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的活儿不能让五个人干

我们的企业效益比较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和许多外国比，我们的工人工资比人家低，可是产品却不如人家的有竞争力。同样的产品，如果卖同样的价钱，我们很可能要亏本。

有的外国资本家到中国来考察投资环境，他们把账算来算去，认为中国的工资太高，在中国设厂不合算。这里说的“工资高”，当然不是指哪一个工人拿得太多。就个别工人的工资说，都不高。但是一算总账，不对了，每一个单位产品里面的工资含量往往要比外国还高。

原因就在企业里按全体人员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太低。

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做到这一条，中国的经济才能振兴，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提高。

因为，一切财富都只有靠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工人进行生产，就是把自己的劳动凝结到产品中去。这个劳动，就是商品价值的来源。商品价值的另一部分来源，是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原料、材料、动力，以及机器、厂房的折旧。这些东西也是过去的劳动产物。过去的劳动变成了物，叫作物化劳动。一个活劳动，一个物化劳动，两个加起来，构成了商品的价值。讲经济效益，归根到底就是要求消耗比较少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

我们的经济效益差，差就差在单位产品耗费的劳动量太多了。说多也不是真多。并不一定就是花费了多少劳动去精雕细刻，而是有许多劳动时间浪费了，并没有真正在那里干活，但是还要照样开工资，因此还要计算到产品的价值里去。这真是太亏了。

工厂里人浮于事，做不到“满负荷”操作的情况，大家也都看见了。究竟多多少人？没有精确的统计，各厂的情况也不一样。许多人说，他们的厂子减下20—30%的人，生产决不会受影响。这种估计可能是接近实际的。有的企业用秒表实测全厂职工实际有效劳动时间，发现平均每天只有4.6小时，这种情况也许不是个别的。

产生这种情况，当然是有深刻原因的。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我们就曾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把留用人员统统包下来。这在当时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后来，我们又过分强调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困难，分指标，压任务，搞顶替，不管工厂需要不需要，不断地往里塞人。各个企事业单位反正是吃国家的“大锅饭”，来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的工资指标，不用自己掏钱，当然也就来者不拒。“进了公家门，就是公家人”，“铁饭碗”一端，无论干不干活、干好干坏，不但很少看到有被解雇的，就连犯了严重错误的，大部分工厂也不敢开除。

这样一来，按劳分配的原则就很难贯彻，劳动纪律很难严格执行，久而久之，企业的风气被败坏了，经营管理很难加强。

这几年，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围绕着打破“大锅饭”，采取了许多措施，也有效果，但是一般还没有触及劳动制度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端掉“铁饭碗”，所以效果就往往受到限制，有时甚至改改又改回去了。

现在，有些企业开始动劳动制度了，采取了种种方法来精减人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样做，会不会制造失业大军？社会主义不是不能饿死人吗？我看，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出现那么严重的情况。我们现在绝大多数城市，劳动吃饭的机会多得很，主要是有许多活儿城里人不愿意干。社会主义的原则本来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不饿死人也好办，给一点社会救济，保证饿不死，负担也不至于太重。

何况，现在一些工厂采取了许多过渡的办法，并不增加社会负担。例如说，一种办法叫作厂内待业，就相当不错。一方面，定岗定员，多余的人坚决离开岗位。另一方面，又不一下子推到社会上去，而是仍旧留在厂内，给60%、70%、80%的工资，仍能维持生计。他们的说法是，3个人的饭可以匀给5个人吃（不能吃得一样多），3个人的活儿不能5个人干。说得很有道理。

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喝”。劳动就要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才能干出样子来，才能出效益。多余的人混在岗位上，只能使大家都变懒，想干也干不出效益来，得不到鼓励。3个人的活儿5个人干，实际上往往连3个人的活儿都干不出来。还不如把多余的人放到明处，哪怕暂时养起来也可以，其余的人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干得不好可以换人，这样劳动第一线的精神才能振奋起来。3个人就可能真正干3个人应该干的活儿，甚至于干4个人应该干的活儿。在厂内待业的人，由于失去了原来实际上并不需要他们的岗位，也就可以重新组织起来，去开辟生产和经营的新领域，发挥他们的劳动才能，为社会也为他们自己创造更多的收入。

中国人是以勤劳者著称于世的。社会主义制度，应当为劳动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和聪明才智开拓道路。做到了这一点，“四化”的实现，中华的振兴，就都有把握了。

（《共产党员》1988年第7期）