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与审

《吕氏春秋》的《察传》篇里有一句话：“闻而不审，不若无闻”，意思和《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颇有点相类似。后者经常被人引用，前者却较少为人们所注意。其实，对于别人所说的情况和意见，不论是见之于文字，还是发之于口头，都不能采取盲目全信的态度。

“不若无闻”的说法，和“不如无书”一样，都略嫌偏颇，人总不能亲知天下的万事万物，除了自己的实践之外，就需要靠“闻”来补救。如果不愿意头脑闭塞，“闻”是不可无的。重要的是：闻了之后，还要想，还要调查，还要研究，还要去分辨是非真伪，也就是《吕氏春秋》所谓“得言不可以不察”。

“百闻不如一见”。所闻既非亲知，辗转相传，难免失真。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是“差以毫厘”，传到后来，很可能变成“失之千里”。《吕氏春秋》里描述了这种情形：“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并且说了一个故事：宋国有个姓丁的，家里没有井，每天要到远处打水，差不多要用一个劳动力。后来，打了一口井，便告诉人说：“我家打了一口井，等于多了一个人。”传到宋君那里，却变成丁家从井里挖出一个人来。除了这一类无意的讹传之外，另有一等人，专门造谣生事，欺人惑众。其目的，小者窃钩，大者窃国，总之是要在混淆视听之后，从你身上捞到一些好处。此外，也可能有些人，存心虽然不算太恶，但或为邀功，或为文过，或为贪一点小便宜，总之是为了自己的“小九九”，于是提出一些假情况、假报告来。对于这些，只是“闻”而不去“审”，甚至“闻”也不曾“闻”全，不听前言后语，不看前因后果，听到一点风言风语，抓住了片言只字，便信以为真，自然不免要吃亏上当。

以上讲的是听情况。听意见又怎样呢？也需要“审”，而不能随便听到一句话就照办。《吕氏春秋》《不二》篇中列举了当时被认为是有学问的10个人作例：“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而所见不同如此。这本是“百家争鸣”的好现象，如果互相比较，互相切磋，互相启发，取长补短，是可以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清楚，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听到谁的就照谁的意见办，那么不但其他9家都会不满意，而且闻者自己也会感到无所适从。鲁迅先生也曾引述过一个印度的故事：“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着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懂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鲁迅全集》第3卷334页）可见，对别人的意见，不“审”也是不行的。众说纷纭之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固然需要择其善者然后从之。即使只有一种意见，也需要考虑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对，是不是完全对。《吕氏春秋》所说“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听言》篇），是有道理的。

听了意见要考虑，并不是要提倡不虚心。对别人的意见，置之不理，你说你的，我行我素，或者以为根本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拒人于千里之外，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只能使自己越来越落后。“审”的目的，是为了做到真正的虚心听取意见，追求真理。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仔细地加以比较，认真地思考，以至于到实践中去检验，然后判断哪一种意见可行，而不可行的意见中又有什么可以吸取的成分，使可行的意见更趋完善，这是真正虚心的态度。

但这样的“审”，做起来却并不轻而易举。比较、思考、实践，都需要时间，要得出结论，也就要有个过程。因此，从闻者说，应该强调慎重地“审”，既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对于不十分清楚的事，轻下断语，不是郑重的态度。从言者说，也要让闻者能有一个“审”的时间和过程。即使自己已经再三“审”过，自信这意见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要别人接受，这时间和过程还是少不了的。自己得出这一种看法既是花工夫、费心血的结果，如果希望别人在三言两语之间便照单全收，恐怕也未必切合实际。而如果因为别人还要考虑一下，或者甚至提出一些相反的（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意见来辩难质疑，就给他扣一顶“不虚心”或者“不敢承认自己无知”的大帽子，则恐怕更容易使双方的距离拉大，而无利于意见的被接受。何况，自认为正确的意见也很难说一定都对呢？

（《解放日报》，1962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