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特殊”的逻辑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如今经济学界已经有许多好的议论出来。这是一件大好事。过去多年来，这也是一块禁区。好像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越大越好，公有的程度越高越好，根本不需要问条件。于是，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东西被砍掉，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优越性。有些人听惯了这一套，并且据此对当前的经济改革提出了种种疑问。在北京，这些疑问还增加了一条“理由”，就是所谓首都特殊。这也算是“政治经济学”吧。然而，不管什么学，总要脚踏实地才能说得通。实际生活究竟是在怎样检验这些理论的呢？

前些日子，宿舍楼群路边来了两个弹棉花的，就在树荫底下，摆开架子，砰砰砰地弹起来，当天交货，大受居民的欢迎。抱着棉絮送来弹的，络绎不绝。弹棉花的师傅是从浙江温州来的，一个青年，一个小孩，一天的收入有十几二十元钱。据说，这样的人，在北京市有二三百，晚上多半露宿在火车站，实在有点不雅观。

怎么办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解决北京老百姓的“弹花难”。而且北京市待业青年甚多，安排颇为不易，为什么这个钱，本地人不能赚呢？据说，有关部门为此也很着急，开了多次会，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说是没有房子。那么，也学一学温州来客，走街串巷上门服务，岂不是好？然而，那却是万万使不得的。理由是，北京是首都，这样做有碍卫生，有碍市容。

本来，作为首都，只有为市民服务得更好的理，没有让市民不方便的理。北京人在街头巷尾弹花有碍卫生和市容，难道温州人来弹就不碍了？或者是老百姓入冬没被子盖更卫生些？可是，类似的“道理”却偏偏在许多事情中通行。例如，人力三轮客车，连新加坡也可以有，北京却不能有。理由也是落后，不好看。然而老百姓的需要却不管这些“理由”。事实上，用平板三轮货车拉病人去医院的并不少。这当然是谁也不敢去禁止的。又例如，因为是首都，饮食业就不准由个体经营。于是，北京许多素享盛名的风味小吃都不见了，到处只剩下炸油饼，饭铺门口还常常排起长长的队，这就不影响首都市容？因为是首都，街上就不能有缝纫摊儿，逼得有些妇女把衣料寄到外地去做，这难道能增加首都的声誉？天安门两侧林荫道上，就是不准摆摊儿，可是游人过此，连一口水都喝不上，究竟是有利于健康，还是有利于文明？

以反对落后的东西存在为理由，为更落后的现象的存在创造条件。作为首都市民的一员，实在不愿意再看到用这种怪逻辑来打首都牌子的现象了。

（《北京晚报》，1980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