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期城市文明

起 源

印度河文明是仅次于埃及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古老文明。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独立的城市文明。然而它的文化渊源与相距几千公里的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和伊朗高原的农业村落文明是不无关联的。在印度河流域进入城市文明以前，在它的西边的俾路支斯坦山区的河谷里分布着一些经营农业兼牧业的小村落。在公元前四千纪末期，这些村落的经济技术条件已发展到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物尽其用。人们使用铜制和石制的农具、武器从事耕作、畜牧和狩猎。他们用陶轮制作的器皿很精美，花纹和式样与邻近的伊朗高原的同时代文明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交通受到高山深壑的阻塞，村落之间很少交往。各个村落基本上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经济。手工业、农业和牧业已有分工，但是基本上是在小地区范围内进行的。手工业所需的矿产和森林资源，如铜矿和燃料都可在较近的范围内得到。适于放牧的山坡也离村落不远。

进入公元前三千纪以后，一些重要的变化开始发生。大概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人口压力，这些农业村落开始向印度河平原发展。在印度河河谷的北部边缘和山脚下出现一批村庄。以后印度河流域的中下游出现了比村落大得多而组织上更为复杂的小镇。

如果说俾路支斯坦的农业村落经济是整个西亚地区早期农业经济的一部分，那么从村落向城镇的转化则是印度河流域本身的产物。印度河平原为农业和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上游的五河地区为下游带来很大的水量和泥沙。一年一度的泛滥虽然比不上尼罗河泛滥的规模，但可以给沿河地带的耕作带来足够的淤泥。这里不需要极发达的农具和灌溉就能收获庄稼。河间平地则是良好的牧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河流经常改道和泛滥对人类的定居又是一种威胁。要想利用河水泛滥之利而又不受其害，光靠小村落的力量是不够的。为了发展生产潜力和控制自然，迫使人们在较大范围内组织起来。同时河流和平原本身又为人们提供了交通之利，便于人们互通信息和组织合作。于是，在公元前三千纪上叶，在印度河中下游的阿姆利（Amri，约公元前3000到前2300年）和科特底基（Kot Diji，公元前2600年前后）以及其他一些地点，出现了向城市文明发展的尝试。它们的规模大于俾路支斯坦村庄的城镇，是印度河大城市的雏形。

山区河谷里的村落组织向平原地区的发展绝不是一场简单的全体移民。多年来，那些小型社会里已经形成了一些社会劳动分工。生活在低谷的农业部落和山坡上的牧业、采集狩猎部落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的。同时，大部分矿产品产自山区。最热衷于向印度河平原迁移的当然是农业居民。铜匠、陶匠等手工业者安土重迁，不那么愿意远离他们的原料和燃料产区。然而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农业居民，而要移居平原地区的农业居民也极需要他们的合作，这样在迁移过程中必须组织好原料、燃料的交换和运输，也就是说要妥善安排和改进社会分工。这种移民和转化是如何具体进行的我们不清楚。从考古学角度上，看不到很多通过暴力和战争强迫移民的迹象。当时的铜制和石制武器的形式很像是用于狩猎，而不是用来作战，而且数量也不大。有一种猜测是部落中的政治权力通过宗教活动来组织这些移民活动。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变革，很多前哈拉帕文明的遗址消失或很快转入城市文明。这个转化在某些地区是和平地进行的，如旁遮普地区苏特累季河附近的卡利班甘（Kalibangan）；可是下游的阿姆利和科特底基则留下厚厚的烟灰，说明可能发生过大规模的烧杀。到底是什么因素触发了这场转化还很难说。这个时期印度河流域的居民与西亚流域的城市已有一些贸易接触，西亚的城市组织的出现对印度河居民可能有所启发。另外，同时代的俾路支斯坦文明，如古利文明（Kuli），也可能曾渗透进平原的居民点，迫使印度河流域居民组织防卫。然而这些因素都不足以促成一项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是从简单的村落文明向复杂的城市文明的转变，是部落组织向阶级社会和国家的转变。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以至于造成人口增加和贫富分化，这是产生变革的根本条件，而自然界对人类生产发展的挑战可能是迫使社会更加高度组织化的催化剂。印度河城市与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说明这个文明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赖。

在谈到一个古文明的起源时，难免要问创造这个文明的是哪个民族和人种。印度河文明早期的发掘者对几百具从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帕出土的尸骨进行了测量，提出这些人口成分是复杂的，包括原始澳大利亚人种、蒙古利亚高山人种、地中海人种和欧洲高山人种四种成分。后来一些历史学家又根据出土的艺术人像判断印度河人口的主要成分是原始泰米尔人，也就是现在居住在印度南方的人口的祖先。这些判断是根据古典人种学和语言学做出的。古典人种学把人类分成几个截然不同的种族，根据测量统计给每个人种提出一套骨骼的标准数值。超出这个标准数值的必定曾受到外来种族混血的影响。同时，各个种族似乎又和某种语言有一定的关系。近年来考古人类学的发展促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问题。人类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种族界限，各种族之间自古就有一些过渡形态。各个人群内部的差别往往大于各人种之间的标准差别。根据这个理论，人类学家着重研究的是人类在和自然交往、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发生的总的体质变化。一些人类学家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对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属于城市文明前后时期的几百具尸骨的资料再次进行分析，提出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地区从公元前几千年就存在着一个稳定的人口。其体格说明他们掌握着南亚地区最高级的工具和技术。例如，他们的牙齿是次大陆人口中最小巧的。说明他们的牙齿功能已由于工具的发展而退化。这些人的主要牙病是磨蚀和龋齿，而缺损和过早脱落的情况则较少见。说明这个人口长期以来以农产品为主要食物。从整个骨骼的情况来看，这些人的体格与地中海地区和西亚地区的人口很近似，而与南印度的人口有较大差别，也就是说，古代哈拉帕人和现代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地区的人民在体格上没有本质区别。但这并不等于说，印度河流域的人民与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语言相同。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传入南亚次大陆之前，南北部的语言很可能以原始泰米尔语为主。这个语言是现在南方的达罗毗荼语系的祖先。至今在西北的某些偏僻地区还保留有布拉会语，是达罗毗荼语系的一个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