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

印度河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相距几千公里，在公元前三千纪到两千纪期间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贸易，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这种贸易确实存在。首先是20世纪3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乌尔等两河流域的城市中发现了印度河流域印章以及印在布匹、储藏罐容器等商品的标签上的封泥或章印。这些印章虽然在形式上与印度河出土的不尽相同，例如印度河城市出土的多为方形，而从乌尔出土的多为圆形的滚桶，但上面刻有的动植物图像和印度河文字，证明它们无疑是印度河文明的产物。

由于印度河文字还不能解读，历史学家不得不从两河流域的文献记载中进一步寻找这两地古代交通的线索。楔形文字文献中经常提到苏美尔国家与东方的第尔蒙（Dilmun）、马干（Makan）和抹露哈（Meluhha）进行贸易。这三个地点总是相提并论，并且总是依上述顺序或相反的顺序排列，说明它们与两河流域的距离可能一个挨一个渐远或渐近。经过多年的考古学研究和语源学考证，现在基本已证实第尔蒙是波斯湾的巴林岛。这个岛屿是两河流域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岛上除海枣以外没有多少可供出口的资源，但是有很好的淡水泉和港口。岛上还发现波斯湾地区特有的印章和印度河印章以及来自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商品。岛上使用的重量单位与印度河流域一致。马干指俾路支斯坦南部平原，古代印度人称它为马克兰（Makran）的地区。印度河文明在这一带设有贸易站。抹露哈则是指印度西海岸和古吉拉特邦沿海。古梵文称这个地区的人为“抹雷查”，玄奘称“蔑利车”（Mleccha），这个词的来源是原始泰米尔语，意指印度西海岸一带。在谈到印度河文化渊源已指出印度河文明使用的语言可能是原始泰米尔语。因此苏美尔文中的“抹露哈”很可能是模仿当地人对印度河流域的沿海地区和古吉拉特海岸的称呼。后来该词泛指外国人或非婆罗门教的人。

印度河与两河流域之间进行大宗贸易的直接证据是交换的商品。从楔形文字的记载和乌尔等城市出土的物品来看，两河流域从马干和抹露哈进口的大宗商品有铜、木料（如柚木）、石料（如闪长石、雪花石膏），奢侈品有象牙制品、天青石、红玛瑙、珍珠等制成的装饰品。这些产品大都可以从另一个同时代的文明，也就是埃及和它的邻近地区获得。因此在发现印度河印章之前，学者们曾假设埃及为两河流域的主要贸易对象。但天青石制品和蚀花红玛瑙珠这两项产品都是印度河流域的特产。印度河文明不仅控制着巴达赫尚的天青石矿和纳尔马达河谷的红玛瑙矿，而且在洛塔尔等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大量加工和买卖这类产品。

这些商品很少出现在伊朗高原的同时代文化遗址中，说明它们并非经陆路多次转手运到两河流域的城市中，而是两个国家直接进行的大宗交换。研究两河流域对外贸易的经济史学家指出，那个地区在公元前三千纪到两千纪的对外贸易主要是由国家组织的，是通过“贸易港”进行的。受国家委托的商人按一定的报酬把商品运到一个政治上中立的地区，在那里与对方的商人进行交换。我们没有文献来证明印度河文明的对外贸易也是国家操纵的，但既然印度河经济体系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很可能占据重要地位。如果是这种情况，波斯湾的巴林岛（也就是古代的第尔蒙）很可能就是这两个文明进行大宗交换的“贸易港”。

两河流域进口的大多是当地缺乏而又极其需要的产品。它的肥沃的平原上缺乏矿产和森林资源。那里的铜和青铜的加工业很发达，铜制工具、农具和武器广泛应用于生产和战争。石料、木料是建筑王宫、官邸所必需的，王室和贵族要用各种装饰品来装潢住所或打扮他们自己。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两河流域国家这样主动地参与对印度河地区的贸易。从印度河流域的角度来看，参加这场贸易的动机就不那么明显了。在印度河流域的遗址中很少发现两河流域特有的产品。从楔形文字记载来看，两河流域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食品和纺织品，有时也用贵重金属去换取急需的舶来品。当然，粮食、食油、纺织品都属于消费性和易腐烂的东西，不容易留下痕迹。贵重金属作为交换媒介也很难让考古学家确定它们的来源。印度河流域出土的一些银制器皿则可能来自两河流域。由于印度河地区缺乏锡矿，不能生产青铜制品，也从境外运进一些青铜。印度河流域本身是一个农业区，即使进口并消费一些粮食，也不可能全部依靠进口的粮食为生。这些粮食有可能是供应波斯湾和印度河河口的沿海贸易站的。至于青铜器，我们前面已提到过铜制工具在印度河流域很少用于农业生产，而多用于手工业，大部分是用来制造精巧的装饰品。印度河流域本地生产羊毛，并有棉纺织品，进口的纺织品很可能是质地和式样都很特殊的。由此看来，印度河流域进口的商品并不见得是为了维持基本生存和生产，而多是为了满足上层社会需要的奢侈品。要想了解它进行对外贸易的动机，就要从这些贸易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来考察。

印度河文明的上层社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一样，需要从领土内外寻找奇特稀有的产品来标志他们的统治地位并使其神圣化，这个过程和加强国家机器、发展宗教和文化是相一致的。他们从西亚进口的银器和纺织品可能就属于这类供统治者使用的特殊商品。同时，印度河流域的经济体系是复杂多层次的，为了满足对美索不达米亚出口的需要，印度河文明要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组织对原料的收集和加工。天青石等矿藏远处深山，采掘和加工都需要大量的集约化劳动。天青石制品、蚀花的红玛瑙珠、微型串珠、珍珠等产品本来就在印度河社会中享有特殊声誉，海外的需求更抬高了它们在本土的价值。而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和组织也促使印度河流域的国家与周围各种不同文化的居民交往，一方面促进印度河文化和政治体系向城镇外地区的传播，加强这个地区的统一；另一方面通过物资交换巩固从河谷、草原到高山的立体经济体系。简言之，印度河文明的对外贸易，既满足了上层社会对特殊商品的需求，又巩固和加强了这个文明本身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