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者 的 话

本书的第一个中译本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的，迄今已20余年，早已绝版。现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新译本，想当可满足有关读者的迫切需求。

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作者对于他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一贯是抱着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这一崇高目的，这在他先后为两个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中都做了明确的表达。也正是秉着这种基本信念，他高度重视本书的翻译出版，并始终一贯地为本书的翻译工作提供难以言表的巨大帮助。

这个新译本的完成从2008年开始动笔，至今已历时7年，期间经历过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根据作者当时所提供的最新的英文版本（企鹅出版社1999年第3版）进行修正和改译。在这个新版本中，作者已经对第一个中译本所依据的1987年版本的每一章（包含序言）都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特别是把原有的第12、13两章完全删除，重新写了一章，即新的第12章，采用了原第13章的标题——“结束和开始”，成为该书的最后一章。这一重大修改十分重要，它在新旧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刻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人感受到新千禧年曙光的出现。令人欣慰的是，由于商务印书馆的重视和支持，本译本得以把书中所有的附录——包括图表、书目以及索引在内，全部翻译过来，这就很好地保全了这部名著的学术价值，也弥补了第一个中译本在这方面的严重缺憾。这个阶段的翻译工作充满艰辛、进度很慢，因为首先要把两个版本的原文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找出修改过的地方，并极力领会其意图后，才动笔修改。其时本人已臻八旬，精力已大不如前，况且主观上也想尽快在2011年初完成，作为对作者90寿辰的祝贺。由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过于猎进，以致在2010年夏因心力衰竭而住院治疗。略微康复后随即继续工作，直到2011年初夏，才完成这个阶段的翻译修改工作。

这时候，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认为1999年这个版本，虽说是当时的最新版，但距离2011年也有十几年了。从内容上看，实有进一步补充修改的必要。况且，近十几年来客观事物的发展又是如此迅猛和多彩。但这也只是一种闪念而已，考虑到作者年事已高，绝对不宜给他增加任何负担，想想也就过去了。

然而，使我深感惊喜和振奋的是，就在我准备把译稿送交出版社的时候，收到了作者分两批发送过来的对原著进行的最新修改和补充意见，大大小小共百余处。于是，我便立即投入到第二阶段的翻译修改工作。可以看出，这次作者又把全书从头至尾过滤一遍，但修改重点很自然地落在最后两章，特别是最后一章即第12章上，这两章的名称也分别改为“战争与和平的考验”与“千禧年前后”。由于要把新的内容包括进来而不增加书的篇幅，作者对我新译的第12章作了大量删改，使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全书结尾，作者用“以上便是我在2011年的看法”这样一句朴实无华的话作为全书的结束，这也就宣告了这部中译本直接成为本书在2011年完成的最新版本。

然而好事多磨，由于种种难以预料的原因，这部译作直到2014年春才第三次全部脱稿，并最终于2014年底进入出版流程。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中文译本的修订工作并没有停止，这便成为了本书翻译修订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其间，作者也持续对原书内容进行更新。2013年的修订中包括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去世等内容。而其他的细微订正则一直持续到2015年本书最终定稿之前。这些工作再一次使这部中译本直接成为本书在2015年完成的最新版本。

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作者——我在牛津大学的导师——对本书中文翻译工作的巨大帮助和支持，同时也高度赞赏他的夫人苏珊女士和女儿朱迪思女士在我们的合作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我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朋友们在本书的选定、编辑以及制作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特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王曦女士，若非她慧眼识珠，这部名著是难以重新面世的。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另一位编辑陈卓女士，感谢她跑完这场“马拉松”的最后一段。

使我深感欣慰的是，本书的翻译工作也始终得到我的亲人们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我的女儿陈小惠，十分关心我的健康和工作，常常根据我的需要，替我搜索查找了许多有用的材料，而且主动担负起与作者以及其他人的联系，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后来在关键时刻，她毅然担负起本书第二章至第五章的重译、作者授权的原文订正、全书的图表制作以及全书的审定工作。我想，如果没有亲人们的鼓励和支持，我是很难坚持完成这项任务的。

由于原译者之一周俊文先生已侨居海外，另一位译者刘幼勤教授已仙逝，受其本人或家属的委托，有关译文的问题由我全权处理。

最后，我还要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原编辑陈萍女士在本书的第一个译本的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叔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