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1954年

1954年，对俞平伯而言，真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但凡群众运动，动力自然是广大革命群众，对象虽是少数、百分之一二三、一小撮……但这次批判的可是《红楼梦研究》这本书中的错误思想，书的作者只是他一个人，书中的错误思想自然都出自他一个脑袋。虽然俞平伯也并不孤立，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胡适，批的是胡适和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这样的一场群众运动，其压力之大，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说这一年不寻常，似乎太一般化了点，可真是难以忘怀啊!

早在1949年1月26日，当时北平已是座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孤城，要逃走的反动派早已逃走，还想逃的，就是砍伐了天坛大树，修了城中飞机场，怕是也难以逃脱了。而被围在城中的老百姓，则早已在盼望解放军进城。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北平文化界著名民主人士，联名写了篇对实现全面和平的书面意见，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于十二天前提出的“和平解放北京八项条件”。在这篇书面意见上签名的共有三十余人，其中就有俞平伯。

1949年5月4日，正是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日前夕，《人民日报》的记者柏生登门访问了俞平伯——这位在“五四”时代就带头写白话文，努力创作白话诗的新诗人。诗人自然十分激动，柏生约他写纪念“五四”的文章，他一口答应，并很快写出。这就是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日当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充满激情及对前途充满希望的文章《回顾与前瞻》。

5月17日，俞平伯又写了题为《新文学写作的一些问题》的文章，文中就“如何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作品”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出自他肺腑的真情实感，说明他因解放，再一次焕发出五四运动时的那种活力与激情，真有在人民翻身的日子里，好好为工农兵们多写些他们喜闻乐见的好作品的愿望与决心。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当时北平已解放，并正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俞平伯为获得解放而感激解放者——中国共产党，更为中国共产党即将缔造新中国而由衷地高兴。那天傍晚，在先农坛体育场——这是国民党时代留给北平的最大的群众会场，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大会。俞平伯有幸能参加这次群众性的大会，心情非常激动。他作为群众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坐在高高的看台上，等待着大会的召开。天虽然闷热，天气预报又说“有阵雨”，但俞平伯怀着一团火似的激情，哪还顾什么雨湿衣衫，只是如饥似渴地在听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来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和史无前例的奋斗史。大会中间，雨果然来了，而且一阵急雨之后，又加添了更急更大的一阵风雨，但年近半百的俞平伯，和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小伙子们坐在一起，丝毫不为风雨所动。突然停了电，全场一片漆黑，会场也丝毫不乱……这一切的一切，都增添了俞平伯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他为了直接表露参加这次大会的激动心情，回家后连夜构思出一首六十多行的白话诗，题为《七月一日红旗的雨》。这首诗今日读来仍令人感到他当时那片赤诚的心有多么可爱，他是多么愿意永远跟着时代的脚步，并且永远为这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而讴歌。诗中写道：

……

都来听听这二十八年奋斗史吧!

可歌可泣。

怎么样从艰危里锻炼出坚贞，

怎么样从苦难里孕育着光明，

我们不久将亲眼看到，

这中华人民新国的诞生。

……

我深深体认到群众的庄严的秩序

和那高度的觉醒。

虽是沉默啊!

比呼喊还要响哩。

确信“大时代”真快到了，

迈开了第一步的万里长征。

怎么会到如梦的会场来呢?

怎么会生活在全新的国度里呢?

这是一世纪来所没有的，

这是半世纪来所没有经识过的，

我不觉得，我还在这古老的北平。

这里不难看出，“五四”时代写白话诗的火焰，被苦难多艰的抗战与三年内战磨难几乎扑得已成死灰，而就在这一次浇灌着风雨的群众大会上，死灰竟又复燃了起来。可见群众的力量有多大，融入群众中的俞平伯心情有多么舒畅。他是多么盼望新中国早日诞生，盼望他的文学研究事业，其中主要的是他的《红楼梦》研究，在新中国能够得到新生，有一个新发展，能跨上一个新台阶。

俞平伯这样一位知名教授，一位具有相当影响的专家学者，在北平刚一解放，便能放下架子，想到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说，他是认真跟着共产党走的好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

7月11日，这首《七月一日红旗的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俞平伯十分高兴。

本来，新旧体诗对他来说是兼擅的。旧体是他的童子功，从他的曾祖父俞樾（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到他的父亲俞陛云（字阶青），直至他的两位胞姐俞琎（字佩瑗）、俞珉（字佩珣），都是他旧体诗词的老师，所以他这方面的功底自然比一般人要深厚得多。而俞平伯又不是墨守成规的人，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来临，带头改写白话新体诗的就有他，在这一新园地中耕耘得很有功绩，诗集就不止出了一本，而且都很有个性，很有特色。虽然情调有时灰暗些，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他在新思想新文化感召下的新探索；虽然有的诗诗味差一些，但他总是在破旧立新!至今要谈论“五四”时代的新诗，总还不能不提到俞平伯。然而为什么后来他就很少写了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此处且不细说。个人的情绪虽然是主导方面，但在那个令人欣慰不起来的时代，频年战乱而又身处沦陷区北平，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1945年9月最后完成的那首著名长诗《遥夜闺思引》，长达七百四十二句、三百七十一韵，就是五言古体；1949年己丑元宵夜最后定稿完成的长诗《寒夜风城行》，是首亟盼寒夜早日过去的抒怀之作，也是用的旧体七古。两诗的题目中又都用了一个“夜”字，而且不是“遥夜”，便是“寒夜”，都对这“夜”有一种诗人的特殊感受，而这“寒夜”却更明确，不言而喻是在盼暖日的快快到来。在1949年7月1日的群众大会上，俞平伯不但看到了暖日之和煦，也切身感受到了沐浴在红旗雨露下的群众的情感与力量、纪律与追求……所以他那支放下了多年的写新诗的笔，毫不迟疑地又拿了起来。诗人俞平伯感到，再不能用旧体诗来表达他的激动之情了，必须用新体，也只能用新体，才足以表达他对工农兵的一片真情。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俞平伯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还被推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

大会期间，7月16日，北平召开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俞平伯作为发起人之一，出席了大会。

7月24日，俞平伯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他不但当选为协会委员，还在闭幕式上发了言。俞平伯虽是大学教授，但他并不热衷于站在讲台上讲话，他说话时有些口吃，这样的大会，请他发言，他却欣然地走上了讲台，可见当时他的心情有多么激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北平之名取消，又恢复名为北京。从此，俞平伯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在结束军管、成立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时，他当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元旦，俞平伯作了一首《浪淘沙令》当时不打算发表，这也正表明，他认为旧体诗词已不适应新时代，用在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不用来影响社会，当然还是可以的。而就在这样仅用来自娱的作品，今天读来，他的一片对新中国喜迎第一个新年的欢快心情，依旧跃然纸上，词中写道：

开国古幽燕，佳景空前。红灯绛帜影蹁跹。亿兆人民同仰看，圆月新年。

回首井冈山，革命艰难。海东残寇尚冥顽。大陆春生欧亚共，晴雪新年。

欢庆新年而不忘过去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看到前面还有更艰难的革命任务等待大家去完成；大地回春而不忘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共同大家庭，其抱负之纵横上下前后左右兼顾，足证俞平伯真是以全身心投入新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怀抱。

1950年5月28日，俞平伯又参加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为了参加大会，他事前还写了篇《祝京市文代会》的文章，带给大会以示祝贺，文章中流露出他能躬亲此会的喜悦心情。

1950年9月16日，俞平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写了篇《一年来的感想》，充分抒发了他在五星红旗下，获得充实、紧张而有意义的生活，度过了人生从未有过的一年之感动情怀。这篇文章被收进了10月1日开始发行的为庆祝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联合特刊《胜利的一年》之中。

而就在此时，棠棣出版社的文怀沙来约俞平伯，让他把早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一书，加以整理删改，另起一个新的书名《红楼梦研究》，为他重新出版。俞平伯早在《红楼梦辨》刚出版之时，就已发现了其中的不少错误，就想要改。现在在新中国五星红旗的照耀下，早已决心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俞平伯，能有改正错误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欣然答应，并表示一定认真细致，改掉错误。

也就在此时，10月12日，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字阶青）去世了。他十分悲痛，但与出版社已有成约，怎能因忧而拖延交稿日期？又怎能因一己之悲恸而疏慢了改正错误?于是他戴着孝，依然孜孜矻矻地伏案改稿修订。当时他所想的只是一条：如何把旧书改成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新书，更通俗易懂，更富有人民性、现实性。从他为《红楼梦研究》所写的《自序》中可以清楚看出，他首先承认《红楼梦辨》中有许多错误，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本来的错误，一类是由发现的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他都愿意改。也正因此，他对《红楼梦辨》只印了一版再未重印，濒于绝版，反而感到高兴。他与顾颉刚一样，治学态度严谨，一向勇于承认错误，修正错误。知错必改固然是他的美德，但改正又谈何容易，这次有重新出版的机会，他当然首先是要改错。最后关于为什么要改名为“研究”，也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取其较通行，非敢辄当研究之名，我底《红楼梦研究》也还没有起头呢。”这固然属自谦之辞，但也确是他的真思想，为的是较通行，适合更多现代读者的需求。从《自序》不难看出，他竭尽全力把旧书变新书以便跟上时代步伐的质朴之心。

1952年1月15日出版的《语文教学》第六期上，还发表了俞平伯的一篇短论，题为《语言文学教学与爱国思想》，文虽短，但他在文中极力主张要通过语言文学的教学，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这年的9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正式由棠棣出版社出版问世了，内容做了很大的改动，修正了许多错误，删去了《〈红楼梦辨〉引论》和顾颉刚的《序》，增加了《〈红楼梦研究〉自序》和文怀沙写的《跋》。此书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中的一种。

这年，北京大学成立文学研究所，俞平伯被调入研究所，教授的头衔换成了研究员的头衔。

1953年2月22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俞平伯又成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的研究员。

从此开始，直到1954年，俞平伯集中精力校勘《红楼梦》，当然，那时候已发现的版本还不如后来多，但他尽自己的全力，就当时所见的所有版本，进行了认真而精细的校勘比对，校勘过程中副产品至多，陆续写出了有关《红楼梦》的论文数篇和《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八则。论文中《〈红楼梦〉简论》一篇，就发表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他在写《〈红楼梦〉简论》等论文时，既注意了通俗性，为的是好让更多《红楼梦》爱好者能花不多的精力与时间，即可对《红楼梦》一书之最基本的知识有一个纲领性的了解，同时他也尽了最大努力使人们了解《红楼梦》中人民性的精华，又尽可能作了他力所能及的公正的判断。当然，他毕竟是几代书香的旧式官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尽管从“五四”时代起，从主观上就力争跟上时代的先进步伐，但旧文人的传统，毕竟在他身上还十分深厚。一时的兴奋与激动，固然可爆发出耀眼的火花，当真正知晓错误时，也真心实意地、认认真真地要改。可是话要说回来，要是在未能使他内心真正理解、而是压服的情况下，硬要他去违心地接受强加在他头上的东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歪曲了他本意的东西，愣要他接受、去改，这在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1954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还请俞平伯去演讲《红楼梦》，他讲的题目是“《红楼梦》的现实性”，足见他内心深处真是想要用他的《红楼梦》研究所得，来为人民服务，为现实的新社会新时代服务。

1954年是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的一年。俞平伯有幸参加了第一部人民的宪法草案初稿的座谈会，心情自然十分激动。他深深感到自己是人民共和国的真正主人翁，会上他认真研读草案初稿，并认真讨论，认真发言。这还不止，他还写了《学习宪法草案的感想》一文，发表在当年《文艺报》半月刊第十三期上，对给予他参加讨论宪法草案的机会，深感荣幸，他是真心实意地热爱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俞平伯当选为浙江省的人民代表，并参加了这次盛大的会议。作为一名全国人民代表，他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必须要用自己的所长，更好地来为人民服务。他心情之激动，更是难以言表的。

而就在这同年同一个月，李希凡、蓝翎这两位“小人物”联名合写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山东大学刊物《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了。这是直接指名批判俞平伯的第一篇文章。这篇著名论文很快又在全国性的并带有指导性的刊物《文艺报》上发表了。这一下就点燃了一场空前也堪称绝后的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原委，世人当时是不太清楚的。当然也包括俞平伯本人在内。

10月5日至7日，俞平伯还出席了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上他还发了言。到了中旬，这场名为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就在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了。具体内容就落实在《红楼梦》研究这个题目上，要批的就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研究《红楼梦》中的影响。胡适远在美国，他的研究《红楼梦》又是远在几十年前的事，而俞平伯则不同，不但把旧书改头换面出版“兜售”给了人民，还拿自以为新的正确观点来“蒙骗”人民，无疑受到了批判。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举办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旨在批判俞平伯的反动思想，会上俞平伯也发了言，当然是检讨性质的。但正如上面已说过的，他一旦真正认识到错误，是会切切实实去改的，而这头一次会，还不叫检讨会、批判会，在他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要他在“发言”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是深刻认识，这也不可能。

于是从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止，俞平伯先后共八次参加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召开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和《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这八次会议，也还只叫他“发言”。

然而一次批判运动，不可能停留在让被批判者“发言”的阶段上。俞平伯所参加的民主党派是九三学社，他被编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沙滩支社。11月21日，沙滩支社召开了小组会，开始不让他“发言”，而是要他作检讨了。这是他在这场运动中的头一次检讨。这个头一开，自然纷纷学习、效法。既然所在党派的基层可以让他检讨，所在单位不让他检讨岂不落后，于是文学研究所也为他专门召开会议，要他做检讨。

之所以从10月31日到12月8日要连开八次会，逐步上纲上线，那是因为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

因为两个“小人物”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先是送交《文艺报》求发表的，却遭到了编辑部的冷遇，不得已，才转到母校去求发表，母校老师很支持，所以才在《文史哲》上首先发表。这一下可惊动了天地，《文艺报》编辑部“吃不了兜着走”，首当其冲挨了批，说他们是压制小人物的革命精神，因而是大政问题、方向问题。为什么要压制革命的“小人物”呢?为此，文联与作协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就从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入手。开到第八次，即12月8日的会上，总算才有了明确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