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弥补
1966年夏日，从6月1日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人间，北京当然首当其冲。“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巨响就从北京向全国发出。北京的红卫兵小将首先上街贴大字报，砸商店招牌，砸碎知识分子的眼镜，剪去“资产阶级臭小姐”的烫发、长辫。大街小巷不时传来锣鼓声、口号声，那是小将们在抄家，打砸抢……
像俞平伯这样早在十二年前就已被批臭了的大名鼎鼎的“臭知识分子”，又怎能在这场灾难中幸免!不但他本人受到无礼的人身攻击、污辱，还连累了妻子许宝驯，直至他的高堂老母许之仙，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洗礼”。
翻阅俞平伯的所有资料，不论是书信，还是日记，这1966、1967年份，均付阙如。这倒并非俞平伯一个人如此，几乎成了人之常情。又有谁会在天天带了牙刷毛巾去上班，临走与家人交代，可能会回不来的年代里，去记日记，记下如何被坐“喷气式”；去写信致他人，告诉自己如何挨打被斗呢?任何形诸笔墨的东西，都可能被视为反攻倒算的黑材料，是反革命的罪证。就是在事后，又有几个人会去追记那段“往事”，有几个人会去打听：某某人当年是怎样横遭灭绝人性的人身污辱的呢?笔者反正是没有雅兴，也不敢去问俞平伯有关那年头的一切的。
据辗转传闻，小将们上门抄家，抢走了俞平伯家的藏书、手稿、字画等之余，还给他本人及夫人，乃至高堂老母都带上了高帽子，在院子里批斗，俞夫人还给剃了阴阳头，让老太太穿上了寿衣，还命儿子儿媳妇向她跪拜，小将们则在围观时又高喊“打倒封建孝子贤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是否还拉到胡同里、街上去游了?则不知其确了。
现在有 “案”可稽的则有孙玉蓉编的《俞平伯生平大事记》与《俞平伯传略》两份书面材料，关于1966、1967、1968三年的记载亦都相当简单，在此不妨全文引系：
1966年（丙午） 六十七岁
夏，“文化大革命”爆发。被抄家，藏书、著作全部被洗劫一空。待出版的《古槐书屋诗》八卷手稿（收系从民国初年到1959年所作的全部旧体诗）和《古槐书屋词》二卷的清本均下落不明。还被当做“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每天打扫厕所，随时挨批斗。
1967年（丁未） 六十八岁
本年，在所里参加“文化大革命”，继续接受批判。
1968年（戊申） 六十九岁
年内，母亲许之仙夫人逝世。
本年，在所里参加“文化大革命”，继续接受批判。
以上引自《大事记》第五十页。
1966年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俞平伯的书斋洗劫一空，本人遭受严重迫害。
以上引自《传略》第八页。
现在关于抄俞平伯家的确切日子也已有些弄不清了，连他外孙韦柰（笔名木示）所写的《俞平伯的晚年生活》（见《新文学史料》季刊1990年第四期）中，也没有写日期。时过境迁，这日期确切不确切本来也早已不重要了，反正是在那年代的某一日，俞平伯前半生的心血、著述，以及积攒的资料，毁之于一旦了。
韦柰的文章中关于抄家等情况，现在是笔者可据的第一手资料了，所以必须在此作较多的引系，好在韦柰文笔生动，远胜拙笔，与大段引录古人的枯燥原文有本质的不同，姑多引些，以补吾拙：
“红卫兵”抄家，是在1966年夏的一个夜晚。那天，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仿佛是在为那场中华民族的悲剧哭泣，又像是电影中渲染不祥气氛的一个镜头。然而，那却不是电影，“红卫兵”一声紧过一声的敲门、吼叫声，打碎了宁静的夜，那所古老的住宅从此不复存在。“浩劫”揭开了序幕。
那年代的“红卫兵”五花八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中学生、老百姓……凡能被列为“红五类”的人，都有幸加入那个“纯种血统”的组织，他们要做的是把“黑五类踩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围在臂上的红袖章代替了法律，象征着权力，是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俞平伯这样的人，自是“黑五类”无疑!
据说，若由本单位干部组织起来的“红卫兵”抄家，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他们“懂政策”。而那晚闯进俞宅的，却偏是由街道百姓和中学生拼凑起来的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的狂暴、残忍，至今想起来仍令人发指。
“俞平伯出来!”“打倒牛鬼蛇神!”的吼声不断。这样一群暴徒，先是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东西都被抛在地上、扔在院子里，俞氏家族几代人的藏书，地毯般厚一层层铺在地上，任“千万只脚”在上面踩踏。令“红卫兵”们失望的是，在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大户人家里，未能翻出金银财宝，“这怎么可能呢?”于是，这也成了一条“不老实交待”的罪状。当然，他们无法知道，被他们毁掉的一切，具有何等的价值。
那晚，俞平伯和他的夫人许宝驯，被人群围在院子中间，被推压着接受批判，俞夫人的头发早已被剪得乱七八糟。“红卫兵”要他们交待罪行，他们只得不停地说着：“我有罪。”有什么罪呢?却说不出。更为可怜的是俞老的母亲，“红卫兵”不仅毁掉了那近八十岁老人留存的一口寿材，还把收在箱子里的寿衣翻出来，穿在她身上，并让俞平伯夫妇跪在她面前，令他们做出号哭的样子。他们哪敢抗争，只有任其侮辱、摆布。侥幸的是他们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活活被打死。从此，他们终日提心吊胆，随时会被闯入的“红卫兵”揪出来批斗。可贵的是，在这样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折磨中，他和夫人以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信念相互安慰、支撑着。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俞平伯豁达的天性，在此刻起了决定性作用。
不久，他们被撵出了原住房，被指令搬到跨院三间北房内。不允许搬床，只有一个棕绷床屉，用四把旧式木椅支起来。至今，这四把木椅还摆放在俞老的客厅里。那时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每月只发给四十元生活费，而一切家务均要由俞夫人操持，她既要照顾婆母，又要照顾对生活琐事一窍不通的丈夫。幸喜有一位老友张茂莹女士常来帮忙，否则更不堪设想了。他子女们的家庭，无一幸免，俞平伯的孙辈几乎全部“上山下乡”，到后来俞平伯夫妇下放“五七干校”，在他赠外孙韦柰的诗中便有“祖孙两地学农田”句，他的全家变成了农民。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俞平伯夫妇去“五七干校”，中间还遭逢老母谢世，现在关于如何送终，如何办后事等资料，亦已知之不详了。韦柰的文章于此所叙亦极简单，大概当时他本人在务农，或许根本没能奔丧，所以知之亦不多吧。文中只说：
自“抄家”后，他家真可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他的亲朋好友各个自顾不暇，很难顾及到他们。不久俞老的母亲病逝，丧事草草，骨灰直到很久以后才安葬。他和夫人住在那三间北房里，直至去河南“干校”。……
这场运动，使祖国优秀文化遭受到重大损失。俞平伯的家，就从俞樾算起，上面的几代姑且不论，到俞平伯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他家厚积的传统文化，可谓是跨越清代、中华民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近两个世纪文化积淀中的一个有特色有影响的部分，竟在1966年夏天一个淅淅沥沥的雨夜，毁之一夕。后来所能追回来的分寸之末是多么可怜。这是一场永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它给老人心灵上带来的创伤，真是难以言传的。事后还一直没有给他一吐心曲的机会。后来他也已倦于再来言谈了。随韦柰这篇《俞平伯的晚年生活》发表了一幅俞平伯手迹，所书乃“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七言两句，所书年月为“丁卯阳历七夕”，亦即1987年7月7日，已在彻底为他平反的一年半之后，也就是在抄家之后的二十一年。此时他确实已提不起任何心力来再去诉说那些令他心碎的前尘往事了。写这幅字时他已是望九高龄，1954年时他才五十几岁，这四纪之华年若不被阻隔，俞平伯的后半生将会作出怎样的成绩来呢?这一损失已不属他个人，而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啊!其损失之大，只有天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