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游牧业到农业

如果说印度河文明的衰亡过程，是城市消亡、同时以定居的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解体的过程，那么从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到一千纪中叶这段历史时期，则是从流动到半流动的牧业经济向定居的农业经济转化，以至于城市在南亚重新兴起。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则是从氏族社会向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发展的过程。人们对这个时期的知识主要来源于吠陀文献，因此一般称之为吠陀时期。

吠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最主要的事件是印欧语系说吠陀梵文的人民的一支进入南亚次大陆并与本地居民共处生息。这些人自称“雅利阿”，史家也将其称为雅利安人。晚期，代表古典印度文化的婆罗门教及其社会实践——种姓制度——业已形成。对种姓制形成过程及其意义的探讨，是所有研究印度史的学者都关心的，众说纷纭。作者认为印度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最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这个时期的社会变化以及古文献中很长时期以来令人迷惑的记述。因此本章关于种姓制形成的部分，主要是转述和归纳了她的观点。

吠陀时期，南亚次大陆上主要的文明社会的地理活动范围已不同于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河文明的地理范围虽然不局限于印度河流域，但它的扩展没有超出过印度河地区的生态范围。吠陀时期的早期主要活动范围是西北地区，包括犍陀罗和旁遮普，这与印度河文明的地理范围是重合的。但是吠陀时期的居民冲破了印度河的生态范围，向恒河—朱木拿河间地，以至恒河中上游平原发展，因而大大开拓了历史的舞台。

活跃于这个开阔的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者也换了一批人马。使用印度—伊朗语的部落进入了次大陆，他们的语言以及一些文化特征融进了印度历史的潮流。“雅利安人”一词曾引起过很多误解，有些人把它解释为一个种族的名称。在这里应该说明，“雅利安人”只是指一部分操印欧语系语言的人口。严格一点，应该说是指使用“印度—伊朗语”的这部分人。因为只有这些人在他们的语言中用“雅利阿”一词称呼自己，以区别于其他文化部落。“雅利安人”这个词不应具有任何种族含义。因为在中亚和西亚的广大地区，在远古时代使用印度—伊朗语的部落经历了多次部落的分化和融合，不可能有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种”。

这些雅利安人在什么时候、怎样进入南亚次大陆的呢？前面一章已提到过，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西亚文化就对哈拉帕等地起着影响。考古学家在现在的巴基斯坦的梯马尔加尔地区（古代的犍陀罗地区）发掘出一系列墓葬。这些墓葬所代表的文化称为犍陀罗墓地文化。从这个墓地文化考察，雅利安人移民从公元前两千纪到前一千纪中曾路过这个地区，历时一千多年，每次进入这个地区的人群体质上虽有很大差别，但可能都操印度—伊朗语。

雅利安人及其文化与南亚原有的居民及其文化是怎样相遇并融合起来的呢？前面一章已经讨论过，所传印度河城市是毁在雅利安人手中的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当公元前1500年前后，最古老的吠陀文献——《梨俱吠陀》——所代表的人群在旁遮普生息的时候，印度河的大部分城市早已湮灭或濒于死亡。当然，一个游牧民族迁进一个原来农业居民生活的地区，两者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但是冲突也是各种文化融合的一个方式。本章讨论的主要课题是探讨各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以及新的文化所代表的居民怎样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国家。

可惜的是，我们虽然把这个历史时期称为“吠陀时期”，但我们并没有摆脱“原史”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确凿的纪年史料。吠陀文献并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宗教文献，内容都是对神的赞歌和祭祀的规则。学者们只能从文献中提到的环境、用具等情况来推测那时居民的生活状况。为了更加确切地了解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继续借助考古资料。更可叹的是，由于早期吠陀人主要过着游牧生活，迁徙无常，只留下不显著的住处痕迹，不像印度河文明那样留下巨大的城堡供后人探索，使几千年以后的人们很难发现遗迹。只有在较大的定居点，在以后发展为城市的遗址，考古学家才在底层找到这个时期的遗留的文物。由于当时的物质文化水平较低，文物以陶片为主，另有一些武器、工具等。然而，这些文物究竟哪些是雅利安人制造的，哪些是当地原有居民制造的，哪些是他们共同创造的呢？也就是说，考古学家找到分布在那里的几种不同文物，与语言学家指出的印度—伊朗语在南亚次大陆的传播这两种现象之间是否有联系？由于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都比较模糊，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极困难的。不过，把这两套资料罗列出来，还是能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以及变化勾画出一个轮廓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考古学家找到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