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把它的过去如此完整地带入了现代生活。历史的联想对于我们决不是在重大场合下进行修辞的参考，而是英国人做任何一件事都不能须臾离开的东西。历史的联想影响着英国人关于整个民族生活所赖以建立的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曼德尔·克赖顿：《英国民族性格》，1896年
一个缺失历史的民族，
无法从时间中得到补偿。
因为，
历史是这样一种图式，
它形成于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各种要素。
因此，
在一个冬日下午，
当灵光降落在一个幽静的教堂的时候，
此时此刻，
历史便与英国俱在。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四个四重奏》，1943年
英国的性格不仅有稳定和统一的一面；还有丰富多彩和参差不齐的一面；它既明显又隐晦，因此任何一种概括只能让人感到迷惑，很难令人满意。
——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美国人看英国》，1948年
在各种历史中，与宪政史、政治史和军事史相比，社会史过去总被认为太微不足道，因为那些历史研究的都是重大事件，而社会史研究的却是日常琐事。即使在经济史得到承认，并像以往一样把社会史归属于经济史以后，也总是把与经济有关的内容放在首位。因此，像生活方式这类的问题就被认为没有生活水准问题那么“重要”。
然而，近年来，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社会史如今被视为文化史。不但它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扩大了，而且吸引了不同层次的人们——包括专业人员和一般群众——去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几乎每个时期和每个问题都有专著，其中一些非常精湛。人们还编写了地方史和家史，其目的在于追根溯源，其主题则是生活和死亡。不过，有一些学术性的历史书，把重点放在抽象的概念上而不是人上，其中所使用的一些概念是新近出现并往往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与此同时，有一些颇受欢迎的通俗历史书则过于想当然，缺乏对历史独到的解读。因此，还需要以学术性研究的结论作为基础，将若干个世纪的历史综合起来。自从本书的初版在1983年问世以来，无论是社会还是历史都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如今需要做的工作也就比当时更多。
1983年的那次挑战令人振奋，尤其是在史料的取舍方面。而今天，我们不仅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而且还进入到一个新的千年，为此，实有必要为这部历史书出新的版本，而不仅仅是要对最后一章改写而已。每一次新的社会发展都迫使我们对过去和现在进行重新考察。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认为每一件事情都会直通到现在——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令人沮丧的，我们可以对历史发展的倾向和方向进行有效的探索，然而我们必须准备好去接受过去就是过去这一事实，同时要注意区别什么是过去的选项，什么是已经做出的选择。
依我所见，社会史和文化史既要关注各种结构，又须关注各种变化的过程，然而，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探索的最好方法便是要注重经验——包括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群体的相同或相反的经验，这些经验有许多是重复的，也有一些是共同的。社会史中部分有吸引力的话题是重现那些默默无闻而且往往还是当时权力体系的受害者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但是，一部全面的社会史也不应当把权势人物置诸罔顾。社会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网络，而不是一个抽象总体。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始终无法了解无权无势或有权有势的人们的情况。
在人们大谈特谈文化史之前，社会史的文化层面已显然存在。作为社会史学家，他们必须进行各种切换：从厨房切换到客厅或者卧室——或者花园，从家里切换到学校和大学，从田间切换到工厂，从乡村切换到城市，从医院切换到收容所，从图书馆切换到实验室，从仓库和办公室切换到威斯敏斯特和白厅的走廊。他们必须学会读懂每一种文化路标。他们还必须考虑到被称为“公共关系”的东西以及媒体的作用，注意到事物“原先的样子”和如今被设想的样子。好奇心是社会史学家所不可或缺的才质。同样重要的还有那种洞察言辞的能力。在工作过程中，社会史学家往往会发现细枝末节要比笼统概况更富有启迪，特别是当他在探索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与众不同的特色以及它们的共同之处的时候。对于社会史学家来说，每一件事情都可资利用。
自1983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什么是地地道道的“英国的”，这个词和“不列颠”一样，为人们所惯用。人们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关注也就比以往多得多，更不用说对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关注，因为随着权力下放的实质程度这些地方将寻求新的方向。然而，如果断言一个“新不列颠”或一个新的“不列颠诸岛”正在真正形成，尚为时过早。目前，把英国与其他国家（包括一度曾由伦敦实行统治的那些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的历史著作仍然非常之少。本书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尽管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包括它们各自的社会史。
英国社会史往往被认为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包括那些具有迥然不同的传统的人民）有直接联系，或是作为一种模式，或是像新近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作为一种警示。事实上，要想从英国社会史中汲取教训绝非易事，人们必须时时刻刻考虑到，英国社会史是自身形成的，它具有地方和区域的种种差异性。我们现在已经充分意识到文化的独特性。
就英国国内而言，我并不是单纯从伦敦来看变化的样子。我的材料完全来自各地区。基于我的研究方法，我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与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两者并重的。文字有自身的历史，它往往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至为关键。文字以及建筑学、艺术和音乐的作用不单纯是感情的表达和交流。它们是以复杂的方式与经验相联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置身于一种“传统”（如今这是一个过度使用的字眼）之中。在本书的另一些版本中，我曾使用一些插图，其中包括地图、印刷品、绘画以及照片等，这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便于说明。而在这一版中，我仅以文字叙述为主。
这本书是岁月的沉积，不但得益于阅读和交谈，而且还得益于旅行。我的阅读开始于剑桥大学本科时期，当时我听艾琳·鲍尔的课，那是一位在社会史方面最令人叹服的讲师。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跟约翰·索尔特马什一道去野外远足，从中学习了不少东西。而在进入剑桥之前，我成长在约克郡的一个工业市镇中，该镇位于沼泽地的边上，其环境之独特实不逊于像利物浦这样的大城市或科茨沃尔德里面的一个乡村，当时我还遍游了法国和苏格兰。近年来，与当年的苏格兰一样，美国成为了我旅行的首选之地，本书的部分手稿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我在本书的修订本中文版序言中也已经描述了本书的第一版是如何成章的。我领会到不仅要把19世纪的曼彻斯特与过去的城市进行比较，而且要与20世纪的中国香港和圣保罗进行比较。
当然，在这里我要向许多历史学家——英国的和其他国家的——致以深深的谢忱，其中包括吉尔伯托·弗雷尔和乔治·杜比。就我个人的气质、背景以及许多结论而言，是与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迥然不同的，他的《英国社会史》出版于大约70多年前的战争时期，所涉及的年代要比本书为短，我与他既有阶级（在英国这个词仍然代表象征着实质性的差别）的差别，又相隔了一个世代以上。然而，我很赞同他的豪言壮语，即我们要极力恢复“过去每个时期的全貌”，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要比过去的居民更了解那些围绕并制约他们的生活的各种条件”。这是一种鼓舞人心并富有教益的想法。
阿萨·布里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