到歧视。这是因为，年轻人的兴趣和志向是会发生变化的。也许当初他选择职业技术学校（中职类），是家长或老师代他决定的，现在他自己拿主意了，他想改变自己原来的选择，也由他自己决定。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只要符合规定就行。

四、 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通畅

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二元劳工市场的形成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堵塞有密切关系，正因为社会垂直流动堵塞，次等劳工市场上的体力劳动者只能在“坏职业”中寻找工作，从而影响他们的后代也只能在父辈的“坏职业”环境中就业，进而形成职业世袭化现象。

社会水平流动在工业化过程中是比较通畅的，这主要表现于农村人口有可能到城市中来寻找工作。但大多数农村人口由于种种原因，只能在次等劳工市场上找到粗活、累活、脏活去做，原因在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被堵塞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即使进了城，也只能在次等劳工市场上徘徊，如果他们想找到一份工作的话，那也只能在“坏职业”中去寻找就业机会。这样一来，社会水平流动虽然开放了，但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村人口全部挤在次等劳工市场上，连“坏职业”都不容易成为就业的场所。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即由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堵塞，由农村涌入城市的求职者越来越多地挤入次等劳工市场，求职者也越来越多，雇主给的待遇越来越少，劳动条件越来越差，职业世袭化现象也就越来越严重。

由此可见，让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畅起来，无疑是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和生活状况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也是调动在所谓“坏职业”工作的体力劳动者积极性的措施之一。无论从社会和谐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件大事。

让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畅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贯彻机会均等原则。机会均等原则是市场经济下必须遵守的原则。具体地说，一切职位都应通过一定的资格审查，有序进行，并建立竞争上岗机制。凡符合条件的，在考核中合格的，就被录用。职务的提升也是如此，这体现了公平性。对求职者和晋职者来说，唯有公平竞争和机会均等，才能使大家心服口服，并能起到鼓励学习和努力工作的作用。职业世袭化，在这种条件下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让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畅的第二项措施，是提供多种渠道供求职者选择。这里包括：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办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术学校和培训班，让有志上进者接受培训，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此基础上，求职者才有条件去参加各种考试，凭成绩被录取。从这个意义上说，参加职业技术教育的学习和培训是为有志者创造条件，以便逐步实现自己的求职或者改变职业的愿望。

让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畅的第三项措施，前面也曾提到，就是鼓励有能力的人自行创业。他们不妨从零开始，即从个体工商户开始，从小微企业开始。只要有能力，讲诚信，肯吃苦，有特长，未必不能成为中型企业的业主。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同样有可能成长为大型企业的业主或合伙人。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这三句话对每一个创业者都是适用的。而且，这种从零开始的创业活动会有示范效应，成功的例证可能鼓励更多的有志者加入创业者的行列。

让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畅通的第四项措施是改变社会上对所谓“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偏见，更不能听从社会上流行的瞧不起体力劳动者的各种评议。社会上应扭转多年存在的“职业偏见”，即认为体力劳动者是“没出息的”、“没有前途的”、“低人一等的”，等等。这种传统观念不破除，不摒弃，是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蓝领，即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同其他行业的职工一样，都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任何行业的职工，包括体力劳动者，在地位上是一律平等的，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蓝领工人自己也不应自卑。某些重体力劳动的职业，劳动条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推广而会逐步改善，这是大势所趋，无可置疑。因此，蓝领的一般工人要懂得，一方面劳动强度会更大，会留下一定空闲时间给自己学习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完全有可能通过经验积累和技能提高而成为技工、熟练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也有可能成为创业者和企业家。

五、 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重要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当蓝领的体力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技工、熟练技工之后，他们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条件是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的。他们面前的社会水平流动渠道本来已经通畅了，而社会垂直流动渠道也会逐渐通畅起来。由此可见，蓝领作为体力劳动者的代号不是不会改变的，更不能认为蓝领工作者会永远被定位于次等劳工市场，定位于“坏职业”。

蓝领技工和熟练技工在收入提高后，完全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家庭农场主也是这样，他们也完全有可能不再以过去的农民的姿态出现于乡村。家庭农场主不仅会以农业、养殖业、畜牧业、林业中的新型市场主体代表者的身份出现，而且还可能以新型农业企业家的面貌出现于市场上。他们的收入增长后，同样会进入中产行列。完全有理由把这些务农者称为蓝领中产阶级的一员。

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意味着“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正在向“橄榄形”或“鸡蛋形”收入分配结构转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的。

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还告诉人们，在一个既重公平、又重效率的社会里，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了公平和效率是可以同时实现的，而且公平和效率可以处在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水平流动渠道的畅通，已经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反映在人们跨地区、跨城市、跨行业的流动中，既体现为公平选择住处、工作地点和所中意的职业，又体现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使夫妻团聚、父母与子女团聚的权利得以实现，也体现为将人们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效率正是在这种动力下提升的。公平促进了效率的提高，效率同样反映了公平的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并不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

此外，还应当指出，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告诉人们，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下，只要实现了机会均等，只要劳动者勤于工作，努力学习，不断增加知识和技能，无论受雇于人还是自行创业，都会有收获。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畅通，使每一个勤奋进取的工作者都会有前途。这将是社会风气的巨大转变，人们会记住，未来的前途主要来自个人的努力，而并非依赖于家庭出身、父辈的门第或者祖上留下的遗产。

一个社会最怕的是出现一批又一批的绝望者。在社会水平流动渠道和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相继堵塞的环境中，绝望者增多了，他们认为自己注定就是失去前途的人，个人再怎么努力都是没有希望的。绝望的结果既可能是自暴自弃、听任命运的安排，也可能是消沉、无所作为、了此一生。蓝领工作者必须懂得：成就是通过拼搏才能获得的。已经取得成绩的大批创业者和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的人，都是榜样，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因此，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定将成为一面面旗帜，鼓励着更多蓝领体力劳动者的上进心。

六、 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背景

从西方各国工业化的进程来分析，传统生产方式之下，“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是十分牢固的。土地，当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大部分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除一部分自耕农拥有自己的田产外，佃户和雇农没有土地。这种情况不改变，“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可能变更。

工业化开始以后，西方国家的情况稍稍发生变化。城镇化中出现了一些新式的工厂，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市场不断扩大。这样，新工厂的厂主尽管最初是一些小老板，但他们走在前面，有机会较快地积累财富、扩展视野。工业化继续推进，从而使“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已经具有一定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改变是十分缓慢的。理由在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往往是滞后的。要知道，缓慢形成的中产阶级尽管是促进“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力量，但由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总是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滞后于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所以时机未到，还不可能使“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在西方国家一般都是在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收入分配结构才逐渐由“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或“鸡蛋形”的。工业化中期以后，中产阶级之所以逐渐壮大，大体上有以下五个原因：

（一） 技术进步和管理的要求

这与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进步和管理工作的日益复杂化、专门化、精细化有关。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是加快的，从技术发明到实际工作中的推广应用的时间间隔是缩短的，对从事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员需求不断增长，从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收入也随之上升。从事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通常被称为“白领”，区别于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白领”工作者人数的增加和他们收入的上升，使他们有可能首先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成员。在这里，“白领”也包括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医生、艺术家、作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自由工作人员等。

（二） 自行创业者增多

工业化导致经济持续增长和市场日益扩大，由此带来的一个明显后果是社会上自行创业的人越来越多，应当指出，自行创业者中是不分“白领”还是“蓝领”的，即从事“白领”工作的人可以自行创业，从事“蓝领”工作的人同样可以自行创业。只要他们选择了自行创业这条路，就会既从事“白领”工作，也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作。对自行创业者来说，特别是在创业活动初期，他们是不计较这些的。由于他们并非受雇于人，而是自己当小老板，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三） 受教育机会趋于均等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上对于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即使是低收入居民家庭，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包括普通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但他们往往自己负担不了学费，这就使受教育机会均等成为空话。因此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社会各界（包括教育界、企业界、公益事业关心者和国会议员等）不断向政府提出建议，要求政府承担普及义务教育的责任，让适龄儿童一律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并多设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学院，并为进入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增设各种奖学金。同时，社会各界还特别提出让妇女也能接受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社会各界的呼吁终于被进入工业化中期的西方国家的政府所接受。

（四） 社会流动性增大和上升机会的涌现

社会流动性增大和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社会流动性增大和中产阶级队伍扩大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社会流动性增大既包括社会水平流动的渠道更加通畅，也包括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相对于过去而言已有较大的改善。于是一些有技术专长和专业知识的人员易于迁移到自己认为合适的工作地点去，而且他们改变职业的可能性、提升职务的可能性以及自行创业的可能性都增加了。由于就业信息的普及，求职者和指望更换职业的人在获取较多的就业信息后，可以自愿选择工作地点、受雇单位和中意的职务，他们的收入也会随着工作的变更而上升。至于用人单位，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大，可以从中找到更合适自己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效率提高了，企业会发展得更好。从此，经济中开始出现“社会流动性增大—效率提高—工作者积极性涌现—工作者收入上升”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性增大使得有技术和管理专长的人有了较多的职务提升机会。这是因为，职务提升机会的增多离不开中高层技术和管理职位的增多，而企业中的中高层技术和管理职位的增多又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这表明，工业化继续推进过程中，企业中高层职位的增多，为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提供了条件，这已经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的常情，被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

（五） 新行业的成长

有必要指出，在西方国家继续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市场的扩大和新行业的成长也是中产阶级逐渐壮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新行业的成长，虽然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但归根结底，仍然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有关。需求创造供给，供给也创造需求，需求和供给始终是相互促进的。具体地说，新行业提供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如果没有国内外对新产品和新服务的需求，怎么可能出现新行业？如果没有新的资本投入，没有为生产新产品和新服务所需的新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场地的供给，又怎么可能出现新行业？

新行业的成长，为大批相关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营销人才找到了用武之地，从而也促成了这些专业人才的收入的增加和职务的提升，进而为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上从五个方面谈到了西方各国在工业化中期以后中产阶级队伍壮大的原因。这五个方面的原因通常是彼此相互影响和共同起作用的。很难说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是其中某一个原因起主要作用的后果。

七、 “白领”和“蓝领”的区别还会延续多久？

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下，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并没有划分为“白领”或“蓝领”。甚至工业化开始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白领”、“蓝领”之类的称谓。工业化过程中企业雇佣的办公室人员，逐渐被称为“白领”，而企业雇佣的从事体力劳动人员，则逐渐被称为“蓝领”。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白领”工作者和“蓝领”工作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显。“蓝领”被视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代称，而且受到轻视。收入较多和收入较少，劳动强度稍低和劳动强度较大，以及有较多机会被提升职务和很少有机会被提升职务，被视为区分“白领”和“蓝领”的主要标志。久而久之，这种区别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也就习以为常了。

由于“白领”和“蓝领”之间存在着收入差距，而且受教育状况也有差距，所以“白领中产阶级”一般比较常见，“蓝领中产阶级”并不多见。尽管“蓝领”中有些人成为技工、熟练技工甚至技师或者高级技师，但仍然不受重视。对“蓝领”工作者的偏见依旧存在。

实际上，中产阶级不仅是一个按收入水平确定和划分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按照文化素质确定的概念。不能认为只有钱而没有文化素质的人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理应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在这方面不能缺少文化素质这一要素。

文化素质，其中包括道德修养在内，应当是“白领中产阶级”和“蓝领中产阶级”的共同标准。有了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蓝领中产阶级”和“白领中产阶级”一样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在科技进步、知识不断更新的环境中，如果今天还有人在区分干某些工作的是“白领”，干另一些工作的是“蓝领”，试问这种划分还能延续多久呢？也许再过若干年，不会有人再以旧的眼光看人了。那时，说这个人是“蓝领”，说另一个人是“白领”，还有意义吗？当人们都在计算机旁工作时，你能区分谁是“白领”，谁是“蓝领”吗？也许连工作者自己也分不清了。

到那个时候，区分哪种工作是“白领”从事的，哪些人属于“白领”系列，哪些人属于“蓝领”系列，已经没有意义了。社会上也就不再有什么“蓝领”还是“白领”这种过时的、陈旧的分类了，这也许是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的情况。如果大多数人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并且还有一些人即将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又何必再区分什么“白领中产阶级”还是“蓝领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