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工作

访日归国，从大阪起飞，路过上海，飞机大约要停一小时左右，一位服务员领我们去休息室。

来到休息室门口，不料大门紧闭，服务员敲门许久，无反应。她让我们稍等，自去联系。回来说，对不起，由于飞机晚点，停靠的卫星舱改了，因此休息室也改了。于是，领我们上另一间休息室。不料又是大门紧闭，服务员敲喊均无反应。后看见玻璃墙另一边有人走过，隔着玻璃墙比画，才由那位服务员从另一侧把休息室门打开，让我们进去。这两位服务员都很奇怪：负责这间休息室的服务员哪里去了。

不久，那位负责休息室的小姐进来，当然受到责怪。这位小姐却很有理：我肚子饿了，出去吃一点东西。我事先问过的，这班飞机要六点半才到，我想六点一刻我就可以回来，一定来得及。谁知飞机五点五十五分就到了。仿佛错的倒是我们这帮旅客来早了。其实五点五十五分也仍然是晚点，我们本应当来得更早些的。

接着，就是两位小姐聊天，说是要上淮海路某处买什么东西，又研究怎样走法，等等。再接着，又有电话来找这位小姐，大约是和她约会。她说今晚没有空，改在明天或后天等等。

这就是一位机场服务员小姐的工作。类似的现象过去我们也看见过多次，习以为常了。这次从邻邦回来，有了对比，就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这次在日本住了半个月，大大小小的饭店至少去过二十多处，无论豪华酒家，或是路边的廉价小店，几乎没有看见一处服务员在聊天的。说“几乎”，是因为有一次在一家乡间咖啡馆里，只有我们这一桌客人，站在柜台里的服务员互相说了两三句话。就这一次，就引起了陪同我们的一位在日本住得久的朋友的惊奇。他当时就说：“你听，日本也有服务员聊天。”

工作时就像个工作的样子，在日本这是服务行业的特色。我们在日本看了几个企业，有大型的，也有只有几十人的小企业。无论走到哪里，看到的是没有一个人闲着无事可做，没有人在工作场所聊天、看报、喝茶、打毛衣，也没有有了事没人做的现象。

在大阪机场等飞机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大阪的同志告诉我们：有一次一对长期在日本工作的中国夫妇回国，上飞机时发现他们手里抱的婴儿是在日本出生却未向日本政府申报，海关不允许这孩子出境，只能让这对夫妇退票。但他们行李已装进集装箱上了飞机。照例，行李上了飞机而主人不上，飞机是不能起飞的（从安全考虑，防止万一夹带有爆炸物）。当时，日本机场的工作人员一齐上阵，从飞机上卸下六个集装箱，一件件寻找，不到15分钟，就把行李找出，集装箱归位，飞机起飞了。至少在现场没有看到互相埋怨、推诿、拖拉的现象。他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国内机场，至少得造成晚点几十分钟才起飞。

我也曾征询一些在中国开办合资企业的企业家的意见，问他们在中国管理企业有什么不同。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说：中国工人很聪明，但就是不太愿意按照规范操作。有一道工序，按规定工人应当站在工作台旁进行。但中国工人发现坐着也可以干，没有椅子，他们就坐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干边聊天，质量自然难以保证。怎么说也改不了。只要无人监督就又坐到地上去。他们不知道做坏一个零件损失多少钱。

还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中国加工一批电器零件，货到之后，日方认为不合格，中方不服，因为各种电气指标都是合格的，只是伸出的线头长短不一致，而这并不妨碍使用。日方认为线头长短不一致就无法用在机械化自动装配线上。

有一次我称赞日本旅馆、饭店清洁工作做得好，一位在日本久住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也不太可靠了。原来，日本旅馆、饭店对清洁工作都有严格的操作程序规定。哪一块抹布擦桌子，哪一块抹布擦厕所中的脸盆，哪一块抹布擦便盆，都分得很清楚。可是，现在有一些“聪明”的中国人在那里打工，他们认为这样的规定太烦琐、太麻烦，就一块抹布擦到底，表面上看一样干净，看不出差别，“效率”却高得多。日本老板不知道这里的奥妙，还夸奖中国工人干得好，要日本工人学习。

听到自己的同胞这样“聪明”我真感到悲哀。如果都是这样的“聪明”，我们的现代化还能加快建成吗？我们的生活还能加快改善吗？

有人对我说，如果我们有日本人那么高的工资，干得不比他们差。日本人这种劳动态度是高工资带来的吗？不是。40年前，日本人的工资也极低，甚至吃不饱饭。他们的劳动态度在那时就形成了。应当说，今天的高工资正是长时期保持积极劳动态度的结果。今天，日本人的工资当然比我们高得很多。但是，据日本朋友说，他们面临的新问题却是生活好了劳动热情反而有些下降。在我们看来，日本人的劳动热情似乎比我们还高得多，他们已经在那里忧虑和思考对策了。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共产党员》199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