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口与社会福祉

初始贫困：众所周知，贫困在中国广泛存在。贫困的形式不是突然地致贫，而是广泛存在的初始贫困。其表现形式为资金数目小，在流年不利时人们从节俭生活一下子滑入贫苦生活，工资低和生活中舒适成分的稀缺。我们同意罗斯教授的观点，这种初始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以自给自足经济形式生活的人口的过度压力。他说道：

 

国家贫困的大多数理论解释对于理解中国人的情况没有任何帮助。中国人不是因为土地的贫瘠而陷入贫困，因为中国是拥有这个世界最肥沃土地的国家之一。他们的国家不是遭到懒惰的报应，因为没有其他民族比中华民族投入更多沉重的、不懈的劳作。问题也不出在他们劳作中体现出的智力缺乏，因为他们是熟练的农民，而且在艺术和工艺上也很聪慧。他们也没有因为奢侈的恶行而陷入丛林式的争斗……他们也不是贪婪统治者的受害者，虽然他们的政府对他们几乎没有帮助，但它也甚少索取。在年景好的时候，中国的财政远远未到崩溃的地步。虽然中国的人口四倍于美国，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却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繁荣的基本条件——人身的自由和财产的保障——是确实具备的……大多数的人也没有遭受过度剥削……有大量肥沃的农田，在这些地方为了生计需要苦苦地挣扎，不过种植者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耕种，并且无须向任何人纳贡。要解释这样一种西方看不到的普遍贫困，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即以自给自足经济形式生活的人口的过度拥挤。1

 

如果脱贫是慈善的根本议题，那么对人口的研究就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相信，该议题的解决方案在于一个健康平衡：向民众提供自给自足的经济及财富（根据某种适当的生活水平并通过人口的社会性进行规范），以及促进经济繁荣。

中国的人口：虽然中国政府时常通过纳税申报单位和家庭数列举来测算人口数量，但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口到底是多少。可能庄延龄（E. H. Parker）测算的385 000 000是最可靠的。2与之类似的，精确的人口密度是未知的，尽管没有人质疑中国的人口密度很高。史密斯（Smith）说，华北平原上人口稀疏地区的密度可能在每平方英里300人，人口密集地区的密度可能在每平方英里1000到1500人之间。3前任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物理学教授金（F. H. King）曾到中国研究中国式农业，他写道，相比于美国土地与人口的20英亩∶１人的比例，中国土地与人口的比例是1英亩∶1人，而这1英亩的土地中的一半，也即半英亩是干旱和低产出率的。关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真实可耕地密度，金教授的书中是如此概括的：4山东省每平方英里的农地上有1783人，212头牛或驴和399只猪，或者1995个单位的消费者和牲口；1900年美国农村地区每平方英里改良后农地上有61人及30匹马和骡；1907年日本每平方英里有1922人及125匹马和牛；1902年中国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据官方的人口统计，有270平方英里土地，每平方英里有3700人。

人口密度的成因：我们只是粗略地知道，在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密度随时间推进逐渐增加。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并非原住民，他们来自没有土地的地方。听说他们是从北部和西部迁徙到黄河的河谷，然后进一步迁徙到这个国家其他自然水道附近的区域。5从一开始他们就被描述为土地的耕种者。在他们的迁徙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同化当地的原住民，另一方面把许多部落驱赶到西北山区。我们可以论断，群居和基因融合同时存在，6促使中国变得人口众多。土地的肥沃加上其易开垦性，吸引了人口的迁移和聚居；而肥沃的土地加上农耕的技术使得人们能够获得丰富的农作物，促进了人口的迅速繁殖。但不管历史上中国是如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之一的，我们下面总结了导致当前高生育率的一些原因。

当前高生育率的原因：

1.农村情况：中国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他们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当中，他们大多数住在农村……旅行者会对居住于城市人口中心之外的大量人口产生深刻印象。”7对于农民来说，获取食物的过程或者说劳动，和自给自足生活的关系是最简单的，因为他能够养活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无需求助于第三方。我们相信，这种获取食物的方式趋向于鼓励生育更多后代。此外，农村生活因为缺少城市生活里让人分散注意力的影响，所以单调，没有变化，这趋向于使农民的注意力局限于他的直系家属，因此增加了他对后代的喜好。最后，对农业帮手的需求和把土地传给直系后代（而非传到其他亲戚的家庭）的愿望，也提升了他对后代的渴望。

2.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提升了男性子嗣的地位，因为只有男性后代才能够在逝去祖先的灵位前从事宗教的和摆放祭祀品的服务。这种传统自然在家长心中形成了生育男性后代的愿望，因为这样他们死后的福祉才能得到保证。家族繁荣和男性子嗣的关联可能是因此产生的，而这种关联是渴求子嗣的基础和导致大家庭形成的原因。

3.早婚：祖先崇拜和父权家庭鼓励早婚。儿子们即使在成年后也仍然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在家长过世后才享有私有产权。家长会包办婚姻，他们经常需要支持儿子的家庭。因此，年轻的儿子们无需担心早婚带来的财务影响。此外，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和女性自我支持的缺失也促进了早婚的发生。早婚带来迅速的人口繁殖。

过剩人口的影响：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口和食物供应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被称为人口和食物供应间的平衡。这一进程看上去正在当今中国发生着，为了清楚表述，我们通过四个方面来考虑它的影响。马尔萨斯强调的那些去除过剩人口的异乎寻常的方式，比如饥荒、瘟疫、战争等，我们不作讨论。我们主要关注生活条件及其对人口过剩的影响。

平衡的四个方面：

1.人口与土地耕作：土地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耕作劳动成为支持生活的主要方式。人口增加导致对食物的需求增加，这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得到满足：一是已耕种土地的进一步精耕，二是扩大耕种面积。这两种方式在中国都得到了运用。虽然学者们观察到，相比于美国的人均20英亩的土地拥有量，中国的人均土地拥有量只有1英亩，并且这1英亩的土地中有半英亩是干旱和低产出的。但是，深度精耕可以用六分之一英亩的好田来供给一个人的食物。8对食物需求的长期挣扎让中国人在没有科学帮助的情况下变成农业专家。

但是，精耕受限于报酬递减规律，它的限度不能超越土地所能获得的必要养分补充。为了赶上对于食物供应的需求，获得新的土地是必须的。罗斯教授见证了从没在其他地方见到过的土地使用方式。所有能够出产食物的土地都已经被耕种，并且浪费土地或者牧草用地的情况是微乎其微的。他为我们描绘了如下的一幅生动图景：

 

为了获取新的用来耕种的田地，农民必须挥汗如雨。一直通往山顶的整个山麓被分割成一块块梯田。在某一个山坡上，我数到了四十七块这样从山下排到山顶的梯田，就像大人国的楼梯一样。五百英尺之下的河床，介于缓缓流过的细小河流之间是平整过的、用堤坝围起的数以百计的像翠玉一般的水稻田，里面长满了青青的水稻（直到秋天的雨水裹挟浑浊的洪水，将整个河道覆盖）。在群山里，因为岩石表层的棕色土壤太薄而不能被开发为梯田，一片一片的小麦和玉米随自然坡度而生长，而锄取代了犁用于耕种。我看到有两块坡度达四十五度的田地，还有更多数量的田地至少有四十度。从我所在的地方向上半英里，有农民从他们接近山脉顶端的棚屋出来，攀岩而下，在黑色裸露山石之间的小块土地上耕种，就像小人国里的景象。

中国西部群山中一条七千英尺的分水岭给视觉带来无可比拟的奇妙景象，这是观察人类与环境抗争的人在别处看不到的。这条分水岭是汉水、渭水和其他河流的发源地，这些河流使四川成为名副其实的“四条河流的省份”。除了过于陡峭或岩石裸露的地方，整个山麓从东河谷底直到山顶的整个五千英尺全部是开垦了的。在这垂直的一英里中，因为海拔不同而种有不同的农作物，从低到高依次是蔬菜、玉米和小麦。有时候，山顶的地方种有一块看上去绿油油的黑麦。这些天上的农田好像被群山的起伏而弄皱，它们的边界伴随山坡的突起或弯曲而优雅变化。

开垦和耕种高海拔的山田需要让人心碎的体力付出，因为农民需要从洞穴里的家向上攀登几千英尺。这是人口压力的确切表现。这在我心中唤起一幅不断膨胀的人类湖的图景，这个湖无法从谷底泄出，不断地上升、上升，直到它努力地把耕种举过山顶。在六月，这些盘旋而上的郁郁葱葱、波涛起伏的天空农场是感人的，甚至是美丽的景观；但我们不禁想到严峻的、长期存在的饥荒的威胁。仅仅这种威胁就足以驱使人们进行如此艰苦卓绝的劳作。9

 

附带地，耕种的扩大必然导致森林砍伐，而且因为人们对于森林砍伐导致的结果缺乏认识，鲜有再造林地的尝试。山坡森林的砍伐会引起河流不可胜数的洪灾，从而导致了中国人民遭遇的数不清的苦难。

2.人口与迁移：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原因是，影响食物供应的物理原因几乎导致了所有人口的迁徙。10从上古时代开始，史书上就记载了人们为了缓解过剩的人口而从中国的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11中华帝国疆域之内因为反叛、饥荒和洪灾导致的人口迁徙运动是相当可观的，但我们没有这些迁徙运动的统计数字。

一个更显眼的现象是从中国移民到其他国家。目前大约有一千万12中国人居住在外邦，主要是东印度群岛和美国。这个数字虽然比较大，但相对于中国本土的四亿人口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考虑到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本能，迁居外邦的人口体现了中国本土食物供应的挣扎之激烈。

3.人口与生活水平：虽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基本没有改变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但人口的过剩导致了普遍的贫困。每个居民都需要为了生计更努力地工作，但劳动获得的报酬却在减少。最终的结果就是，生活的舒适度减少了，生活的水平降低了。为了生计苦苦挣扎的代价还不止这些，代价更多地还在于这对休闲时间和剩余精力的剥夺，而这些对于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提升至关重要。近代中华文明的停滞，包括文化、艺术、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止步不前（古代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显赫的成就），难道不是因为休闲时间和剩余精力被投入到为生计进行的挣扎之中，从而被消耗殆尽了吗？

4.人口和体力：因为一系列的情况，比如沉重的劳动、低生活水平、营养的不足、童工和卫生情况的不佳等，为生计而进行苦苦挣扎导致的进一步的结果就是活力的缺乏。这种活力缺乏的一个间接证据就是吸食鸦片的习惯。之前的统计显示中国有25 000 00013人吸食鸦片上瘾。在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麦尔温（S. Merwin）先生写道：

 

当我经过一个炼铁的村庄时，我注意到打生铁的铁匠常常状如活着的骨架。他们大约从早上五点工作到傍晚五点，期间暂停两次用于吃饭。当他们快速吃完晚饭匆匆离开后，他们点上烟枪，一直吸到他们入睡。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能够工作的。我料想是艰苦的工作让他们染上了吸食鸦片的习惯。14

 

类似的景象，罗斯教授引用的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提到了：

 

绝对意义上的无聊和沉闷看上去四散漫延。正如这两个恶魔驱使白人饮酒，它们驱使中国人吸食鸦片……对于那些没有休闲的穷人呢？他们经常没有或只有一丁点儿食物，但是毒品能够解除饥饿的阵痛，去除健康的食欲，看上去对于他们好像是一种福利……贫困中国苦力的生活就是由困苦而导致了痛苦。15

 

活力缺乏的直接后果就是衰老加速和高死亡率。关于中国成人与婴儿死亡率以及平均寿命的测算有不少，但直到获得精确的人口统计数字之前，这些都只是猜测。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的。

生育的控制：看到人口与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平衡导致的结果之后，我们不禁要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口与自给自足生活方式既取得平衡又没有上述的坏处？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一方面是有意识的生育控制，另一方面是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

间接办法：斯宾塞（Spencer）说得很清楚，随着人口在进化尺度上的提升（或种族成员个性化的提升），这个种族的生育率会下降。16运用这一生育理论，我们可以理性地期待，随着中国文明程度的推进，生育率会相应地降下来。该生育理论通过大众教育来产生对于广大人民生活的影响。教育提升大众的智力，然后增加他们的兴趣和诉求，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人口过多的家庭和高生活水平之间，智力总是会选择后者。维持高生活水平和文化进步趋向于推迟婚龄，这是因为，为生活做准备是更辛劳、更需要精力的过程。控制生育和推迟婚龄尤其显著的效果，体现在女童的教育。教育将给予她们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雄心，这将提高她们对多姿多彩生活形式的兴趣，使她们更个性化，并且将使她们觉醒：她们应该远远超越只是作为生育机器的存在。她们不会再毫无希望地依附于男性讨生活，因此她们会以人生神圣契约的自由伴侣的身份进入婚姻，而非因为生计的原因被迫结婚。当她们成立家庭的时候，她们会让家庭成为一个舒适、幸福和精致的地方，而非仅仅是做饭和哺育后代的地方。

直接办法：除了间接的办法，还需要对大众进行人口、生育和社会福祉方面的直接和明确的教育。通过诸如报纸、公开讲演和社团活动等宣传媒介，可以做许多工作，从而促进与这些议题有关的进步的社会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形成。人们还未意识到后代问题和自由选择遗产赠与对象的重要性。质量胜于数量的座右铭应该灌输到每个成年人和家长的头脑中。

与人口控制相辅相成的是促进经济繁荣，引入新兴工业，发展科学农业和开发自然矿产资源，建造铁路，扩大商业，提升工业和政治效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良好的开始，意味着将来人们会拥有更多的商品供应，更多的剩余精力和更多用来促进文明发展和个性化的休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